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邵威佳 李强

摘要：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应用Logit模型，探讨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年龄和性别影响农民幸福感;社会地位和相对收入越高，农民幸福感越强，拥有房屋和汽车可以提升农民的幸福感;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对农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的家庭观、爱情观、生活观和乐观程度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其幸福感。

关键词：农民;幸福感;Logit模型

一、引言

幸福感，是人们根据内化了的社会标准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肯定性的评估。2020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中，中国大陆居民幸福感排名为94名，在参与统计的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属于中下等水平，这与我国的经济排名相差甚远，可见我国公民的幸福感水平远远没有达到预期。当前我国农村户口人数约为8亿，农民仍然是我国社会人口最多的组成部分。农民幸福是党和国家切实关心的问题，农民幸福感也已然成为衡量民生改善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

从国内已有的文献来看，性别、年龄、收入、健康、社会地位、价值观等都可能会影响农民的幸福感。熊彩云等（2014）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家庭收入会影响农民幸福感。李静等（2015）提出农民健康状况与其主观福祉高度相关。王敏等（2019）研究发现社会定位阶层越高，农民幸福感越强。王文龙（2007）则指出幸福感与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期望值有关。通过梳理发现，以往研究者往往仅针对某一方面探究其与农民幸福感的关联性，缺乏把多种影响因素放在统一框架下的全面分析。为此，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多角度分析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以期更好地为提升农民幸福感提供政策参考。

二、数据和模型

（一）数据来源和指标定义

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依据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选取农村户籍样本，获得有效问卷20218份。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幸福感，问卷题目为“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该变量的取值范围为1～5，1表示不幸福，5表示非常幸福。为了简化模型，让结果更清晰，将取值1～3定义为不幸福，取值4、5定义为幸福，建立新变量“happiness”，“happiness”为1代表幸福，“happiness”为0代表不幸福。解释变量包括：

1. 个体特征变量。选取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城乡分类四个变量。年龄，连续变量;性别，1代表男性，0代表女性;婚姻状况，1代表单身，0代表非单身;城乡分类，1代表住在城镇，0代表住在乡村。

2. 社会经济地位。选取社会地位、相对收入、拥有住房、拥有汽车四个变量。社会地位，取值范围1～5，1表示很低，5表示很高;相对收入，取值范围1～5，1表示很低，5表示很高;拥有住房，1代表家庭成员完全拥有产权，0代表其余情形;拥有汽车，1代表家中拥有汽车，0则代表没有。

3. 健康状况。选取自评健康作为身体健康状况指标，感到情绪低落/生活快乐/悲伤难过的频率作为衡量心理健康的指标。自评健康，取值范围1～5，1表示非常健康，5表示不健康;感到情绪低落/生活快乐/悲伤难过的频率，取值1～4，1表示频率低，4表示频率很高。

4. 认知取向。本文用对家庭/配偶/生活乐趣的重视程度来度量家庭观、爱情观、生活观，取值1～5，1表示不重要，5表示非常重要;乐观程度，取值1～5，1表示没有信心，5表示很有信心。

（二）分析方法

参考相关研究，本文采用Logit模型来分析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happiness=1，表示农民幸福，happiness=0，表示农民不幸福。农民幸福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农民幸福与不幸福的概率之比为：

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得到最终的线性回归模型，即Logit回归模型：

结合上述分析的指标，本文将农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模型设定为：

其中，happinessi为第i位农民的幸福感情况，β1～β16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x1～x16为各个自变量，εi为残差。

本文借助Stata14.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三、实证检验和分析

（一）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文应用的Logit模型对多元共线性敏感，多元共线性会导致标准误膨胀。回归分析前需对16个自变量做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发现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小且未超过0.5（一般把相关系数超过0.5看做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回归分析：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运用Stata14.0软件对数据进行Logit回归分析，检验方程显著性的结果显示：Prob>chi2=0.0000，回归方程显著;方程的拟合优度Psedudo R2=0.2226。回归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认知取向均影响农民幸福感。

年龄对农民的幸福感起正向作用。在农民群体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到幸福。婚姻状况和城乡居住情况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

社会地位、相对收入、拥有住房、拥有汽车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级越高和收入在本地的位置越高的农民，幸福感越强，拥有住房和汽车同样会让农民的幸福感提升。个体往往渴望得到物质满足和社会尊重，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都会让农民对生活更满意。

农民对自身健康的评分越高（反向评分），农民的幸福感越差。身体被疾病困扰，往往会因为病痛等影响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幸福感。经常感到悲伤难过、情绪低落的个体更容易抑郁，而心理健康快乐的农民更容易感到生活幸福。

家庭观、爱情观、生活观和乐观程度四个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民幸福感。看重家庭关系和配偶关系的农民往往追求亲情的融洽、爱情的美满，认为生活有乐趣重要的农民往往追求精神享受，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农民则往往对生活充满热爱，积极的生活观和生活态度都会助力农民幸福感的提升。

（三）Logit模型的准确性

为了保证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有实际意义，需要对模型的准确性进行检测。通过计算发现模型准确预测的比率（Correctly classified）为77.36%，这说明上文设计的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可以使用该模型进行农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8年CFPS数据，对我国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认知取向会影响农民幸福感。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相对收入、拥有住房、拥有汽车、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家庭观、爱情观、生活观、乐观程度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民幸福感。其中，社会地位、相对收入和乐观程度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最显著。

上述结论为进一步提升农民幸福感提供了政策启示：

首先，现阶段我国农民还处在追求收入增长和社会地位提高的阶段，有房有车能显著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农村地区需要国家的政策倾斜，国家应着力“三农”问题的解决，确保农村经济稳步发展，让农民真正富起来。对于农村弱势群体，政府应适当提供补助，并鼓励社会公益部门为其提供公益福利。

其次，国家应当重视医疗问题，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此外，心理健康也应当得到重视，政府应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治疗及危机干预等方式，引导农民科学缓解压力，健全社会心理服务网络，提升农民幸福感。

最后，政府应积极构建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农民道德文化素养，注重引导社会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让文化繁荣发展，人民精神振奋。国家的繁荣发展和惠农政策支持将给予农民“明天会更好”的信心，好的社會氛围会助力农民幸福感的提升。

参考文献：

[1]熊彩云，孟荣钊，史亚峰.我国农民幸福指数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4，35（12）：33-40.

[2]李静，王月金.健康与农民主观福祉的关系分析——基于全国5省（区）1000个农户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15（10）：80-88.

[3]王敏，王峰.农民社会阶层越高越幸福吗？——基于CGSS 2010-2015年数据的微观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3）：120-129.

[4]王文龙.再论农民的幸福感问题[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1）：116-119.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经管学院。李强为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