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角色自我定位的变迁及其启示

2022-03-23 16:04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北京100872
行政论坛 2022年6期
关键词:阵营和平世界

秦 宣 林 啸(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b.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北京 100872)

2018 年,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1]427而“所谓正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1]427-428。这些重要论述告诉我们,唯有把握时代潮流,立足我国现实国情,形成正确的国家角色观,才能科学制定我国的对外政策,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发挥中国在当今世界的重要作用。

按照卡列维·霍尔斯蒂(K.J.Holsti)的界定,国家角色(national roles)通常表现为政府的常规性外交政策,是一种在同他国交往中的态度、决定、反应、职能和承诺中反映出来的行为模式[2]。中国在当今世界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居于什么样的位置,这也是中国学界极为关注的问题。目前,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国家角色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侧重“以理论解释现实”。例如,袁伟华对“角色理论”本身进行分析,并将其应用于对中国—东盟关系的解释之中[3]。胡键则从国家角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出发,认为二者的背离是造成“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原因[4]。二是侧重“以理论指导现实”。例如,孟祥青认为,中国的国家角色随时代发展而转化,新的国家角色需要构建新的对外安全战略[5]。刘雨辰与杨鲁慧则聚焦国家角色本身,认为伴随国际秩序的转型,中国的国家角色需要实现从“边缘型参与者”向“引导型管理者”的转换[6]。由此可见,既有研究大都从理论出发,聚焦某一具体时段或具体问题来谈中国的国家角色。略为欠缺的是,目前学界对新中国国家角色的变迁史没有进行很好的梳理。与此同时,学界对我们党关于国家角色的定位也缺乏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相较于地位(position)而言,角色(role)是一个更具主观性的范畴:角色只能被“扮演”,而不能被“占据”。而在“角色”概念内部,相较于“社会角色”,“国家角色”又是一个较少受到外部规范(alter’s role prescriptions)约束、更具自我规范性的范畴:一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主要是一个国家自我选择、自我塑造的结果,尤其是政策制定者的国家角色观念(national role conception)的结果[2][4]。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国家角色自我定位是同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尤其是同党的领导人的认识紧密联系的。因此,本文依据党的文献与领导人的讲话,结合新中国成立70 多年来的外交实践,旨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角色自我定位的变迁进行一个总体性、历史性的描述。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国家角色

新中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中建立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雅尔塔协定为基础,在国际上形成了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而在两大阵营之外,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浪潮。因此,如何处理同美国、苏联的关系以及同二战后新独立民族国家的关系,便成为新中国领导人在构思自身国家角色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然而,在处理同这些国家间的关系时,对于刚刚成立的中国而言,“外交”其实更多地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统战”,即“国际统战政策,在目前最主要的应是外交政策”[7]。既然是统战,就一定有“敌、我、友”的划分,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在思考中国国家角色的定位时,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源于近代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体系的历史境遇与消灭民族压迫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中国在明确自身的国家角色时,始终是以推翻不公正和不合理国际秩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为目标的,从“联苏抗美”,到“反帝防修”,再到后来的“反霸抗苏”,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的革命者、解放者,反对的并非某些特定的“作为国家的国家”,而是作为不公正和不合理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国家。

(一)联苏抗美(20 世纪40 年代末至50 年代末)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国家角色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实行对外政策的“一边倒”战略,即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结盟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8]348,确立自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的国家角色。这一国家角色定位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继承与延续,也是适应国际环境新变化的一种新认识。

首先,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是对革命实践的继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太多机会开展外交活动,但是也在苏联影响下并结合自身实践形成了对中国国家角色的认识,即中国是一个国际上受压迫、待解放的国家,是“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之中国”[9]120。列宁在1920 年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指出,帝国主义时代特有的一个现象是“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10],因此,不能笼统地谈论“民族”,而是要对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进行明确区分,战胜资本主义以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这就使得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1922 年年初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同年7 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国际帝国主义是唯有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联合起来才能打倒的“共同的压迫者”[9]128。自此,在几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剥削是阻碍中国进步、造成中国贫弱的根源。李大钊认为,“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11]。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在尚未“打扫干净屋子”的情况下不急于同帝国主义国家正式建交,而是首先联合苏联与各新民主国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以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12]1260。

其次,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是两极格局的产物。二战后,随着美苏关系趋恶、西方国家逐步完成集团化。1947 年9 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发表宣言,宣称世界上已形成了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13]。中国共产党很快接受了这一观点,开始以两大阵营对立的理论来分析国际局势。这既与意识形态因素有关,也与现实的考量密切联系: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面对新的现实威胁,想要巩固政权并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参与到社会主义阵营之中是唯一的选择。对中国而言,反帝斗争在革命时期更多是间接的,“要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必须彻底的完成土地革命”[9]430。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主要是同帝国主义在中国投下的“影子”——军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直接武装斗争,帝国主义的威胁主要表现为对国内反动势力的援助与操纵。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帝国主义的威胁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新中国面前,因此,新中国不仅直接参与到两极对立的冷战之中,而且还在建立之初爆发了同帝国主义阵营间的热战。帝国主义威胁的直接性和现实性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优越性,共同影响并坚定了中国共产党走苏联道路的选择,“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14]。而走苏联道路,就必然加入社会主义体系之中,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只是新中国国家角色的形式而非内容。对于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是“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12]1466,即中国反殖、反帝、反霸,反对超越具体国家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但愿意“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8]348。中国共产党认为,只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15]。新中国的外交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但“独立自主”与“和平”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要独立还是求和平,都必须“一边倒”:要独立,帝国主义绝不会很快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已为中国革命的经验所证明;要和平,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12]1194。只有壮大了国际社会中的和平力量,才有可能避免战争。“一边倒”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统一。因此,一旦这种统一被打破,如果苏联不再是世界和平的促进力量、不再是反对世界霸权的重要因素,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那么中苏关系恶化便是新中国国家角色内在的、必然的产物。

(二)反帝防修(20 世纪50 年代末至60 年代末)

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国家角色是处于“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16]的“世界革命的引领者”。

20 世纪50 年代至60 年代末,在意识形态方面,苏联推行“三和两全”①“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全民国家”“全民的党”。,希望同美国妥协以共同称霸。在国家利益方面,苏联又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搞大国沙文主义,试图充当“老子党”,导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随着越南局势的不断升级,新中国同时面对南北两个方向的压力,不得不既反帝又防修,外交形势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面对国内外的复杂环境,中国秉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依然视自身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并在此基础上成为世界革命的引领者,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反对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首先,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虽然1958 年后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社会主义阵营渐趋分裂,但中国仍视自身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直到1964 年9 月,毛泽东仍认为,“我们同苏联有外交关系,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国家”[17]。赫鲁晓夫于同年10 月下台之后,中国随即抓住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机会派周恩来赴苏,以示对苏关系和缓的积极态度,然而,勃列日涅夫继承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强行于1965 年召开莫斯科“三月会议”。虽然“三月会议”代表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公开分裂,但是中国共产党在主观上依然想维持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认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终将扫除一切障碍……团结起来”[18]。1965 年,在庆祝“五一”劳动节的通知中,中国共产党也依然重申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团结万岁!”[19]的口号。

其次,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领导者。对中国共产党而言,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因此不能空谈无原则的团结,而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18]。我们党认为,实现社会主义阵营的重新统一可能只要十年左右的时间,但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九千年批评不完,就批评它一万年”[18]。由于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敌对阶级的分歧”[18],因此,只要团结尚未实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原本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二号人物”就不能不代替苏联承担起领导世界革命的任务,“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20]。正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尚未实现,所以实现团结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因此,中国共产党除了继续公开批评修正主义以外,还“进一步大力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的左派”[18],以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的发展。在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同修正主义进行公开论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的左派联合,事实上成为独立于苏共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成为世界革命的主要领导者。由于这一时期的亚非拉地区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世界革命的焦点,所以中国将对外援助的重心从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转移到更为广阔的亚非拉新独立的民族国家。1964—1977 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比1950—1963 年增长了近5 倍[21]。中国在20 世纪70 年代的对非援助是苏联的两倍(18 亿美元),而后者则是非洲的第一大军火商[22]。为继续推动世界革命,在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之后,中国承担了较前一时期更多的、甚至超越了自身实际能力的国际义务。

总体而言,在这一阶段,中国虽然面对美苏共同推行自身霸权主义的不利情况,但也挑起了世界革命的大旗,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身反对世界霸权、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任何国家将中国纳入其战略轨道、坚决维护自身利益与独立自主的决心与能力。

(三)反霸抗苏(20 世纪60 年代末至70 年代末)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国家角色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与“中美苏大三角”的一角。

虽然中国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已不再提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而是强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23]。这不仅是同前两个阶段最大的区别,还是中国反对不公正和不合理国际秩序的必然选择。

20 世纪50 年代末至60 年代末,虽然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但中国主观上依然希望实现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统一以推动世界革命,并在实践中联合世界各国革命党与左派,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反帝革命阵营,然而,这种情况在1968 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与1969 年珍宝岛事件爆发后发生了变化:中苏之间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世界革命”与“和平共处”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反霸问题。在“布拉格之春”与珍宝岛事件之前,虽然中国也提批判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与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企图,但中国批判的这种霸权主义更多地指向一种“家长制作风”,即苏联方面总是强行“利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24],二者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问题上,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1966年,周恩来在外交部第四次使节会议上也指出,虽然反帝必反修,但主要还是反对美帝,因为“要独霸世界,是美帝为主”,苏联想要对美妥协以共同称霸世界,不过是它的“主观愿望”而非现实威胁[25]。中方认为,苏联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要称霸,而是放弃世界革命,牺牲小国的利益以同美国和平共处[26],然而,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再联系“布拉格之春”期间苏联悍然出兵一个主权国家并在之后大肆宣扬“有限主权论”的情况,中国认为,这已经不再是“父子国家”①1960 年9 月20 日,邓小平在中苏两党代表团第三次会谈中对苏方说:“我们多少年来就有这种感觉,你们不是以平等的、兄弟国家的态度来对待中国,而是以父子国家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1577 页。这一概念可以涵盖的情况了。属于敌我矛盾的“霸权主义”取代了属于内部矛盾的“家长制作风”,成为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主要表现,使得同苏联和缓以维持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已无可能,更没意义。同时,由于前一阶段的对外援助收效甚微,世界局势是“既不打仗,又不革命”[27],而革命任务已经从“反帝”转向“反霸”,中国共产党便不得不考虑各国革命党以外的同盟军,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革命阵营也不再是必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和“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策略。“三个世界”理论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其将美国和苏联归为一类,都属于“第一世界”,突出了两个霸权主义大国同全世界的矛盾。在实践中,这一理论具体体现为以“大三角关系”来凸显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影响力,同第三世界、第二世界乃至第一世界中的美国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开展均势外交以使两个霸权国家互相牵制。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是为了反帝,反帝的目的是反霸并由此改变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既然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存在霸权现象,中苏和缓失去可能,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中民族国家的平等,就需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改变“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的国家角色便成为必然。

总之,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从国家角色来看,中国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到“第三世界的一员”、从“反帝”到“反霸”的转变,却没能实现从“统战”到“外交”、从“革命”到“改革”的转变。然而,在这一时期,新中国没有将实现自身国家利益同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很好结合,出现了在国际舞台上孤立自身的情况。同时,“革命外交”也使得中国承担了超越自身能力的责任义务。邓小平在之后回忆起这段历史时就曾说:“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28]232但总体而言,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自身独立与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国家角色

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家角色的转变与世界格局的大变革同步进行、交相激荡。自20 世纪70 年代末到2012 年,国际社会经历了苏联与东欧各国的改革浪潮、两极格局的瓦解与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中国也实现了向国际体系的参与者、改革者的转变。虽然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尤其是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最终“转向”,给中国国内的改革进程带来了较大的外部压力,但这一时期的中国成功保持了内政外交的战略定力,国家角色相较于前一时期的“十年一变”,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国家角色更多地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实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外交政策。与此相适应,中国不再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视角去看待世界格局的变动,改变了过去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新的时代主题。在对外政策上“求和平”,高举反霸旗帜,力主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改革;在国家交往中“求发展”,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积极参与现行国际体系。

(一)中国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

虽然中国在20 世纪70 年代初就因重返联合国实现了对国际体系的参与,但是中国真正开始积极、主动地融入这一体系中,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自新中国成立到1988 年为止,中国参加的各种国际公约与公约性的多边条约共有120 多个,这其中3/4是1978 年后参加的[29]。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推动力的改变。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参与到既有的国际体系之中主要源自政治推动。20 世纪70 年代初,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为了结成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打破自己被孤立的不利局面,寻得国际承认的政治需要。从1971 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1978 年,中国在联合国主要机构和专门机构的合法席位大多得到了恢复,成为国际政治制度的真正参加者。在政治上参与国际体系的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获得了一定发展,同世界经济体系扩大了联系,但从经济上看,这一时期的中国依然是内向型经济,并未完成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1975 年,邓小平提出要实行“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的“大政策”①虽然邓小平提出要扩大进出口,但是这时他的主要思路依然可以被概括为进口替代战略:出口是为了进口、“创汇”,而非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进行出口导向的生产。。1975 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为47.5 亿美元,到了1977 年,这一数据上升为148 亿美元。1977—1978年实行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计划。然而,一方面中国外贸占世界贸易的总额反而由1975年的0.8%下降到1977 年的0.6%;另一方面,这时中国扩大外贸的原因是“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28]29,从而为四个现代化提供更高的起点。也就是说,中国这时实行的是“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战略,发展对外贸易的目的并非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以“嵌入”世界经济体系,而是希望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以改进生产,建立自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体系[30]156-162。同样类型的引进以往有过三次:第一次是50 年代苏联援助的156 个重点项目,第二次是60 年代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的2.8 亿美元的技术装备,第三次是70 年代初的“四三方案”。70 年代末的“大引进”同前三次引进并无本质不同。

改革开放后,由于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参与到国际体系中有了新动力,即打开国门搞建设,实现自身现代化。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从经济特区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它既是出口加工基地,也是技术、管理、知识、对外开放的窗口。中国采取“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并行的混合模式,“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28]406。一方面,引进先进技术,加速本国技术变迁、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进入国际市场,通过国际市场获得增长动力,同各国共同发展。通过经济特区,中国经济的外向性不断增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在国内的统一市场尚未建成的情况下,特区通过特殊政策建立市场经济的“小气候”,先同国际接轨,再由小到大、由点到面,进一步设立沿海开放城市与沿海开放区,中国开启了逐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进程。1994 年,外汇市场的“并轨”改革代表着中国全面实行出口导向战略[30]172,中国彻底实现了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在此基础上,中国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中国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

同世界格局演化不同,经济全球化有其自身逻辑,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一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便难以逆转,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开放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31]173-174。而经济建设对和平环境的需求决定了中国的国际作用:“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31]104到了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同外交上非常积极主动的美、印两国相比,中国参与的国际组织数量已达到它们的80%[32]。中国正式实现了向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的转变。

(二)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改革者

20 世纪70 年代初,虽然中国初步融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却仍旧扮演着革命者的角色。1974 年,邓小平在联合国的讲话中依然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23],强调“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23],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要“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23]。可见,中国依然以阶级划分的视角、采用革命的手段,发出彻底推翻既存国际秩序的号召。

改革开放后,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邓小平对中国国家角色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31]128这一角色定位改变了过去通过世界革命彻底改变国际秩序的思路,凸显中国作为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必要性。在这一国家角色观念的指导下,20 世纪80 年代,在两极格局中,中国坚持真正的不结盟政策,“我们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31]128,从而维护了自身的独立地位与国际形势的和平。20 世纪90 年代初,两极格局解体,中国拉开建设伙伴关系的序幕,以不同的利益交合点为基础建立起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中国不再继续以阶级和意识形态为标准来划分“敌我友”,而是将独立的民族国家视为国际上的主要行为体,关注国家利益而非超国家、超民族的阶级利益,实现了从“革命的统一战线”向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转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虽然扬弃了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革命者的国家角色,但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的目标没变。邓小平指出,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31]289。因此,中国在适应全球化的同时也在反思全球化,并在成为国际体系积极参与者的基础上继续“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31]128,成为推动世界秩序朝着更加合理方向发展的改革者。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坚持并丰富了这一思想,提出要尊重世界多样性、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33]。进入21 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国际新秩序理论,提出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34]。因此,2011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 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是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并努力作出贡献的国家。”[35]

在“参与”与“改革”的关系上,这一时期的中国依然是以参与为主、以改革为辅。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31]363中国的外交主要是为内政服务,目的是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因此,对于国际问题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主要参与的是同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国际经济事务,外交政策呈现一定的被动应对的姿态。这既是当时中国领导人主观的战略选择,也是时代客观条件的必然要求。

三、新时代以来的国家角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上,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国家尚未摆脱金融危机之后的制度性、系统性危机,随即又深陷新冠肺炎疫情的泥潭,内部新旧矛盾相互交织、日益加剧。与此同时,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迅速崛起,经济总量全球占比超过50%,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0%,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东升西降”的历史性变化。作为其中的关键变量,中国经济总量自2010 年以来长期稳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科技实力显著增强,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在国际舞台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明确了自身新的国家角色定位,即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20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36]。这既是中国基于现实的自我定位,也是国际社会的希冀与期待。

(一)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在当今世界,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发展促和平,以和平促发展。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根据历史文化、国际背景、现实目标的必然选择。从历史文化来看,中华民族的先贤们很早就认识到了“国虽大,好战必亡”。而近代中国更是饱受列强侵略之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古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也不会目睹自己遭受过的苦难在其他民族身上重演。从国际背景来看,伴随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人类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也是全球治理赤字凸显、地区热点频发的时代,风险与机遇并存,更需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从现实目标来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需要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崛起不靠他国施舍,不靠转嫁矛盾,更不靠掠夺他国,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的是打破“国强必霸”的传统模式,走出一条和平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40 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这条道路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之路,更是中国通过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发展之路。如今,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行动第二大资金贡献国,先后参加了25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 万余人次,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数量最多的国家[37]。同时,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核问题与叙利亚问题等国际热点问题中坚持多边主义,开展大国协调,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除了体制机制与具体行动以外,中国还在观念、价值的层次上提出了新安全观。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秉持旧安全观,为了片面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甚至不惜在他国挑起战争,以实现一个建立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基础上的武力至上的片面安全格局为最终目的的行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亚信第四次峰会上明确指出:“不能身体已进入21 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38]关于实现普遍安全,习近平提出:“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1]433共同,就是要实现普遍安全;综合,就是统筹传统安全领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就是通过对话合作解决争端;可持续,就是发展和安全并重。维护世界和平,既不能依靠个别国家去推行某种制度,也不能依靠个别国家通过损害他国利益来维护局部和平,而应当尊重各国差异,实现共同发展,从而促进普遍和平。实现普遍安全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对于他国的问题,各国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以邻为壑。

(二)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中国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也实现了由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合理方向发展的历史转变。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潮流不可逆转,面对各国之间日趋紧密的联系,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关起门来搞建设。中国早已深度参与到国际舞台之中,坚持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既发展了自身,又深刻影响着世界。

面对当前仍在复苏中的世界经济,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在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在外资方面,2002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资引进国,202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537.1 亿美元,流量规模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并且连续五年流量占全球比重超过一成[39]。在外贸方面,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2002—2020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7.5 倍,并于2013 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21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规模6.05 万亿美元,年内接连迈过5 万亿、6 万亿美元两个大关,创下新高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http://www.customs.gov.cn/;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1978 年至今,我国贸易伙伴由40 多个发展到230多个,并且成为世界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26 个国家和地区达成19 个自贸协定②数据来源: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各国对中国贸易的依存度不断提高,中国越来越处于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位置。在科技创新方面,根据2021 年GII 报告显示,中国创新能力较2020 年上升2 位,位居全球第12 位,并首次进入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地区国家前三名,且连续第9 年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占据首位,仍然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唯一进入前30 名的国家[40]。在自身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中国还积极向发展中国家分享技术成果。以农业领域为例,中国已向刚果(金)、利比里亚等国转让450 多项实用技术,3 万多名农民因此受益[41]。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2013—2018 年,中国对外援助资金总额达到2,702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分别达1,278亿元人民币和1,311 亿元人民币[40]。中国在同各国经济交往的过程中秉持互利共赢理念,积极寻找利益交汇点,为世界经济注入了“中国红利”。面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给经济全球化大潮蒙上的厚重阴影,中国以高度使命感、责任感推动国际规则创制,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合理方向发展。中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帮助受援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不干涉他国内政。中国通过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由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与经济发展合作框架,积极推动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凸显了我国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地区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抬头的情势下,推动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维护世界开放型经济体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努力和担当。

(三)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将为国际秩序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也是不公正和不合理国际秩序的改革者,在维护中改革、以改革促维护。

首先,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改革者。在当今世界,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在政治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未改变冷战思维,坚持霸权主义,推行单边主义、新干涉主义,主动挑起战争,推行“普世价值”,将“全球化”包装成“西方化”,试图主导国际事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国家不愿承认其主导下的既有国际体系的失灵与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不将注意力集中于抗击疫情,反而推卸责任,热衷于将疫情政治化,将中国污名化,为国际社会平添动荡。在经济上,西方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大肆攫取利益,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日益拉大。同时,西方国家认识不到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反而错误地将自身问题归咎于全球化的发展,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推行保护主义、地区主义,掀起“去全球化”逆流。总体而言,既有机制的不合理、单边主义的冲击、日益突出的全球性新问题共同冲击着西方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其不对称、不适应的情况前所未有,国际治理赤字日益扩大。这是一个需要变革、呼唤变革的时代,习近平指出:“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我们要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42]448

其次,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现行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依然在维护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并不是新兴大国推翻旧的国际机制、另起炉灶,而是推动现有体制的发展与完善,在其中更好地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实现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互利共赢、良性互动,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被舍弃,更容不得推倒重来”[1]447。然而,对于现行国际秩序,美国完全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合则用,不合则弃”,在国际舞台上大行特权、四处制裁、动辄“退群”,已公然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为世界平添许多动荡因素。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42]41,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凝聚各方共识,促进国际秩序转型过程中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四)中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在2021 年9 月21 日举行的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基础上,为中国新增了“公共产品的提供者”[36]的定位。

首先,提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一角色定位是对中国国家角色进行的更为全面、准确的概括。虽然“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是对中国国家角色定位的新补充,但这一角色其实早已内在于“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之中。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提倡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向国际社会提供了超过21 亿剂疫苗,承诺力争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主导建设“一带一路”、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国际体制机制;对接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促进国际减贫事业;面对疫情冲击,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坚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多边主义,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提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可见,中国在建设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的过程中,需要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其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一角色定位凸显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大国担当与重要作用。所谓“国际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就是受益者突破国家、地区、集团等界限、跨越不同世代、超越不同人群,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共享产品[43]。一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行为与其国家能力和意愿直接相关。从1978 年至2020 年,中国占世界GDP比重从1.7%上升至18%。同中心国家相比: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 年,中国GDP 占美国的比重由1978 年的6.3%上升至75.8%,并远超其他G7 国家①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locations=CN-US,以2010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在自身综合国力发展的基础上,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习近平强调:“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42]442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当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承担大国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构建世界新秩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充分利用既有机制并在既有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设置新议程、提供新机制,为当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既有国际治理体系所不能解决的新问题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四、启示

一个国家的历史方位,需要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来考察。从时间维度看,主要看这个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从空间维度看,主要看这个国家在世界版图中的位置。一个国家的国家角色定位主要是指这个国家在空间维度中的位置。这种角色定位,既来自本国以外的其他政治力量的判断,也来自本国政治力量的自我判断。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国家角色自我定位的演进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四点启示:

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始终随着时代变化、国际格局演变和中国发展实际来调整中国国家角色自我定位,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中国的外交政策。总体来看,我们党关于中国国家角度自我定位的变化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才实现了“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国际地位才越来越高,国际影响力才越来越大。

第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家角色自我定位虽然在不断变化,但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的定位始终没变,为人类谋和平发展的理念没变,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没变,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立场没变,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没变。这是中国国际地位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重要原因。

第三,虽然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在中国所扮演的国家角色方面,虽然部分国家的主观认识同我国的自我定位有时存在较大的偏差,但当今中国的发展已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如果我们不主动“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国际社会的“另类”关注就会成为猜忌,从而歪曲中国的国家形象。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第四,通过对新中国70 多年来国家角色变迁的梳理,不难发现:从“反帝”到“反霸”、从“统战”到“外交”、从“革命”到“改革”,虽然中国国家角色自我定位与时俱进,不断发生转换,但改变的只是手段,不变的是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目的。弄清楚这一点,就能明确中国在国家角色上许多看似“峰回路转”的转折,实际上有其深层的逻辑必然性。正是这种变中之不变,使中国如今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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