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服务撬动互助养老：互助养老何以持续？
——以时间银行为例

曹海军 闫晓玲（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 110169）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其中的杠杆原理可以说是我们对“杠杆”和“撬动”最初的认识。“杠杆”的词意是一个能绕着固定点转动的杆①参见在线新华字典：http：//xh.5156edu.com/html5/221746.html。。“撬动”是用杠棒或尖利的工具借助支点拨动或挑起东西②参见在线新华字典：http：//xh.5156edu.com/html3/8082.html。。在公共管理领域，“撬动”和“杠杆”（同为leverage）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莱斯特·M.萨拉蒙（L.M.Salamon）的经典著作《撬动公益：慈善和社会投资新前沿导论》，他认为杠杆是一种机制，一种可以将有限能量转化为更强大力量的机制［1］。而志愿服务就是将互助养老有限能量转化为更大能量的杠杆。

志愿服务是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2］。互助则是行为、美德、服务等多种要素的集合体［3］。纵观我国互助服务领域的发展，主要以互助养老为重点，同时，互助养老也是国家倡导的养老服务方式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因此，互助养老被认为是养老服务的“第三条道路”［4］，是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一极［5］。互助养老作为新型养老模式，既是有效缓解“养老难”的重要抓手，也是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补充。

时间银行作为互助养老的新形式，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志愿服务应用于互助养老的典型模式［6］。目前，我国时间银行呈现“志愿+互助”的特点，如南京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的目的是在全社会形成以志愿服务为核心、互帮互助、共建共享的时间银行养老服务体系［7］，然而，以时间银行为代表的互助养老服务，在现阶段却呈现出碎片化问题，即在空间、身份、内容、标准、质量、方式、资源等方面不统一［8］。因此，互助养老服务需要新的杠杆来撬动。

由此，学界关于志愿服务能否作为撬动互助养老的杠杆也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志愿服务能够撬动互助养老，认为志愿服务体现了互助养老的本质特征，是实现互助养老并推动其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离开了广大志愿者的积极参与和无私奉献，不可能有互助养老的产生和发展［9］。而且，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与志愿服务在目的上完全一致，都希望构建一个更加美好、进步的社会［10］。也有学者将时间银行置于互助和志愿双重语境下进行研究，认为时间银行是一种能够实现互惠的志愿服务［11］。另一种观点是志愿服务应该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中剥离，认为志愿服务是无偿的公益服务，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是延迟型劳动支付，不属于“志愿服务”范畴［12］。并且，时间银行应该遵循商业银行的运行逻辑，这与志愿服务精神相违背。

本文认为，志愿服务能够撬动互助养老，并试图选取新的研究视角，即以机制设计理论为指导，围绕志愿服务撬动互助养老的动力、志愿服务与互助养老的关系、志愿服务撬动互助养老的机制以及志愿服务撬动互助养老的优化路径等问题，以时间银行为例展开深入研究。

二、“互嵌共生”：志愿服务与互助养老协同发展的动因与逻辑

志愿服务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重要力量，还是提供互助养老服务的重要一环。互助养老就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让老人不离家，依托社区现有养老服务资源，通过互助实现抱团养老。依托于人际关系，通过同辈群体之间的相互照顾实现贴心服务和精神慰藉，从而不易产生类似入住养老机构的孤独感［13］。志愿服务与互助养老在协同发展中互嵌共生、相互促进。

（一）志愿服务撬动互助养老的动因

发展互助养老的内生动力源于老年人的现实需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20 年11月1 日零时，我国60 岁及以上人口约为26，402 万人，占总人口的18.70%（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9，064 万人，占总人口的13.50%）①参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2106/t20210628_1818824.html。。并且，有学者预测，20 世纪60 年代的婴儿潮将带来老年人口的急速增加，2030 年后高龄老年人规模将加速增长［14］。我国社会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但目前居家养老仍然是主流的养老方式。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的互助养老更适合老年人的生活习惯，更贴近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诉求［15］。同时，互助养老还能将社区闲置资源充分利用。一方面，互助养老能够充分发掘人力资本，倡导老年人之间互帮互助，低龄健康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服务，既有利于开发社区低龄老人人力资本，是老龄化社会中资本产生的重要力量，又可以充分利用社区中大量闲置的人力资源，挖掘社区互助与邻里守望相助的潜力［16］；另一方面，互助养老能够增加社会资本，例如，信任、亲情、参与、资源动员、网络构建等［17］。

互助养老虽然优势很多，但是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发展质疑，如服务的非专业性、安全风险防范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王伟进认为，我国城市互助养老的类型主要有结对组圈式、据点活动式和时间银行式等三种［18］。其中，时间银行是深受社区居民欢迎的一种互助养老类型，而且近年来时间银行在我国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支持与推广。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互助养老，时间银行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本文以时间银行为例，将互助养老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服务资源不足。时间银行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充足的人、财、物等资源的支撑，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各类服务资源难以满足时间银行的快速发展。一是年轻群体的参与不足，专业的志愿者数量不多；二是运营资金有限，制约着时间银行的发展；三是时间银行可以为志愿者提供兑换的物质资源匮乏。

其次，信息平台尚未互联互通。从目前来看，我国不少地方时间银行管理平台还处在“各自为营”阶段，各种时间银行平台虽然数量很多，但是各平台之间的数据却不能共享。例如，“南沙时间银行”平台、“上海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小程序、“南京养老服务时间银行”APP 等，各平台功能大体相同，但是只适用于各自服务范围内，这成为时间银行通存通兑的一大障碍。

最后，制度化建设有待完善。时间银行作为一种信用产品，需要可靠的信用作为担保。现阶段不少地方政府发布了时间银行的实施方案，但是还缺乏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以及法律层面的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志愿者对时间银行的信任程度，进而降低了志愿者的参与程度。

（二）志愿服务与互助养老协同发展的逻辑

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志愿与互助是相互交织的，二者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志愿服务的功能在于弥补政府与市场的不足，通过动员社会资源平衡社会关系，与政府和市场维持互补或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志愿服务是打通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的有效形式，是撬动互助养老的重要杠杆。志愿服务通过嵌入互助养老来撬动互助养老的发展，这既是对传统志愿文化的传承，也是符合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

在理论研究中，志愿与互助同属“志愿域”研究。在西方的志愿话语体系中，互助被认为是志愿与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关于志愿的理论研究缘起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由此，可以追溯到萨拉蒙在研究早期提出的“志愿失灵”，即“慈善家长作风、慈善不足、慈善业余以及慈善特殊主义”。这里所提到的志愿就是广义的志愿，是涵盖整个非营利领域的，互助也包括其中［20］。在大卫·霍顿·史密斯（D.H.Smith）的研究中，志愿服务的外延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他认为“志愿学”是一个包括志愿组织研究、公益慈善研究、公民社会研究、第三部门研究、社会运动研究、互助小组研究等领域的新兴学科［21］。中国的相关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延续了萨拉蒙关于“非营利”“志愿”“慈善”“互助”等相关概念，致使在研究中出现名称的模糊性［22］问题。

在实践中，互助服务是志愿服务中的一种形式。互助是志愿服务的精神之一，助人自助是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的核心要素。志愿服务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互动［23］。同时，志愿服务也促进了互助、友爱等社会价值观的实现，提升了社会文明程度。志愿服务中的社区志愿服务模式是基于中国传统的邻里互助文化，在社区层面开展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回应社区弱势群体需求的互助服务［24］。其中，比较典型的实践有上海的“老伙伴”计划、浙江的“银龄互助”等。有研究表明，时间银行确实是一种能够使人们志愿服务时间比传统志愿服务时间更长的模式［25］。因此，时间银行能够带来可持续的志愿参与［26］。同时，现阶段我国部分时间银行是由志愿者服务组织来运营的，如广州市公益时间银行由广州市志愿者协会运营、上海市杨浦区养老时间银行由老年志愿者协会运营和吉林省亿联志愿者时间银行由吉林省青年志愿者协会运营等。

三、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志愿服务撬动互助养老机制分析

时间银行既是我国互助养老的创新形式，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时间银行的本质是互助，而志愿服务是时间银行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27］。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至少现阶段志愿服务还不能从时间银行中被剥离，并且志愿服务是撬动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乃至互助服务发展的有力杠杆。

（一）机制设计理论

机制设计理论是经济学领域的经典理论，由“机制设计理论之父”里奥尼德·赫维茨（L.Hurwicz）最早提出，埃里克·S.马斯金（E.S.Maskin）和罗杰·B.迈尔森（R.B.Myerson）在其基础上将机制设计理论进一步完善。机制设计理论以理性选择、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为基础，主要关注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权力、地位和名望等）的配置效率［28］。机制设计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通过抽象出不同机制的共同属性，再利用具体问题的应用展现出来，通常被用于甄别现有机制的好坏或构建实现既定目标的最优机制。近年来，机制设计理论被应用于公共管理领域，探讨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过程中机制设计理论的借鉴意义［29］。现如今，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步入了新时代，人们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专业化、多样化且差异化，要构建科学可持续的养老服务体系，引入机制设计理论是非常必要的。

就我国当前的互助养老发展机制而言，信息共享与激励问题一直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互助养老发展也举步维艰，但是互助养老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对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补充。在中国现实国情下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亟须实践推广［30］。因此，本研究基于机制设计理论，设计科学合理的志愿服务撬动互助养老机制，以期解决我国互助养老服务资源不足、信息平台尚未互联互通以及制度化建设有待完善等问题。

（二）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撬动机制

机制设计理论的三个要素是资源有效配置、信息有效利用和激励相容，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此，本文将机制设计理论应用于志愿服务撬动互助养老机制研究并在应用过程中对其进行调适，以增强分析框架的适用性。在我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互助养老模式也充分体现了党委在其推进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以及党员志愿服务对互助养老的兜底作用。因此，在机制设计理论原有的三个要素基础上，本文加入党建引领，即从党建引领、资源配置、信息共享和激励相容等四个机制入手，分析志愿服务对互助养老的撬动机制。

首先，党建引领机制。党建引领互助养老，创新基层互助养老方式，推进养老服务共同体建设，从而达到机制设计的目的。我国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探索始于社区或者社会组织自发成立的时间银行，如苏州市姑苏区葑门片区（双塔街道）杨枝社区“时间银行”、沈阳市大东区红金时养老服务储蓄中心等，但是这些时间银行在经历了“资金不足、志愿者不足、时间币流通困难”等困境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互助服务也会出现“失灵”。针对这些问题，部分时间银行进行了改进与升级，引入党员志愿服务，以党员志愿服务引领社区居民自助互助服务。例如，广州南沙时间银行的“党员时间银行”项目，具有志愿性、无偿性与公益性，在南沙时间银行基本运行逻辑上加入志愿循环机制。党员定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并将以党员身份参与志愿服务获得的时间币进行捐赠，在帮助困难群体的同时，促进时间币的流通。在组织层面，每个单位党组织在南沙时间银行平台注册团体会员，组织本单位的党员会员在每个季度至少开展一次主题志愿服务。在个人层面，每名党员注册“党员时间银行”个人会员后，结合实际，自觉对接“党员时间银行”发布的志愿公益服务信息，每年至少参与2 次以上的志愿服务活动。截至2020 年12 月，广州市南沙区所有党支部均注册党员时间银行平台团体会员，12 万名在职党员注册成为个人会员，兜底困难群众的服务需求。一方面，“党员时间银行”通过“微心愿”的收集，主动发现困难群体的服务需求；另一方面，考虑到困难群体服务需求的迫切程度，当部分服务需求发布至南沙时间银行官网后，出现无人承接的情况时，线下站点工作人员对接党员会员进行承接，为困难群众服务需求进行兜底。南沙时间银行是我国较早探索时间银行互助服务的项目，至今已经运行了九年，其中，党员的志愿服务参与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次，资源配置机制。机制设计理论认为，通过机制的设计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利用，因此，对分散资源的整合非常必要。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有序运行离不开资源的支持，而志愿服务资源能够扩大并整合互助养老服务资源，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志愿者的招募和服务队伍的组建为互助养老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一方面，通过专业志愿者的加入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相对专业化的服务，以此来弥补专业服务不足的缺口，如南京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非专业服务项目和专业服务项目两类，其中，专业服务项目包含生命体征监测、安全护理等17 项服务，并且要求提供专业服务的志愿者需持有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执业证书；另一方面，通过年轻志愿者的加入来弥补服务人员的不足，以往互助养老多局限在社区内部，参与者多为老年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通过引进高校志愿组织以及高校青年志愿者、专业社工、社区青年志愿者等，优化志愿者的年龄结构以及专业结构，丰富互助养老的人力资源，促进了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多元资金支持互助养老发展。《志愿服务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志愿服务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同时，“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志愿服务运营管理”。因此，目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支持的时间银行是我国时间银行发展的主流趋势，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是其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三是嵌入志愿服务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还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服务资源，如部分企业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提供生活用品赞助，而且专业社会组织、医院等单位的志愿服务队伍等都是互助养老发展的重要资源。

再次，信息共享机制。降低信息成本，提升信息的利用效率是机制设计理论的目的之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不再局限于地域来做志愿者，他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志愿者（全球志愿者）或者通过互联网做志愿者（虚拟志愿者）［31］。因此，安全便捷的志愿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对互助养老的发展尤为重要。志愿服务平台作为互助养老服务者和需求者的中转站，具有服务需求收集与服务资源链接及整合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志愿服务平台的存储记录功能便于互助养老服务资源的管理，从而形成互助养老服务网络，促进互助养老资源的优化；二是志愿服务平台的供需匹配功能能够实现供需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系统的智能匹配，将潜在的服务者和需求者精准对接，实现互助养老精准化；三是志愿服务平台的兑换和流通功能有利于促进互助养老信息的共享，志愿者参与互助养老的记录在各志愿服务平台互联互通，形成志愿者的参与凭证，同时能够实现区域间的通存通兑。其中，南京市第一个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时间银行信息管理平台，该平台可以进行志愿者和服务对象注册、需求发布、服务过程、时间存入及转移、服务评价等操作。

最后，激励相容机制。激励相容是指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一致，达到整体利益最大化，各主体间激励相容，形成良性合作循环［32］。近年来，各级政府大力宣传志愿服务理念，完善志愿者评价与激励回馈制度。目前，国务院发布了《志愿服务条例》、民政部印发了《志愿服务记录办法》和《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试行）》等政策文件。这些政策文件不仅包括了志愿服务的基本原则和管理体制、志愿者权利义务、服务对象权益保障、鼓励发展专业志愿服务等内容，而且还规定了志愿者扶持和保障措施。同时，北京、广东、浙江、重庆等省市也先后颁布并实施了与志愿服务相关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基本都明确规定了要建立健全志愿者服务时间储蓄、互助服务、返还服务等制度，赋予互助养老合法性。与志愿服务相关文件的发布为互助养老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志愿者参与互助养老的服务风险。例如，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明确了为志愿者购买保险等激励与保障措施，上海市民政局发布的《上海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项目工作指引（试用版）》也明确了设立托底性担保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为服务提供者和服务对象购买人身意外保险以及服务提供者评选表彰奖励活动等，从而解决了志愿者的后顾之忧。通过志愿服务“储蓄”制度，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助机制，鼓励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队伍中，推动志愿服务的发展［33］。由上可知，通过创造条件让志愿者的付出获得反馈和回报，为互助服务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土壤，建立互助服务发展的长效机制，进而逐渐过渡到成熟的互助服务模式。

四、机制设计理论视域下志愿服务撬动互助养老的优化路径

互助养老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补充，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本质是互助，然而，我国对时间银行的探索历程说明，纯互助形式的时间银行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尚不适应，需要志愿服务的引导，唤起人们互助自助的意识。因此，在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推广、扩散过程中带有志愿服务的色彩，就成为时间银行在我国本土化的创新之举。我国互助养老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问题，在当前老龄化背景下需要创新升级，因此要完善互助养老撬动机制，发挥志愿服务对互助养老的撬动作用。

（一）强化党建引领机制，党员志愿服务驱动互助养老常态化

机制设计是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党委的领导对实现互助养老的发展目标非常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因此，强化党建引领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基层党组织在领导互助养老服务常态化建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一方面，充分发挥党员个人在互助养老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各级各类国家机关通过鼓励党员干部、公务员成立志愿服务组织、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或创立志愿服务品牌，从而营造全面参与志愿服务的良好社会氛围［34］；另一方面，建立“党建+互助养老”模式，促进基层党建与互助养老有效联动，打造特色化的党建平台，打通基层互助养老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将其领导力与组织力融入互助养老服务常态化建设中，最终形成党建引领的“一核多元”养老服务共同体。

（二）完善资源配置机制，优化互助养老资源配置

优化互助养老服务资源的配置，必须把分散的相关资源进行整合，因此协调整合机构非常有必要。纵观志愿服务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基本都有一个全国性的枢纽型组织来统筹协调志愿服务的发展。例如，英国的志愿服务部（Voluntary Service Unit）、美国的自由服务军团（USA Freedom Corps），都是通过枢纽型志愿服务组织来推动志愿服务的发展。枢纽型社会组织是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桥梁，对于统筹协调互助养老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志愿服务协调机构尚未发挥其最大效能。因此，未来应该大力发展枢纽型志愿服务组织，搭建志愿服务协调机制，进一步理顺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机制，制定重点志愿服务项目目录，加大大型志愿服务活动和重点志愿服务项目资金支持力度［35］。充分发挥枢纽型志愿组织在促进互助养老资源整合与配置中的作用，推动互助养老志愿者招募与培训、互助养老项目资金申请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逐渐提升人们对互助养老的认知，实现志愿资源与互助养老资源的共享。同时，注重政府资源、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整合，充分发挥协同优势，实现互助养老的最大效能。

（三）健全信息共享机制，科技赋能互助养老精准化

将区块链技术运用于我国的志愿者服务领域，可以解决志愿服务信息安全、志愿服务信用不足等问题［36］。同样，区块链技术为互助养老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通过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可以更好地进行养老服务的信息发布、服务匹配、服务评价以及服务记录等。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志愿服务信息化，如民政部于2021 年7 月全面上线试运行了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2.0 版）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https://www.mca.gov.cn/article/xw/ywdt/202107/20210700035702.shtml。，不断升级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管理和服务平台，以期通过全国性的志愿服务信息整合平台来降低互助养老的成本，提升互助养老服务精准化。因此，未来应加强对区块链应用于互助养老领域的支持和监管引导、推进“区块链+志愿服务建设”［37］。加快推动志愿服务与互助养老的数据共享、信息互通、服务相容，不同志愿服务信息管理平台与市级、省级、全国统一志愿服务信息系统的数据对接。通过互助养老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实现互助服务的精准化与规范化。

（四）推进激励相容机制，激励志愿者参与互助养老

激励机制的设计要以制度环境为前提，充分考虑现实约束条件，再根据个体的激励反应和所显示的信息来制定规则，并执行规则实现法治［38］。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的发展方向和要求是制度化［39］。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直不断健全和完善志愿服务激励机制。有学者还提出将志愿者激励机制法治化，以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健康发展［40］。因此，当前亟须认真总结互助养老的实践经验，加快推进地方互助养老立法的进程，从中央到地方，为互助养老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一方面，只有国家的顶层设计架构好，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能为更多的志愿者参与互助养老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同时激发更多志愿者的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出台法律法规时要具有一定的弹性，在以上级法律法规为指导和依据的前提下，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创新性地制定适宜当地发展需要的互助养老制度。

五、结论与展望

以互助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最重要的就是实现养老服务供给的高效、优质和可持续，构建全民参与志愿养老服务的新局面，进而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但正如萨拉蒙所言，志愿服务也会面临一系列失灵问题。在志愿服务撬动互助养老的过程中，志愿服务也面临一系列失灵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志愿者数量不足，青年群体也应该是志愿服务的中坚力量，然而目前参与互助养老的志愿者多为高校的志愿组织以及离退休群体发挥余热所组成的志愿组织，而社区中大多数中青年对互助养老关注较少，参与意愿不高；二是专业服务供给不足，目前大多数的互助养老志愿服务供给停留在卫生清洁、慰问探访以及文体娱乐活动等专业要求不高的服务内容层面，随着社区居民服务需求的提升，互助养老志愿服务供给的专业化程度可能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因此，互助养老不能取代其他养老形式，而应是一种补充与辅助。为推动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引入其他杠杆，撬动更多的互助资源，以应对互助养老领域面临的复杂问题。完善“志愿服务+互助养老”联动机制，营造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志愿者等多主体参与互助养老的生态环境，发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枢纽型社会组织协调的协同作用，整合并盘活分散的资源，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互助养老，补充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缓解养老服务领域面临的巨大压力，促进互助养老服务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