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追求
——潘灵中短篇小说评析

◆曹卫华

中国小说经过几千年发展，新文化运动时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改革开放后，现代文化思潮一波又一波在中国蔓延，受各种小说流派的影响，中国小说又向现代小说迈进了一大步。但在发展进程中，特别是近几年，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摆在了作家面前，是完全抛弃民族传统，走现代小说发展的道路，还是坚持民族传统，还是在坚持民族传统基础上，吸收现代小说元素，丰富中国当代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作家们惶惑困顿，一部分放弃了民族传统，生涩地在现代小说模式中寻找出路；一部分坚持民族传统，作品却失去了时代感；有一大部分作家干脆搁笔；只有极少数作家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力图探索一种有效的方法，创作出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独具中国气派的小说。

潘灵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潘灵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晚期出道以来，就以中短篇小说见长，之后潜心长篇小说创作，出版了八部作品。2014年前后，他又回到中短篇小说创作上来，先后发表了《幽灵诉》《偷声音的老人们》《一个人和村庄》《奔跑的木头》等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叫了一声》。潘灵出身在乌蒙山中金沙江畔一座小县城，父亲是一位乡村小学校长，崇尚传统文化，从小督促潘灵背诗词、读古籍，奠定了潘灵的传统文化基础，也决定了他前期小说创作的传统性。另外，潘灵做过出版社编辑、期刊主编，读书多，熟悉世界各种流派的创作方法。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在保持传统小说整体形态的同时，普遍吸收了现代小说的元素，提高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形成一种传统品质鲜明、兼具现代特色、时代感强烈的小说形态。

一、传统故事 现代手法

故事是小说的核心，中国传统小说追求故事性，讲究情节细节的生动真实，跌宕起伏，追求结局的圆满；多使用误会、渲染、烘托、比喻等表现手法，制造悬念。

潘灵是一个植根于底层社会的作家，一直关注普通人的生活，非常注重读者的审美要求，他这一时期的中短篇小说，都有一个好故事，读起来非常轻松，特别好看。他展现这些故事的手法，现代色彩浓郁。发表在2016年2期《中国作家》上的中篇小说《幽灵诉》讲的是一个农家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生育两个女儿的大翠为了让夫家续上香火，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怀上了第三胎，夫妻二人躲进深山。风雪之夜，两人偷偷回家躲避风雪，却被乡政府计划生育队堵在家中。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祖父失去五指，才让夫妻二人躲过一劫，逃往省城。为了保证大翠不被抓捕，夫妻俩分头逃亡，约好在省城的广场会合。大翠逃亡中意外流产，错过了会合时间，夫妻就此失散。走投无路的大翠得到一个老太婆的帮助，开始以拾垃圾为生。大翠离开老太婆后，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弃婴——小黑。她把小黑视为己出，悉心扶养。丈夫郝贵与大翠失散后，一直在城里打工，寻找大翠。夫妻重逢，大翠对丈夫郝贵谎称，小黑就是郝贵的亲骨肉。郝贵喜出望外，对小黑呵护有加。夫妻两视小黑为掌上明珠。小黑渐渐长大，十分顽皮，不服管束，在富人小区、幼儿园、学校，惹出了许多麻烦，郝贵都不在乎。拾荒老太婆猜到了小黑的身世，突然一天找到大翠，进行讹诈。大翠为了守护小黑身世的秘密，以钱消灾。然而老太婆并不甘心，反复威胁，向小黑暗示了他身世的蹊跷。小黑回家询问大翠，引得大翠心惊肉跳。大翠找到老太婆，以一条拾荒得来的金项链相许，祈求老太婆保守秘密。老太婆依然步步紧逼，万般无奈的大翠愤怒之下掐死了老太婆。大翠被判无期，在狱中患了重病，逐渐长大懂事的小黑决定切肾救母，却遭到大翠的断然拒绝。受尽苦难的大翠在医院中死去，她至死守护着一个善意的谎言——小黑的身世之谜。

故事由“我”——大翠流产的婴儿——“一个幽灵”娓娓道来，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村生活真实的一面。农民还没有从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旧思想中摆脱出来，千方百计与计划生育政策对抗，不惜举家逃亡。而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太过强势、生硬，造成农民与政府、政策的对立，这种对立引发的矛盾冲突导致发生了各种引人深思的悲剧。小说借鉴了现代流派“黑色幽默”的手法，处理得非常巧妙。“我”无影无形，无处不在，像一双哀伤的眼睛在空中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既是故事的叙述主体，又是事件的评判员，同时又像一根绳索，牵动着故事的发展。这种匠心设计，使得小说的叙述非常自由、灵便，视角空间巨大。

美国黑色幽默派代表作家约瑟夫·海勒认为区别小说好坏的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如何写”，即作家审美感觉的特质，他的技艺，他进行创造和交流的本事。潘灵的创作状态，正像约瑟夫·海勒说的，是那些灵感找到了我，而不是我随心所欲地制造了它们。《偷声音的老人们》发表在《大家》2017年12期，《小说选刊》转载。水电站建设，一大批村民搬迁到镇上，五个老人月黑之夜带着录音笔去“偷声音”，失手打死了一只雄壮的斗鸡，被当成偷鸡贼抓到派出所。市里派到社区的工作队员韩家川到派出所帮老人们赔了钱，把几位老人带回来。韩家川意外了解到，一位搬迁老人因为听不到自己鸡王的晨鸣，患上抑郁症，跳楼而亡。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养鸡能手钟汉大叔，也因为相同的原因卧床不起。为了拯救“乡愁”老人，五个老汉成立了自救会，准备录制斗鸡的晨鸣，放给钟汉大叔听。社区主任夏晓峰工作方法简单，形式主义，他吸收搬迁户入股办的豆腐厂以失败告终，造成搬迁户对社区的不信任，甚至反感。夏晓峰让韩家川组织搬迁妇女跳广场舞，妇女们十分抵触，穷于应付。社区在各种矛盾交织的状态下，迎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团的检查。韩家川没有按照夏晓峰的指示，用军乐队和广场舞做欢迎仪仗，而是选用了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唢呐与花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由此又引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团团长与自救会会长陈三爷之间的一段历史故事，以及两人与一个叫那娅的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凌晨，小区突然出现了公鸡的晨鸣，钟汉大叔的病症消失了。谣传是钟汉大叔的公鸡队长显灵了。夏晓峰觉得这是封建迷信，安排韩家川彻查，自己又去蹲守了三天。这三天，公鸡的晨鸣没再出现。疤老四的儿媳宫桂花认为有人捣鬼，受夏晓峰指示，她攒了污浊的洗澡水，鸡鸣声再起，她把污水向声音传来的地方泼去，泼出来的竟然是湿淋淋的韩家川。

“偷声音”这种行为显得荒诞，却正是荒诞派通用的手法。社会高度文明，传统田园生活方式解体，这种社会矛盾较集中地表现在老年农民身上，表现在作为思想观念范畴的“乡愁”上，继而引发种种社会矛盾。如何使搬迁农民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如何解决由“乡愁”引发的种种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潘灵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寄托在“鸡”这种物象和“声音”这种意象上，具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暗示性，很有意思。“鸡”是旧的农村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动物，它的存在既有多种功能，经济的，精神的，娱乐的，适用（报晓）的。“鸡鸣”——“鸡的声音”是“生活气息”的意象，是旧的农村生活的象征。潘灵希望用录音的方式把它“偷”来，像芯片一样置入现代城市生活，解救过渡时期深陷 “乡愁”而不能自拔的农民，真可谓用心良苦。

这篇小说构思非常巧妙，用“偷声音”这种荒诞行为，引出一群现实生活中并不荒诞的人物，讲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故事，合情合理，自然天成。小说中，熟悉的鸡鸣狗吠之声、昂扬的唢呐声与哀婉的箫声、静静的花开花落之声、江风与沙丘的倾诉之声，都是浓得化不开的乡愁，意韵十足，现代而又传统。

《叫了一声》是个短篇，构思这篇小说，潘灵花了近一年时间。妻子怀了二胎，“我”把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母亲接来伺候妻子，母亲进城那天，怀里抱了一个做工粗糙的观音菩萨，惹得妻子很不高兴。母亲把观音菩萨供在客厅，妻子愈发不满。母亲未必真懂得宗教，但她信，除供奉观音菩萨外，见了大树，甚至见了摩天楼她都要下跪祭拜，十分虔诚。“我”夹在妻子和母亲中间，十分尴尬，却拿母亲无可奈何。一次到盛产玉石的瑞丽出差，“我”花两万元买了个玉佛送给母亲，借此哄着母亲把观音菩萨搬进她的房间。怕母亲心疼钱，唠叨，“我”告诉母亲这块玉佛才800块钱，母亲依然嫌贵，不免唠叨。母亲十分喜欢这块玉佛，出去买菜也把玉佛拿在手上把玩。一个在游戏室花光了钱，被老板撵出来的小青年陡生歹意，夺得母亲手上的玉佛转身就跑。一辆大货车冲小青年开来，母亲吓得叫了一声，小青年稍一犹豫，大货车一下把他撞出老远。小青年倒在血泊之中。母亲一直自责，要是“我不叫那一声，或许他就跑过去了”。派出所警察把小青年抢去的玉佛送回来，母亲却急切地询问小青年的伤势。警察告诉母亲，小青年伤势虽重，却没有生命危险。母亲这才释怀。母亲请警察把那块玉佛送给小青年。母亲说，就送给娃吧，他那么喜欢，差点连性命都搭上了。警察愕然，说，您老可想好了，这可是挺贵重的东西。母亲开心地说，不贵不贵，就800块钱。

这个短篇，内容比较简单，小题材，小主题，写母亲的“善”。然而，这正是潘灵琢磨一年的结果，小处着笔，大处着眼，写出了民族传统文化对人心灵经久的浸润和教化，颂扬了现代文明背景下闪烁的人性光芒。作品中，潘灵把象征主义的手法用到了极致。三种物象，观音菩萨、大树（高楼）、玉佛，象征意义不同，却以内在的文化相互联系。母亲初到，怀里抱着个观音菩萨，使母亲的内心世界（未必仅只是信仰）物象化，省了许多笔墨，读者一目了然。大树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是祖先及多种神灵的化身，是以“万物有灵”“植物祟拜”为特征的象征物，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是“积德行善”观念的源头。小说中，已经有了一尊观音菩萨，潘灵却没写母亲拜观音菩萨，而写了母亲跪拜大树。这是神来之笔。或许潘灵主观的用意是以此表现农村母亲与城市老年妇女之间的区别，然而这一细节客观上产生的效果是，将小说的内涵引向了更深层次的民族文化，拓展了民族文化发展演变的时空。玉佛，在小说中是物象，是观音菩萨的升华，是更高一层的美学境界，是 “美德”，是“善缘”的象征。玉佛之“贵”，读者可以细细琢磨，其实就是“美德”“善缘”之“珍贵”的象征意义。有了上述铺垫，母亲之“善”，转化为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之“善”。“母亲”就是现实版的一尊观音菩萨，一棵大树，一块玉佛。

二、人物 个性 命运

传统小说对人物形象的要求很高，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有血有肉，留给读者的印象是长久的，甚至于记忆一生。潘灵有过八部长篇小说创作的积累，塑造人物的能力十分突出，他这一时期的小说，无论写过往的故事，还是当下的生活，人物形象都十分鲜明，个性突出。

《奔走的木头》描写的是乌蒙山区金沙江畔一个彝族部落的历史故事。年轻美貌的女子吉联阿喜从成都的学校被接回，继承了土司位。吉联阿喜聪明伶俐，思想开放，却双脚瘫痪，行动不便。忠诚的老毕摩用两条牯牛做交换，把年轻的木头带到了吉联土司府，给吉联阿喜当“背脚”。木头原本机灵，被他简单粗暴的爹揪着头发往坟头上撞，使他变得木纳了。木头健步如飞，比赛跑步，赛过二十四个土司兵；木头臂力过人，将二十四个欺负他的土司兵放倒。吉联阿喜带队巡查领地，木头一直背着阿喜，春意浓浓的大山里，两个年轻人的心越走越近。马樱花盛开的山坡上，木头把吉联阿喜放下来休息，他一次次釆来大把的马樱花，把吉联阿喜围在花丛中，唤醒了十八岁吉联阿喜的少女情愫，两颗热血涌动的心靠得更近。木头表面上木讷，内心却灵光，酒桌上他帮助老毕摩识破了黑彝贵族阿卓的诡计，背着老毕摩逃出险境。吉联阿喜靠非凡的勇气和智慧，稳住了危机四伏的江山，却因世仇又遭遇“打冤家”的危机。吉联阿喜的哥哥就是打冤家被仇家砍掉了半边脑壳，还有不少族人在其中丧命。吉联阿喜不愿让这种两败俱伤的悲剧发生，决定过江去赴一场撒玛土司府的“鸿门宴”。木头背着吉联阿喜乘船过江，用自己健步如飞的脚力赢得撒玛土司不打冤家的承诺，却险遭撒玛土司手下的暗算。木头用自残的方式镇住了撒玛土司的手下，却又有其他彝人部落首领带兵追来，要与吉联阿喜算过去的旧账。木头负痛背着吉联阿喜逃出撒玛土司府，来到金沙江边，船夫怕死，已经驾船逃走，木头毅然驮着吉联阿喜跳入金沙江，奋力游到对岸，逃离了险境。

“木头”通常被人们用来形容痴呆、木讷、笨拙的人。潘灵将它用作男主人公的名号，强化木头木讷、少言寡语，反衬木头的灵光、勇敢。小说中的木头，承载着潘灵的艺术追求，是忠勇的化身，他的身上，闪烁着《水浒传》《三国演义》中那些流传千年，至今仍让读者喜爱的英雄人物的光辉。吉联阿喜年仅十八，亲人都已过世，自己双腿瘫痪，做了万人之上的土司，却陷于险境，不勉有些忧虑。她美丽，有文化，有主见，却不能行走，有了木头这个脚力，她就有了一双值得信赖、可以依靠的“脚”。在这双脚的帮助下，原来不自信的她充满信心，多次临危不惧，化解危机，稳住了权力、地位。小说展现的，是一个过渡时代，吉联阿喜与木头是那个时代追求文明进步的代表。木头用鲜花扮美吉联阿喜，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赞美，是他的天性使然。吉联阿喜的回应，揭开了她被女土司身份遮蔽了的、知识女性的天真浪漫的人性向往。毕摩、摩公身份特殊，同为神职，思想境界、生活观念却绝然不同。一个忠诚，包容，一个狭隘，自私，也为小说增色不少。

《一个人和村庄》是潘灵写于2014年的作品，写城镇化进程中，世代生活在山区的农民生活方式和内心世界的改变。那个特殊年代，为了养活一家人，包伍明那个“容不得田里有棵稗子一根杂草的父亲，那个把田地看作命根子的父亲”护林之余，在深山里开垦了两亩荒地种上包谷，年纪尚小的包伍明背着刚成熟的包谷棒子兴冲冲地回家，却半路上被生产队长和民兵排长抓住，让他带路回到深山，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父亲押回生产队批斗。父亲铁骨铮铮，与生产队长和民兵排长据理争辩，却遭毒打。让老人悲痛绝望的是包伍明的两个哥哥，一个竟然义愤填膺地当众煽了父亲的耳光，一个竟然逼迫父亲向生产队长和民兵排长下跪认罪，使父亲颜面尽失。包伍明因为带生产队长和民兵排长进山抓父亲而深深自责，对生产队长和民兵排长组织村民批斗父亲充满仇恨。父亲自缢身死，尸体僵硬地悬挂在树上那个凄凉的早晨，包伍明纵火烧了生产队长和民兵排长家的茅草屋后逃亡，一直在外流浪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才回到山村。

农村包产到户，他执意承包了人人嫌弃的、父亲开垦的那两亩地。一切都在改变，人也在改变，过去的冤仇淡化在时光里，而包伍明却一直活在记忆中，活在仇恨里。他仇视过去的生产队长和民兵排长，仇视两个哥哥，与村民格格不入，与新时代新事物格格不入。山区农村与城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城镇化建设不断加速，村民们都走出大山，寻找新的生活。已经有了城市生活经验的包伍明则依然坚守在村庄。大片的土地荒芜，包伍明心痛不已，他找镇上的干部，要求把土地都收回来，由他来种。包伍明渐渐老去，却依然依恋家乡，依恋脚下的土地。他与一群山羊为伍，一直坚守在人去屋空的小山村。他为进城得了抑郁症寻了短见的陈老汉垒坟；他为在深圳当老板的尹小贵看护老宅；他抚慰心灵伤痕累累的阿莲；他干预到村子里挖神树的肖三儿；他为全村的故人烧纸祭拜；他以喝“敌敌畏”威胁上门劝他搬迁的镇长；大雪纷纷的春节，他一个人喝酒吃肉，一个人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包伍明是农耕文明的守护者，又是城镇化进程中的落伍者，他固执，死板，不听人劝导，明知道抗争毫无意义却依然抗争，可敬可爱又奈人寻味。 陈老汉、父亲、王小珍、尹小贵、钟贵、阿莲，都是这篇小说中的人物，他们是两代人，走出大山，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都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但他们无一例外地与大山中那个小山村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陈老汉本是一个性格开朗，明事理的人，在省政府当公务员的儿子把他接进城逸养天年，他却一点不快乐，得了抑郁症，跳楼结束了生命。阿莲是个漂亮、心善的年轻女子，随保姆大军进城，不幸沦为妓女，父亲因羞愧而自缢，即便如此，愧疚的阿莲也不愿再回小山村来。城市并不是一片净土，不是所有一切都光明磊落，但断了根的阿莲想回也回不去了。尹小贵算是混得好的，他在高度文明的深圳变得愈发迷信，变得唯利是图，沾染了一身晦气、俗气，人性扭曲……这些人物活灵活现，就是日常中我们熟悉的张三李四，他们有不同的人生经历，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却有着共同的农村基因。

《幽灵诉》中的大翠是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在那个特殊年代，像大翠这样的妇女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她的一身仿佛是为夫家而活，她唯命是从，遵循妇道，尝尽人间苦楚，蝼蚁一样卑微；她把传宗接代当成人生的终极目标，一生为之奋斗，甚至不惜杀人，不惜自己的生命。祖父这个人物在作品中出现不多，却写得非常到位，有血有肉。他性格刚烈，有主见，是家庭的主心骨。大翠生了两个女儿，祖父希望她能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她如愿怀了第三胎，祖父找算卦先生测算，果真“是个带把的”。保住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三胎，成了这个家族天大的事。祖父安排儿子郝贵带大翠躲进深山。风雪之夜，郝贵带着大翠回家躲避风雪，祖父却给郝贵一块狐狸皮，要郝贵仍然带大翠返回深山。郝贵和大翠没来得及走，被计划生育队堵在家中。祖父镇定自若，不让他俩露面，一人与乔副乡长较劲。乔副乡长要带人硬闯内室，情急之下，祖父点燃一枚土制炸弹，高举着向计生队冲去，计生队人员落荒而逃。祖父并没把炸弹扔出去，而是让炸弹在自己手中爆炸，炸掉了五个手指。“五个指头换来一个孙子，这买卖千值万值！”这是十多年后见到弃婴小黑时祖父说的一句话。他还对郝贵和大翠说，“郝家有后，你们委屈点，值！……只要老郝家子子孙孙无穷尽，你和大翠就对得起祖宗，百年之后，不也是郝家骄傲的祖宗吗？”

赦贵是传宗接代的直接责任人，他继承了祖父强势的性格，将传宗接代，延展血脉看成终身大事。得到小黑，他欣喜若狂，小黑长大屡屡惹事，他不以为然。其实，郝贵的人生同样是悲苦的，在茫茫人海的省会城市，他只是一个计划生育逃亡者，卑贱的打工者，就像一块被抛弃的轻飘飘的白色泡沫漂浮在水面上。沉重的封建枷锁锁住了他的心，让他承受着内心巨大的苦痛。他其实对小黑的身世也有猜疑，但他从来不提。大翠入狱，内心的凄苦使他突然就白了头。一个在社会底层扎挣的生命，用酗酒麻痹自己。他日夜思念大翠，却只带小黑到狱中看过大翠一次。大爱无言，郝贵对大翠的感情之深，是没法用语言表达的。大翠死后，他带着小黑把大翠的骨灰送回故乡，这是他们逃亡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家。家乡已然物是人非，他请道士为大翠做了三天道场，他希望大翠能在天国得到安息。

小黑是那个时代特殊的存在，他的出现牵动着故事的走向，揭示了（黑人黑户）当时人口政策的另一面，把作品主题引向社会更深层次。一个特殊的社会角色——弃婴——黑人（没有户口的人），小黑的生命十分卑贱，被大翠拾到，使他的生命得以延续。当郝贵将他举起来，喊出“看到了吗？这是我老郝的儿子”那一刻起，他便背负了为郝家传宗接待的重任。他顽皮、捣蛋，不受管束；他聪明、敏感、心地纯善。从小就被歧视的他，知道自己上不了户口的“黑人”身份后，无奈地选择了认命，放弃了学业。他知道家庭经济拮据，很小年纪就随郝贵出去打工。大翠入狱，他突然间长大了，懂事了。他质疑自己的身世，质疑社会的不公。第一次随郝贵探监，他问大翠，“妈！你是骗子吗？”大翠扬起手掌说，“你再问这样的话，我扇死你！”他仍用挑战的目光看着母亲说，“你扇死我，我还是要问。”小黑的质问，绝非仇视，长期遭受歧视，他需要理由，需要真相。当得知大翠重病，需要换肾时，小黑经过深思，决定切肾救母。这时的小黑，已经不再顾虑血缘，一心一意要用身体的一部分报答大翠，挽救大翠。大翠死了，送回山里葬了，小黑随郝贵回到省城，继续他的人生。

老太婆也是个社会底层人物，是伪善和罪恶的化身。读完小说，她个子矮小蓬头垢面的形象，会一直在读者眼前晃动。她是社会罪恶的受害者，又是社会罪恶的制造者。大翠初来乍到，无路可走，她帮助她，显示了她人性中善的一面；大翠第一天随她出去捡垃圾，她怕大翠拾得少，占她便宜，让大翠单独行动；大翠能靠拾垃圾生存了，她把大翠撵走，显示了她狡诈、精明的一面。郝贵找到大翠，带着大翠小黑住进出租房，她觉得大翠过上好日子了，她嫉妒，愤怒，无休止地敲诈大翠。大翠给她钱，她不满足，她给小黑钱，怂恿小黑向大翠质疑自己的身世；大翠给她金项链，她坚信“大翠过上了好日子”得到证实，愈发嫉妒，愈发愤怒。她把金项链扔了，继续威胁大翠。其实老太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或许她自己也不知道。老太婆最终被愤怒的大翠掐死，害了自己，也害了大翠，毁了郝贵一家。

三、语言 描写 叙述

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语言表达方式区别很大，中国传统小说通常采用描写，现代小说则多数采用叙述，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导致文本内在形式产生较大的变化。描写是“再现”，通过语言媒介把故事、情节、细节、人物、环境在“有效时空”中呈现在读者面前，较少触及人物的内心世界；文本内部构造松散，细节分段，呈现间隙较大的板块；“再现”是现实的，客观的。现代小说的叙述，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为主，淡化故事情节，不追求人物形象鲜明；叙述一气呵成，娓娓道来，表现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都是作者的叙述；文本内部构造紧密，较少细节分段，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内在的联系是叙述主体的主观意识，叙述是“主观意识对象化”的。

当然，一篇小说——即便是中国传统小说，都有描写有叙述，那是由小说故事发展决定的，过渡、交代……通常使用叙述，但执意把描写改变为叙述，那就不一样了，艺术效果是完全不同的。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概念。这正是描写和叙述的本质区别。描写呈现的是形象，叙述传达的是概念。潘灵在创作过程中，把一些描写语言“叙述化”，扩展了语言表达的艺术空间，使作品的现代气息更加浓郁。《幽灵诉》开头他这样写道：“我就是要让时光倒流，让记忆之船带我重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坚定与思念无关，与乡愁无涉……我不过是想证明我自己，我曾跟你们一样是人，有血有肉有形体有重量的人……但现在我不是，我只是一个幽灵。”这个开头显然是叙述式的，其功能是对作品的构造及脉络做一个提纲挈领的交代。与接下来的文字对照阅读，这个开头有些异常，其现代色彩浓郁，主观意识强烈。

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功能主义叙述学都认为，语言形式是一个分层次的、互相联系的整体，其中的单元、层次，虽然功能作用不同，但共同构成这个整体。作品很快进入故事，潘灵迅速斩断叙述，转化为描写。内容情节化，人物形象化。“祖父瞪了父亲一眼，转身进自己的房间，拿出来一块整治过的狐狸皮，将它塞到父亲手上……”这段描写，是“有效时空”中人物表情、行为动作的再现。“来人中走出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他拍了一下身上的雪花，干咳了一声。显示完自己的威严后，用手指着祖父说，郝老头，不关你的事，我们要找的是郝贵和大翠。”这段的基础架构是描写，又被潘灵做了叙述性的改造。其中的关键在于“显示完自己的威严后”，这是个承前省略无动词句式。这个句式的存在，使整段的语言本质和内部的形式都发生了改变，完整的语言格局被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单元，前边说明，干部在“显示威严”，这是概念。后边传达了干部“显示完威严”后的行为动机，也是个概念。整体叙述化。叙述学着重研究文本的内在形式，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小说，它对小说创作、乃至与小说相关的散文、诗歌、电影、戏剧的指导，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现代小说，在其指导下，艺术形态焕然一新，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

我母亲说，我第一次来省城。

司机说，大姐我拉你去找个小旅店，越往城中心走，旅馆越贵。

母亲说，多贵？

司机说，一百都打不住！

母亲吓得张了一下嘴，说你骗人。

……”

这段对话，自由转换，独立成行，“说”这个动词有修饰有限制，是典型的描写，也被去掉“说”字后起提示作用的冒号，和限定内容的双引号，做了形式的改造，使描写叙述化，但却又保持了描写的段落的独立性。

“一个人怎么活着本身就是问题，怎样死掉就更是问题。这段时间，包伍明被胃病折磨得没了活下去的信心。”

这是《一个人和村庄》的开头，是一段主观的叙述。接下来是包伍明到镇上买敌敌畏时与老板娘的交往，到饭店吃饭的具体经过，有细节有对话有交代，情节线索非常清晰，也被“叙述化”了。描写的小说，语言生动形象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叙述性的小说则强调语言的主观性、抒情性、陌生化，要求叙述流畅。

“没等三爷从记忆中抽身出来，公鸡已经调整好姿态面朝东方。看那姿势，它不是要鸣啼，而是要指挥躲在黛色山峦后面的太阳跳将出来。”“公鸡的脖颈被鸡头拉升到极限，充血的鸡冠越发通红而僵硬，锋利尖锐的喙打开成一把剪刀似的口，胸膛剧烈地抖动一下，清脆而悠长的啼鸣声就要冲口而出。”这是（《偷声音的老人们》）一个动感十足的细节，画面感极强，描写公鸡啼鸣时的形态。生动、形象，可感。基本框架还是描写，但潘灵通过调动修辞手段，增加句子成分，调整句式等方法，使生动、形象的描写变成了主观的、抒情的、陌生化的叙述。这个细节被分成两个自然段，是描写方式的文本形式，却也呈现出“叙述化”的状态。

“人这辈子，会犯大大小小的错误。小错好纠，大错难补。我活了四十年，算是活了半辈子。这后半辈子会犯什么大错，我不知道；但这前半辈子，我太清楚自己犯的大错：那就是冲动地让老婆怀上了二胎。”这是《叫了一声》中的一段，是“我”的一段感叹、表白，在传统戏曲中叫“旁白”，在小说中称为“内心读白”，典型的传统小说的手法，也被潘灵“叙述化”“陌生化”，主观意识变得非常强烈。

传统小说要求人物言语、对话个性化，这也是传统小说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现代小说则不同，是通过“主观意识对象化”

的方式，使人物的言语、对话与故事、情节的叙述融为一体，呈现散文化的形态。

“正在专心看报的岳父听我说想要二胎，放下报纸一拍腿站了起来，说好，好呀！这世上什么才是最可宝贵的财富？他看着我问，我答不上，他又看着他女儿问了一遍，妻子依旧没答上。他于是就揭晓了答案，人呀！人才是最可宝贵的财富！你们想生二胎，我举双手赞成！”“岳父将双手举过头顶的样子很滑稽，仿佛不是赞同，而是投降。”这也是《叫了一声》中的两个小段，基础架构是描写，按传统小说的形式，第一小段中的“正在专心看报的岳父……最可宝贵的财富？”应该是一个段落，“他看着我问……妻子依旧没答上”应该又是一个段落，“他于是就揭晓了答案……我举双手赞成！”应该是又一个段落。潘灵却把它们粘合在一起，把“岳父……投降”又单独成段。另外，其中的人物个性和行为动作都很突出，也符合传统小说的要求，潘灵同样做了叙述化改造，使语言肌理凸现，改变了艺术表达的形式和效果。

看得出来，这些叙述化改造，潘灵是有意为之，他在追求一种既符合读者审美需求，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艺术表达。

四、结论

潘灵是一个坚持民族传统的作家，但他也不排斥现代，他积极探索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作品普遍具有鲜明的民族品格，同时现代色彩浓郁。文学的传统性，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求，文学的现代性，是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要求。中国文学与世界优秀文学平等对话，融入优秀的世界文学浩瀚大海，一直是中国作家的美好愿望和不懈的追求。潘灵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他在小说领域里的探索，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