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 薯

崔来福（河南辉县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妻子爱吃红薯，经常大兜小兜地买了往家里掂。其实我也愿意吃红薯，因为我爷爷以前是卖红薯的，小时候没少吃这东西。

爷爷在我上小学前就去世了，但至今我仍旧对爷爷在昏黄路灯下卖红薯的情景记忆深刻。爷爷卖的红薯不是烤红薯，而是蒸红薯。他事先在家里把红薯洗净蒸好，然后放进用“小棉被”裹着的篓子里，拉到街上卖。曾记得一天傍晚，后奶奶带着我去戏院里看戏，散场后，街上已经灯昏人稀了，但爷爷仍旧在对过的电影院广场上的一根电线杆旁边裹着个棉大衣坐着，他的前面是红薯篓，后面是他的孤寂的身影。我那后奶奶上前问他红薯卖得怎么样了，爷爷说还剩下一点。他说着话，就抻手掀开篓子的盖儿，从里面拿出一根还热乎乎的红薯递给我。后奶奶让爷爷收摊回家，爷爷不肯，只是让我们先走。

爷爷在我的眼里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因为他是我家族中唯一一个娶过三个老婆的人，我的那个后奶奶是他的第三个老婆。后奶奶陪着爷爷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然后就回到了她亲儿子的家中，顺便也带走了爷爷积攒了一辈子的家私。此后的爷爷便留在了我们家人的记忆中了：妈妈经常在闲谈中提到爷爷，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了我娶妻生子。现在，妈妈已经过世，她的那个习惯又被我妻子“接棒”，正应了那句老俗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妻子最爱讲的“桥段”是爷爷给我亲奶奶当媒人的事情，她带着笑模仿着我爷爷的口吻说话的样子，常使我忍俊不禁。

那个时候，全国还没解放，兵荒马乱的。爷爷正开着饭店，接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包括一些逃难的人。我的亲奶奶就被裹挟其中从新乡来到了辉县，来到了爷爷开的饭店。当时爷爷的第一任老婆已经去世，他看到了我的亲奶奶孤身一人，就萌生了爱意。他对她说，外面乱糟糟的，你一女人家，多不方便。我给你介绍个对象怎么样？我亲奶奶说，那就拜托你这个好心人了。爷爷说，那个人和我长得差不多，你看看我的样子，相中相不中？（妈妈说，我的亲奶奶曾经是某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当时携带着许多值钱的东西逃难，一个女人家在外面漂流确实很危险，也许就想找个踏实的人做个依靠）奶奶就对我爷爷说，那你给我说合说合吧，事成之后，必有重谢！爷爷说，谢啥谢？咱们是一家人——那个人就是我。

爷爷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我的亲奶奶。他的前妻没有给他留下一儿半女,他的后妻不但在他瘫痪尿床后在他身下铺满了煤渣，还在他去世后卷跑了他几乎全部的家私，唯独这个中间的妻子，也就是我亲奶奶，连着给爷爷生下两个男孩，延续了崔家的香火。奶奶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她利用手头的闲钱替爷爷置地买房，操持家务，让这个家庭显出了勃勃生机，而她自己却积劳成疾，在我父亲14岁时撒手人寰了。去世前，她还置办了两个儿子在将来结婚时所需要的一切，包括穿的戴的，铺的盖的。这真如秦观的《鹊桥仙》中所说的那样：“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我小时候只见过爷爷卖红薯，但我知道爷爷开饭店这事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家里有许多老物件我是见过的——春凳、长条凳子、大鏊、风箱，以及几把油面刀等等。我考上大学那年，父亲送我去报到，在公共汽车上，有一个人开始和父亲喷起闲空儿来，他说他是爷爷的徒弟，又说爷爷炸油条那真是一绝——他是用筷子挑着面进油锅的，捞出来的油条薄厚大小均匀，咬起来酥脆可口；让人叫绝的是他现挑现卖，能够根据客人需要的斤称来挑面，出锅后的油条用称一称，不多不少正合顾客要的那个数。我后来惊奇地问父亲，爷爷怎么还有徒弟？父亲说，有七八个呢。接着他就随口报了几个人名来，然后带着遗憾说，这些人没一个能达到你爷爷的水平。我又问，那爷爷怎么不把他的绝技传给你？父亲说，他不想让我们吃他受过的苦。

也难怪爷爷有那样的想法，因为父亲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48岁了。我记得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爸爸总让我坐在他那破旧的自行车的前梁上，然后骑上它在城里面转悠，逢人便笑着说我是他的“老生儿”。我出生时，爸爸才25岁，且这样疼爱我，更何况爸爸是爷爷真正的“老生儿”呢？爷爷一门心思想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好好读书，将来好轻轻松松体体面面地生活，就轻易不让他们进自己的饭店帮忙。也正因他的这个一念之想，使得他的那门“绝技”成了传说。

关于爷爷的传说还有很多，几乎每一件都能颠覆我的认知。例如有一位和父亲年龄相仿的邻居大叔说我爷爷储存鸡蛋的方法谁都比不了，他把鸡蛋埋到煤里贮存；再如我的叔叔说我爷爷属于那种“只顾低头拉车，不抬头看方向”的主儿——辉县解放前夕，饭店的生意突然火爆，爷爷大喜，没日没夜地干；结果后来新政府宣布，旧钞作废。爷爷只好把所有的旧钞收集起来装了两麻袋，用它烧地锅做了一顿饭，饭熟以后旧钞竟然没被烧完。

爷爷开饭店赔了，这也算是好事——在划成分时，我家就因为没钱被划为了中农。但坊间一直流传着我爷爷手里面有银元。在我四五岁时，艾家胡同的艾启来我家找我爷爷，他的四儿子背了把铁锨跟在后面。他问爷爷：“老崔，买你点银元……你把银元埋哪了？”彼时爷爷已经糊涂，拿着拐杖在院子里乱点，他的四儿子也是一顿乱挖，最后什么也没挖到。他们爷俩儿兴冲冲而来，气咻咻而去。

既然外面都在传，我妈妈也就动了心思。我那后奶奶晚饭后来我家闲聊，我妈妈就趁机对我后奶奶说起银元的事了。我那后奶奶一开始矢口否认。我妈妈就说，妈，俺也不白要，市场是啥价，俺出啥价。后奶奶于是就答应回去再找找看。过了一天，就拿出两块银元，说，就剩下这两块了。我妈妈买了这两块银元后，就当宝贝一样放着。在我家盖新房时，因我的姨哥出力最大，妈妈就送了一块银元给他，剩下的那一块，妈妈一直珍藏着。妈妈去世后，爷爷的那块硕果仅存的银元便由爸爸交给我爱人保管了。

爷爷开饭店的事可谓是一波三折，他在公私合营前是自己干，在之后又在饮食服务公司干，再后来公司裁减人员，他就回家种地，再后来到了1962年，国家又允许私人做生意了，爷爷就又重操旧业，只是规模比以前小多了，仅仅是炸油条卖胡辣汤。干了有两年，国家又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了，他就又开始种地了。在他70岁高龄的时候，还拉着平车往地里送粪。他在前面拉，我那后奶在后面推，引得路人纷纷观看。有人就问爷爷：“恁大岁数了，咋不叫你孩子拉？”我爷爷卖俏说，俺没儿没女啊。我爸爸听说这件事后，脸上挂不住了，就说了爷爷一通：“你以后再不要出去干活了，把你儿子的脸都丢尽了。”爷爷嘿嘿一笑，却不以为然。

爷爷之所以后来选择卖红薯，是因为腿瘸了。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事了，彼时国家又允许个人做生意了。爷爷已经是75岁的人了，开不了饭店了，就开始卖冰糕。他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去村边地头吆喝着卖。每天早出晚归，很有规律。可是有一次天黑了，他还没回家。家里人就到处寻他，终于在韭山根附近找到了他——自行车在路边支着，爷爷在地上坐着。问他，才知道被车撞了。开车的人把爷爷扶起来要送诊所去，爷爷死活不让，说自己没事，让那人快走。那人走后，爷爷却骑不动车了，只好坐在地上。

爷爷在家里养了几个月伤，觉得好了，就又出来活动了。可是他走起路来，就一跛一跛的了。尽管爷爷闲不住，奈何由于腿的原因，再也骑不了自行车了，冰糕也就卖不成了。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去街上卖红薯，于是就置办了筐篓，买了红薯，在家里蒸红薯。家里人都劝他该歇歇了，他只是不听。叔叔一急，就把他的筐篓掀翻了。爷爷顿时火冒三丈，抡起拐棍就夯叔叔，叔叔一看不好，掉头就跑。爷爷拄着拐棍走不快，就让父亲扶着他追撵叔叔，边走边骂骂咧咧地说着气话。父亲说，这是爷爷第二次生叔叔的气。第一次是在叔叔读小学的时候。那时的叔叔经常逃学，一来二去就被爷爷知道了。爷爷一开始就单单骂叔叔，可是越骂火气越旺，就顺手抡起一根棍朝叔叔屁股上打去。没想到，棍子的那一头正好有颗长钉露出头来，这一抡下去，叔叔的屁股上流出血来了，而爷爷的眼泪“唰”的一下流出来了。自此以后，爷爷就不再打骂叔叔了。叔叔那次掀翻的不仅仅是筐篓，更是爷爷对未来的希望，因此才惹得爷爷怒火攻心，失去理智。

后来叔叔向爷爷承认了不是，承诺以后要帮助爷爷把蒸好的红薯拉到街上摆摊，爷爷的脸上才有了笑意。

我记事的时候，爷爷就开始卖红薯了。他蒸的红薯成了我小时候的最爱，我想吃红薯的时候就去找爷爷。三年后，正是父亲的而立之年，爷爷这座山崩塌了，激起的“尘石”弥漫在全家人的脑海中，至今仍难散开。

现在，每当吃红薯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想起了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