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贸易体制的成功与规则重塑

40年的历程，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几百亿到四万亿，几代人的奋斗，几代人的心血，我觉得老领导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今天石部长给大家带来很多回忆。

我觉得现在一到纪念日就是一个回忆杀，我也得回忆一点，我是最不擅长这种场合讲这样的话，但我觉得我一定要讲，就在前几天石部长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就是关心世贸组织工作的事，跟我谈了很长时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记得，他说你还记得吧，当时我叫你和外贸司的一个同志上来谈贸易权的事，说完了以后，最后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把这个让了，回来就给你撤职！

这个事我不记得，但我记得当时我们汇报完了情况以后，他是穿上大衣，小欧给他拿着帽子，他那个瓜皮的帽子，我印象很深，就去给吴副总理汇报。这么多年，我觉得历代的商务部党组的领导都是奉献于这个事业，是这个事业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我觉得要说的太多了，2021年也是入世的20年，记者是很愿意给你挖陷阱的，采访我的时候就说，你们是不是当年可以做得更好？我知道他这个是说要承认你是做得还有不足。

我说当然我们从这个逻辑上讲，人不可能是完美的，永远是可以改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认真地履行了中国的入世承诺。我说我儿子当时年纪很少，我没有时间管他，我们整天就是法律的修改，我们清理了几十万件的法律规则，理清家底，把文革的文件都理出来，马部长天天带着我们报那个数字，立改废的数字，我们就是做了这些工作，把法制建设和市场经济改革一定齐头并进，取得了今天这个成绩。我说，如果说你认为我们还可以更好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更好，那中国今天一定会更成功。

我想还是借这个非常宝贵的机会，非常感谢金会长给我这样一个机会，给各位老领导和同事汇报一下我这几年在世贸组织的工作和对国际贸易问题的认识，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主要想讲四个方面，我们对外贸易成功的40年发展，多边贸易体制当前的危机以及国际经贸规则未来的重塑。

对外贸易成功的40年

中国国际贸易40年应该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刚才石部长已经讲了，我就给他做一些脚注，比如说你看我第一个题目，咱们现在的贸易是货物贸易，我刚加入到外经贸的时候，外经贸那是如日中天，那是最难找的工作，外经贸行业，加工贸易是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特点，加工贸易曾一度占过半壁江山，ODM、OEM。现在就像石部长刚才讲的，服务贸易是最受关注的，服务贸易渗透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一个核心关注的焦点，是扩大吸纳就业，也是产业升级换代转型的最重要的行业。

它不光是给制造业上的一个服务业，制造業上附加着服务业，同时新的服务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各种形式，从外包到内包，从离岸到近岸，现在一个概念叫servitization，就是服务化，这个就是抽象的讲了，要展开来就很多内容。那么还有数字化、网络化，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对当前的贸易各个产业渗透，这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从有了火，有了电，到信息时代，现在这个数字时代对全球经济的重塑和影响，对各个产业的影响，我认为是非常深刻的，它给国际经济规则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挑战。

贸易的这种形态的发展已经是变化非常大，就像石部长讲的，如果不到实践当中去，我们可能不知道现在贸易是怎么做的。另外一个就是价值链贸易，叫trading value-added，这个现在对贸易的统计和原产地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我们过去就知道这个税字号改变，这个增值的比例，还有Processing传统的几种方法。实际上原来我们做贸易统计的时候，我们跟香港，跟澳门等等也有这样的，中美也有统计工作组，但那个是解决转口贸易。

实际上如果用价值链贸易的这种方式来做新的贸易统计的话，你比如说，最简单地说这一个手机如果100块钱的话，我们进口的部分，从中国台北、韩国，从日本进口的料件如果是能占到50%的话，我们其实可能还超过50%。那么统计到这100块钱向下到中国贸易的增值就是50，那个50是不统计进来的。但是我们现在统计是100，如果按照这种方法就是价值链贸易，咱们政研室是做这个研究的，前方有做这个研究的，如果按这种方法的话，我们的顺差会很大程度上减少。

实际上我们入世10周年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开始跟很多国际组织，包括OECD、WTO做合作，因为加工贸易，这个价值链贸易，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在中国发生，这个概念最早从日本来，但在中国发生。我们有很多数据，但现在还没有全口径的，就是用价值链统一，如果说用了这个trading value-added这种方法统计的话，我觉得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我们那个顺差会下来，而且有的年度可能会出现小部分的逆差。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觉得是可以很好地去研究的，还不要算我们的服务贸易，如果把服务贸易的逆差再算上的话，那还是又有一个新的变化。但是你看现在的统计，我们播的统计数字仍然是传统的这种方法，传统统计方法。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谈贸易的时候，实际上不能光看商品贸易，就是我们纺织品服装、鞋、机电产品这样，我认为实际上是在价值链的这种变动，产业链的变动带动的这个贸易，对贸易的影响可能是更深刻的一个影响。

这个疫情期间也是非常明显的，大家谈的原来是一个产业升级的自然选择，现在更多的是供应链安全，就是大家很担心的脱钩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引发的。石部长刚才其实也强调了这个问题，就是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实际上跨国投资内部贸易已经占到全球贸易70%，这是什么概念？实际上贸易已经不是你贸易公司的贸易，实际上是跨公司，所以世贸组织如果不管投资问题的话，你能把贸易问题搞好吗？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都需要来思考。

另外一个就是技术对贸易的驱动，现在疫情大家看得很清楚，原来咱们不起眼的电子商务司，其实商务部非常有远见，包括阿里巴巴等等这些很多的互联网产业的发展，那是咱们非常有远见。技术驱动上面就是数字贸易的影响，数字贸易深刻的影响。

现在我说都不知道什么叫数字贸易，或什么叫数字经济，没法定义，因为这个技术它还在发展，它是个生发型的，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未来5年IT企业投资到云服务的14%以上，就是它的成本里边，就东西都在云上，都在数据上，现在很多人的资料可能都在云上，所以它的这个数字化、网络化快速的发展趋势，这一轮技术革命对贸易的影响究竟是什么？贸易的成分已经变化了，数据是最核心的因素。过去是资本服务跨越国际，将来的问题就是data数据跨越国际的问题。

另外贸易当中现在不光是一个自由贸易，过去我们加入的时候，这个黄金时代谈的就是自由贸易，后来说公平贸易，实际上已经完全不止这些，我们关起门自己讲，我说中国人熟悉了自由贸易以后，就让我们搞知识产权贸易，贸易和知识产权，要保护知识产权的这样的贸易，然后当你把知识产权的问题解决了以后，给你来这“两反一保”的贸易救济这样的一些贸易问题。

然后环境，现在碳税，欧盟的碳税马上要实施，美国现在强调以劳工为中心的，以工人為中心的贸易政策，当然你还不要说特朗普时代搞了很多232的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些调查，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安全的调查。所以我觉得非贸易观，对贸易领域的非贸易关注，就是我们在一个一个的上台阶，这些壁垒实际上都是一些对贸易的壁垒，就是贸易加上非贸易的问题怎么解决？

这是我们在过去40年，国际贸易也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历程，它远远超出实体经济增长的比率，通常是一倍的速度。那么它为战后70年的和平应该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这个减贫，10亿人口的减贫主要发生在中国，所以过去40年就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黄金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当然我们作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来讲，我说还有一个就是中美关系的波澜壮阔，这个在座的各位司长都参加过若干的这样的斗争，对美的这一块就是过山车一样，但我认为总体维护了双边关系的稳定，发挥了这样的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

我们从年度审议到永久正常贸易法案，从知识产权谈判把这个表就定在12点钟，当时吴仪副总理还在，谈这个知识产权问题，到贸易权的开放，到对外贸易法修改，到三个不利条款的应对，这就是这一代人的付出，我们这样的一支优秀的团队奋斗在这样几个不利条款上，从232的谈判开始，王会长当时也都在，我们纺织品商会给予很大支持，稳定这样的一个贸易环境。

在不利条款的应对上，商务部应该说投入了巨大的力量，解决了一个稳定的贸易环境的问题，就像石部长讲的，我们最关心一个稳定的贸易环境问题，就是这一代人，我们也是现在白头发也多起来了，2018年以来的，我说最不容易的史上最大的一个贸易战，非常荣幸的就是和各位一起40年风风雨雨走过来，为老领导们提过一些建议和参考。所以说过去40年，如果从国际贸易理论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一个贸易和平的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它是一个成功的实践。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非常有名，当货物服务通过边境的时候，军队和坦克穿越边界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很多经济学家在过去的时候就讲过，通过强化扩展具有天然反战性的个人利益，贸易可以快速地使战争被遗弃。实际上战争往往因贸易而起，而历史上也有很多例证，战后马上签的，停战协议以后签的就是贸易协议。所以贸易和平是一个经济学领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理论。日内瓦的同志开会的时候到团里来，我经常给他们讲，我们就是peacemaking force，我们就是维和部队，国际贸易领域的维和部队，我们这些外交官。

多边贸易体制的危机

但是有成功可能就有困境，或者有成功就有不如意，当前国际贸易体制应该说遭遇了非常大的困难，石部长也讲到了什么原因，一个是世贸组织以多元贸易体制为代表，管理多边贸易体制的世界贸易组织它的两大支柱，谈判支柱、争端解决支柱都遇到了一些困难，多哈回合20年，现在没有谈成整体的一揽子成果，但是取得了一些贸易便利化协定、知识产权协定的修改、新技术协定扩围、政府采购的扩大、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取消等等一些零星的成果。

从巴厘岛到内罗毕还是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应该说一揽子的谈判没有完成。包括1995年授权世贸组织谈判的一些议题，包括DSU review，就说争端解决这个1996年就开始谈，20年也没有谈出一个结果，可能也埋下了今天美国人说的我们提了很多年，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争端解决，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就是上诉机构是没有法官无法运行，所以一审的案件一旦被上诉的时候就悬而未决，就是他没法被通过了，实际上就是他的约束力就极大的削弱。

中国最近也上诉这个案子，就是我们告诉美国的那个保障措施案，专家小组一条也没接受，我们打过特保的案子，保障措施没赢的只有我们这两个案子，特保我们没赢，那就那样了。但是美国就没有采取过特保，就采取那一例还让我们告了，所以我们觉得也是一个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第二个就是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我们也上诉了，因为我们是原告，那我们上诉对我们现在也是没有约束力的。如果越来越多的案子被上诉的话，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争端解决机制，现在一审还在正常运行，它会是个什么情况，所以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一个现象。

那么区域贸易协定，它是世贸组织24条的一个条款项下生发出来的一些合作的协定，已经远远超过了世贸组织的规则发展的力度，就是新的规则都发生在区域贸易协定，这是把世贸组织，我们叫它sideline，就是有点边缘化，始终受到区域贸易协定的挑战。另外它的多边的这种一揽子的，世贸组织特别著名的一种谈判方式，现在推动非常困难，所以现在都是用joint statement initiative，就是JSI投资便利化电子商务服务的国内规制中小企业女性参与贸易，除了这个渔业补贴现在还试图以多边方式谈成，对所有成员开放这种方法以外，其他的都是周边的方法。

当然像电子商务有90多个成员参加，这个发展也比较快，投资便利化现在有110多个成员参加，就是涵盖的贸易量也很高，这是不是会成为未来多边谈判的一种模式，这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问题。所以客观的评价，我认为还不能说当前世贸组织面临的危机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危机，还不是这样的危机，应该说仍然是世贸组织处于管理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核心地位，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基础性地位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就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区域贸易协定仍然是在这个基础上搭建起来的一个体系。

所以世貿组织作用的方式，它的影响力、它的谈判模式在发生变化，但是还受到很大挑战，但成员已形成了一个共识，有一种紧迫感，我认为这是对的，就是说应该去推动体制进一步发展，让它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的提升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那么如果说大家经常看到的这些就是比如决策机制失灵，consensus，所谓协商一致就是164个成员都要同意。其实世贸组织规则内部是有表决投票机制的，是在第9条里面都有这样的内容，但是它很少被使用，有2/3表决，3/4表决，完全都有这一套内容。

所以在我看来这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实际上协商一致就是可以否决的成员总是有，但小的成员你是能给他做通工作的，在内罗华也好，在巴厘岛也好，这些小成员有一些波折的时候都做通了，最后还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些成果。所以核心还是核心成员如果否决的话，你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领导力真空，刚才石部长讲到的，就是核心成员从塑造推动多边贸易体制这样的一个角色，可能变成了对体制这样的一个撼动，甚至一定意义上通过他的单边行为给体制造成很大的破坏。

另外就是很多成员关心的这样的一个包容性的问题，就是inclusiveness，发展中成员融入，特别是最不发达成员融入多边贸易体制仍然有很大的困难。还有的就是两大经济体之争，就是你们看张向晨大使在当大使的时候和美国大使辩论，就是每次找一个主题，两边都要有个辩论，这个也是就一些问题，当然他们谈的非市场经济体制补贴国有企业，这个美欧是都有多轮的动议，要制定新的规则，实际上他是意在中国，他现在已经不专门指向中国，但是意在中国，但这是不是一个真命题？

没有一个像中国市场体制充分发展竞争的这样一个市场体制，你看我们从淘宝上订的货，7天无理由退货，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做到。我们的中小企业也好，我们这些企业承担着什么样的一种竞争化？充分竞争，所有的行业。我说这还不叫市场机制的话，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市场机制，你们那些国家我也都待过，我还没看到你们这么好的服务，这么好的商品的质量，这么激烈的竞争。我说中国消费者在一定意义上是幸福的，他是供应非常充足，那这是什么？这不是市场经济？

所以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认为最深层次的矛盾仍然是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过去老的贸易规则，支撑它的经济的基础在发生很大的变动，简单来说，因为这个打开来讲结构内容也很多，贸易和投资从这两项来讲，发展中成员占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比重都是，贸易早就是一半以上了，前两年就达到一半以上，投资也是40%，甚至更高，这是历史上是没有的。

那国内市场规模，现在你看麦肯锡最近的报告，发达国家占全球消费比重从1995年的81%下降到2017年的62%，预计到2030年还进一步下降到49%以下，就是需求面，国内市场购买力方面也是发展中国家在上升。中国呢，我们这都不用说了，我们现在贸易大国这样的一个地位，就是我们的国内市场，实际上有的统计说法是从2017年、2018年，我们已经是超过美国，国内消费国内市场的总规模已经上来了，不用说我们这个消费的能力，所以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

当年战后的体制，那个时代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现在发达国家内部大家都了解这个情况，国内政治的内卷，内部分配不均，中产阶级的缩水等等，内部很多矛盾，调节起来比较困难。另外一个就是科技进步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就不管你规则能不能谈判，经济巨轮在隆隆地推进，没有停步，所以跨国公司国际投资价值链深度发展，所以我说叫什么呢？过去40年贸易做出了贡献，投资推动他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些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都是跨国资本惹的祸。

我们贸易背的是投资的锅，他在全世界冲破了所有壁垒的障碍，在全球布局等等获取很多利润，但也留下了很多问题，给各个国家的国内经济调整带来很沉重的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么现在调整之中就导致今天这个困境，就是国内政治绑架对外贸易这个情况是有很多的，同时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代表的非贸易利益的这种NGO的成长，从西雅图，石部长应该有印象，那个时代抗议的时候，他们都进不了那个会场，那个激烈的程度，当然现在已经不到世贸组织去抗议了，他就在他国内去抗议了，因为世贸组织没发挥那么大作用，他现在是区域贸易协定在引领风潮。

所以我想是不是这个能作为一个深层次的矛盾供大家来考虑，但是我们来看，就是多边贸易体制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它实际上是从失败走向成功的，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最早的时候47年前，从1995年以前，47年前就是一个临时适用的松散的契约性的有限的多边组织，通过8轮谈判积累实践经验，从外交到法律到准司法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因为最早他连一个legal officer都没有，第一个legal officer是Petersmann，这是欧洲的贸易官员，现在他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教授了，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朋友。

就是原来都是外交官来裁决争端，他是没有律师的，他是逐步成长到往司法性的方向在发展，它的法制化是不断发展的，所以现在它是几十个贸易协定，一个庞大的规则体系，全球98%的贸易提供一个可预见的制度框架。同时我要强调什么呢，就是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准宪政的这样的一个体制，立法、司法、行政，实际上是其他国际机构都没有的，你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是认缴额制，都是一票否决。只有世贸组织成立，就是这个《马拉喀什协定》可以作为一个准宪法的纲领性文件，下面有货物服务、知识产权，这是实体规则，程序规则就是争端解决机制，这个是作为准司法的一个机制。

那么政策审议相当于准行政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你看它这个结构框架特别类似西方发达国家国内的这种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就是分权，实际上世贸组织做到了这样一个分权和制衡，但他仍然面临今天的困境，这代表了什么？我觉得世贸组织它究竟代表什么？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世贸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这种一个成员一票，就是平等互惠的，非歧视的理念，这个深入人心，世界贸易规则的基石性的就是非歧视，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他的目标是消减贫困、增加就业、提升福祉、促进发展。

它有个分权制衡的组织架构，刚才我讲了，协商一致投票相结合的，在一定意义上是有点像民主集中这样的，但集中他用得不多，主要在用民主，有约束力的两级审理的独立的裁决机制，和平解决国际贸易争端。但现在他上诉的机制是受到了破坏，现在是停顿的状态，所以他为发展国际贸易维护世界和平应该说做出了贡献。在比较国际经济法的其他的领域，如果后面有时间我可以点一下，这个机制，贸易领域的机制化、法制化仍然是最突出的，是发展比较成功的，它叫做《国际法》，其实不是法。

之所以是“法”，还有一点约束力，就在世贸组织这个领域里面还有所体现，就是它因为有一点约束力，但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它可以说是人类制度文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的成果。那又为什么它能够实现一个平等的架构？就是他能找到一个非歧视的这样一个理念，作为世贸组织基石性的这样一个制度呢？我觉得它和建构时期，就是说战后的时候建立的时候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战后一个是百废待兴。

就是为什么这套机制，这么庞大的规模体系能够建立起来？规则体系能够建立起来，当时是百废待兴，美国一家独大，他有这个力量，他能够做制度设计;同时他有一系列的谈判，最核心的我认为如果从平等这个问题来看，美国要突破的是欧洲当时作为殖民地的宗主国，在全世界很多的特惠安排，欧洲对非洲贸易这样的一个安排和美国想打破这个特惠制，英帝国的特惠制。

这个《大西洋宪章》第4条里面专门有一句话，这句话我经常讲课的时候也举这个例子，“with due respect for their existing obligations”，实际上解决的是英国特惠的贸易安排，他就不想取消，因为英国议会说如果把他那个取消了，他就不能同意战后的制度安排。这句话使得谈判怎么也达不成，最后这个红色的字是丘吉尔加上的，在那个大西洋舰上加上，罗斯福没有删除：但你要注意罗斯福没有删除，前面叫什么呢？They will endeavor，他们会努力实现，它是一个最佳努力条款，所以这是法律上的一个平衡，那个年代的一种妥协和平衡。

你看下面讲的，而且他考虑到了战败国的利益，为什么能实现这个平等？当时和一战已经不一样了，Further the enjoyment by all States，great or small，victor or vanquished，什么意思？就是战胜国、战败国都有equal terms，on equal terms of access to trade and to rawmaterials，他那个时候的设计就是对战后市场的进入，战胜国、战败国都可以平等条件。所以我觉得不能不说那个时候，当然美国有他的想法，因为美国作为一个要进入到世界市场的，他是有最强大的动力去找一个平等的条件，所以能够建立起我们今天所谓的这样一个平等。

为什么《联合国宪章》写的“nation because made small an equal”这么好的词，我认为当时是有这些理念在里面。当然如何真正实现这个理念，我认为可能又是未来几代人需要去努力的。国际秩序当然现在就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构建时期是那样子的，他要建构这套体系，有这样的需要，今天就像石部长讲的，完全是大家很大跌眼镜，被告知我们应该遵守《国际法》的，我们现在看到《国际法》是如何被这个强大的国家来遵守的。

所以说美国国内政治角度，我非常简单地讲过一下，它就是近乎国际自由贸易的衰落，就是美国主导这个秩序，他认为是在衰落。从美国国际政治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法学界很多学者非常失望，其实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这是必然发生的，美国从70、80年代他的国际政治理论就在担忧，就在提出霸权稳定，就担心怎么保住他的霸权，他有很多反思和辩论，Paul Kennedy当时在《纽约时报》发的“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那个时候70年代他就在忧虑，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内部讨论就是我要衰落怎么办？

其实那个时候他就在讨论，提出了很多国际政治理论，你要看的话，今天的发生，在那个时候都预见过，从国际政治看的话，今天的事情都是一种必然，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强大，当然这个对国际法治，对国际秩序这种冲击和破坏、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世贸组织的危机，如果说我们放在大的国际政治经济的框架下来看的話，它是国际组织制度机制的危机，它是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法治的危机，它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危机。那么现在要过渡到现实主义，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华盛顿共识的一种危机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引发的国际秩序的危机。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如果说世贸组织它是一个非常镜像，mirror西方国内民主政治的这样一个政治架构、分权的架构，所谓先进的一个架构被福山称为end of history的这种模式的一个危机的话，它是否预示着西方制度文明在国际层面的一种危机？就是它不光在国内层面了，所以这个我只是画一个问号，请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总结起来看，我觉得这个制度还要去认真思考挖掘，因为我们要重塑也好，发展也好，必须要了解旧的现有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它是怎么建立的？它是怎么形成的？所以我说那个时候，新的帝国取代一个老的帝国，这已经和欧洲的时代用殖民地统治世界不一样，他用的是金融、法治、军事、科技和他的价值观。所以他要消除歧视，他要有基于互惠的国际合作，搭建了联合国的政治构架，在经济领域是市场开放贸易投资自由化。

那么今天这个国际秩序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考验？就是70年承平日久，现在这个体制能否承受秩序调整之重？我仍然认为国际贸易有它的韧性，国际机制、体制、法制有它的韧性，大家有很多担心，特别是在座的，我们一辈子就是干这个事情的，我也在反复思考，我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书记提出的宏大的构架是我们未来探索国际经济新秩序，包括国际贸易秩序体制的一个实践之路，还需要我们共同去努力。国际法现在都是低潮，就是说危机，但我认为它其实仍然在快速发展，我们必须要辩证。

一方面看到《国际法》受到冲击，受到危机、受到破坏等等，但实际上它仍然每天以最快的速度在发展。所以美国的亨廷顿，我特别愿意引他的这句话，就是几乎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时刻遵守了几乎所有的国际法原则和他们几乎所有的国际法义务，尽管《国际法》不是法，如果说跟国内法比起来，它不是法，所以这就是一个辩证的来看待国际上的法治，怎么来看国际秩序，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辩证的问题。所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就是最好的例证，因为它是准司法架构.在所有国际机制当中，它有两级架构，就是这么一家，我们有个上诉机构的。

所以上诉机构大家也都知道，实际上是允许反向一致被通过的时候，它的一个平衡的机制，也就是说被告原来是可以一票否决的，你现在不能一票否决，除非大家一致不同意通过这个报告，那给了它这样一个效力的同时就允许你上诉，就是让上诉机构来纠正一审可能出现的错误，它是这样一个平衡，也是当时的一个内在的平衡。但是上诉机构的危机简单地说，我认为实际上就是世贸组织成员对上述机构的性质，它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你们去看莱特希泽，前任的贸易代表，他2020年8月份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最后谈了四点意见，关于争端解决机制，他说要回到volunteer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ike dispute settlement，就是回到一级审理，像商事仲裁那样的一个机制，那就完全不是我们现在的上诉机构，他认为理想状态是实际上就不要上诉机构，他当时还是约斯基亚的代表。所以我想究竟要对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怎样去发挥作用？是不是像一个法院？是不是像一个法官？它不叫国际贸易法院，但是它是个standing body。

它是个常设机构，7个人有固定任期，它不是一审的专家小组，你有案子就去，它是常设的，它有固定任期，可以延长4年。所以它是什么性质？它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我认为核心就在这儿。当然工作上讲，条约解释讲起来，我们130多个报告，这个对于建设性的模糊能不能做裁决？能不能诉讼？怎么样去做条约的解释？这里面就是法律上一系列的问题，这个可以再开个研讨会。

那么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我认为还是主权国家愿不愿意接受一个国际裁决机构对他的裁决，他愿不愿意在当年他很强大的时候同意的一套制度，为什么同意？因为当年的乌拉圭回合把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这些领域，他就担心着这些国家不遵守这个规则，所以要强化这个规则，要强化一个争端解决机制，你不遵守不行。但今天情况变了，美国是败诉比较多的国家，但美国也是胜诉很多的国家，美国是大案子最多的国家，是最有经验的国家。

我第一次开TRIPS的理事会是2012年2月份，就是过年之前，TRIPS理事会每年是最早开会，但是我们作为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次理事会，当时我和知识产权局很多同志去谈公共健康问题，开了6次会，那年到了12月份，最后圣诞节就要到了，就是最后一次会，那个授权就到当年的年底，143个成员都同意了的一个方案。

那个其实是很弱的一个方案，是一个豁免的方案，我们当然有四五个法律途径，是个最弱的途径。当时从例外、修改，包括个案的豁免，当时就美国没同意，大家还等着，等到2点还是不同意，当时是所有的人在等着公共健康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道义的问题，他们不同意，那个时候给我的震撼是很大的。所以今天发生这样的否决的时候，否决文化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对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我觉得也可以拓展到很多方面去研究它，去认识它，加深对它的理解。

为什么形成今天的危机？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就是世贸组织的危机，谈判争端解决机制，我认为是组织法、程序法、实体法，是成员共识的危机，是目标方向未来道路差异的危机，也是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观差异。从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国际组织、从社会学、宪政和人权角度都可以做很多研究，争端解决机制的贡献就是GUD时期400多个案子，现在是600多个案子。

那么原审专家组的上诉机构的报告一共加起来130多个，所以核心我认为上诉机构赢得了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就是每个月现在121个成员要求启动上诉机构成员的遴选，我在的时候就是the remaining six，要指定另外6个，重新恢复7个，但实际上失去了什么？失去了最核心成员，就是一个很主要的核心成员的不支持。那他的未来呢，我觉得一审是要加强的，就现在这个状况，从一个pragmatic角度来看，一审要加强，仍然要发挥争端解决的作用。

因为历史上它也是一审的，至少现在要把大家的解决争端、化解争端，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是做争端解决工作的，但是在我这个capacity上，我沒有办法去跟成员商量，因为是成员之间在商量我们的未来，就是做争端解决工作的同志没有解决成员和我们争端解决机构之间的争端，或者是一个矛盾，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现在周边机制要继续探索，上诉机构应该尽快恢复，从长远来讲还要推动更加公平公正的争端解决机制，因为我在那看案子，看到发展中国家的档案和发达国家的，每一个过程我经常有很多感慨，我真的有很多感慨，我觉得还要让这个制度更加公平公正，惠及所有的成员，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成员来打案子。

原来他们美国批评的有一点，就说原来设计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案子没有那么多，案子多是成员信任这个机制，他愿意到这儿来解决争端，他愿意维护自己的权益，每个成员都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他觉得打官司是他维护权益的方式。所以我离任演讲的时候我讲，未来世贸组织要做好案件还要继续增多的准备，因为最发达国家未来可能都会来打官司，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案子少，我走的时候还有15个案子在上诉，审不了。

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塑

最后我就简单说一下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塑和发展，就是经济的现实是不等同国际政治的一个协调或国际规则的迟滞的，它是每天仍在发展，经济和科技带动的这种发展，但国际规则迟滞什么程度呢？所有的领域都在迟滞，国际贸易领域也是非常突出的，待会儿服务贸易我可以简单讲两句。国际贸易WTO规则已经是最完善的，有二十几个协定的一个规则体系，它无法更新，20年无法系统更新。跨国投资基本就没有，除了投资保护，双边投资保护协定2000多个叠床架屋。

核心的就是投资者和国家的争议解决，没有全面的、平衡的、综合的国际投资，而国际投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塑造，可以看到的作用，70%的贸易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跨国公司富可敌国，这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它完全发挥很大的作用。一个主权国家要规制跨国公司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我们50年代以来的国际投资规则就是投资保护，就是给他开放市场。那么未来，现在也在谈regulatory authority，就是这个权力，规制的权力怎么去平衡？能不能实现平衡？怎么样让投资能够更符合人类发展的利益？这都是一些非常核心的问题。

我认为只有走到这个领域，才能把贸易的问题真正能够解决，当然货币金融领域只有软法，大家知道它是没有硬法的，这个税收现在OECD牵头搞了一个最低征税的，数字经济这个就是要高度重视，现在是区域规则在引领它的发展。美国最近在跟亚太國家搞这个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协定，因为没看到文本，但第一部分就是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搞了一个，现在对比的CPTPP、RCEP等等，就是有美版的数据流动。

当然数据流动也仅仅是一个问题，就是数字经济的规制，所以我们研究的范围很广，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定义，包括所有的这些问题，所以对经济如果说还是不清楚的话，我们怎么用规则去规制它？我觉得深入到前线去调研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碳税，现在碳问题，从知识产权到碳，碳中和这又是一个道义上大的问题，新一轮的利益平衡怎么去平衡？欧盟现在用单边的方法来做，贸发做过一个分析，如果每吨加88块钱的话，贸易利益是一种平衡方法，每吨加44块钱是一种方法，但基本上收不到发达国家的。

因为发达国家已经低碳了，收的就是发展中国家，收的就是俄罗斯、印度、中国、巴西这样的一些国家，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要加强重视去应对。服务贸易现在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它发展得非常快，它的服务化、数字化，但是它的规则是严重滞后，用的是80年代的CPC的分类目录，用的还是那个，就是减让表下承诺的那个目录，那个schedule还是老的。所以现在打的官司，你看中国的音像制品、电子支付什么的，全都是一个分类的问题。

因为用那个解决不了，那个时候不能代替现在的分类，上诉机构曾经就用演绎的方法，自动就演绎到现在的电子时代，是不是符合成员的意志？都是一些问题。所以有很多问题，就是业务在迅速发展，但规则严重滞后，我觉得这就给我们国际贸易领域提出很深刻的一些问题。国际贸易研究，我觉得有特别多的领域，特别多的问题，要从很多视角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最主要的还是人才培养。当然贸易和法律，一个是国际贸易学院，一个是法学院，我认为都要有这种职责担当。

（本文由礼赢天下（天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提供速录文字，全文转载自《国际贸易论坛》2021年第三期）

[作者简介]赵宏，女，世贸组织前上诉机构主席，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正司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