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服饰：从不断探索到彰显文化自信

周加李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14年12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澳门的时候说“中华文化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是文化的DNA”。①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②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走向复兴的精神源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浪前行、繁荣发展的精神武器，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脊梁。

外交服饰是外交工作中微观又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已经超越简单的穿衣保暖与审美，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如身份辨识、自我表达、认同构建等。国家领导人与外交官身上的服饰是一种语言、符号，更是一种文化，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化程度、审美格调、民族传统与文化内涵。

现代外交中存在一套国际着装规范，并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接受与践行，这套规范具有全球性特点。不可忽视的是，每一国的服饰都会受到本国宗教、文化、习俗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民族特性，体现了民族国家的文化特色。外交服饰是反映一国国际化程度与民族特色生动而直观的符号，也是研究一国文化自信的独特视角。

一、外交服饰中的国际规范

外交服饰是指外交领域的人员在外交场合穿着的服饰。外交领域的人员传统上主要指外交官，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交通技术的日新月异，各国国家领导人活跃于外交舞台，首脑外交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国家领导人与配偶的服饰也成为外交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服饰不如外交仪式那么宏大，但其可视性、直观性非常吸引人的眼球。服饰既是一种共享的语言，可以呈现身份、体现尊重、融入群体，又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显性视觉符号，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共享性语言与差异性文化的代表，外交服饰既有国际性也有文化性。

外交服饰的国际性是指当今外交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与服饰相关的国际着装规范，它主要源于欧美国家的外交实践，这套国际着装规范并未以国际条文的形式出现，而是经过几百年发展逐渐为外交领域成员以约定俗成的方式共享。具体表现为：这个领域的人员在不同场合应该穿着不同的服饰以及大致的表现形式。场合主要分为公务性与社交性两种外交场合。公务性外交场合是指外交会谈、会见、会议、谈判、签约等涉及外交工作实务的场合，男性应穿着被视为全球性工作服的西装，③以呈现统一性特征；女性则穿着类似的公务套装。而在社交性外交场合，如宴会、婚礼、加冕、递交国书等具有礼仪性质的场合，应穿着礼服。这类场合又有隆重与一般之别，皇室大婚、国宴等被视为隆重程度最高的社交场合，应穿着大礼服，男性通常穿着燕尾服或者塔士多礼服；女士们应长裙曳地，朱环玉翠，④礼服裙的长度与场合正式程度呈正比，长至脚面的礼服裙是展示正式度与呈现雍容华贵风范的重要标志；对于非西方人士，穿着民族特色的服饰亦是得体的。在外交实践活动中，着装规范的提示有时以“着装要求（Dress Code）”的形式出现于邀请函中，后面会标注不同的要求，如白领结礼服（White tie）、黑领结礼服（Black Tie）、民族服装（National Dress）或成套西装(Business suit)等。

规范的着装是以双方能够理解的语言表达尊重，避免有人因着装异样陷入尴尬的境地，在心理上被排除在特定的圈子之外，⑤同时也有助于促成活动的顺利进行。如果着装不符合场合规范，如服饰的隆重程度欠缺或者不能用公认的着装形式表达尊重，则可能会导致服饰不对等、无法被理解、甚至引发外交风波等问题。2002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新西兰，作为东道主的新西兰女总理海伦·克拉克在款待女王的国宴上，未穿着礼服，仅以极为随便的普通上衣、休闲长裤搭配普通挎包出席，引发英国方面的不满。⑥2017年5月，刚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的西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代表按照本民族的盛装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头戴羽毛、几乎裸露身体的民族盛装，因与其他参会人员的着装截然不同而导致了某种程度的尴尬，引发公众的关注与讨论。⑦西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代表并非不重视活动、不尊重他人，但却是以本部落而不是按照公务性外交场合的国际规范着装，从而引发了关注与热议，可见遵循国际着装规范的重要性。

外交领域这套国际着装规范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历史根源主要源于西方，具有显著的西方文化特点。现代外交发端于欧洲，最初欧洲各国的外交官大都出身贵族家庭，他们在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上乐意保持欧洲文化传统和社交礼仪；⑧他们之间存在一套特定的群体共享的历史传承符号和意义体系，这不仅包括那些明确说出口的话语，也懂得那些不言而喻的东西。⑨外交领域的着装规范，作为外交规范的组成部分，以西方文化为基础，是欧美国家在外交实践中共享的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诸多新兴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由零零散散、断断续续的交往，逐渐变成系统的、深度互渗的、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外交领域的着装规范借由欧美国家的强大实力向全球扩展，逐渐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接受，具有国际性特点，其实质是西方强势文化全球扩张的结果，也是西方文明世界化的结果。

二、欧美国家与中国外交服饰文化比对

外交服饰的国际性并不能掩盖它的文化性。服饰的文化性是指不同国家因政治、经济、宗教、伦理、文化的不同，以及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产方式、生活习性、心理品格、审美情趣的迥异，服饰亦存在差异。如果说外交服饰的国际性突出地表现在区分场合，以及目前外交界基本认同的公务性外交场合穿着西装；那么，外交服饰的文化性则主要表现在社交性外交场合，由于这类场合更加强调服饰的礼仪性、审美性，各国都有自身关注的重点，这背后正是文化差异的结果。

1、欧美国家服饰关注点及背后的文化

欧美国家的服饰，总体而言，较为关注服饰的外在形式，并延伸出强调人体美与立体版型的特点。这些特点鲜明地体现在外交服饰之中。对人体美的崇尚表现在突出人体的性感与比例之美，欧美国家的很多女性在规格较高的外交社交场合往往喜爱穿着突出与强调人体美的服装，不忌讳表现身体的美感；最隆重的国宴，女性身着袒胸露背的服饰不会被认为是不文明的，相反是场合隆重程度最高的体现。服饰还要能表现身体各部分之间的适当比例，通过服饰塑造身体的黄金分割以达到令人愉悦的观感。2019年2月17日，西班牙王后莱蒂齐亚·奥尔蒂斯·罗卡索拉在马德里出席款待秘鲁总统马丁·比斯卡拉夫妇的国宴时，身穿一款较为经典的紫色无肩带袒胸落地礼服裙，搭配皇冠、绶带、钻石耳环与手链，⑩呈现出华丽而性感的风范。莱蒂齐亚王后的这套服饰还展现了良好的身材比例，礼服裙上身紧窄，吊钟形裙撑的使用使裙型从腰部最细处逐渐往下膨大，腰部的“收”与下身的“放”形成了对比，勾勒出女性曼妙的身姿；而被落地长裙遮挡的高跟鞋很好地优化了上下身比例，展现了身体各部分之间的对称与恰当，令人赏心悦目。此外，下身的吊钟形裙撑与上身的紧身胸衣相互配合，共同塑造了细腰丰臀的立体感。重视立体造型在男装中也有充分体现，1914年以前大多数国家的外交与领事人员有专门的外交制服。⑪外交制服遵循19世纪的宫廷时尚，通常包括一件立领燕尾服、马裤或长裤、金色刺绣及一把剑和一顶两边饰有羽毛的帽子，⑫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国家放弃了外交制服。后来，燕尾服成为社交场合正式度最高的男士服装，在全球着装轻便化的趋势之下，无尾塔式多礼服逐渐成为外交社交场合的新宠。公务性外交场合则由西装主导。不管是外交制服、燕尾服、塔式多礼服还是西装，都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挺括度与立体感。

欧美国家的服饰反映了西方的价值与文化，通过服饰展现人体美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首先看对人体美的重视，西方服饰建立在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基础上，服饰应该为展示与炫耀人的身体服务。西方一直存在欣赏与展示人体美的传统，古希腊奴隶社会时期就十分重视人体美的研究，⑬希腊人把“肉体的完美看作神明的特性”。⑭在崇尚人体美的思想指导下，西方服饰最富有魅力的表现形式是服装与身体“遮与露”关系的辩证，通过对人体曲线的表现与身体某些部位的裸露，最大限度地发挥服饰与身体的吸引力。⑮此外，人体美还表现在身体各部位之间的对称比例，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生成的始基，提出“美是和谐与比例”，⑯并发现了“黄金分割”的法则。服饰成了塑造黄金分割、完善人体美的工具。

西方人特别注重立体造型的观点则受到西方文化中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西方文化是善于表现矛盾、冲突的明喻文化，二元对立思维强调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分离，人与服饰是一种对立、对抗的关系，服饰用来塑造最美形态。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衣服无论挂在衣橱里还是穿在人身上都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保持着相对静止的三维空间以及立体几何效果，⑰服饰呈现出一种如同雕塑与建筑般的空间感，因此，西式服装也有“软雕塑”之称。

2、中国服饰关注点及背后的文化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服饰大国，自古就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从历史发展来看“易代必易服”，尽管经历了种种变化，但仍可以找出一以贯之的规律。相较而言，中国古人较为注重服饰的精神内涵，并延伸出重寓意与重含蓄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外交服饰中都有所体现。

先看重寓意。中国古人对待服饰的态度是“重意轻形”，往往通过服饰的形制、色彩、纹饰、配饰等来象征和表达特定的内涵，寄寓某种政治、社会理想和人生追求。中山装的政治内涵经常被人乐道，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领导人身着中山装频频出现在国际舞台，中山装在一段时期内被国际上公认为是中国的“国服”。中山装从诞生之初就包含浓厚的政治含义，四个口袋代表“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前襟单排五粒胸扣表示五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分立的宪法学说；⑱三粒袖扣代表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⑲背部不接缝，表示“天下一统”。可见，中山装承载着深厚的政治意蕴。服饰的寓意还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服饰中的图案绝非仅仅为了审美，往往还包含着象征意义。2014年中国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在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各国领导人穿上东道国提供的传统服装已成为惯例。中国为各国领导人设计的服装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均包含了海水江崖纹图案，海水江崖纹是中国传统纹样，纹样主要由山石、海潮组成，是古人尊崇自然的体现，山与水的组合在古代寓意“江山”，寄意福山寿海、山川昌茂、国土永固。作为APEC领导人服装上的图案，海水江崖纹还传达了21个经济体山水相依、守望相助的美好寓意。

重含蓄是指古人的审美观重视中和、中正的含蓄美。这种观念讲求一种东方式的矜持，往往将人体进行严密的包掩，不轻易显露体形和肌肤。⑳外交舞台上的中国女性，不论是历代国家领导人夫人与女性外交官，她们的服饰都是以展现女性的含蓄端庄为美，即使在隆重的社交场合也不会以展示人体美、强调性感为导向。

中国服饰重视寓意包含深厚的文化渊源。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服饰不仅是遮羞保暖的工具，也是礼治的组成部分，服饰是古人维护礼治、构建秩序、完善人格的手段，也是表达中国人的秩序观、宇宙观与道德观的载体。先看秩序观，《周易·系辞》指出：“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㉑把服饰和天下治理联系起来。《左传·定公十年》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㉒服装的华美与其背后所体现的礼仪制度，构成了“华夏”。天子见其服而知贵贱，服装的质地、款式、纹饰、颜色、配饰等的使用，均按照身份等级区分，形成了“非其人不得服其服”的局面，㉓服饰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服务。服饰还是反映中国人宇宙观和道德观的载体，服饰在人与天地的关系中，追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致力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发展；㉔在道德伦理上，强调自省修身，逐渐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克己复礼为仁”的服饰礼仪观。随着时代的发展，等级性已经作为传统文化的糟粕受到抛弃，人与人之间倡导平等与相互尊重，服饰不再为维持等级制服务。但对和谐秩序的追求、对自然的尊崇与热爱、对服饰陶冶情操的认可，作为传统文化保留了下来并体现在外交服饰之中。不了解中国服饰注重精神内涵的特点，不关注服饰背后的寓意，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服饰及背后的文化。

含蓄审美观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前所述，以礼治国使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礼”的规制，个人着装必须合乎“礼”的规范。女性在公开场合穿着薄、透、露的服装是不合礼仪的，也被视为是不美、不雅和不得体的。此外，含蓄审美也与中华文化崇尚中庸的价值观相关。《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㉕中和即为节制、不偏不倚、不极端。这种克制、隐忍、内敛表现为含蓄的特性，延伸出中华传统文化崇尚含蓄、典雅的服饰观，强调在内在的心性美、品格美的基础上传达神韵与飘逸之美。也正是在这样的价值导向影响之下，古代中国服饰造型总是倾向遮蔽身体，重点表现庄重、含蓄之美。㉖

三、新中国外交服饰对国际规范的探索与适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服饰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如果把现代外交服饰区分场合的规范、穿着西式服装以及吸收其它服饰文化的优秀元素当成融入国际的标志，把穿着中式服装与展现中国传统服饰元素当成民族化的表征，那么，中国的外交服饰是考察中国国际化程度与民族化特色的一个窗口。

新中国外交服饰展现了中国在融入世界过程中对国际规范的不断探索。中国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与胡锦涛服饰的特点是，两个外交场合的服装没有差异，并未完全遵循不同场合穿着不同服饰的规范，并且他们穿着的服饰表现也各不相同。其中，毛泽东、周恩来与邓小平无论在公务性、还是社交性的外交场合基本穿着中山装。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开始着西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是第一个在外交场合穿西装的中国最高领导人，㉗释放出中国愿意进一步融入世界的信号。冷战结束后，江泽民主席在不同外交场合穿着不同服装，比如在公务性场合穿着西服，在隆重的国宴则穿着中山装，展现了两个场合的差别。但中山装的款式较为传统，并未融入新元素。胡锦涛主席则无论在公务性、还是社交性的外交场合基本穿着西服，即使在最隆重的国宴中也是如此，这与国际规范还有一些差异。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公务场合遵循国际惯例穿着西服，国宴则穿着新款中式礼服，这既是对国际规范的尊重，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这种礼服以中山装为基础进行改良，立领、暗门襟、刺绣等元素传递了中式风韵，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属性，凸显了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内涵，向全球宣示中国在开放之下保持自己的独特性。㉘而服装的立体版型以及左上口袋放置口袋巾进行装饰等，则是国际化与现代化的表达。身着礼服参加国宴以及在中式礼服中融入国际元素，是中国领导人用服饰向世界传递的信息，中国既要融入世界又要保留自身文化。

新中国领导人夫人在外交场合服饰的变化，也体现了中国外交服饰对国际规范的适应过程。国家领导人夫人参加国宴时均穿着带有中式元素的服装，展示了东方女性的神韵与文化特色。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出访很有限，夫人随访更少。但在少有的出访过程中，她们在各种宴会的着装均为传统款式的旗袍。如1963年4月至5月，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四国，随访的主席夫人王光美和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夫人张茜都是如此。1979年1月邓小平夫人卓琳身着中式上衣搭配裤子，出席美国总统卡特为邓小平举行的国宴。1997年10月，在参加美国总统克林顿主持的国宴时，江泽民夫人王冶坪身着款式较为传统的深色旗袍。2005年11月，胡锦涛夫人刘永清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国宴时，身着上下分身的中式服装，上穿中式立领衣，下着长度至膝盖的黑色丝绒裙。这些领导人夫人在参加国宴时的着装都包含了中国元素，传递了东方审美意蕴，但按照外交礼宾隆重程度最高的国宴服饰标准，她们的款式与礼服要求还不完全一样。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的服饰展现了更多新的特点，她在国宴上的服饰既遵循了国际规范又以中式礼服示人。2014年彭丽媛女士参加比利时王室的国宴，身着紫灰色落地长裙、外穿一件同色立领、半透明的刺绣开襟衫，耳钉、手包和丝巾与服装相映成辉。其在隆重程度上完全符合国宴的规范，如长至脚面的礼服裙、大量配饰等。在服饰的形式表达上，借鉴了西方重视比例与立体版型的做法，通过服饰完善身材。在服饰的传统呈现上，礼服的立领、对襟、真丝、刺绣与滚边等一系列中式元素，呈现出含蓄典雅的风范。开襟衫与晚宴包、真丝围巾点缀着祥云图案（祥云纹样是我国特有的装饰性图案），相互之间呈连续性，具有动势之美，寓意富贵吉祥、幸福美好。值得注意的是，开襟衫是半透明的质感，这一点极具东方特色，既显示出优雅的心境、又展现了含蓄朦胧的美感，体现着外在若隐若现的神韵之美与强化内在德行之美的辩证统一，更是通过服饰修身养性、礼敬他人的体现。

新中国外交官的服饰也体现了外交服饰的变化。1954年中国代表团在周恩来总理的率领下赴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参加大型国际会议，周恩来交代给每人做一套西装与一套中山装，㉙既体现国际性也保留了中国传统特色。然而，与国际接轨并非一蹴而就，中国代表团所定制的中山装为黑色呢料，到了日内瓦，代表团上街时路人纷纷恭敬地驻足立定，向中国代表脱帽致敬。后来才知道，在瑞士，只有牧师才在平常日子里穿着一身黑衣服。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王炳楠回忆此事时写到：“这是件小事，却也说明我们初次走向国际社会，有许多东西要学习”。㉚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驻外使节在社交场合，基本上都是穿黑色或灰色中山装，而且在日常外交活动中，则既穿中山装，也穿西装。㉛可见，在公务性外交场合，已经有外交官穿着西服，但中山装仍然是外交领域的主导性服装。

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山装逐渐被冷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西式服装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外交领域的服饰也多元化了。1980年8月21日外交部印发了《关于对外活动服装穿着的几点规定》，1983年5月23日印发了《关于参加外事活动着装问题的几点规定》，二者内容基本相同，都提到：“男士除穿中山装外，也可着西服。”在国外“如东道国规定着礼服或民族服装，中方男士可穿中山装，女士最好穿旗袍或长裙。”㉜从两份文件可见，外交系统的服装逐渐丰富，中山装被赋予礼服的地位。冷战后，中国外交人员的服饰逐渐演变为，公务性外交场合外交官基本穿着西装；社交性外交场合，除了中山装之外，似乎有些无章可循，有人穿中山装、有人尝试西式礼服、也有人在国宴这样最隆重的场合穿西服，这显然还有提升的空间，也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发扬。习近平主席与夫人彭丽媛穿着中式礼服出席隆重社交活动的做法，成为外交官的一种无形示范。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身着中式礼服出席国宴已经从国家主席与夫人延伸至代表团其他官员，逐渐成为一种惯例。中国外交官在社交场合的服饰，也从无章可循变得有标可依。

新中国成立至今，从几代国家领导人与夫人以及外交人员服饰的发展变化可见，中国外交服饰对国际规范的理解与适应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从最初的以我为主，到改革开放后的与国际接轨，再到十八大以来的融会贯通，最终在兼顾国际着装规范与融入中国传统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

四、外交服饰彰显中国文化自信

服饰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既是视觉文化符号，也是重要的文化风向标，能够体现一国的文化实力、国家形象与国际地位。中国素有“衣冠上国”之称，古代有一套完整的服饰体系，它们在维护社会秩序、提升文化凝聚力、塑造国家认同、建构国家形象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中国传统服饰体系逐渐瓦解。在外交服饰上，中国不得不探索与适应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着装规范，这套规范由欧美国家所主导，是由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其实质是欧美国家强势文化向全球辐射的结果。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结束了中国的屈辱外交历史，开始了以独立和平等身份参与国际社会的过程。受到国际和国内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几代领导人与夫人及外交人员在外交场合的服饰与着装的变化，一方面，体现着中国对于外交服饰国际着装规范的不断探索与适应；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国家地位与文化实力的变化，外交服饰日益体现出中国不断增强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生命力持有坚定的信心。㉝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㉞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文化自信在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不断被唤醒。文化自信不是文化上的自大、也不是文化上的自闭，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从其他文化中汲取养分，文化自信是在汇入世界文明主流的同时保持自身文明的主体性，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㉟在继承中发展，在开放中创新。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中国外交服饰，从站起来时期的突出中国特色，以“中山装”为标志；到富起来时期的与国际接轨，以“西装”为标志；再到强起来进程中在遵循国际规范的基础上吸收世界服饰文化精华并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以“新中装”㊱为标志。这是中国在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之后文化自信的体现，是中国走向强起来的宣示，蕴含着中国精神、中国智慧和中国理念。这是在中国国家实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强调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不断提升的结果。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外交服饰，公务性外交场合穿着西装，社交性外交场合在遵循国际着装规范的前提下多层次展现中国文化特色，让国际着装规范与中华服饰文化较好地融合起来。世界优秀服饰文化与中华服饰文化精华相互碰撞与吸收,表明中国不仅越来越娴熟地使用国际着装规范，以开放的胸襟学习世界服饰文明的优秀成果，也愿意向世界展示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独特魅力。㊲

结语

作为中国向世界展示文化风貌的视觉性载体，外交服饰背后所反映的是当今时代的大问题，纵向层面的传统与现代如何结合的问题，横向层面的国际性与文化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全球化与本土化如何融合的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服饰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智慧的，很好地处理了这些问题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外交服饰既体现了时代气息，又彰显了民族文化特色，表现出的不是对其他文化的亦步亦趋或拒绝排斥，也不是对自身文化的孤芳自赏或妄自菲薄，而是海纳百川、拥抱世界的中国气魄，体现的是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风范和气度。这是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观点的践行，也是中国在以实际行动努力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多元共存！

注释：

① 杜小杜：《习主席的一堂文化“公开课”》，2014年 12月 21日，http://politics.people. com.cn/n/2014/1221/c1001-26247337.html，2021年10月2日。

② 倪光辉：《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 2016年5月18日，第1版。

③ 傅莹：《大使衣橱 外交礼仪之旅》，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46页。

④ Vera Tanger and Sandra Amaro,Diplomatic Life：A Rose with Thorns, Bloomington:Iuniverse Inc,2013,p.7-8.

⑤ 周加李：《以服饰传播中华文化——聚焦公众人物的思考》，《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107页。

⑥ 陈鹰翔：《震撼世界的女领袖》，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第80页。

⑦ Success Xenab,“Check out what a delegate wore to a conference at the U.N headquarters that got people talking”, May 19，2017，https://www.gistmania.com/talk/topic,334083.0.html, Sep.2,2020.

⑧ 熊炜 ：《外交共同文化：概念、传统与变革》，《国际政治》，2012年第4期，第44页。

⑨（英）戈尔-布思主编，杨立义等译: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第7页。

⑩ 搜狐网：《西班牙王后穿紫色星空抹胸裙闪耀国宴，140年前的钻石皇冠超加分》，2019年 2月 28日，https://www.sohu.com/a/298320685_120007488，2021年10月5日 。

⑪ John R. Wood,Jean Charles Serres, Diplomatic Ceremonial Protocol: Principles, Procedures &Practices, Melbourne: Macmillan,1970, p.150.

⑫ Valerie Steele, Encyclopedia of Clothing and Fashion: 001,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2005,pp.362-364.

⑬ 孔寿山：《中华服饰文化发展及中西服饰审美的差异性》，《文艺研究》，1992年第5期，第51页。

⑭（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5页。

⑮ 宋炀：《中西方传统服饰礼仪文化比较研究》，《艺术设计研究》，2017年第4期，第36页。

⑯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北京：商务出版社，1980年，第13页。

⑰ 曹春艳：《中西传统服饰形态之比较》，《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99页。

⑱ 陈亮华、徐吉军：《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2年，第569页。

⑲ 袁仄、胡月：《百年衣裳——20世纪中国服饰流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19页。

⑳ 许晶玉：《浅析中西方传统服饰文化特征差异》，《大众文艺》，2013年第13期，第59页。

㉑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33页。

㉒ 唐宋编，[唐]孔穎達注释：《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定公十年。

㉓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37页。

㉔ 张涛：《〈周易〉与儒释道的“天人合一”思想》，《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50页。

㉕ 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91页。

㉖ 史红：《中国服饰与中华美学精神》，《中国文学批评》， 2017年第4期，第70页。

㉗ 徐波：《胡耀邦：外交上写下浓重一笔 率先穿西装的领导人》，《世界知识》，2005年第24期，第16页。

㉘ 钮东昊：《北大教授张颐武：习近平中式礼服展现文化自信》，2014年3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3/24/c_119901455.htm，2021年11月1日。

㉙ 李亚平：《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艺术》，《党史纵览》，2010年第6期，第5页。

㉚ 王炳楠：《中美会谈九年回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6页。

㉛ 马保奉：《中山装回顾与展望》，收录于和芝惠：《国之风采 服装与新中国外交》内部文集，北京红都集团公司，2014年，第9页。

㉜ 马保奉：《就习近平主席出访着装——再议中国的礼服》，《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4月5日，第6版。

㉝ 云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 )》，《红旗文稿》，2010 年第 16 期，第 4 页。

㉞《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 页。

㉟ 赖辉亮：《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历史考察及其对青年的启示》，《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第61页。

㊱ 关于“新中装”的命名，学界还未达成共识，最初是为2014年APEC会议领导人及配偶服装的命名，在此泛指在符合场合着装要求的前提下，既吸收国际元素又包含中国传统服饰元素的新中式服装。

㊲ 周加李：《中国外交礼宾的发展变化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9 年第2期，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