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电波助力红四方面军

路福贵

1931年10月的一天，从上海沪东华德路的一栋楼房里走出两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们一出门便直奔火车站。过了几天，上海沪西康脑脱路的一栋楼房内，也有两名学生模样的青年出门。他们先到闹市买了衣帽化装成商人，再奔往火车站。过了南京后，他们再通过秘密交通線，跋山涉水，进入鄂豫皖苏区。其中的一名青年、原中顾委委员宋侃夫后来回忆：“我终于赶到了新集（即现在的河南省新县）。新集原是地主民团的土寨子，寨墙已经坍塌，墙基还在，有红军站岗，我被领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在鄂豫皖军委我见到了从徐州、蚌埠、六安先期进入鄂豫皖苏区的蔡威、王子纲同志。他们两位和我是中央特科同事。在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开始的时候，旧友重逢，怎不令人激动呢？”

这些青年人都是中央特科派到鄂豫皖苏区筹建无线电通信工作的人员。宋侃夫，原任上海市法南区委秘书长、组织部部长。1931年初进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报务，进入鄂豫皖苏区后，担任鄂豫皖军委参谋部电信处处长，负责谍报和机要工作。宋侃夫回忆：“中央特科乐少华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中央搞无线电通信的一些同志，要进入苏区，宋侃夫和徐以新同志到鄂豫皖去。并要求我们在动身之前记好4套密码。为了避免进入苏区时发生意外，密码不能写在纸上，要背熟记在心里。要我记住的是3套：同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联系的密码。要徐以新记住的是与中央联系的密码。”徐以新，1927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赴苏联留学，1930年转为共产党员。1931年从苏联回国，11月参加中央特科学习报务。蔡威，1924年上半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同济大学学生。与蔡威同行的王子纲，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来是天津《庸报》译电员。这4位来自中央特科的“火种”到了鄂豫皖苏区后，白手起家，开启了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侦察工作。后来，宋侃夫、蔡威、王子纲3人都成了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侦察专家。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组建不久，电信工作几乎是一片空白。宋侃夫、蔡威等人将红军在战斗中缴获的无线电器材仔细清理后，发现连一部完整的电台也凑不齐。1931年12月，黄安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全歼了国民党军赵冠英第六十九师，缴获了一部较完整的电台。1932年2月，在商（城）潢（川）战役中又缴获了张钫部的一部电台。为保证将电台安全、完整地转运到后方，宋侃夫骑马赶到前线指挥部去接收，受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热情接待。徐向前叮嘱宋侃夫仔细检查电台，临别前又挑选了两匹好马，送给宋侃夫和蔡威。

此后，通过这些电台，红四方面军同中央苏区取得了联系，然后又同湘鄂西的红三军进行了沟通，接着又与湘鄂赣苏区联系上了。在同湘鄂西的来往电报中，有两份电报的内容，王子纲一直记得很清楚：一份电报是要求红四方面军派飞机去轰炸，还有一份是要求红四方面军派部队去支援。鄂豫皖苏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时，刚刚建立的电台收到了中央苏区电台的呼叫，这是一份党中央向鄂豫皖苏区党代会发来的贺电。电文被送往会场宣读，全体代表兴奋地站起来热烈欢呼，掌声经久不息。

据宋侃夫回忆：“1932年三四月间，我们这个电台正式呼叫，首先呼叫的是中央苏区。王子纲同志报务十分精通，手法极好。与中央苏区叫通后，我立即就判断出和我们通报的是我们很熟识的老康（即曾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受周恩来派遣在特科工作）。因为通报密码是我从上海带到苏区来的，译电工作一直就落在我的身上。开始通报，报文极其简单，因为张国焘还是怕敌人听到，不大放心。第一封电报是向中央苏区汇报了黄安大捷的情况。我们陆续收到中央一些政策性文件，如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俘虏政策、地富政策等。这些文件对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紧接着与湘鄂西、赣东北苏区也相继叫通。”

鄂豫皖苏区第一部红色电台建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远离中央、孤军苦战的局面，并在之后的战斗中大显神威，帮助红军接二连三取得胜利。

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无线电台台长蔡威回忆：“在苏家埠、韩摆渡、潢川战役中均有电台缴获。黄安之战，最为高兴的是缴获了一部15瓦的电台。紧接着，商潢战役又打响了，又缴获了一部电台。这样，无线电台的器材就齐全了。”

宋侃夫也回忆：“1932年在皖西北苏家埠打了一仗，这是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打得最漂亮的一仗。记得这一战役开始前，由于敌情有些变化，张国焘决心动摇，想撤出战斗，由于徐向前同志的正确判断和亲自指挥，坚持采取围点打援的运动战，终于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消灭敌军3万余人，活捉敌军总指挥厉世鼎及不少师长、旅长，缴获机步枪2万余支、山炮数门。我赶到前方收缴战利品。在一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无线电台器材，我们喜出望外，真是有如天上掉了馅饼。我们粗略地估计了一下，至少缴获了3部电台。这批器材运回以后，电台的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鄂豫皖苏区领导认识到无线电联络的重要性，从多方面给予支持：一是优选有文化的“红小鬼”举办训练班；二是引进人才。当时，蔡威发现被俘的国民党军一三八旅电台报务主任马文波表现良好，立即找他谈话，并请示上级，聘请他当了红军无线电训练班教员。马文波积极肯干，培养了一批无线电人才，成绩斐然，使鄂豫皖红军无线电台在一年之内发展到5个台。1955年，马文波被授予少将军衔。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边界地区转移。

转战途中的一天，蔡威带着电台行军时，突然被敌军包围。情况危急，蔡威临危不惧，下令掩埋电台。敌人狂喊：“抓活的！抓活的！”子弹“嗖嗖嗖”地从他身边飞过。当年14岁的红军小战士胡正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副部长）回忆：“那时，我正好走在蔡威同志的后边，看到他把身上的东西一件一件地丢掉，接着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一面走，一面放在嘴里嚼，把本子全部嚼烂吞进肚子里。后来，别的同志告诉我，他是电台台长蔡威，他吃的是密码本。我感到蔡威同志很不简单，在万分危急的关头，想的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党的机密。”当年电台警卫员陈福初（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政委）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因為他在电台时间更长，所以他更懂得道理：“蔡台长经常教育我们‘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这是红军无线电台铁的纪律，也是中央特科的优秀传统。蔡台长身体力行。”徐向前得知无线电台遇险，立即命令二一八团团长徐深吉率部队返回抢救，打退偷袭之敌，挖回电台，化险为夷。蔡威遇险吞食密码本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解放军通信院校作为进行忠诚和保密教育的一个经典案例。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相继攻克四川省通江、南江、巴中三县，随后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电台转战鄂、豫、皖、陕、川5省，行程数千里，始终保持了电信联络的畅通，跟随总部抵达川北通江。

2008年，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曾说：“中国工农红军的技术侦察情报工作是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亲手创建的，是在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技侦老同志们的共同奋斗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密码破译技术的掌握，使红军的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技侦情报工作的独特优势，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张震概括了3个方面军无线电侦察部队的光辉业绩、由来和发展。由于对敌斗争需要，他们的事迹被保密尘封60多年，直到21世纪初才逐渐解密。

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侦察工作，是在无线电通信联络工作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宋侃夫回忆：“为了对付敌人的围攻，我们开始建立对敌人的侦察情报工作，我和蔡威同志集中搞破译。”1933年，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把电台分为前后两个台：二台在前，蔡威任台长，一台在后，王子纲任台长。一天下午，王子纲在收听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两个电台发报的报头、报尾都使用明码，中间使用密码，回答也是使用明码。王子纲激动地把大伙叫来一起监听，观察数日后，终于发现这就是国民党军田颂尧、邓锡侯部的电台。这两个电台移动时一定会发“QRC”（贵台何处）、“QRA”（贵台何名），就这样，红四方面军从电报中知道了敌人的行止情况，侦察工作也就从此开始了。

川陕苏区的建立，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1933年初，蒋介石委任军阀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2月，敌军以38个团对红军发动“三路围攻”。蔡威率二台跟随王树声的红七十三师赴南江前线一个月，积累了许多密码资料。回到毛浴镇后，他和宋侃夫、王子纲共同研究，终于把田颂尧部密码电文1至9的角码排列出来！为了攻下0范围的角码，蔡威常常废寝忘食。他有几次被炭火烧了鞋裤，却全然不知。一次，他出去解手，一只脚穿鞋，一只脚踩在地上，口中还念念有词。通信员看见了，便问：“蔡台长，你怎么只穿一只鞋子啊？”蔡威这才猛然醒悟。他奋战一个月，终于把0字角码攻克，破解了田颂尧部全部密码。之后，蔡威又相继破解了刘湘等四川各路军阀所使用的“统密”“智密”“苏密”，而且还破译了蒋介石在四川周边嫡系部队的密码。

经过慢慢积累摸索，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侦察人员把敌人的番号、驻地、电台符号都搞清楚了。到1933年5月，王子纲凭借早年在天津《庸报》的译电经验，能很快破译出敌人的密码。从此，红四方面军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能了如指掌。

空山坝战斗是反“三路围攻”的最后一仗，战斗开始前，王子纲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破译了敌军的密码。5月20日，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侦察电台的情报，掌握了敌军作战部署和企图，决定以10个团的兵力发起攻击。徐向前先以一个团插入敌左侧后，21日拂晓突然向空山坝西南之敌发动进攻，将敌部署打乱；红军方面军主力随即向敌正面和右翼猛攻。经三昼夜的激战，歼敌7个团，击溃6个团，俘敌5000人，缴枪3000多支。其他两路敌军见势不妙，仓皇退逃，红四方面军乘胜追击，取得了反“三路围攻”的决定性胜利。

1933年8月，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刘湘新的“围剿”尚未组织就绪之际，迅速开展了仪南、营渠、宣汉3次进攻战役，攻占了仪陇、营山、达县、宣汉、万源5座县城。到10月，根据地扩大到4.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建立了绥定、巴中两个地级苏维埃政权以及23个县和1个特别市苏维埃政权。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4万多人4个师扩大到5个军15个师8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妇女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发展到10余万人。苏区拥有自己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造纸厂、印刷厂等军需及经济设施。川陕苏区发展达到鼎盛时期。

1933年10月，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统辖四川大小军阀20万大军，向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发动“六路围攻”。

1934年春节临近，蔡威又截获敌军一封密电，破译内容为：“司令回万县过年，第五路军现由参谋长代行指挥。”进一步侦听后发现，第五路围攻军的司令是王陵基（二十一军军长），王陵基的小老婆家在万县。蔡威立即将此情报上报。正在寻找战机的徐向前闻讯大喜，立即集中3个师兵力，在农历腊月二十六夜一举歼灭敌二十三军、二十一军七旅大部，击毙敌旅长郝耀庭，活捉旅长张邦本。敌军防线崩溃，红军乘胜推进15公里。战后，全军一片欢腾，许世友高兴地举起蔡威在大场上转圈子。徐向前叫总部参谋徐深吉送一批缴获的罐头、香烟、鱼肉去慰劳蔡威和电台的同志们。徐深吉握着蔡威的手称赞道：“每一次战斗，你都破译了敌军的密码，创造了胜利机会。你手中握有雄兵十万啊！”

1934年3月，刘湘发布第二期总攻令。在侦听敌台过程中，蔡威突然发现，侦听来的电文全是乱码。原来，刘湘各部都换了新密码。于是，蔡威夜以继日地守着电台侦听分析。经过反复比对，他再次破译刘湘部新密码，为我军反攻选准了突破点。经过青龙观、黄猫垭等恶战，终于粉碎了“六路围攻”。刘湘致电蒋介石承认：“剿共一年，耗资一千九百万元，官损五千，兵折八万。”要求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务。

在反“六路围攻”期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总指挥部下令说，敌人次日凌晨5点开始进攻，我们部队应于4点半进入阵地待命。果然，敌人次日5点准时开始进攻，时间、地点、兵力都准确无误。对此，有些师长、团长感到十分惊奇，问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真神啊！哪来这么准确的情报？”陈昌浩神秘地笑着说：“我屋里供着一位活菩萨呢！敌人准备进攻时，菩萨就把敌人出动时间和行动方向告诉我们了。”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毛浴镇召开大会，蔡威因功绩卓著而受到表彰，徐向前奖励他300块大洋。蔡威把这笔钱全部分发给了电台工作人员。

1935年5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中央对两个方面军的电台和人员进行了调整，从红一方面军抽调了7部电台、30多名通信技术人员支援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电台由5部增至12部，如虎添翼，为以后的征战作出更多贡献。

（题图为为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工作作出重要贡献的蔡威烈士像）

（责任编辑：钱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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