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立场的扬忠刺奸：《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李建明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人文与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 363105）

明朝中叶以后，戏曲小说中出现了忠奸对立的题材，比如李开先的《宝剑记》和王世贞的《鸣凤记》。“三言二拍”中有不少扬忠刺奸之作，这些作品往往是大团圆结局，大快人心。比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就是一篇名作。但是有的只是对奸臣进行讽刺谩骂，奸臣只是一个小丑形象，而奸臣的对面人物却不一定有崇高的形象，虽然奸臣被除，但是作为奸臣的对立面也很难说就是正义者。这种情况很复杂，作者也许对世态人情、甚至对代表正义的历史现象和人物进行反思，但是作者的理学立场则不允许把这种反思深入下去。《喻世明言》第二十二卷《木绵庵郑虎臣报冤》就是这样一篇奇特之作。

通俗文学中，演述贾似道故事的较早的有《贾似道木绵庵记》，《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九宫正始》引题《木绵庵》，注云“元传奇”。作者不详。剧写贾似道出师失利，陈宜中等交章劾之，谪为高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山阴县尉郑虎臣为押送官，行至漳州木绵庵，郑虎臣说：“我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将贾似道杀死。该剧已轶。

话本小说《木绵庵郑虎臣报冤》是对这个故事的改编。从文本看，小说较多地引用了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馀》的材料，也有的出自元人蒋子正《山房随笔》和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话本小说开头卷首诗用了明朝人张志远的诗歌，小说作于嘉靖以后，由此可以断定冯梦龙为小说最后的编撰者。

一、丑化贾似道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这篇小说，对于贾似道的描写，主要强调两点：一是不学无术，只知吃喝玩乐，靠裙带关系上位；二是做官以后生活腐朽，擅权误国，没有干过一件好事。

小说家为了揭示贾似道是一个天生的坏种，先从他父母的不堪写起。

在小说中，贾似道之父贾涉不是抗金前线的主帅，只是一个普通的官员，没有什么政绩，好色是他的个性。贾涉在往临安府等候铨选的路途上，在钱塘的凤口里，看见一位有夫之妇胡氏生得美貌，居然停下来不走了。得知胡氏的丈夫王小四几次想把她卖了的事情，于是就让身边的家童与王小四说合，以四十两身价成交。小说再写王小四：

王小四还只怕婆娘不肯，甜言劝谕，谁知那妇人与贾涉先有意了。也是天配姻缘，自然情投意合。[1]325

这段描写，可以看出胡氏的丈夫王小四多么无耻，但是作者对胡氏与贾涉也没有什么好感，也进行了嘲讽。

贾涉娶回胡氏不久，胡氏就有了身孕，这让贾涉的正妻唐氏妒火中烧，每日对胡氏寻事打骂，想乘机打掉腹中小儿。贾涉于是请县宰陈履常从中斡旋，让陈履常之妻把胡氏领走，胡氏得以在县衙生下小孩。两年后贾涉才敢将实情告诉唐氏。唐氏大怒，一定要将胡氏卖出。贾涉只得把新生儿给亲兄弟贾濡带走。胡氏以后嫁给石匠，贾涉之妻唐氏不久身亡。

小说一开始就写出贾似道的父母都不是善良之辈，其家庭也不是正经人家。这样的父母和家庭能培养出什么好人呢！

关于贾涉与胡氏的故事，宋末元初的周密在《齐东野语》卷一五《龟溪二女贵》有记载：

贾涉济川以制置，少日，舟过龟溪，见妇人浣衣者，偶盼之，因至其家。问夫何在，曰：“未归。”语稍洽，调之曰：“肯相从乎？”欣然惟命。及夫还，扣之，亦无难色，遂携以归。既而生似道，未几去，嫁为民妻。似道少长，始奉以归。性极严毅，似道畏之。[2]5615

看来，贾涉与胡氏结合的故事不是空穴来风。但是胡氏是否如笔记小说话本小说所言，生下贾似道后被赶出家门呢？如果与事实相悖，就是一种污蔑。

一九八四年，在贾涉的故里天台县石溪乡溪边村发现了贾涉墓志。据此墓志，在贾似道出生前二年，也就是贾涉去世的前十三年，贾涉的正妻史氏（小说中写为唐氏）就已经过世，所谓胡氏生下新生儿后就被赶走嫁给石匠，纯粹是毁谤。贾似道有一兄一姊，皆史氏所生，兄名贯道，[3]155在贾涉死后几年去世，小说却说贾涉在遇见胡氏时还没有儿子。绍定四年（1231），其姊入后宫，封文安郡夫人，因天生丽质，深得理宗宠爱，绍定五年（1232）进位贵妃。贾似道生于1213 年，其姊为贵妃时贾似道已经成人。

贾涉晚年忙于两淮抗金，嘉定十六年（1223），贾涉在返回临安府的途中病故，此时贾似道十一岁。贾涉自然对贾似道不能耳提面命地进行教育，但贾似道不至于成为“牛二”式的市井无赖，事实上贾似道以父荫入仕，补嘉兴司仓。嘉熙二年（1238）贾似道考中进士，说明贾似道不是不学无术之徒。小说中在这方面比较尊重事实，写贾似道少年时无书不读，下笔成文。但是又把贾似道写成败家子：“不幸父亲贾涉、伯伯贾濡，相继得病而亡。殡葬已过，自此无人拘管，恣意旷荡，呼卢六博，斗鸡走马，饮酒宿娼，无所不至。不勾四五年，把两分家私荡尽。”显然言过其实。

贾似道的父亲虽然去世，但生母胡氏对他比较严格。贾似道不至于堕落为斗鸡走狗之徒，周密的《齐东野语》卷十七《徐谓礼相术》载：

徐谓礼尝涉猎袁、李之书，自夸阅人贵贱多奇中。与贾师宪丞相为姻联，贾时年少，荒于饮博，其生母胡夫人苦之。因扣徐曰：“儿子跌宕若此，以君相法言之，何如？”徐曰：“夫人勿多忧，异日必可作小郡太守。”母喜而记其言。……然师宪少年日常驰马出游湖山，小憩栖霞岭下。忽有布裘道者瞪视曰：“官人可自爱重，将来功名不在韩魏公下。”贾意其见侮，不顾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于破面。他日，复遇道者，顿足惊叹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终矣。”其后悉验。[2]5640

从中可以看出胡氏对儿子的拳拳之心，有这样的母亲在，贾似道断不至于成为败家子。小说中写到：

一日，理宗皇帝游苑，登凤皇山，至夜望见西湖内灯火辉煌，一片光明。向左右说道：“此必贾似道也。”命飞骑探听，果然是似道游湖。[1]332

贾似道在西湖游玩，《宋史》本传里有记载：

贾似道字师宪，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以父荫补嘉兴司仓。会其姊入宫，有宠于理宗，为贵妃，遂诏赴廷对，妃于内中奉汤药以给之。擢太常丞、军器监。益恃宠不检，日纵游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尝夜凭高，望西湖中灯火异常时，语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询之果然，使京尹史岩之戒敕之。岩之曰：“似道虽有少年气习，然其材可大用也。”寻出知澧州。[4]13780

可以看出，小说基本上是抓住贾似道的不学无术肆意描写，不及其余。

贾似道出任地方官后究竟有什么业绩，史书里没有说，只记载了他在地方官的履历：

淳祐元年（1241），改湖广总领。三年（1243），加户部侍郎。五年（1245），以宝章阁直学士为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抚使。一岁中，再迁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调度赏罚，得以便宜施行。九年，加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十年（1250），以端明殿学士移镇两淮，年始三十余。宝祐二年（1254），加同知枢密院事、临海郡开国公，威权日盛。台谏尝论其二部将，即毅然求去。孙子秀新除淮东总领，外人忽传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惧，留身请之，帝以为无有，槐终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陆壑代之，其见惮已如此。四年，加参知政事。五年，加知枢密院事。六年（1258），改两淮宣抚大使。[4]13780

从这个履历表可以看出，贾似道的仕途顺利，但也不是一步登天。小说写贾似道依靠其姊的关系，由理宗直接任命为两淮制置大使，建节淮扬。不但于史无据，也不合情理，国家大事岂能如此不讲规矩？淳祐七年（1247），贾贵妃去世，贾似道授宣抚大使时，他的贵妃姐姐已经去世。到淳祐十年（1250），贾似道才移镇两淮，出使两淮制置大使、淮东安抚使，知扬州。小说写贾似道由原来只是一个在西湖游荡的闲汉，一跃而为制置使，这也太像儿戏，完全违背基本的史实。

贾似道在出任地方官时，确实表现出一定的才干。比如他在理财方面成绩突出。淳祐元年他总领湖广财政时，成功收换了湖广会子，保持辖区物价稳定。朝廷对贾似道进行了嘉奖（徐元杰《贾似道收换湖会转管制》）。

淳祐三年到十年，他在出任沿江、京湖、两淮等地区的军政长官时，“以盛年精力，极力经理，田莱加辟，穑人成功”，使当地每年上交国家的米粮达到三十万石，较孟珙时的二十万石增加了一半（《可斋杂稿》卷一八《荆阃四奏四事》）。淳祐十年十月，理宗诏：“贾似道乘边给饷，服勤八稔，凡备御修筑之费，自为调度，尚有余蓄，殊可嘉奖。可进官一等。”[5]2803这在戎马倥偬的岁月，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另外，贾似道还注重学校教育，拿出自己的俸禄给公安书院（《可斋续稿》前卷五《公安竹林书院记》）。这虽然不能排除沽名钓誉的动机，但是这种举动还是值得肯定的。

贾似道在抗击蒙军方面更是可圈可点。淳祐六年（1246），抗蒙名将、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路策应大使、知江陵府孟珙去世，孟珙临终前推荐贾似道接替他。经过孟珙、贾似道的积极防守，京湖地区的军事形势相对稳定，而两淮却屡遭蒙军进攻。淳祐十年，朝廷命贾似道移镇两淮。贾似道与李庭芝在沿淮一带战略要地，加紧修建一系列城寨，有力地加强了两淮的防御力量。宝祐六年九月，蒙军大举入侵两淮。贾似道依靠杜庶、毛兴的英勇战斗，历时三个月，将蒙军赶出淮河以南，其统帅也柳干在扬州城下毙命。贾似道向朝廷奏捷：“淮境肃清，前后诸捷，凡获马匹千计，器甲万计，夺回被掠者七千余人。”[5]2870可谓战功卓著，贾似道因此升任枢密使兼两淮宣抚使。此时，距离其贵妃姐姐之死已经整整十一年了，与他的姐姐没有多少关系。贾似道在这一时期的升迁，主要是因为他不凡的政绩和军功。

而小说不但对贾似道任地方官的政绩一字不提，还歪曲事实：“似道镇守淮扬六年，侥幸东南无事。天子因贵妃思想兄弟，乃钦取似道还朝，加同枢密院事。”贾似道的升迁，纯粹是由于他有一个做贵妃的姐姐。

接下来，小说就写贾似道一入朝，就迫害宰相吴潜。其实，吴潜的去相，不仅仅因为贾似道，更因为丁大全的忌恨，而根本原因是理宗对吴潜的恼恨。

开庆元年（1259）十月，丁大全因为封锁蒙军渡江围鄂州的消息，遭人弹劾罢相。吴潜与贾似道分别被理宗任命为左右丞相兼枢密使。吴潜出任宰相后，力主清算丁大全一伙的罪行，因此受到丁大全同党的嫉恨。因为吴潜之弟吴渊是一个酷吏，被人骂为“蜈蚣”，于是就散布民谣：“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有百足，若使飞天便食龙。”（《钱塘遗事》卷四《吴潜入相》）小说却把这件事坐实到贾似道身上，贾似道编好这首歌谣后让内侍在理宗面前唱，引起理宗的注意，理宗还让贾似道解释童谣的意思，贾似道于是就把蜈蚣与吴潜联系上了。贾似道在理宗跟前如此陷害吴潜，表演也太拙劣了，理宗也太低能了。

其实，吴潜的罢相，主要是理宗对他极端反感。理宗无子，想立弟赵与芮之子赵禥（即后来的宋度宗）为太子。赵禥天生身体虚弱，手脚无力，七岁才会说话。吴潜反对立这样一个发育不全、资质笨拙之人为皇太子。他密奏理宗：“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4]12519理宗认为吴潜反对立赵禥为皇太子，肯定有“别主汗邸”的意图，这是理宗最不愿意的事情，理宗对此十分恼怒。忽必烈进攻鄂州时，朝野震动，理宗问吴潜计将安出，吴潜主张迁都。理宗又问吴潜自己到哪儿去，吴潜说他将死守临安城。而理宗认为这是吴潜想乘乱另立小朝廷，居然哭着对他说：“卿欲为张邦昌乎？”吴潜不敢再说话，不久，蒙军被击退，理宗对群臣说：“吴潜几误朕。”[4]12670于是就把吴潜罢免。

上述事件，足以表明宋理宗对吴潜的深恶痛绝。据《宋史全文》卷三十六载，景定元年十月，宋理宗御笔：“昨台臣论丁大全、吴潜欺君、无君之罪，皆有事实，初匪风闻，窜谪近止江西，可谓宽典。颇闻二佞之党，怀设伏慝，布在京城，闻有朝绅，各私所主，有咎及朕躬者。是何忍于负君而不忍于负私门也。如大全之流毒，稔祸害民蹙国，此天下四海所同愤，固不待论。若吴潜力芘大全，动摇国本，力请迁幸，发言悖乱，蕴志深险，与自古奸叛之臣曾不必殊，朕之所亲受而忍抑者。凡为臣子，岂当党附而为是翕讹？近又作歌诗，有披缁之说。此等情状毕露，恐亦终难涵容。令台臣觉察，如有似此者，劾上当重置于罪，以为同恶相济者之戒。仍榜朝堂。”[5]2898

从御笔中可知，宋理宗对吴潜的愤恨超过丁大全，因为吴潜反对他立赵禥为太子，吴潜的去相是理宗直接造成的。宋理宗为了扫除赵禥在立储道路上的障碍，必然要罢免吴潜，甚至对他的同党进行清洗。这当中也有贾似道的唆使。在这份御笔中，理宗对吴潜贬谪建昌军（江西南昌）表示不满，认为处理太轻。所以，在景定二年（1261）七月，“诏吴潜责授化州团练使、循州安置。初，似道移司黄州也，疑出潜意，以足顿地曰：‘吴潜杀我！’遂深憾之。潜窜死，没其田产，寸土不遗。潜死非其罪，人心不服。”[5]2904这说明贾似道对吴潜的死有一定的责任，但不是元凶。

贾似道最著名的战功是解鄂州之围，最让人诟病的是鄂州和议。

开庆元年（1259）九月初三夜，忽必烈率领蒙古军自阳逻堡渡江入居浒黄州，第二天就包围了鄂州（武昌）。同时，自云南北上的蒙军，在兀良合台的率领下，也抵达潭州（长沙）。南宋十月初二日，拜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命他自峡州帅军屯驻汉阳，以缓鄂州。不久，贾似道由汉阳进入鄂州城内督师，直接指挥保卫鄂州的战斗。

蒙兵包围鄂州后，忽必烈亲自指挥攻城。《元史》卷一百四十七《张柔传》:

世祖自阳罗渡江，促柔会兵攻鄂，百余日不能下。世祖谕之曰：“吾犹猎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猎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柔乃令何伯祥作鹅车，洞掘其城，别遣勇士先登，攻其西南陬，屡破之。[6]3476

由此可见南宋军队的顽强，蒙军不能得逞。贾似道又命令宋军沿城墙内壁建造木栅，形成夹城，以防蒙军穴城而入。《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廉希宪传》中记载了忽必烈对贾似道的赞赏：

希宪曰：“昔攻鄂时，贾似道作木栅环城，一夕而成，陛下顾扈从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6]3090

忽必烈责备蒙军将领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6]3707

由于宋军的英勇顽强，蒙军损失极大。围困鄂州的蒙军染上疾疫的人数近一半，战斗力大为下降。加上蒙哥汗在合州钓鱼城被打死，忽必烈急于返回本土争夺汗位。这时，贾似道恰好派人求和，但并没有割地称臣之说。据《元史》本纪第四《世祖一》载：

遣张文谦还谕诸将曰：“迟六日，当去鄂退保浒黄洲。”命文谦发降民二万北归。宋贾似道遣宋京请和，命赵璧等语之曰：“汝以生灵之故来请和好，其意甚善，然我奉命南征，岂能中止。果有事大之心，当请于朝。”是日，大军北还。[6]63

蒙军的全面撤围，一是忽必烈急于争汗位，无心恋战，二是宋军的奋不顾身的抵抗。贾似道作为最高统帅，亲临前线督战，更是功不可没。时人对贾似道鄂州之功纷纷赞赏，如诗人刘克庄云蒙古军大举南侵之际，“朝野失邑，凛凛有被发之忧”，贾似道“投袂而起，倍道疾驰，身先将士，蒙犯矢石”。“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二《与贾丞相》)刘克庄是南宋后期杰出的辛派词人，他对于坚决抗敌的将领是充分肯定的，他在【汉宫春】《丞相生日乙丑》中赞美贾似道“但客取，三边无警，活他百万生灵”，也表现了词人的爱国忧民之情。

但是，在话本小说中，贾似道成了贪生怕死的懦夫。他一到汉阳就与廖莹中商议，遣宋京到蒙古军营情愿称臣。请看小说中的描写：

此时，蒙古攻城甚急，鄂州将破，似道心胆俱裂，那敢上前？乃与廖莹中诸人商议，修书一封，密遣心腹人宋京诣蒙古营中，求其退师，情愿称臣纳币。忽必烈不许，似道遣人往复三四次。适值蒙古主蒙哥死于合州钓鱼山下，太弟忽必烈一心要篡大位，无心恋战，遂从似道请和，每年纳币称臣奉贡。两下约誓已定，遂拔寨北去，奔丧即位。[1]335

其实，从《元史》来看，鄂州议和并没有实质内容，只是一个双方口头意愿。后来，忽必烈在至元十一年（1274，南宋咸淳十年）发布的《兴师征江南谕行省官军诏》中说：“我宪宗之世，朕以国家大事，宗亲在上，必须入计，用报而还。即位之始，追忆是言，乃命翰林侍讲学士郝经等奉书往聘，盖为生灵计也。”（苏天爵《元文类》卷九）这个诏书中，忽必烈称自己只是一个藩职，即使有议和条款，也必须经过朝廷批准。这就说明，在议和中并没有形成什么条款，也就是有鄂州议和，但没有鄂州和议。[3]161而且忽必烈在诏书中也只是说“愿奉岁币”，根本没有“割地称臣”之说。须知，贾似道无权这样做，只有南宋皇室才有此特权。据《宋史》卷四十七记载，在元军包围临安后，太皇太后遣礼部侍郎陆秀夫等前往元军求和，愿称侄儿侄孙并交纳岁币，遭到伯颜拒绝。“陆秀夫等至大元军中，求称侄纳币，不从；称侄孙，不从。戊辰，还。太皇太后命用臣礼。”德祐二年正月初一，“上大元皇帝尊号曰仁明神武皇帝，岁奉银绢二十五万，乞存境土以奉蒸尝。”依旧为伯颜拒绝，最后只得投降：“甲申，大元兵至皋亭山，遣监察御史杨应奎上传国玺降。”[4]937可见，割地称臣的事情贾似道做不来。

鄂州解围后。开庆元年（1259）闰十一月二十二日，贾似道上表向理宗告捷：“诸将大捷于鄂城，鄂围解。凡百余日。”（《宋史全文》卷三十六）[5]2888只字不提向蒙古求和的事情。理宗大喜过望，景定元年（1260）正月御笔：“贾似道亲提大兵，以解鄂渚之围，勋烈之盛，良用嘉叹。可令学士院降诏奖谕。”[5]2888四月癸卯（初六），御笔：“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殷然殄患，奋不顾身，戎乘一临，士气百倍，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予嘉伟绩，宜示褒纶。”[5]2891景定二年（1261）十二月丁巳，理宗又下诏：“朕惟我朝褒表功德，具有彝典，如赵普有翊戴之元勋，则赐第宅于建隆；文彦博有弼亮之伟绩，则赐家庙于至和。今丞相贾似道身佩安危，再造王室，其元勋伟绩，不在赵普、彦博下。宜赐第宅、家庙。”[5]2908理宗对贾似道感谢不尽。

景定元年（1260）七月戊辰，“北使郝经来寻盟，至维扬，拘留真州不遣。先是，开庆己未（1259）秋九月，北兵渡浒黄，围鄂州，贾似道视师江上，阴许北朝岁币、议和。亦会北有大丧，北师始归。似道入相，自诡有再造之功，讳言前事故也。”[5]2895贾似道扣留郝经，从策略上考虑有其苦衷，如果真的让郝经与南宋谈判，南宋面临的又是称臣割地等屈辱条件，所以，贾似道与蒙古人的使团不接触，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而史书上却说贾似道扣留郝经是欺骗宋理宗，不让宋理宗知道蒙古人来议和，这恐怕是带有主观意图的判断。

郝经使宋的事情，理宗很快就知道了，当年七月，理宗对宰执说：“北朝来使，事体当议。”但在贾似道的操纵下，理宗下诏“誓不与北和”。这充分说明郝经来宋朝议和的事情，根本没有瞒住宋理宗。而且蒙古人对于议和也不一定出于真心，蒙古平章政事王文统忌恨郝经，命李璮侵犯宋朝，想借宋朝之手害死郝经。南宋看到蒙古一方面派人来议和，一面却发动战争。于是贾似道拒绝接待并拘留郝经就有了借口，也被南宋人指责为灭亡南宋的魁首。称他为权奸并不过分。

小说对贾似道拘留郝经一事也有揭示：“蒙古差使人来议岁币，似道怕他破坏己事，命软监于真州地方。只要蒙蔽朝廷，那顾失信夷虏？”不过，小说对这一事情似乎浅描淡写，作者仍然关注贾似道的荒淫腐朽。

由于皇帝暗弱，贾似道擅权的程度甚于秦桧、史弥远。“凡台谏弹劾、诸司荐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关白不敢行。”（《宋史》卷四七四）[4]13783叶梦鼎为相时，一次给无罪而罢官的利州转运使王价之子以遣恩泽，贾似道以恩不出于己，罢去省部吏数人以泄愤。叶梦鼎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坚决要求辞去相位，贾似道之母为此责备贾似道：“叶丞相安于家食，未尝希进，汝强与以相印，今乃牵制至此，若不从吾言，吾不食矣。”贾似道说：“为官不得不如此。”[4]12435关于他的跋扈，小说没有写上这一件事，而是写他与叶梦鼎三人联句，“似道见二人所言，俱有讥讽之意，明日寻事，奏知天子，将二人罢官而去。”这固然写出贾似道的专横，但是朝廷居然因为联句得罪了贾似道，就将二人罢去，显然言过其实。

贾似道专横跋扈，听不得半点意见，于是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争着谄媚他。甚至贾似道身边的童仆之流，也成为官员的巴结对象。“争纳赂求美职，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4]13783小说对此有很好的描写，比如贾似道每逢生日，作词颂美者以数千计。并且引陆景思《八声甘州》一词，以见一斑。

在小说中，人们对贾似道实行公田法和推排法深恶痛绝。由于宋与蒙古的战争全面展开，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南宋的一些下级官吏的俸禄经常被拖欠。为了解决空前严重的财政危机，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和推排法。这种制度实施的效果显著，军粮得到供应，物价稳定，抑制了土地兼并。但是严重地损害了大地主和官僚的切身利益。这项制度从本质上是国家与土地所有者分割土地和劳动成果的斗争，必然会引起大地主和官僚对贾似道的愤恨，小说中也有生动的描写：

浙中大扰，无不破家者，其时怨声载道。太学生又诗云：

胡尘暗日鼓鼙鸣，高卧湖山不出征。不识咽喉形势地，公田枉自害苍生。

贾似道恐其法不行，先将自己浙田万馀余亩入官为公田。朝中官员要奉承宰相，人人闻风献产。翰林院学士徐经孙条具公田之害，似道讽御史舒有开劾奏罢官。又有著作郎陈著亦上疏论似道欺君瘠民之罪，似道亦寻事黜之于外。公田官陈茂濂目击其非，弃官而去。又有钱塘人叶李者，字太白，素与似道相知，上书切谏。似道大怒，黥其面流之于漳州。自此满朝钳口，谁敢道个不字！

似道又立推排打量之法。何为推排打量之法？假如一人有田若干，要他契书查勘买卖来历，及质对四址明白。若对不来时，即系欺诳，没入其田。这便是推排。又去丈量尺寸，若是有馀，即名隐匿田数，也要没入，这便是打量。行了这法，白白的没入人产，不知其数。太学生又有诗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河寸寸量。纵使一坵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1]336-337

小说中的讽喻诗源自《古杭杂记》，也见于《宋诗纪事》。该书附与此小异的一诗：“弃淮弃蜀弃荆襄，却把江南寸寸量。量得亩头多一尺，尺头能有几多长？”[7]直指推排田亩之斤斤计较，而不顾国家的根本已经动摇。从小说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南宋士人和地主对于南宋政权和贾似道的极端不满。所谓民怨沸腾者，不过是假借民意而已。

小说为了尽情揭露贾似道的罪恶，写道：“那时蒙古强盛，改国号曰元，遣兵围襄阳、樊城，已三年了，满朝尽知，只瞒着天子一人而已似道心知国势将危，乃汲汲为行乐之计。尝于清明日游湖，作绝句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时。人生有酒须当醉，青冢儿孙几个悲？”

但是纸包不住火：

忽一日，度宗天子问道：“闻得襄阳久困，奈何？”似道对云：“北兵久已退去，陛下安得此语？”天子道：“适有女嫔言及，料师相必知其实。”似道奏云：“此讹言，陛下不必信之。万一有事，臣当亲率大军，为陛下诛尽此虏耳。”说罢退朝。似道乃令穿宫太监，密查女嫔名姓，将他事诬陷他，赐死宫中。[1]339

这里写了贾似道的两大罪状：贾似道对度宗隐瞒襄樊危局，并对襄樊见死不救。这与史实不合。当襄樊被围，荆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汪立信和监察御史陈文龙屡次上疏言襄樊之危。起居舍人高斯得也对度宗说过襄樊的军情危急。度宗对襄樊危局完全了解，何必得知于宫女之口。

而小说中最不可信的是写贾似道的篡逆。

似道富贵已极，渐蓄不臣之志，又恐虏信渐迫，瞒不到头，朝廷必须见责，于是欲行董卓、曹操之事。召拆字者，以杖画地，作“奇”字。使决休咎。拆字的相了一回，说道：“相公之事不谐矣！道是‘立’，又不‘可’；道是‘可’，又不‘立’。”似道默然无语，厚赠金帛而遣之，恐他泄漏机关，使人于中途谋害。自此反谋遂沮。富春子见似道举动非常，惧祸而逃，可谓见机而作者矣。[1]341

一个欲行篡逆之事的人，居然通过测字来决定，这本身就很荒唐。贾似道是权奸，但对于赵宋是绝不会行不臣之事的。

鄂州沦陷，元军长驱直入，宋廷命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以步军指挥使孙虎臣总领诸军，并下诏“天下勤王”（《宋史》卷四七《瀛国公》）[4]924。南宋德祐元年（1275）（至元十二年）正月，贾似道亲率精兵十三万、战船二千五百艘出发。出师前夕，贾似道预感到国家大祸将至，与殿前指挥使韩震和知临安府曾渊约定：“或江上之师设有蹉跌，即邀车驾航海至庆元，吾当帅师至海上迎驾，庶异时可以入关以图兴复。”（《癸辛杂识》前集《施行韩震》）[2]5725同时复信文天祥勉以宗忠愍功名（《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文山先生纪念录》）。丁家洲溃师后，贾似道正式上书请求迁都，用蜡书告诉韩震，要他马上保护皇室迁都：“但得赵家一点血，即有兴复之望。”表现了他对赵宋王朝的一片忠心。

贾似道是南宋的风云人物，他擅权十多年干了不少坏事，但他对赵宋王朝的忠心不可怀疑。元初学者盛如梓在《庶斋老学丛谈》卷四称贾似道为“公”，并说贾似道：“亦当时之豪杰也。随行银数十万两，黄金数万两，皆其所蓄。沿淮巡警，犒赏过半，如城海州，城通州，城宝应，朝廷科降不足，皆捐助之。惜乎拜相之后，恃功固位，怙宠专权，度宗待以师相，言听计从，凡勋名相轧者，皆忌害之，子孙至于流离丐贷。不能防满，不知归老，以致亡国杀身。然而天命有归，宋祚当尽，抑非人力所能及也。”他是一个功过参半的人物。小说则写他只会斗蟋蟀，处理国事如同儿戏。如果贾似道真是这样一个只会游玩的小丑，即使有贾贵妃的关系，也不会执掌朝政大权。身陨之后，众恶归焉，这在贾似道身上得到尽情体现。这种思维方式一旦运用到文学创作上，往往会以丧失人物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为代价。

二、郑虎臣：胥吏式的报复

贾似道死于郑虎臣之手，这件事情周密的《齐东野语》卷一九《贾氏前兆》记载较简略。宋末元初人蒋子正《山房随笔》记载较详细。

秋壑在朝，有术者言：“平章不利姓郑之人。”因此每有此姓为官者多困抑之。武学生郑虎臣登科，辄以罪配之，后遇赦得还。秋壑丧师，陈静观诸公欲置之死地，遂寻其平日极仇者监押。虎臣遂请身为之，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其行。虎臣一路凌辱，求死不能。至漳州木绵庵，病笃，泄泻，踞虎子欲绝。虎臣知其服脑子求死，乃云：“好教作只恁地死。”遂锤数下而殂。[2]6546

说明贾似道不堪郑虎臣的凌辱想自杀而不能，并且在路上被折磨得病，最后还是没有逃出郑虎臣的毒手。《宋史》卷四百七十四与此大同小异，不过记载更加详细。

福王与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杀似道者使送之贬所，有县尉郑虎臣欣然请行。似道行时，侍妾尚数十人，虎臣悉屏去，夺其宝玉，彻轿盖，暴行秋日中，令舁轿夫唱杭州歌谑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备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吴潜南行所题字，虎臣呼似道曰：“贾团练，吴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惭不能对。嵘叟、应麟奏似道家畜乘舆服御物，有反状，乞斩之。诏遣鞫问，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绵庵，虎臣屡讽之自杀，不听，曰：“太皇许我不死，有诏即死。”虎臣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拉杀之。[4]13787

史书对贾似道虽然痛恨，但还是透露了贾似道死于一场政治阴谋，是因为某些官员对他的个人恩怨，而不是关涉国家大事。赵与芮是理宗的亲兄弟，度宗的生父。贾似道坚决杜绝皇亲国戚干政，得罪了一批皇亲贵胄，尤其是赵与芮。小说对于故事情节基本保留，却把这场个人恩怨变成是朝臣的决定，以显示贾似道是死于公议。还有，为了显示郑虎臣报仇的正当性，小说虚构贾似道在救鄂州之围时郑隆献诗规劝贾似道，贾似道不悦就贬死郑隆，而郑隆正是郑虎臣之父。郑虎臣自请押解贾似道公报私仇，是为了父亲的冤仇，而不是自己登科受到压抑。父仇不共戴天，这样写，既表现了贾似道听不得忠言，又显示郑虎臣报仇的正当性。

不过，从小说的故事情节，郑虎臣的表现完全是一种胥吏式的报复，根本没有一点英雄好汉的气度。

请看郑虎臣对贾似道的消遣：

次日，虎臣催促似道起程。金银财宝，尚十馀车；婢妾童仆，约近百人。虎臣初时并不阻当。行了数日，嫌他行李太重，耽误行期，将他童仆辈日渐赶逐；其金宝之类，一路遇着寺院，逼他布施。似道不敢不依。约行半月，止剩下三个车子，老年童仆数人，又被虎臣终日打骂，不敢亲近。似道所坐车子，插个竹竿，扯帛为旗，上写着十五个大字，道是“奉旨监押安置循州误国奸臣贾似道”。似道羞愧，每日以袖掩面而行，一路受郑虎臣凌辱，不可尽言。[1]346

郑虎臣的行为，与《水浒传》押解林冲的董超、薛霸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是一副地痞流氓的嘴脸。只是董超、薛霸面对的是饱受冤屈的林冲，而郑虎臣面对的是权奸贾似道，于是，郑虎臣再怎么手段卑劣，似乎都是可以原谅的，可以接受的。

就在贾似道被郑虎臣折磨得痛不欲生之际，又遇到叶李对他的嘲讽：

又行了多日，到泉州洛阳桥上，只见对面一个客官，匆匆而至，见了旗上题字，大呼：“平章久违了！一别二十馀年，何期在此相会？”似道只道是个相厚的故人，放下衣袖看时，却是谁来？那客官姓叶，名李，字太白，钱唐人氏，因为上书切谏似道，被他黥面流于漳州。似道事败，凡被其贬窜者，都赦回原籍。叶李得赦还乡，路从泉州经过，正与似道相遇，故意叫他。似道羞惭满面，下边施礼，口称得罪。叶李问郑虎臣讨纸笔来，作词一首相赠。词云：“君来路，吾归路，来来去去何曾住？公田关子竟何如，国事当时谁与误？ 雷州户，厓州户，人生会有相逢处。客中颇恨乏蒸羊，聊赠一篇长短句。”[1]346

景定五年（1264），彗星现，京学生叶李与同舍生等83人伏阙上书，九月被临安府追捕议罪，发配漳州，似道败亡后始得自便。贾似道在贬谪途中与叶李的不期而遇，出自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十九。在小说中，贾似道羞愧难当，拿出一包金珠赠与叶李。郑虎臣一边骂，一边将金珠夺走，扔在地上。写出贾似道的落魄狼狈，小说的目的是丑化贾似道，明辨忠奸。不过，这里也写出贾似道的知耻。而叶李以后出任大元的官员，并没有顾及民族大义，从大节看，似乎比不上贾似道。

在郑虎臣的百般刁难与折磨下，贾似道真是忍辱到了极点：“比及到得漳州，童仆逃走俱尽，单单似道父子三人。真个是身无鲜衣，口无甘味，贱如奴隶，穷比乞儿，苦楚不可尽说。”就在山穷水尽之际，漳州太守赵分如出城迎接。关于这一情节，小说基本抄自《山房随笔》：

庚申，履斋吴相循州安置，以贾似道私憾之故。未几，除承节郎。刘宗申知循州。刘，江湖士，专以口舌吓迫当路要人，货贿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馈弥缝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除，似道欲其杀吴相。宗申至郡所以捃摭履斋者无所不至，随行吏仆以次病亡。或谓置毒所居井中，故饮水者皆患足软而死，履斋亦不免。似道后亦遭郑虎臣之辱。其时赵介如守漳，贾门下客也。宴虎臣于公舍。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让虎臣，口口称天使惟谨。虎臣不让，似道遂坐于下。介如察其有杀贾意，命馆人启郑，且以辞挑之。于时似道衣服饮食皆为郑减抑，介如作锦衣等馈之。见其行李辎重令截寄其处，俟得命放回日就取之。其馆人语郑云：“天使今日押练使至此，度必无生理，曷若令速殒，免受许多苦恼。”郑云：“便是这物事受得这苦，欲死而不死。”未几，遂殒。赵往哭，郑不许。赵固争，郑怒云：“汝欲检我邪？”赵云：“汝也宜得一检。”郑无如之何。赵经纪棺敛，且致祭。其辞云：“呜呼！履斋死循，死于宗申。先生死闽，死于虎臣。”呜呼云云，只此四句，然哀激之悃无往不复之，微意悉寓其中。[2]6547

小说对此作了一些改动，但不一定成功。小说直接写赵分如窥探郑虎臣的意图，而不是让手下人去打听，这就不太合情理。还有赵分如对贾似道的同情，在小说中荡然无存。小说之前也交代赵分如是贾似道的门客。这似乎写贾似道成了过街老鼠。还有，小说对郑虎臣杀害贾似道的细节写得较具体：

似道自分必死，身边藏有冰脑一包，因洗脸，就掬水吞之。觉腹中痛极，讨个虎子坐下，看看命绝。虎臣料他服毒，乃骂道：“奸贼，奸贼！百万生灵死于汝手，汝延捱许多路程，却要自死，到今日老爷偏不容你！”将大槌连头连脑打下二三十，打得希烂，呜呼死了。却教人报他两个儿子说道；“你父亲中恶，快来看视。”儿子见老子身死，放声大哭。虎臣奋怒，一槌一个，都打死了。却叫手下人拖去一边，只说逃走去了。虎臣投槌于地，叹道：“吾今日上报父仇，下为万民除害，虽死不恨矣。”就用随身衣服，将草荐卷之，埋于木绵庵之侧。埋得定当，方将病状关白太守赵分如。赵分如明知是虎臣手脚，见他凶狠，那敢盘问？只得依他开病状，申报各司去讫。[1]348

郑虎臣在杀贾似道时，还要发表一篇貌似正大光明宣言，让人作呕，令我想起薛霸、董超在野猪林要结果林冲时说的那番话：

薛霸腰里解下索子来，把林冲连手带脚和枷，紧紧的缚在树上。同董超两个跳将起来，转过身来，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说道：“不是俺要结果你，自是前日来时，有那陆虞候，传着高太尉钧旨，教我两个到这里结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话。便多走的几日，也是死数，只今日就这里，倒作成我两个回去快些。休得要怨我弟兄两个，只是上司差遣，不由自己。你须精细着，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话。”[8]

郑虎臣的大义凛然的话语，与这两个小人的话语都反映了胥吏式的性格，其本质都是讨了便宜还要卖乖。而且，郑虎臣更显歹毒，杀了贾似道还要杀他两个儿子。

从郑虎臣对贾似道的凌辱到最后动手杀人的行径来看，郑虎臣实在不是一个光明磊落之人。

三、理对情的统摄

这篇小说属于史传小说。小说长期依附于历史，以古鉴今成为一个巨大传统，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称其编撰这本史书是为了“鉴前世之盛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的观点深入人心，一直到清朝的戴名世《南山集史论》还这样写道：“夫史者，所以记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是故圣人之经纶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惟有史以维之也。”

在这样的传统下，小说创作自觉遵循史书的“实录”原则，不敢随意点缀，妄加虚构。处理实录与虚构是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美学问题，即使在《三国演义》问世后，人们也未能摆脱“实录”原则的桎梏。庸愚子在《三国演义序》中褒奖史书，贬抑讲史，仍然执著于史传文学“事记其实”的“史家秉笔之法”，未能阐述作为历史小说的文本特征。

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说“史统散而小说兴”，道出了小说与历史不同的本质特点，其实就肯定了小说的虚构，但冯梦龙并未走出太远，他的《新列国志》是对余邵鱼《列国志传》的改写，严格按照编撰史书的要求，把一些不符合史实的野史逸闻统统砍去，并根据《左传》《史记》等增添了内容。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叙》中，指斥《列国志传》“铺叙之疏漏、人物之颠倒、制度之失考、词句之恶劣，有不可胜言之矣。”[9]6称《新列国志传》本诸《左传》《史记》，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凡国家之兴废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简直可以与二十一史媲美，突出了冯梦龙的实录精神。冯梦龙本人并没有走出历史的阴影。

冯梦龙编撰的《木绵庵郑虎臣报冤》的所有材料都取自《宋史》和文人笔记，也有民间说书人口口相传的故事。文人笔记中,冯梦龙尤其钟情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馀》中关于贾似道的逸闻，几乎全部录入。田汝成的这本书关于贾似道的材料全都是负面形象，这与明代中期的政治相关。明代中期以后，宦官奸臣当道，尤其是宦官干政严重，从明英宗时的王振、宪宗时的汪直，到武宗时的刘谨，愈演愈烈。明朝中期的文人对宦官奸臣之祸体会很深，不免以贾似道的故事进行类比。明代中期，郑虎臣杀贾似道于木绵庵的事件成为最富戏剧性的故事，明末盛极一时的《红梅记》更加深化了贾似道的荒淫无度。在这种大背景下，加上《宋史》把贾似道列入奸臣传，一直奉实录原则的冯梦龙对于贾似道不会、也不敢对他的功绩加以表现，不会违背传唱的贾似道故事的爱憎倾向而作翻案文章，于是在作品中专写贾似道的游玩与误国。

应该说，冯梦龙对于连缀贾似道的材料十分高明，小说前半部分，主要叙写贾似道的发迹史，后半部分叙郑虎臣的报怨，用贾似道一直担心的不祥之梦把前后两部分天衣无缝地连在一起。

另外，小说中有些细节和人物描写深刻地写出世态人情，很见功力。比如对陈宜中的描写就是如此。小说对陈宜中着墨不多，却深刻写出他的阴险可怕：

却说右丞相陈宜中，平昔谄事似道，无所不至，似道扶持他做到相位。宜中见翁应龙奔还，问道：“师相何在？”应龙回言不知。宜中只道已死于乱军之中，首上疏论似道丧师误国之罪，乞族诛以谢天下。于是御史们又趋奉宜中，交章劾奏。[1]343

陈宜中在宝祐六年（1258）与黄镛等六人上书反对丁大全，一时声名大噪，被人誉为“六君子”，后来他们都投靠贾似道，成为他的鹰犬，陈宜中被提拔为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陈宜中擅长投机，看到贾似道大势已去，反对贾似道最为起劲。并上书朝廷诛贾似道：“再说贾似道罢相，朝中议论纷纷，谓其罪不止此。台臣复交章劾奏，请加斧钺之诛。天子念他是三朝元老，不忍加刑，谪为高州团练副使，仍命于循州安置。”小说这里也用曲笔，没有写出陈宜中的小人嘴脸，其实看过《宋史》，可以知道，陈宜中在此过程中充当了反对贾似道的急先锋。陈宜中为了表示不党于似道，杀害了贾似道的心腹韩震，而韩震本是传贾似道迁都的蜡书，这使得南宋最后一线复国的希望成为梦幻泡影，南宋皇室成为元兵的瓮中之鳖。后来情势危急，陈宜中居然不知所终，而其他的“六君子”有的成为汉奸。小说对陈宜中不多的描写中，不仅刻画出势利小人的阴险狠毒，也表现了对他的鄙视之情。

与此同时，小说却写出贾似道的门客廖莹中的死：

廖莹中举家亦在扬州，闻似道褫职，特造府中问慰。相见时一言不能发，但索酒与似道相对痛饮，悲歌雨泣，直到五鼓方罢。莹中回至寓所，遂不复寝，命爱姬煎茶，茶到，又遣爱姬取酒去，私服冰脑一握。那冰脑是最毒之物，服之无不死者。药力未行，莹中只怕不死，急催热酒到来，袖中取出冰脑，连进数握。爱姬方知吃的是毒药，向前夺救，已不及了，乃抱莹中而哭。莹中含着双泪，说道：“休哭，休哭！我从丞相二十年，安享富贵，今日事败，得死于家中，也算做善终了。”说犹未毕，九窍流血而死。[1]344

廖莹中是一个饱学之士，居然以死效忠贾似道，士为知己者死，这既与陈宜中的覆手翻云形成对比，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贾似道决不是一无是处的权奸。

贾似道在理宗后期开始擅权，但是他抑制外戚和宦官等腐朽势力的做法有可取之处。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贾相制外戚抑北司》也说：

似道误国之罪，上通于天，不可悉数。然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固不可以人而废也。外戚诸谢，惟堂最深崄，其才最颉颃难制。似道乃与之日亲狎而使之不疑，未几不动声色，悉皆换班，堂虽知堕其术中，然亦未如之何矣。北司之最无状者董宋臣、李忠辅，前是当国者，虽欲除之，往往受其祸。似道谈笑之顷，出之于外，余党慑伏，惴惴无敢为矣。学舍在当时最为横议，而啖其厚饵，方且讼盛德、赞元功之不暇，前庑一得罪，则黥决不少贷，莫敢非之。福邸，帝父也，略不敢以邪封墨敕以丐恩泽，内庭无用事之人，外阃无怙势之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凡此数事，世以为极难，而似道乃优为之，谓之无才，可乎？其所短者，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委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垢面弊衣，冬烘昏愦，以致靡烂惭尽而不可救药。此皆不学而任术，独运而讳言之罪也。呜呼！古人以集众思、广忠益为相业，真万世之名言也欤！[2]5741

贾似道抑制皇亲贵胄和宦官的做法，必然得罪了一大批皇室势力，加上贾似道自己也有过错，一旦失势，他们便会疯狂地对他进行报复。贾似道兵败鲁港，皇室和外戚就掀起了反对贾似道的浪潮，福王赵与芮以武康、江宁节度使判绍兴府，谢太后的两个侄儿被除为两浙镇抚使和保宁节度使。这些腐朽势力重新粉墨登场，内心积蓄了太多的愤恨，尤其是福王，对贾似道更是耿耿入怀。对此，小说也不加掩饰地写道：

故宋时立法，凡大臣安置远州，定有个监押官，名为护送，实则看守，如押送犯人相似。今日似道安置循州，朝议斟酌个监押官，须得有力量的，有手段的，又要平日有怨隙的，方才用得。[1]345

小说虽然没有写出赵与芮的歹毒，只说是朝臣们商议，其实更深刻地写出人情的浇薄，官场中的杀机四伏。面对元兵即将兵临城下，所谓的国家大事就是如何来处置贾似道。这充分说明贾似道其实是死于一场政治阴谋，而郑虎臣只不过一个走卒而已。

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冯梦龙一旦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写人情世态，便会有出色之笔。这些足以说明作者对世态人情体会至深，作者完全可以写出人物的丰富性来。可惜作者就此打住，没有进一步表现朝廷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更没有——也许是不敢写出贾似道这样一个功过参半的人物的深刻人性，只是竭力把他打造成一个政治小丑就万事大吉，这不是因为冯梦龙没有这个能力表现出这个人物的丰富个性，而是自己的道德观和小说观的束缚。

前面说过，冯梦龙对于小说的虚构性和真实性有清醒的认识，他对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也有深刻的发现：

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9]901

“事”可以理解为故事情节，“经书著其理，史传述其事，其揆一也。”“理”是天理，对于历史小说而言，就是鉴古知今，惩恶扬善，并以此来审定人情世故的是非。而且，“理”是史传文学和小说更为深层的本体。冯梦龙是理学名家，“教化”“风化”“忠孝节义”在冯梦龙看来是第一位的。因此冯梦龙编撰“三言”是以道德劝诫为第一位的，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冯梦龙是不屑于为一个权奸来辩护或翻案，写出更丰满更真实的贾似道，所有人物和故事情节服从于扬忠刺奸的主题，因而也就缺乏应有的精彩。

冯梦龙的理学立场过多地从忠奸方面指责贾似道的误国之罪，没有从民族立场的大义来看待南宋的覆亡。对贾似道的谩骂，其实掩盖了一个事实：南宋亡于叛将，尤其是刘整投降蒙元后，向忽必烈提出灭亡南宋的方略，重点进攻军事重镇襄、樊二城。咸淳九年（1273）正月初九，樊城被攻破，统制牛富殉国。接着吕文焕以襄阳投降元朝。襄樊沦陷，使得南宋的长江中游的重要防线崩溃，临安失去屏障。咸淳十年（1274）十二月，鄂州守将程鹏飞、张晏然以城降。伯颜占领鄂州后，以吕文焕为前导，顺江东下直取临安。南宋的叛将成了亡宋的急先锋。

对于南宋降将之多，元世祖也感到奇怪。据《元史》卷九《世祖六》载：

帝既平宋，召宋诸将问曰：“尔等何降之易耶？”对曰：“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实轻汝曹，特似道一人之过耳，且汝主何负焉？正如所言，则似道之轻汝也固宜。”[6]180

元世祖对降将的鄙视溢于言表。为什么元世祖能看出的问题，冯梦龙却不能道出？难道贾似道的误国之罪大于叛贼的卖国求荣吗？南宋一朝，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位权相，秦桧、韩侂胄和贾似道都入了《宋史·奸臣传》，而同为奸相的史弥远却没有入《奸臣传》。对此。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弥远相宁宗十七年，相理宗又九年，其握权既久于桧。桧仅杀岳飞，窜赵鼎等，弥远则擅废宁宗所建皇子，而别立嗣君，其无君之罪更甚于桧。乃及身既少诟詈，死后又不列奸邪，则以桧仇视正人，剪除异己，为众怨所丛，而弥远则肆毒于善类较轻，遂无訾之者。然则弥远之黠，岂不更甚于桧哉。”[10]在开禧北伐失败后，史弥远的“嘉定更化”，为“庆元党禁”中受迫害的理学之士翻案昭雪，得到理学群体的赞美，这是史弥远不入《奸臣传》的重要原因。元朝修《宋史》者尊重理学，他们在《进宋史表》中说：“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而匡扶。”[4]14254理学成为官学，史弥远的作用很大，所以《宋史》对史弥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而贾似道远没有这样幸运，就在这份《进宋史表》中，史臣特别鞭挞贾似道说：“理、度之世，日蹙封疆，顾乃拘信使以渝盟，纳叛臣而侵境，由奸权之擅命，启事衅以召兵。”[4]14242再一次把南宋灭亡的祸端归到贾似道身上。这种理学立场的品判是对贾似道的一种盖棺之论，令后来的文人在书写贾似道的故事的时候，不敢越雷池一步，不去肯定贾似道的政治能力，而是以谩骂嘲讽出之。这种狭隘的理学立场也深深影响了冯梦龙。他在编创这篇小说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专注于个人品德，丑化贾似道，而不能全面地、公正地看待历史，看待个人的是非得失，没有能很好地表现复杂的人性，这真是令人遗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