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真相藏在细致的观察中

2022-03-23 03:18谷立立
出版人 2022年3期
关键词:伯林急诊室女工

文|谷立立

[美]露西亚·伯林 著王爱燕 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2021年9月定价:69.00元

提到写作,我们常常会说,生活是写作最好的老师。想来,露西亚·伯林对这句话应该不会太过陌生。她和20 世纪60 年代很多美国作家一样,不仅看遍了万卷书,还行过了万里路。甚至,她比任何一位同行都更接近于“在路上”的设定。1936 年,伯林出生于阿拉斯加,之后在美国中西部的矿业小镇度过童年。成年后,她不断地迁徙,从北到南,由西向东,一路穿越美洲大陆,直到人生的暮年才有了短暂的稳定。

这种经历带给伯林非比寻常的体验。延伸到写作,也就有了短篇集《清洁女工手册》的诞生。但我们千万不能望文生义。因为伯林从未要求自己费尽心力去撰写一部清洁女工的职业指南。她要写的除了生活,还是生活。《清洁女工手册》收录43 个故事,大多有着同一个叙述者“我”。在不同的故事里,“我”分别处于不同的年龄,拥有不同的身份:不合时宜的大学女生、初来乍到的中学教师、通宵上班的医院护士、疲惫不堪的单身母亲、重病缠身的衰老妇人。

这种大量、反复出现的“我”,就像伯林的自白,拉近了虚构与真实之间的距离(凑巧的是,书中的“我”常常被称作“露”或者“露西亚”)。于是,就有了诸如此类的错觉:我们似乎并不需要反复考证作家的个人经历,只要翻开书,读上几段,就能与她保持同步,看到她想看的,听到她想听的,与她一起享受生活。当然,生活并不像她希望的那么圆满如意。常常,总会有意料之外的伤害不请自来,围绕在她身边。

比如病痛。早在10 岁那年,伯林就患上了脊柱侧凸。这种疾病困扰了她一生,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她小说的主题。《星星与圣徒》里,“我”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刚刚离开熟悉的城镇,到新学校就读。“我”很害怕同学们异样的眼光,因为“我”的背上箍着一副沉重的金属矫形架,时时提醒“我”与其他小孩的不同。或许,这就是伯林自己。好在,她并没有因此怨天尤人。

说到底,她是爱这世界的,爱这生活的。在她看来,所有的甜蜜,所有的疼痛,都是生命的赐予。我们不该回避,更无须掩饰,唯有毫不犹豫地一口吞下。毕竟,如果没有疼痛,又怎么会有对幸福的感知?就像她在《第一次戒酒》里所写的那样。故事开篇,年轻的女志愿者在病房里教病人制作南瓜。首先是吹气球,然后在气球上贴满纸条,等气球干了,再涂成橙色。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气球上剪出眼睛、鼻子和嘴巴。“想要笑脸还是苦脸,你自己选。剪刀你是拿不到的。”

可以肯定的是,伯林想要的是笑脸。并且,与她的人物不同,她早就将那把决定命运的剪刀牢牢地握在了手中。这意味着,就算被困厄重重包围,她也能坦然地接受生命中所有的瑕疵、缺陷和不完美,并将它们当成再自然不过的事。《视角》里,“我”是一位作家,正在忙着构思故事。在“我”最初的设想中,主人公亨丽埃塔年过六旬,独自居住在偌大的城市中,有太多不为人知的困惑。这里,“我”本来可以按照生活的原貌,如实地记录下她的烦忧,用忧伤的笔触写忧伤的故事,并将其直接命名为《忧伤》。

只是,“我”内心深处对生活的热爱,不允许“我”放大任何一点苦涩。相反,“我”更愿意效仿契诃夫的做法,对她报以仁慈,进而“运用错综复杂的细节,使这个女人变得可信,让你不由自主地对她产生共鸣”。是的,细节。这恰恰是伯林的生活之道。而对细节的极致铺排,就会让我们忘记生存的苦。于是,就像“我”设想的那样,亨丽埃塔很快就在“错综复杂的细节”中迎来了新生:她爱沉甸甸的意大利餐具,喜欢有磨砂考拉熊图案的镜子;她从星期日报纸的星座分析栏目中找到快乐,对着电视节目里的漂亮女演员微笑。

同样,在《亲爱的康奇》中,“我”在大学的校报里找到了一份兼职。尽管常常工作到半夜,“我”还是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告诉朋友这是一份多么美好的工作。“那(印刷机)是台奇妙的机器,有一千多个零件和齿轮。沸腾的铅制成字母。他(印刷工)把字排进去,它们叮叮当当地歌唱,发出悦耳的咔嗒声,出来一整排滚烫的铅字。这使得每一行都显得格外重要。”没错,正是有了这种“滚烫”的热情,生活才变得不同。比如急诊室。恐怕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个地方。但在《急诊室手记,1977》里,身为护士的“我”偏偏声称,急诊室令人着迷,这里的“一切都是可修复的或不可修复的,我喜欢这个事实”。

在“我”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位患者。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有一张“骨骼精致的东方面孔”,宁静恬然,不见衰老。她穿着在亚洲裁剪的中式立领短衫,有着“富丽的紫红、洋红、橙黄”。不久后,这位女士还是离世了。但不管怎样,她美丽的身姿仍然深深地打动了“我”。这里,不难看出伯林写作的前提——观察。就像她在《逝水年华》一篇中所说,“假如我们的身体是透明的,像洗衣机的观察窗,那会如何?观察我们自己该多么奇妙”。

身体如此,生活又何尝不是这样?想象这样一个伯林。她相信,生活的真相永远藏在细致的观察中。于是,当她微笑着朝向陌生人的眼睛,就毫无征兆地被它击中了,“好似从自行车把手上翻下来,如同在东四街现场聆听一曲凡德伊的奏鸣曲”。由此,《清洁女工手册》就有了另一种全新的解读。它是伯林的观察日记。她用她标志性的轻盈细腻,化解日常生活中“所有那些身不由己的、强迫症般的乏味细节”,让原本呆板、僵硬的日子变得柔软。

只是,伯林从来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她的小说就像一个片段、一次凝视。显然,这就是观察。当她置身街角,她永远不会知道那些从她面前匆匆而过的陌生人,有着什么职业,受过什么教育,更不会知道下一秒、下个路口会发生什么。留给她的只能是纷至沓来的碎片:身高、体重、衣着、步态、口音。但这并不遗憾。因为这就是生活。常常,它就像一条河,一如既往地向前流动,带给我们太多的不确定。而伯林呢,她就是水中的一尾鱼,持续地抱有热情,顺着河流的方向渐行渐远。而陪伴在她左右的,则是她生命中那些美好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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