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盛宝柱 李健平

摘要：通过计算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表征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并基于2008～2017年中国30省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同时，提高政府支出，合理引入外资，提高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力水平同样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产业结构;合理化;经济增长

一、引言

产业结构不仅影响地区经济增速，也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潜力。产业结构优化是辨别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差异的一个核心因素，也是后发国家如何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速减缓，伴随着“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去产能”、资源环境逐渐恶化等问题。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促使结构性及体制性矛盾日益突出，导致当前区域经济发展逐渐衰退。因此，如何优化产业结构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助力。对于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刘伟通过生产函数，计算中国三次产业调整对经济的影响，得出中国应当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的结论;吴风庆采用偏离份额法，实证检验了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认为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配置不利于经济发展;朱慧明等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分析中国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一部分来自产业结构调整;蒋振声等采用预测方差分解方法进行实证，认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徐冬林采用Chenery模型研究产业结构的影响，认为需求变化会带动产业结构变化从而对经济产生影响;刘志彪等通过分析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经济增长。上述研究均表明产业结构的变迁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影响，然而，在现有的研究中，诸多学者主要是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出发，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少从产业结构变迁是否合理的角度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际上，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由第一产业占主导逐步向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转变。鉴于此，本文从产业结构演化趋势的视角，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解释变量，探究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通常，为了研究变量间的相互关系，需要建立一般回归方程，即普通面板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i表示地区，j表示时间，Yij表示被解释变量，？鄣ij表示截距项，∑nβijXij表示解释变量，εij表示随机干扰项。

由于普通面板模型无法完整地描述地区个体之间和时间效应的影响，因此，构建双固定效应计量模型探究产业结构优化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基准方程如下所示：

其中，yit为方程的被解释变量，表示经济发展水平，α0表示方程截距项，δ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δt表明时点固定效应，xit为方程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controlit为控制变量，表示政府财政支出、外商直接投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力水平，ε为随机扰动项。

四、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选取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面板数据，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此外，由于西藏自治区的数据缺失较多，无法将其纳入到研究框架。

被解释变量选择中国30省的实际GDP，并取自然对数处理进行研究，以衡量中国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以2008年为基期，将名义GDP除以平减指数得到各年的实际GDP，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

解释变量中，核心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以表征中国各省域产业结构的优化状态，参考干春晖的做法，采用如下公式进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

上式中，n代表产业个数（此处取n=3），Y表示我国三个产业的总增加值即当年GDP，Yi表示第i产业产值，L为我国三个产业就业人数之和，Li表示第i产业就业人数。

控制变量选择政府支出（GOV），以各省每年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行衡量，并取自然对数处理，以表征政府对产业结構优化的支持程度;以外商直接投资（FDI）衡量各省当年的外资引进情况和开放程度;平均受教育水平（EDU）用人均受教育程度进行加权，选用6岁及6岁以上的统计口径中小学文化程度人数、初中文化程度人数、高中文化程度人数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衡量，文盲的权重设定为0，因此文盲人数不影响平均受教育水平;劳动力水平（lnHC）以各省当年的65岁以下总就业人口取自然对数进行衡量。

五、实证结果

基于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面板协整Kao检验（E-G协整检验），以检验各指标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根据检验结果可知，ADF统计量为-6.2655，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通过包含截距项的面板协整检验，表明各指标间存在一定的协整关系。根据上述结果，生成残差序列，如图1所示。

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原残差序列在包含截距项的情况下拒绝了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过程，序列平稳。采用混合pool面板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上述面板pool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除平均教育水平（EDU）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余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IR）对经济增长为正向的促进作用，系数为0.0745，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经济增长7.45%，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人力资本水平（LNHC）均对经济发展呈现正向作用，系数为0.4452和0.4996，表明引入外资和提高就业人数同样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支出则对经济增长表现为负向作用，系数为-0.6213，表明提高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反而会抑制经济增长，说明在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中，政府财政支出可能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转变，政府干预的作用不显著，进而抑制了经济发展。进行同期截面相关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所有检验均拒绝原假设，即截面间存在同期相关，各省份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需要考虑带个体效应的回归模型进行研究。结合图2～3的检验结果，在进行回归中，需要采用cross-section SUR的加权最小二乘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异方差。继而，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进行Chow检验（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的检验结果所示，所有的效应检验均拒绝了原假设，表明应当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再选择双向随机效应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表5的检验结果可知，所有的效应检验均拒绝原假设，即拒绝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采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根据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该计量模型的回归方程，如下所示：

其中，αi、αt分别对应相应的个体效应截距项和时点效应截距项，如表7所示。

根据表6的回归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政府支出、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教育水平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劳动力水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模型整体拟合较好，拟合优度系数为0.9899，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9655，拟合程度较高，表明在该研究框架下，采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产业结构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其系数为0.0080，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会促进经济增长0.8%。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持续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对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经济增速具有重要意义。在控制变量中，政府支出的系数为0.0562，外商直接投资系数为0.0887，平均受教育水平為0.0032，劳动力水平系数为0.0560，均为正向的促进作用，表明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加大外商直接投资力度，引进外资，提高我国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控制老龄化程度，提高就业范围均为对我国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根据表7的结果所示，在个体和时点效应截距项中，东部地区的大部分省份的截距项都为正，且显著大于均值，如北京、河北、上海、江苏等地区，表明现阶段东部地区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较大。而中部地区如安徽、河南等省份截距项为正，且大于均值。西部地区则呈现出较多的负向截距项，如广西、贵州、云南、宁夏、青海、新疆等省份，表明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较弱，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不够高。2011年之前，时点截距项均为负，而从2012年开始出现正值，且随着时间逐年递增，表明我国现行基础经济发展条件逐年变好，经济政策的制定较为合理，有利于持续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六、结论与建议

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可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同时，提高政府支出，合理引入外资，提高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力水平同样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根据上述结论，为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提高产业结构优化效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升自主创新水平，提高教育水平和劳动力水平。提高自主创新水平有助于推动科技创新，形成有效的技术溢出，带动不同地区的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而提高教育水平和劳动力水平有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为产业创新提供基础支持。第二，加快产业布局调整，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配置存在一定的不平衡，只有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重组，加强区域间的产业联系，才能促进区域间有效协调发展。第三，完善市场机制改革，提高政府支出，促进经济平稳运行。要逐步健全市场化功能，推进要素市场化的改革，确保资源配置的有效流动。完善市场机制，优先发展先进产业，完善产业规划、建设和服务功能配套等，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第四，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成果共享。合理的优化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发展状况，实行差异化投资，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应当考虑区域异质性因素，进行统筹规划，避免过度建设，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资源互通。

参考文献：

[1]商诗雨.四川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对策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5（12）：29-30.

[2]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46（05）：4-16+31.

[3]刘伟，蔡志洲.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纵横，2008（12）：64-70.

[4]吴风庆.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偏离分析[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4（04）：9-11+20.

[5]朱慧明，韩玉启.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运筹与管理，2003（04）：68-72.

[6]蒋振声，周英章.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中国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含义[J].财经论丛，2002（05）：1-6.

[7]徐冬林.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02）：49-54.

[8]刘志彪，安同良.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J].南京社会科学，2002（01）：1-4.

[9]付凌晖.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0，27（08）：79-81.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SK2019A0665）。

（作者单位：安徽建筑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