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州县官主持查禁小说戏曲活动的方式和困境

摘要： 州县官既是晚清禁毁小说戏曲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也是主要执行者。他们通过颁布告示、督促差保、亲自缉查、审理判罚等方式主持基层查禁。州县行政制度下查禁小说政策暴露出重视困难、难以持久、缺少协调等困境。从晚清州县等地方官主持查禁的方式和困境可以看出，官方缺少的不是法令条文，而是监督和执行法律条文的有效行政机制;伴随小说戏曲的日渐兴盛，清代州县行政制度下的基层文艺管理方式越来越暴露出其的保守和低效的特质，说明文艺繁兴正期待着文艺管理制度和方式的革新。

关键词：晚清;州县;主持;查禁小说戏曲政策;方式;困境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2）01-0021-10

在地方政权设置上，清沿明制，国家政权组织到州县一级而止，这就是所谓的“州县以下不设治”。州县是清代最基层的政权机构，州县的正印官也就成为州县政治的全权者和全责者。理论上讲，州县的有效行政是王朝治安秩序稳定、风俗人心纯良的前提，“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 1 ] 9944所以“州县官是真正的行‘政之官，各级上司都只是监督官。”[ 2 ] 29具体到清代禁毁小说戏曲政策（以下简称“查禁”），州县既是该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更是主要执行人。清代前中期，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政府主导了全国查禁活动，晚清查禁主导权则由中央层面转移到地方层面。清代中央和地方查禁谕令数量的升降变化可以直观地显示这种权势转移，据不完全统计，1651—1839年，中央查禁法令和地方查禁法令分别是69则、55则;1840—1911年，中央查禁法令和地方查禁法令分别是28则、238则（ 1 ）。在查禁主导权由中央向地方的权势转移中，州县官成为晚清基层社会查禁活动当仁不让的“第一责任人”。本文以州县官为中心，分析晚清地方官在查禁政策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冀以解析州县行政制度之于清代基层文艺管理制度之间的利弊关系。

一、州县官主持查禁的主要方式

教化、治安、赋税在州县行政职责中居于重要地位。禁止所谓的诲盗诲淫小说戏曲属于社会教化的范畴;戏剧观演可能男女混杂，冲击男女之防的人伦秩序，关乎教化;演戏聚集人群，潜伏治安隐患，关涉地方治安;敛钱演戏，耗财废时，有碍民生，妨碍赋税。因此，州县日常行政事务都或多或少涉及查禁活动。

（一）颁布告示

告示是古代官方向民眾发号施令、传播信息的重要载体。从缘起上看，州县官颁布查禁告示的主要方式有三种：

其一，下车伊始，颁令禁止。州县官上任之后，一般会立即颁布以整顿风俗为内容的禁条，对地方鄙俗予以劝禁，其中一些会涉及禁戏。1882年8月，范寿棠就任上海知县，下车伊始，旧谱新翻，开列包括严禁花鼓戏的八款禁条，先当棒喝[ 3 ] 19。1899年5月，石守谦署理新建县知县，涖任之始，立即颁布禁唱采茶戏等内容的禁条，“勿谓言之不预也。”[ 3 ] 69-70下车伊始，颁布禁条，此乃清代州县官履新惯例：一者，通过禁条传播，将州县关切的当务之急明令禁止，冀以获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效果。二者，通过禁令遍贴通衢，告知阖邑民众，本州县亲民之官发生变动，新官已到任理政。

其二，接受禀请，出示禁止。胥吏和士绅等发现违禁，常会禀请州县官出示严禁，此类告示在州县官所颁查禁告示中居多数。1872年10月，上海知县叶廷眷接受绅董禀请，出示禁止各书坊刊刻淫书[ 3 ] 2;1901年1月，上海公共租界会审谳员翁笠渔接受廨差赵银河的禀请，禁止各茶馆书场演唱滩簧[ 3 ] 79。

其三，接受饬令，出示禁止。皇权专制行政的一大共同特点是治官之官多，治民之官少，只有州县官才是真正的治民之官，清代从中央各部到督抚、道台、知府都可以给州县官发出命令。具体到查禁活动，上级官员如督抚、道台、知府等获知违禁信息之后转饬州县官查禁：一是士绅禀请督抚等，督抚等遂传饬州县官严禁，州县官受命颁示查禁。1879年1月，扬州士绅禀请江苏学政林天龄严禁淫词小说，林天龄遂传饬江都知县严禁，江都知县接到命令之后立即出示查禁[ 3 ] 172。二是督抚等访闻有人违禁，遂传饬州县官颁示查禁。1893年8月，有外来游民在安庆偏僻处演唱淫词艳曲，被署理安徽按察使丁峻和保甲局候补道李篁仙访闻，他俩遂谕饬怀宁县知县包宗经出示严禁[3]235-236。

州县官颁布查禁告示之后，一般要求“多为缮发，遍贴晓谕。”[ 3 ] 10-11最常见的传播方式是张贴，“遍贴通衢”[ 3 ] 71。还可以书之于禁牌，由差役“掮牌游行街市，以冀触目惊心”[ 3 ] 228，或持禁牌下乡宣传、巡查[ 3 ] 268，以便触目警心。此外部分禁令还被收入方志、则例、善书，或勒石，成为成案，冀望后来官吏或道德之士援例查禁，对查禁活动起到示范、警醒之作用。伴随近代报刊的兴起，晚清官方查禁告示的主要载体是报刊，告示一是被报馆记者作为新闻采录入报;二是官员主动通过报刊传播以扩大影响。为了通俗易懂，便于传播，州县等地方官还颁布了一些歌曲或白话形式的查禁告示，1895年2月，上海保甲总巡翁延年颁布禁止茶馆弹唱淫词得四言示谕[ 3 ]51;1905年12月，承德县知县孟宪彝颁布查禁蹦蹦戏的白话告示[ 3 ] 102。查禁告示的传播，一定程度上起到警醒人心、制止违禁的作用。乾隆五十七年绍兴知府李亨特，于所禁之案，择“演唱夜戏”等尤为民害者十条，勒石仪门，名十禁碑，各加详注，并刊入《府志·风俗门》，“积习为之一变。”[ 4 ]武韵在任青浦知县期间，颁布示禁花鼓戏等告示，据言“得古教令之遗，士民传诵弗忘。”[ 5 ]尽管时人常用具文、故态复萌等词语来形容查禁告示的效果，但从这两则记载可见，在官方权威较强的时代，州县等地方官的查禁告示至少在一定时期内能对违禁具有抑制作用，特别是榜诸或勒石于书坊和戏台附近的禁令，对违禁行为可以起到震慑和舆论监督作用。

（二）亲自缉查

对于州县等地方官而言，查禁活动必须依赖绅士、差役、地保人等，但现实中绅士徇隐、差役包庇、地保容隐之现象较普遍，“比比然也。”[ 6 ] 316《光绪嘉定县志》载，该县害民之事曰花鼓淫戏，曰博场，之所以屡禁不止，就是因为“文武佐杂衙役皆有使费，仓差地保尤若辈护符，官虽示禁，空文而已。”[ 7 ] 159因此，欲求实效，官员必须亲自参与、察访缉拿：“或密地出城，责仓差引导;或密访主名，托他事下乡，勒地保交出。”[ 7 ] 159不少责任心较强的地方官遂活跃在缉查前线，其方式主要有三：

其一，亲自劝禁。即州县亲自向民众宣讲，告知、劝说不要违禁，特别是对于查禁效果不佳之地，有的州县官亲自前往劝禁，以示郑重。清末娄县枫泾镇施和庵地方，每届新谷登场，乡民辄迎赛演剧，开赌肇事，屡禁不止。1909年11月14日，娄县知县刘怡“带同图差，乘早班火车赴枫，前往该处谕禁。”[ 3 ] 447-448

其二，微服私访。微服私访是官员身着便衣和隐蔽身份，探访民情、督查工作、侦缉案件的常用方式。州县官以百里之大，四乡之广，一人耳目，难以周知，而违禁活动“一有举发，即行飏去。”[ 8 ] 5上不少地方官不得不以微服私访的方式亲自查禁。1890年代，李钟珏任宁阳知县时，为禁止城内外搭棚演戏，“常亲往密查，不任阳奉阴违。”在李钟珏一年余的任期里，搭棚演戏之风顿歇，地方稍安，李钟珏希望他的继任者也能“常自密查，毋任丁胥矇蔽。”[ 9 ]在地方官看来，微服私访是一种有效的查禁方式。1902年4月，武昌知府梁鼎芬访闻司门口察院坡一带有人设肆售卖淫书，遂不动声色，亲诣某书肆，将所售《金瓶梅》《贪欢报》《肉蒲团》诸书逐一检查，将肆主某甲带回，笞责枷示，搜获之书，悉数焚毁，并饬江夏县令出示严禁[ 3 ] 321。一般来说，地方官亲自密访，的确能收到威慑作用。江苏长洲人彭翰孙任嘉应知县期间，“夜间易服巡查，歌唱淫词、开馆招赌之风几绝。”[ 10 ]但是州县官事务繁杂，不可能事必亲躬，微服私访只能偶尔用之，难以持久。

其三，率差缉捕。即州县官亲自带领差役、兵弁逮捕违禁者。1904年孟秋，甘泉县和江都县会同查禁演剧，“每晚亲出巡查，直至东方将明，始行返署。”[ 3 ] 342-343可谓勤勉查禁。与微服私访一样，州县官亲自缉捕一般情非得己，主要是因为差役等人查禁效果不佳时，才不得不亲自出马。1901年10月，松江东乡华阳桥东盐三四图时搬演花鼓戏情事，事为华亭县知县林丙修访闻，立派公役徐荣驰往驱禁，乡民竟置之不理。翌日黎明，林丙修托名拜客，帶徐驰往拘拿，仅获周顺根一名[ 3 ] 315-316。阻止群众性演戏，还可能遭遇群体对抗，州县官亲自缉捕，有时还可能遭遇风险。杨炳任秀水知县期间，该县三店镇有演习花鼓戏情事，杨炳带领营弁“扑灭之，几罹祸，卒捣其穴，四境肃然。”[ 11 ]作为知县的杨炳在查禁活动之中几乎罹祸，违禁者之嚣张、差役人等查禁效果可想而知。1895年秋，袁州游桥地方藉赛会演戏聚赌，差役得贿包庇，袁州知府惠格只得亲自带领亲兵数人往禁，赌徒恃众拒捕，观众一呼百应，将亲兵殴成重伤，惠格头额也被击破、血流如注[ 3 ] 248。从杨炳和惠格禁戏遭遇的危险可见，晚清地方官亲自缉捕违禁，可能会引发暴乱，危及人身安全。

（三）监督执行

主要是监督差役和地保（合称差保）执行、落实禁令。差役是州县办理衙门行政及司法外勤事务的人员，从职能上看，他们类似于近代警察，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是基层查禁法令的主要执行者;地保是清代中后期协助官方在基层社会从事赋役征派、参与处理刑事案件、治安管理、抗灾赈荒、承应官差、民间调处等事务的执役人员，他们是政府的驻乡代理人，查禁政策在基层社会的落实，也有赖于地保的参与。差保属于贱业、几乎没有正式的工食收入，他们常藉查禁为名，得贿容隐、藉端勒索、带头违禁，知法犯法，州县官则采用笞责[ 3 ] 220、枷示[ 3 ] 271、革除[ 3 ] 72、乃至刑律无载的掌颊[ 3 ] 200等方式监督差保，落实禁令。对此，笔者已有专门探讨（ 2 ），兹略。

（四）审理判罚

司法是州县官日常行政事务之一，对于缉获的违禁人员，州县官要进行审判量刑。尽管《大清律》明确规定对小说戏曲违禁者采用流、徒、杖等刑罚：“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当街夜戏为首之人杖一百、枷号一个月[ 6 ] 18。但笔者没有发现一例晚清小说戏曲违禁案件采用了流、徒、杖这三种刑罚。造成此种现象的要因有二：其一，《大清律》规定的小说戏曲刑罚制定于政治高压的康熙朝，不切实际，执行不便。清代州县衙门属于初审部门，只能审理判罚笞杖刑以下的民事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徒刑以上较重的刑事案件则归省级与中央司法机关管辖。如果州县等地方官严格按照《大清律例》判处小说戏曲违禁者徒、流之刑，一定要在审讯、援引律例、卷宗、羁押、解送、证人随审等方面大费周章，行政开支必定增加，“解一犯，签一差，路需多费。”[ 12 ] 35而地方官有决断权的笞杖案件，则无需呈报上司，也不必严格援引律例。州县官审理小说戏曲违禁案件时，选择职权范围之内的杖、笞、枷示、罚金、驱逐等，既简便易行，也能减轻行政负担。其二，清代州县官断案享有较大自主性，并非按照具文判罚。王景贤《牧民赘语》云：“律例有一定，民之犯罪无一定，泥律例以入人于法，真是枉读十年书矣。”[ 13 ] 650清代州县官长断案往往在情、法、理三者之间寻求公平，“并非所有的案件裁断均严格地依照律例进行。”[ 14 ] 127州县官在违禁小说戏曲判罚中也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对违禁者处以笞、枷甚至是刑律未载的掌颊[ 3 ] 354、监禁、罚金[ 3 ] 236等刑，而且使用这些刑罚标准不一，笞刑次数从数十下、数百下至上千下不等[ 3 ] 214，罚款从数元至数百元不等[ 3 ] 272，甚至斥释不作处罚者所在多有，说明州县官对小说戏曲违禁者所采用刑罚的主动权灵活，晚清州县官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司法实践中变革了清代管理小说戏曲的法律规定。

二、州县官主持查禁暴露的困境

有清一代，认真主持查禁政策的州县官颇不乏人，地方志也多有记载，例如：道光年间，席尚清任思恩知县时，禁革女伶演剧，“淫风以息。”[ 15 ]道、咸间，牟房历任浙江会稽、安吉等知县时，禁夜戏、焚小说等，卓有政声[ 16 ]。咸丰年间，萧为光任三原知县，严禁演戏，学宪承差独违禁令，为光立召优人，“棰逐之，得罪督学不顾也。”[ 17 ]县官严格主持查禁活动，能在一定时间内能维持较严格的禁止局面。但整体上看，州县官查禁效果并不理想，以今人的后见之明看，甚至清代州县行政制度还要为屡禁不止现象承担部分责任。

（一）公务繁冗，难以重视

州县官是亲民之官，政务殷繁、工作量大，为人公认：“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 1 ] 2289省、府治所所在城市的小说戏曲一般较他处较兴盛，对这些地区即所谓的首县有管理之责的地方官，公务往往数倍、甚至十数倍于他处，以“冲、疲、繁、难”四字俱全的南海县为例，清代南海知县对广州省城人口最密集的西关、佛山等地面负有治理之责，知县还要承担大量中外交涉等公务，公务繁杂。晚清曾两任南海知县的杜凤治说：日日奔走，公事山积，日事酬应，夜间每阅公文至三四更，往往五更黎明即出署有事[ 18 ] 637。在州县靡所不综的诸多事务中，有轻重缓急之分，与考成密切相关的事务必须优先考虑。治安、征输和听讼居于州县官事务的中心地位：“另外那些职责，因并不影响‘考成，如果不是有意忽视的话，州县官一般只以很少的精力去应付。”[ 2 ] 31-32尽管小说戏曲攸关风化，维持风化乃州县官职责所在，但查禁活动仅是维持风化之一端，维持风化还包括表彰贞节、戒赌、禁嫖等诸多内容。以上海公共租界的查禁活动为例，一般认为，上海租界乃“国中之国”，清朝法令在租界受到诸多掣肘，难以通行。这种认识具体到小说戏曲监管只能说部分正确：其一，租界当局法令明确禁止所谓的淫书淫戏。其二，租界警察制度起步较早，相对完备，巡警分区巡逻，包探无孔不入，戏园则有警察执勤，如果落实查禁，比其他地区应该更加便利。实际上，上海公共租界的确有过一定成效的查禁活动。例如，1890年5月，江苏省布政使黄彭年查禁《野叟曝言》等小说，上海公共租界会审谳员蔡汇沧奉札查禁，其查禁方式一是出示严禁，二是传集各书坊局经手人面给禁售书目，三是饬差严密查禁。但是效果一般，一个显著的标志是：1890年5月7日，《字林沪报》刊载黄彭年《严禁淫词小说示》之后[ 3 ] 37-38，《野叟曝言》销售广告仅在《申报》上消失了四个月，9月23日，《野叟曝言》销售广告再次登上了《申报》[ 19 ]。一些戏园和书局还乘官方查禁之际，竞相搬演盈利，上海租界天仙茶园将《野叟曝言》排演成戏剧[ 20 ]，申报馆之外，肇记五彩石印局推出石印全图《野叟曝言》[ 21 ]，理文轩书庄等书房也在寄售“石印全图野叟曝言。”[ 22 ]《野叟曝言》报刊广告一直持续到1896年，该年10月，上海公共租界查获嘉记书店蒋午庄、张阿双等石印《野叟曝言》，嘉记被罚洋二百元，张阿双罚洋五十元。1900年和1901年，上海公共租界会审谳员先后颁发禁令，开单查禁《野叟曝言》等小说，1907年2月，会审公廨还判罚了沈鹤泉印售《野叟曝言》。自1896年《野叟曝言》案起，直至清末，《野叟曝言》销售广告不再在《申报》等报刊上出现，申报馆定期发布的“新印铅板各种书籍出售”广告中的“野叟曝言一元”也被删除[ 23 ]。可见，即便是上海租界，只要实力查禁，也会产生一定成效。但是，整体看来，上海租界查禁活动普遍地难以持久，参见表1至表4。

表1至表4反映的是晚清上海租界四次较大规模的开单查禁淫戏情况，由这四个表格可见，查禁还是对淫戏演出产生一定效果：一者，查禁之后，个别剧目如《劫狱》《金镯记》《赠剑投江》等未再在晚清《申报》上刊登演出广告。二者，禁令刊布之后，被禁剧目一般数月之内不再在《申报》上刊登演出广告，基本认定是遵命停演。但整体来看，查禁效果并不理想，明显地表现在违禁剧目虽然被戏园遵守，但持续时间短，一般数月之后违禁剧目广告即重回《申报》。这种现象在晚清具有代表性：其一，四位谳员开单示禁剧目皆如此，这不是个别谳员怠政不作为所能解释，这是普遍现象。其二，相比其他地区，上海地方官吏更享有信息之便，他们完全可以左手拿禁戏单目，右手拿报载剧目广告，按图索骥，足不出户，即可传案讯究。其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违禁剧目广告多是在颁发禁令官员任上即很快重返报章。陈福勋1883年11月任期满，其于1882年4月所禁剧目，截止1883年3月皆重返《申报》，其中间隔最短者仅15天。蔡汇沧1894年2月任期满，其于1890年6月奉江苏布政使黄彭年查禁剧目，最短仅间隔20天即重返《申报》广告栏。如上文言，上海租界拥有新闻舆论、警察、包探等诸多其他地区没有的近代监管体系，尚且如此犯禁藐法，说明晚清查禁活动即便官员任期延长，也难以持久。当然也可以从警察舞弊、包探包庇、洋人掣肘等方面解释上海租界禁而不久的现象。但不能忽视的原因是，租界谳员事务繁重，他们不可能一直盯着自己颁布的禁令不放。讞员每天的首要事务是受理案件并予以判决，根据会审公廨1889—1891年审理的刑事和违禁案件统计，1889年总计5 117件，1890年5 999件，1891年5 600件[ 24 ]，3年里，谳员平均每天要审理案件15.3件，这还包括节假日，如果节假日除外，平均每天审理案件则更多。在这种极为繁重的审理事务之外，谳员不可能持之以恒地落实自己所颁禁令，如果手下的衙役佐贰、警员包探不能坚持贯彻，禁令必定成为具文，无怪乎当时的报刊舆论云：

尤可异者，该戏园等竟敢将所演违禁之淫戏或易其名目，或竟不易其名目，大书特书，榜诸门首，贴诸通衢，登诸报章，惟恐一人之不知，绝不顾官宪之察及，是诚何心？[ 3 ] 615

在州县官“一人政府”、其属下职责模糊的制度里，他们不可能事事亲躬，禁令难以坚持也就属于常态。上海租界查禁活动如此，揆诸其他地方亦莫不如此，研究者言：“大多数官员对于道德教化只是嘴上说说敷衍了事而已，而真正尽力去推行的人，就会被同僚嘲笑为‘书呆子和傻瓜。”[ 2 ] 280其实正常情况下，由于职责规定广泛而且模糊，他们负担过重，“即使他有意愿或有能力，也没有时间或条件允许他把任何一项事务做好。”[ 25 ]所以“日久玩生”“故态复萌”等成为查禁告示、舆论的套语。州县官员因事务繁杂而监管乏力说明，传统州县行政制度下的基层文艺管理机制不可能达到文艺管理专制制度的基本要求。

（二）流转频繁，不易持久

责任心强的州县官只要愿意保持专注、持之以恒，查禁政策的落实的确能有所实效。张世英（1844—1916）知渭南期间，大小夜戏，到处皆是。世英倡导减戏办学，严禁夜戏，他将80名差役分作8组，每组正副队长各一名，负责巡查各乡，尚不敷用，又招募练勇40名，专司巡查各乡，每乡5名，昼夜轮班，每月官员还亲自下乡巡查数次。他还将查获搬演夜戏的河北大绅和优伶治以违禁之罪，练勇则治以不报之罪，并封扣戏箱两个月，罚大绅和戏班捐本社办学费用一百元，“从此夜戏始敛迹也。”[ 26 ]张世英在渭南任期为光绪三十一年七月至三十二年八月，即前后一年零一个月，严禁夜戏，从措施到执行上皆卓有成效。晚清宁波地区查禁宁波串客（即花鼓戏）也效果明显，据统计，光绪朝34年间，鄞县共有26届知县，平均每位知县任职1.3年。在这26任知县中，已知颁布查禁淫戏告示的共有7位，这7位任期最短的为11个月，最长的为2年10个月，平均任期为1.8年[ 27 ]。任期较长，则可保持对查禁活动的较多关注，如杨文斌、徐国柱任期都超过两年，颁布串客禁令分别为5则和4则（ 3 ）。参见表5：

从1879年到1904年25年间，宁波知府也颁布查禁花鼓戏禁令20则，颁布禁令较多的知府有宗源瀚（任期1878—1885年）为4则、胡元洁（任期1885—1892年）5则、钱溯时（任期1894—1895年）5则。此期间，宁波官员共颁布查禁串客谕令40则，平均每年1.6则。除了颁布禁令之外，宁波知府、知县等地方官以笞责、枷示等方式惩戒艺人。造成的结果是：1881年串客艺人在宁波城“不敢登场扮演。”[ 3 ] 1791888年，串客艺人仍“不敢在城市中登台开演。”[ 3 ] 7291891年的报道则是“郡治早经禁绝。”[ 3 ] 736宁波串客艺人被迫向上海转移，从而加速了甬剧生在宁波、长在上海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 4 ）。说明地方官如果对所谓的违禁小说戏曲予以持续禁抑，的确能左右其发展。但是清代州县官的任期都较短，到了19世纪任期更是大为缩短，据张仲礼对河南鹿邑和湖南常宁两县知县实际任期统计，县官由清代前期平均任期1.7年，降至后期平均任期0.9年[ 28 ] 56-57。实际任期缩短对地方行政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使任何一个地方官都难以熟悉本县，也减少了他对任何计划的兴趣，因为他在任期内看不到结果。” [ 28 ] 50-51从官方立场看，查禁活动属于整顿风化、移风易俗，道德教化要深入人心，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需要地方官持之以恒地坚持。地方官一旦离任，人去政息遂成常态。上海租界会审谳员黄承乙在任期间，较能实力查禁淫戏。1885年6月，黄承乙卸任，其在任期间所禁淫戏，立即死灰复燃：“近因太守辞篆后，各戏园中如《海潮珠》《小上坟》《珍珠衫》《打斋饭》《翠屏山》等，皆已改换名目，重复登场。”[ 3 ] 536于是违禁又有待于新官查禁。州县等地方官不可能长期地关注查禁活动，由此形成了官方查禁活动中周期性“一张一弛”循环往复的现象，“然后故态复萌，始以一二家隐约尝试，及尝试之而无人与为难也，则更堂皇开张，至半年三月之后。”然后“效尤接踵，一切复旧，几忘前次之曾悬禁令。”[ 3 ] 546迫不得己，地方官只得又开始新一轮查禁活动。州县官也深知其离任之时，也是其人去政息之日，为了维持政策的连续性，个别知县在离任前特禀请上级要求继任者能坚持自己的既定政策。宁阳知县李钟珏调任时，就呈请广东巡抚李兴锐，希望能札饬新任就任后，能坚持自己严禁搭棚演戏等举措，将“城内外演戏实力禁止，常自密查，毋任丁胥蒙蔽。”[ 29 ]李钟珏的呈请得到了批准。但像李钟珏这样履新之际仍挂念离任地方行政的州县官并不多见，也不符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场常识，即便是李钟珏的呈请，也是由于辞行的士绅深恐他“去任后故智复萌，皆请通禀立案，永远垂禁。”[ 29 ]换言之，如果没有士绅的禀请，李钟珏不一定有禀请巡抚札饬新任继续严禁之举。

（三）各自为政，缺少协调

在皇权专制社会，政权的上下级的纵向联系较紧密，而横向联系较少。此固然有交通、通讯不便的原因，但关键原因是统治者有意为之：“地方政府横向联系增多，有可能发展成一种联合抵制中央的力量，这是封建皇帝所忌讳的，因此他们尽量限制各级官府过多的横向往来与联系。”[ 30 ]由此造成地方行政各自为政的特点。地方各自为政对政府行政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政令不一和缺少合作。这两个方面在州县等地方官员主持的查禁活动中体现的也较明显。

其一，政令不一，宽严有别。州县官管辖之地，风土人情、地理物产一般情形各殊，州县行政也有“冲、疲、繁、难”之别，州县等地方官往往关注的要点亦不尽相同。“有治法无治人”仍是清代法制的主要特点，官吏在执法中人治现象突出。州县官主持查禁活動，也会因地理人情、行政重点、官吏品性等各不相同而有所差异，主要表现有二：1.雷同的查禁内容，各地标准不一。以严禁花鼓为例，花鼓戏是晚清查禁区域最广的民间小戏，但各地官吏执行标准不一，在浙江，尤其是杭州、宁波，官吏能严厉查禁花鼓戏，像同光年间，宁波地区官吏前赴后继地查禁花鼓戏，让花鼓戏几乎在宁波地区难以立足，许多花鼓艺人被迫向上海转移。1870年代的上海租界，花鼓戏也被禁绝多年[ 3 ] 168。但同治年间的湖南，花鼓戏曾一度享受宽禁待遇。1868年，浏阳知县钱绍文向湖南布政使李榕禀报地方事宜，其中有包含整顿风化、严禁花鼓戏的内容，李批示云：“乡村中逢年遇节，花鼓戏不必尽禁，亦禁不住，弛之无甚关碍也。”[ 31 ] 199李榕指示州县官对花鼓戏采取弛禁的政策，既然禁不住，又没有大的害处，何必禁止？这是一种务实的行政态度。道州知州汤煊也向李榕禀报：“采茶戏，此方最盛，淫媟相习。”李榕批示云：“但须禁其甚者，岁时赛社，小有游嬉，不至流荡忘返，听之可也。”[ 31 ] 199关键是，一年中逢年遇节、酬神赛社的时间不在少数，在这些时间段弛禁花鼓戏，实际上也就是对花鼓戏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了。像李榕这样指示州县官对禁戏政策采取宽禁或弛禁的晚清大吏并非个别，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封疆大吏皆有是举。壶关县知县向山西巡抚曾国荃禀请禁止赛会演戏，并把戏资移作社、义仓之需，曾国荃批示云：“赛会演戏糜费者皆富民之财，于贫民无损，贫民且得于戏场小作贸易借以谋生，故演戏赛神最为艰苦小民之利。”并且社、义仓流弊太多，官方经手，“反不如听其赛会之为愈矣。”[ 32 ]曾国荃并不赞成禁止赛会演戏。可以想见，有了李榕、曾国荃等上级弛禁的批示，州县官自然就可以置之不问，由此也加大了晚清各地官吏禁戏态度和执行标准的差异。2.同样的违禁，各地判罚不一。《大清律》规定的对小说戏曲违禁处以徒、流、杖等刑罚因不切实际、难以执行，晚清地方官在实践中早已将其弃若敝屣。相应地，他们在审判中采用较轻的笞、枷、罚金等刑罚，但是各地判罚标准皆不相同，主要表现在：一者，同一个地区的相同违禁，不同官员判罚不一。同样是扮演串客，1887年鄞县知县朱庆镛的判罚是“各责数百板，以双连枷枷号三个月。”[ 3 ] 2101888年鄞县知县萧韶的判罚则是“重责一千板。”[ 3 ] 214同样是在上海租界售卖淫书，1894年谳员宋莘乐的判罚是“各枷号五日，发头门示众。”[ 3 ] 2381899年谳员郑汝骙、陪审官梅尔思的判罚则是“笞责二百板，管押三月。”[ 3 ] 283-284二者，不同地区的相同违禁，各地官员判罚不一。同样是在1903年的违禁演唱花鼓戏案件，鄞县的判罚是“笞责数百板，并荷巨枷示众。”[ 3 ] 328上海县的判罚是“判责三百板，枷号数日，发犯事处示众。”[ 3 ] 336等。地方政令不一、执行各异、宽严不一，既破坏了中央政令和法律，也减少了各地打击违禁的协调性，艺人或书商向查禁相对宽松的地区转移成为规避查禁的重要方式。

其二，本位主义，缺少合作。地方本位主义反映在查禁活动上，驱禁（ 5 ）是晚清地方官的主要查禁方式，即“各扫门前雪”，乡镇发现违禁，即驱逐出乡镇，州县发现违禁，即驱逐出州县，而邻府邻县则不在地方官考虑范围之内。1898年1月，南昌有人肩负“淫词小说”出售，并有西洋景等，南昌知府江毓昌札饬南昌和新建两县知县，将其一并驱逐出境，不准逗留[ 3 ] 271。据《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汇编》统计，晚清州县等地方官颁发包含驱禁的告示13则，驱禁案件74起，可见驱禁是晚清地方官在查禁活动中常用手段。理论上讲，驱禁可以使违禁者无立足之地、难以驻留。但现实中这种手段是地方本位主义的表现——只要官吏把违禁者从自己辖区赶走即可，至于违禁者是否在其他地方继续违禁，则与己无关。通俗讲，驱禁就是“灌水到人家的田里”，反过来，自己田地也会被人灌水。违禁者有了相当多的凭借，此地逐，彼地不一定逐;此地差保包庇，彼地亦可士绅容隐。违禁者就在此逐彼窜中逃避查禁：“地方有司非不查拿，但此地驱逐，彼即移往别县，别县不容，彼又仍回本邑，辗转潜踪，往来靡定。”[ 33 ]于是形成一方查禁“势必仍流毒于异地”[ 6 ] 316的局面。即便州县辖区之内，也会因 “地方辽阔，此逐彼窜，终难尽绝根株。”[ 3 ] 739由于州县等地方官在查禁上专注于本辖区，如果不是上级统一命令，他们既无力也无权与其他州县协同行动，官方的严禁目标，整体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谈及地方官禁戏屡禁不止现象，致力于鼓动严禁淫书淫戏的余治所言切中肯綮：“况奉行上命，勤惰不同，禁令稍宽，即为若辈潜踪之薮，良有司实心斥逐，卒不免以邻国为壑。”[ 6 ] 316宽严有别，缺少合作，此逐彼窜，从官方立场上看，违禁活动自然就有了较大的腾挪空间。这也是清代州县行政制度普遍存在的弊端，非查禁小说戏曲活动一者而然。

附带提及的是，晚清州县官与督抚等封疆大吏在查禁内容上也各有侧重，即禁毁小说多由督抚等封疆大吏如丁日昌、林天龄、黄彭年、文治等发起，而州县官则较关注于禁戏，尤其是夜戏、花鼓戏等。这主要是因为州县等地方官除了与督抚一样关注风俗人心之外，他们还更关注演戏可能引发的诸如火灾、抢劫、偷盗、聚赌等社会治安问题。毕竟，维持治安是州县官地方行政的重中之重。州县等地方官主动查禁小说戏曲，从动机上看，不是所有的州县官都是从整顿风化、维护人心的行政职责出发，不少可能是从行善积德着眼，甚至是二者兼而有之。这是因为清代果报信仰盛行，许多官吏是行善积德以利己利子孙的信仰者和践履者。不少清代官箴就把查禁小说戏曲视作行善积德，如“严禁赌博演戏迎神赛会，百功。”[ 6 ] 168《当官功过格》言禁止台戏，“一日算十功。” [ 34 ]《公门果报录》中说禁止花鼓淫戏及戏班搬演小戏，“阴功极大，子孙必科甲连绵。”查禁淫书小说，亦是积德之举[ 13 ] 374。《居官日省录》卷三列举了谢履端、伊辟升、张孟球、万历进士张某、钱大经等人禁淫书或编造淫书的果报，以为倡导[ 35 ]。在行善积德以改变自己或子孙后代命运信仰风行的时代，地方官主动查禁小说戏曲的动机或多或少受其影响。总之，从晚清州县等地方官主持查禁的方式和困境可以看出，官方缺少的不是法令条文，而是监督和执行法律、法规和条文的有效行政机制。伴随小说戏曲的日渐兴盛，清代州县行政制度下的基层文艺管理方式越来越暴露出其的保守和低效的本质，说明文艺繁荣，也期待着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的革新。

注释：

（1）数据来源：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丁淑梅《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天星编著《晚清报载小說戏曲禁毁史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张志全《明清地方禁戏史料摭补》，《中华戏曲》2016年第1期。

（2）张天星《论晚清地保对官方禁戏政策的执行与背离》，《文化遗产》2021年第1期;张天星《论晚清差役在禁毁小说戏曲活动中的执法与犯法》，《台州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3）高庄凯任期也超过两年，但禁令仅颁布了1则，笔者认为的情况较特殊一些，鉴于民国以后宁波地区官方还在查禁串客，1904年以后由于新闻丰富、采编方便，上海报刊不再重视对宁波串客查禁活动的报道。

（4）参见：张天星《晚清宁波官方查禁串客对甬剧发展的推动作用》，《戏曲研究》2016年第2期。

（5）驱禁，即驱逐出辖区的查禁方式，该词晚清即有，参见张天星《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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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新创野叟曝言[N].申报，1891-12-02（06）.

[21]肇记书局五彩石印寄售全图第一奇书[N].申报，1895-04-25（05）.

[22]墨宝出售并寄售石印全图野叟曝言[N].申报，1895-06-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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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10-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16BZW103）

作者简介：张天星（1971-），男，河南新县人，台州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近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The Study on County Sheriff Ways and Dilemmas in the

Activity of Banning Novels and Operas in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Tianx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China）

Abstract：Prefecture and county officials are not only the main makers of the policy of banning and destroying novels and opera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ut also the main executors. They presided over the grass-roots investigation and prohibition by issuing notices， urging poor insurance， personally arresting and punishing.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the policy of banning novels has exposed s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paying attention to difficulties， unsustainable， lack of coordination and so on. From the way and dilemma of local officials in late Qingzhou County presiding over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ohibi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what the officials lack is not the legal provisions， but the effective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to supervise and implement the legal provisions; With the increasing prosperity of novels and operas， the grass-roots literary and artistic management mode under the state and county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has increasingly exposed its conservative and inefficient characteristics， indicating that the prosperit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innov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management system and mode.

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state and county;the policy of banning novels and oper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