中国共产党提升经济活力以应对大国竞争的历史实践及其启示

赵阳 张伟

2020年12月1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1)《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3日，第1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安全环境”(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近代以来，大国竞争构成了世界权力转移的最重要因素。其中，能否激发经济活力则是影响大国兴衰的经济基础。经济活力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供给和经济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及其潜力，它不仅是科技创新的源泉，也决定了军事战争的财政基础和军事技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大国竞争对国家安全所带来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着力提升经济活力，以之作为科技强国的支撑，作为应对大国竞争的基础。梳理这一历史实践，总结其经验与启示，对于当下更好地应对大国竞争、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 经济活力与大国竞争的成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基础性工作，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不同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对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深刻论述，对认识二者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理论前提。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升经济活力，统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以之作为应对大国竞争的基础，为当前把握经济活力和大国竞争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部分西方学者关于经济活力与大国兴衰的研究也为认识二者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处于美苏大国竞争的世界格局中，在国际上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遏制，在周边面临着美国对朝鲜和越南的侵犯。在这种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安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可见，毛泽东对战争以及增加军备对经济建设的影响有着清晰的认识。1955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谈话时指出：“只要有五十年的和平，我们便可进行十个五年计划。……但是美帝国主义真的要打，我们也不怕。我们不要打，它打来，那末便要扫它几下。”(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6页。在毛泽东看来，应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关键是要有一个长时期来进行经济建设，即将经济建设作为应对外部威胁的基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屡遭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国际形势的复杂严峻以及长期的革命战争的实践，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5)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86页。。因此，从“帝国主义的逻辑”出发，虽然保持了对国家安全的必要警惕，但也往往导致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峻，强调“打了再建设”。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美、中欧、中日关系逐步缓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入。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是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6)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这意味着经济建设是应对国际威胁的基础，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关键，而不再囿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代表团时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邓小平再次强调了经济建设在应对外部威胁时的基础性作用。这一认识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依据和重要推动因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将经济建设作为应对外部威胁的基础。从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国内状况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型安全观。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这个中心。在历史上，由于没有能够清醒对待国际国内某些事件，我们有过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严重教训。”(8)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的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2003年8月25日，胡锦涛在驻外使节的座谈会中指出：“既要看到随着我国发展壮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事实，又要看到我国仍然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优势和激烈国际竞争的压力；既要看到美国等西方大国在一些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需要谋求同我国的合作，又要看到西方敌对势力仍在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政治图谋的严峻现实。”(9)胡锦涛《开创新世纪新阶段外交工作新局面》(2003年8月25日)，《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页。胡锦涛的这一论述强调了国家经济、科技优势和激烈国际竞争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实质上将国家安全的重心放在了以科技、教育、经济、军事等为内容的综合国力的提升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作出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不仅对中美逐步走向大国竞争的发展趋势有着深刻认识，也对大国竞争给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作了提前预判。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风险挑战加剧。”(10)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00页。不仅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其他不稳定因素有了更多强调，而且强调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延续了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以经济建设应对外部威胁的认识，同时，统筹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以经济活力的提升增强大国竞争的能力，以此有效维护国家安全。2020年11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强调，“提高发展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有效维护国家安全”(1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202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782页。。将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重心放在自身发展，尤其是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综合实力”的提升，实质上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深化。2020年12月11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12)《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3日，第1版。。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依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好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以高质量发展奠定国家安全的基础，以高水平国家安全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则在于不断提高经济活力。

一些西方学者对大国兴衰的原因作了探讨，为我们认识经济活力与大国竞争的历史规律提供了有益借鉴。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西方之所以逐步崛起，在于其具有独特的“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所倡导的天职观把世俗事务看作是个人从事的崇高活动，新教天职观将劳动、赚钱视为伦理的“至高之善”，“赚钱、获利总是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并将其视为一生的最终目的”，而“不再满足于自己的物质所需要的手段”(1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龙婧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1页。。伦理与宗教的关联祛除了商业发展的内在障碍，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内在的理性，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为西方崛起的重要推动力。保罗·肯尼迪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创造财富，那么，从长远看，就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14)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以及对财富的配置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如果将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而不用于财富的再生产，会导致经济的衰退，进而导致军事力量的衰落。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则认为，包容性制度是国家变得强大的主要原因，而汲取性制度则是国家衰落的主因(15)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因为，汲取性制度未能很好地保护产权，抑制了商业活力，进而抑制了经济活力。格伦·哈伯德和蒂姆·凯恩认为，大国衰落从根本上说是经济衰落，经济衰落是制度停滞的结果，制度停滞的主要原因是阶层、派别、宗教、信仰等因素建构了群体的政治身份，导致阶层固化，阻碍制度变革。这表现在“一个派系控制政府，执意维持现状。当这样的派系——比如土耳其禁卫军——干预经济时，就不会产生创新”(16)格伦·哈伯德、蒂姆·凯恩《平衡：从古罗马到今日美国的大国兴衰》，陈毅平、余小丹、伍定强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75页。。这两个方面都会导致财政失衡，进而导致经济衰落。中国经济维持高速增长，对于中国和全世界都有好处。但是，中国必须更加爱护环境，调整收入分配不均衡，解决农村城镇化等问题。

二 经济活力与中美大国竞争

美国相对多元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和政治结构，为商人和企业家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使美国相对于英国、荷兰、法国等国家，更富有经济活力。有活力的经济推动了美国强大的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美国的社会精英深知经济活力对科技创新和军事技术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在中美大国竞争中，美国企图通过抑制中国经济活力，进而阻遏技术创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由于中国科技水平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以及核时代的“恐怖平衡”，使美国虽然致力于与中国开展大国竞争，但也强调尽可能避免大国竞争演变为大国冲突。这在美国近几年所制定的遏制中国的战略文件中，比如《国防战略报告》(2018)、《印太战略报告》(2019)、《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2021)等，可以窥见一斑。这意味着，美国当前对华战略以遏制中国经济、科技崛起，阻滞中国现代化为重心。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将其全球战略建立在经济、军事与科技特别是新技术的综合优势之上(17)刘德斌《概论美国国家战略思想的演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5期，第75页。。为了维持这一优势，不仅力图谋求和维持高新技术领域的全面优势，也非常重视“国际技术竞争以及对潜在对手的技术遏制”(18)石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根源》，《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1期，第21页。。在美国的政治精英看来，经济活力是技术创新的基础，遏制战略对手不仅应直接制裁其关键高新技术，还包括对孕育高新技术的经济基础的削弱。乔治·凯南认为，苏联经济管理不善，建设投资急、质量次、折旧费大，造成苏联是“一个经济上脆弱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虚弱的国家”，使其不能“维持那些靠真正的物质力量和繁荣的产品的出口”(19)乔治·F·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张小明译，《政治研究》1988年第1期，第84页。。这些缺点的存在使苏联社会主义包含着衰败的种子，这就使得美国对坚定的遏制政策充满信心，在多个领域对苏联进行打击。美国的政治精英认为，“如果我们施以足够的压力，捉襟见肘的苏联经济就会最终崩溃，这个共产主义制度也会遭到同样下场”(20)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谭朝洁、孔岩、邓勇、马学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在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看来，“决定美苏竞赛结果的将是社会的创造性。两种制度的科学技术能力，包括军事力量，归根到底是基于创造性的革新之上的。而革新与其说是个人才能的作用，还不如说是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作用。两个国家都有很多有才能的人。起关键作用的是对他们的才能的使用”(21)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刘晓明、陈京华、赵滨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20页。。

综上可见，美国社会精英将经济活力视为科技创新的基础，又将经济活力和科技创新视为军事力量的基础。在开展大国竞争时，往往注重维护自身经济活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不使军事竞争抑制这一活力，同时又通过经济制裁、技术禁运、军备竞赛等手段抑制对方的经济活力，进而削弱其科技创新能力和军事能力的基础。这一点实际上一直贯穿于对华遏制战略之中。早在1953年11月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声明(NSC166/1)中就表示，“美国可以通过经济封锁和说服其盟友实行类似的封锁，给中国共产党实现工业化的努力制造困难和进行拖延”(22)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2020年4月，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小组发表的报告《为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认为，虽然中美竞争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多个维度，但其关键是地缘经济，而经济竞争的关键是技术和创新，这对于未来获取军事优势和商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在《印太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认为，要承认经济、治理和安全之间的联系，这些都是塑造该地区竞争格局的基本组成部分。以竞争为基本手段，以经贸问题为突破口，“打造一项有效限制中国力量增长、迟滞中国崛起步伐，同时又能够促进美国利益的对华政策”(23)吴心伯主编《中美关系战略报告2019》，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就成为遏制战略的重要内容。美国政府先后制定了《无尽边疆法案》、《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外国公司问责法》等法案，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进行全方位打压和遏制，还对华为、中兴、大疆科技等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制裁。与此同时，美国还联合其盟友，将部分企业迁出中国，对中国芯片实施制裁等，推动产业链的“去中国化”。日本启动“召回”部分日本企业的计划，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鼓励美国企业回流、部分企业向东南亚迁移。在这一企图未产生广泛影响后，又选择芯片进行重点领域产业链的“去中国化”。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欧洲等盟友加强芯片产业链一体化建设，共享部分芯片数据，并将芯片纳入“瓦森纳协定”。除此之外，美国还以“危害国家安全”、“存在经济威胁”、“侵犯公民隐私”等借口，采用威逼利诱的方式推动盟友与美国一起，排斥或放弃使用中国电信、核电等产品或技术。这些不仅导致部分中国企业生产困难，在部分深度依赖美国技术的产品生产上陷于停滞，还导致中国企业参与世界市场面临诸多不公平的竞争，也对中国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与国外相关单位进行交流、合作设置了重重障碍，对中国经济活力的保持和提升以及对中国经济、科技的现代化势必产生深远影响。

除了对中国进行直接经济和科技制裁之外，美国还企图通过诱使军备竞赛，实施“以压促变”，使中国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从深层次上削弱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尼克松在对美苏冷战的分析中指出：“莫斯科的军事力量是它的唯一老本。这样巨大的军事力量，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实力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24)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第33页。美国的政治精英深谙苏联的错误在于“军费开支过大，民用技术投资欠缺，因此它的经济崩溃了”(25)格雷厄姆·艾利森、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编《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因此，加强军事威慑，迫使中国卷入边境纷争或者局部冲突，给予“台独”势力以军事支持，可以刺激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焦虑，迫使中国增加军事预算，从而减少经济发展的活力。为此，美国建立了“四国机制”、AUKUS联盟，协调跨大西洋组织和“五眼联盟”在对华遏制战略上的一致性；研发超声速导弹，改进战略轰炸机，加大太空武器研发，推动核弹小型化和实用化等；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声援印度，为印度提供军事武器和后勤物资，鼓励印度对抗中国；在东海、南海，否定中国合法领土主张，挑动和中国有领土矛盾的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对抗中国；在台海，实施“毒蛙战略”、“豪猪战略”，通过向台湾当局出售先进武器、邀请台湾当局参与军事演习，通过法案授权美国出兵“协防”台湾地区等，刺激“台独”分子“以武谋独”、“依美谋独”。这些措施都旨在加剧中国军事战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张力，迫使二者出现失衡。“以压促变”战略企图通过激化中国内部矛盾，以内部力量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或者冲击政治稳定。尼克松认为：“从冷战开始直到1969年，美国奉行的是遏制政策。它试图用一系列联盟把苏联包围起来，从而阻止苏联的扩张主义。这种做法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到一定时候，内部力量将促使莫斯科改变它的政治制度并改变它的侵略行径。”(26)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第55页。政治秩序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对政治秩序的破坏，则冲击经济发展的基础。正如李光耀所言：“在今后几十年内，如果不发生脱轨事件，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持续。但是数个严重的国内挑战将消耗中国政府大量的精力、时间和资源去处理。如果任何一个挑战失去了控制，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或社会动乱。”(27)李光耀《李光耀观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实践证明，中国能够对错误的政策进行反省，及时予以制止，以免造成更大的问题。

三 提升经济活力应对大国竞争的举措

经济活力是科技能力和军事能力的基础，也是大国竞争的关键。中国应紧紧围绕增强经济活力这一战略目标，使维持国家安全与保持经济活力相均衡，构建富有竞争力、创新力的经济制度，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营造有助于提升经济活力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以经济活力奠定国家安全的物质保障。

第一，维持国家安全与增强经济活力的动态性平衡。国家安全与经济活力的失衡，是大国竞争失败的重要因素。以苏联为例，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以及“把资源从使用效率不太高的农业领域转移到工业领域”，导致了汲取性制度的发展，“无法产生持续的技术变革”(28)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第64、92页。。《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2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统筹国家发展和安全，党和国家积极维持两个平衡。一方面是处理好稳定外部环境和保持经济活力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军费预算和经济增长的整体关系，使军费增长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不挤占用于科技研发、公共教育、设施建设、公共福利等财政支出。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30)《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抓紧工作 奋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人民日报》2020年8月1日，第1版。党中央从中美竞争的长远战略出发，客观把握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方位，区分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和次要、短期和长期威胁，灵活而务实地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合理管控存在的分歧，避免冲击经济发展大局。另一方面是处理好稳定国内政治秩序和增强经济发展活力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但是国内经济发展环境面临着深刻复杂的变化，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问题依旧突出。对此，习近平指出：“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3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2020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2版。

第二，构建富有竞争力、创新力的经济制度。大国竞争已经“从单纯的政治和战略领域(1979-1983年间)逐渐转移到新技术的开发、运用上”(32)埃尼奥·迪·诺尔福(Ennio Di Nolfo)《20世纪国际关系史：从军事帝国到科技帝国》，藩源文、宋承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0页。，而富有活力的经济是推动技术变革的基础，也是决定军事能力的基础。因而，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提升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是应对大国竞争的关键之举。2020年7月24日，习近平在吉林调研时强调，要“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33)《增强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人民日报》2020年7月27日，第1版。。党和政府围绕着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确保市场竞争公平、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首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西方崛起的历史看，市场是城市和乡村的纽带，“刺激、活力、新事物、创举、各种觉醒、增长、甚至进步皆由此涌出”(34)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12页。。党和政府一方面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营造支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宏观调控新机制，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的多个主体、多重环节、多个领域相互链接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扎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和行动”(35)习近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2018年1月30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41页。。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从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等层面，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建设(3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2020年5月11日)，《人民日报》2020年5月19日，第1版。。其次，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产权的确立是刺激创造发明、创新创业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完善了以管资本为主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制度，健全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及完善和细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交易、保护制度规则等。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37)中共中央、国务院《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人民日报》2021年9月23日，第1版。，明确了知识产权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内容、法律体系、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推动了产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最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2015)、《关于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2015)、《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2015)等政策文件，通过完善《反垄断法》、降低税费、拓宽融资渠道等措施，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营经济“日益成为经济增长、创新、就业、对外贸易的重要力量”(38)冯留建《中国共产党民营经济改革的百年历程与历史启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1页。。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讲话时强调：“我们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变压力为动力，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39)习近平《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64页。同时，还注重提倡企业家精神。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要求，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40)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7月21日)，《人民日报》2020年7月22日，第2版。。为此，党和政府积极营造企业家公平竞争与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加强优秀企业家的培育和引导，积极培育以冒险精神、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为基本内容的企业家精神。

第三，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世界进入近代以来，权力向西方的转移是以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后对世界市场的开拓为基础的，贸易影响着国民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发动战争的潜力。当前，“全球生产结构的性质越来越受到跨国企业的支配”(41)苏珊·斯特兰奇(S. Strange)《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79页。。深度融入世界市场，不仅可以将产品投放到整个世界市场，利用规模经济获取超额利润，创造投入更多资金进行技术研发的条件，还可以利用全球的人力、物力、技术、资本等，厚植创新创造的基础，同时也能够在多元、开放的环境中，积累全球性管理经验，提高管理体制的整体效率等。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42)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03页。为此，党和政府通过多种措施积极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首先，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25页。。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44)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8月24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从2013年9月至2020年9月，我国先后开辟了上海、广东、辽宁等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通过便利跨境贸易投资活动、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便利外籍高层次人才等措施，推动海南逐步形成自由贸易港制度体系(45)中共中央、国务院《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人民日报》2020年6月2日，第1版。。与此同时，党和政府深化了珠三角地区改革。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通过简化外资行政审批流程、完善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拓宽外资市场准入等措施，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其次，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2013年9月8日，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46)习近平《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9月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287页。，随后又多次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容、路径、意义等做了系统阐述。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47)习近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90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先后制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2014)、《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等政策文件，确立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原则、框架思路、合作机制、具体行动等。同时，构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合作基本架构，使“一带一路”建设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等战略规划相衔接，将沿线国家建成一个互利合作网络。在重点领域，通过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加强人文交流等措施，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在世界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的国际背景下，习近平指出：“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将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中国将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中国将始终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48)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03页。为保障合作交流的深入，构建了系列多边、双边合作机制，依托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协调相关行为，落实共同政策。

第四，营造有助于提升经济活力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大国竞争是一种制度的效率和另一种制度的效率、一个社会的活力和另一个社会的活力之间的竞争。经济活力归根到底是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力的体现和结果。《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体制改革，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4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就政治层面而言，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0)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90页。，其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此“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51)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93页。。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促进公平竞争等(5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颁布实施，从行政体制、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层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奠定了经济活力的基础和保障。就文化层面而言，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仍然普遍存在。它使公众对进入“体制内”给予较高社会评价，而对技工、商人、创业者的社会评价则居于其次。这种认知使得众多青年学生在职业选择时更倾向于“体制内”，抑制了人才向工商业领域的流入，在深层次上抑制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和劳模表彰大会，提倡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2020年11月24日，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53)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第2版。中宣部、商务部、工商联、教育部等部门和机构通过出台优化营商环境、维护企业家权益、提升职业教育地位、表彰劳动模范等措施，积极促进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培育与践行。就社会层面而言，一个富有创新力、竞争力的经济只有兼顾公平与效率，才能行稳致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5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第47页。。围绕这一目标，党和政府通过健全就业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健康保障、提升教育公平性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5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除此之外，还积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5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87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5)、《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201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2018)等政策文件，不断增加对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投入，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5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四 历史启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就是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史为鉴，才能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提升经济活力以应对大国竞争的历史实践，对于新发展阶段下中国更好地应对大国竞争，有效化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更好地捍卫中国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现实启示。

第一，提升经济活力、增强创新能力是应对大国竞争的经济基础。大国竞争是长达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国家竞赛，其结果并非取决于以几年或者十几年为计量的特定历史阶段的胜利，而是取决于持续的、整体的军事力量、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军事力量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又取决于经济活力。习近平指出，要“充分认识创新是第一动力，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着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58)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47页。。因而，只有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的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富有活力的经济，才能支撑长期的大国竞争。应对中美大国竞争，中国应通过深化市场经济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产权制度、融入全球化、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措施和手段，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积极推动民营经济高质发展，“从市场体制、产权制度、国家治理、企业家精神等层面支持民营企业成为创新主体”(59)冯留建《中国共产党民营经济改革的百年历程与历史启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2页。，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时代潮流。

第二，统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是应对大国竞争的战略关键。美国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乃至种族都很不相同的大国崛起。我们必须积极主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做好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外交上、军事上各种斗争的准备，层层负责、人人担当。2020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促进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60)《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3日，第1版。。面对中美大国竞争，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竞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对中国内部矛盾的诱发、对中国国际环境的破坏，对损害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应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活力的增强推动科技创新，再以之推动综合国力的发展。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在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增强政治、社会、文化活力是应对大国竞争的力量源泉。经济活力源于社会活力，社会活力取决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结构的包容性、开放性、多元性。经济活力由市场主体的活力所促成，市场主体背后是商人和企业家。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在历史上的崛起，源于其思想文化、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为商人和企业家发挥才能提供了条件。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以“三纲五常”伦理道德为取向的思想文化，以儒家士大夫和乡绅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以“家天下”为特征的皇权政治，抑制了商人和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是近代中国衰落的重要根源。对商人和企业家的包容，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科技、社会、文化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面对大国竞争，提升经济活力，要不断增强社会、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创造制度、政策、社会条件，使商人和企业家的才能得以充分施展和发挥。

第四，灵活、务实、多元的外交战略是应对大国竞争的必要支撑。中国的崛起对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产生了冲击，中美世界权力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这不仅影响到中欧、中日、中印关系，也进一步影响着中国与亚、非、拉部分中小国家关系的发展。因此，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实施灵活、务实、多元的外交战略。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61)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2018年6月2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28页。对于大国之间的博弈，也不能只看到地缘政治、地缘战略，还要看到推动变局的更深层次、更广泛影响、起更长远作用的力量因素。比如，经济发展及其带来的格局调整，科技进步及其促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文化觉醒和复兴及其激发的碰撞和交融，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其产生的对国家与社会治理的诉求，等等。总之，只有努力营造相对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才能为提升经济活力、应对大国竞争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