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数字革命与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基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视角的分析

保建云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坚持理论创新和坚持开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总结。[1]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高速通讯、新兴互联网、区块链及相关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以数字革命(digital revolution)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及产业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阶段，数字产业(digital industry)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新兴产业门类，元宇宙(Metaverse)概念的提出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创新。我国作为新兴大国，需要充分发挥我国在现代数字技术和制造业领域的大国比较优势，制定科学合理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战略及目标，推动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创新发展。[2][3]元宇宙最早由科幻作家提出，是一个文学及科幻概念，2021年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年度热词，2022年1月10日笔者在一次面向高校师生线上讲座中提出超宇宙(Superverse)概念。(1)保建云.线上讲座：《元宇宙、数字经济与世界政治经济演化》，长安大学信息学院·人工智能与交通信息系垮学科交叉论坛第5期(2022年1月10日19:30-21;30)。本文中的元宇宙(Metaverse)是指通过数字技术与现实社会互联互通的虚拟数字社会，超宇宙(Superverse)则是现实世界与元宇宙共同构成的社会集合的统称。现实社会是云宇宙的依托和根源，元宇宙则是现实社会的映射或者镜像，二者共同构成超宇宙社会。元宇宙、数字产业及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智能革命的重要标志，我国推动数字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和创新发展不仅适应时代要求，而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崛起的必然选择。因为，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角度探讨元宇宙、超宇宙、智能革命和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目标问题同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元宇宙与超宇宙：概念界定及理论解释

虽然元宇宙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所广泛关注和使用的“热词”，在学术界也逐渐被广泛使用，但还没有一个得到广泛认可并达成共识的概念定义。[4]如何对元宇宙概念进行科学定义，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应用问题。本文对元宇宙和超宇宙的概念界定和理论解释，是在对科幻作家、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政府官员和社会大众对元宇宙概念界定和认知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综合后的一般化总结和描述。

事实上，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元宇宙概念进行界定。其一，科幻和文学概念。在科幻作家的文学视野中，元宇宙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是一个人类科幻想象中的文学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文学拓展与想象，也可以把元宇宙称之为现实社会的文学虚拟镜像或者文学虚拟映射；其二，科学和工程概念。在科学家视野中，元宇宙是现实社会的科学模仿或者科学模拟，是科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人类能够通过科学思维对现实社会进行科学拓展，也可以把元宇宙称为现实社会的科学虚拟镜像或者科学虚拟映射。同样，在工程师视野中，元宇宙是对现实社会的工程拓展与工程模拟，也可以把元宇宙称为现实社会的工程镜像或者工程映射；其三，商业与市场概念。在商人与企业家视野中，元宇宙是商业项目和市场机会，能够带来商业利润和市场投资机会，也就是说元宇宙是现实社会中商业项目在虚拟空间的拓展，也是现实的市场机会向虚拟空间的渗透和实现，即元宇宙是现实社会的商业与市场的虚拟镜像或者虚拟映射；其四，产业与治理概念。在政府及公共部门视野中，元宇宙首先是作为一个新兴产业而存在的，是现实社会中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在虚拟世界的延伸和拓展，同时也是政府及公共部门制定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控对象及元宇宙是政府进行公共治理的领域，故元宇宙也是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产业特别是数字产业的虚拟镜像或虚拟者映射，同时也是现实社会的公共治理的虚拟镜像和虚拟映射；其五，消费与娱乐概念。在社会大众视野中，元宇宙是可以进行数字化消费的方式与场景，也是进行数字游戏和娱乐的方式及场所，对元宇宙进行概念宣传乃至舆论炒作的企业，主要是进行电子游戏开发和大众社交网络平台公司，主要目的是通过元宇宙的项目开发和商业活动推销数字消费类产品及其服务，需要更多社会大众参与相关消费及娱乐活动，故元宇宙也是现实社会的消费与娱乐的虚拟镜像或者虚假映射。可以用图1对元宇宙概念进行概括说明：

图1 元宇宙概念界定及类型划分

从图1可以看出，虽然可以从不同维度界定元宇宙概念并把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但不同视野中的元宇宙概念仍然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元宇宙是现实社会的延伸、拓展和模拟，完全脱离现实世界的纯粹虚拟世界是不存在的。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元宇宙概念所折射的虚拟世界，都是人类社会发展与演化的产物，现实社会对元宇宙具有决定性影响。[5]当然，元宇宙也必然回到现实社会产生反作用并形成推动现实社会发展与演化的内生动力和外部条件。元宇宙与现实社会是不可分离的，二者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真实-虚拟空间及社会组合(real-virtual space and social profile)。[6]本文把现实世界与元宇宙共同构成的人类活动的一体化真实-虚拟社会空间组合称为超宇宙(superverse),也可以称为总世界(general world)或者总社会(general society)，现实世界也可以称为现实社会或者真宇宙(real-verse)。元宇宙、超宇宙与真宇宙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2描述：

图2 真宇宙、元宇宙与超宇宙

从图2可以看出，元宇宙与真宇宙共同组成超宇宙，也就是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共同构成总世界，总世界是人类活动的真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总体统称，真宇宙是元宇宙和总宇宙的本源，离开真宇宙的元宇宙和总宇宙不具有存在的物理和社会条件。

元宇宙与超宇宙概念的出现，是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活动从真实世界向数字虚拟世界延伸和拓展在思想、观念和理论方面的体现[7]，其本身就是数字革命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元宇宙及超宇宙背景下，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可以从三个维度分析数字技术革命和数字经济发展中人类行为规律：一是自然维度，人类行为具有自然属性，人作为高等动物，是自然界生物演化和进化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具有自然属性即“自然人”属性，脱离人的自然属性难于准确分析解释人类行为的自然特征及其规律，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因此，需要从人的自然属性角度把握数字经济时代人的行为规律；二是社会维度，人类行为具有社会属性，人类群居并组建社会，人本身也是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即人的“社会人”属性，个人及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构建社会规范的同时也必然受到社会规范的引导与约束，而社会关系中以资源配置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基本内容，以权力占用为核心的政治关系构成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三是数字维度，在现代数字化社会，人类行为具有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及数字社会特征，本文称为“数字人”属性，即人类行为可以扩展到元宇宙的虚拟数字空间，可以通过数字替代和数字模拟实现特定的行为目标，具有数字化行为特征及规律，例如人类个体或者群体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与元宇宙的支付结算、货币交换、价值流通、投资组合及资产转移，通过各种数字化社交网络平台与元宇宙中的各种真实或者虚拟的数字利益主体进行多样化的交流与沟通。因此，元宇宙及超宇宙背景下的人类行为同时具有自然人、社会人和数字人的属性、特征及规律，可以用图3进行概括描述：

图3 元宇宙、超宇宙及人类行为属性及特征

从图3可以看出，元宇宙及超宇宙中的人类行为具有多维属性，表现出自然人、社会人和数字人三维叠加的特征及规律，由此形成自然人-社会人-数字人的三维映射及互动关系。在当代数字化社会中，自然人属性决定人类行为必然遵循自然规律，例如生老病死的自然生命周期、适应自然环境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及规律、与大自然共组人-自然生态系统等。社会人属性决定人类行为的社会活动内容、方式及规律，例如婚姻、家庭及社会伦理关系、资源配置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以权力占用为核心的政治及上层建筑关系、语言文化、法律惯例及宗教习俗等。数字人属性决定人类在元宇宙中的行为方式、特征及规律，例如数字资产产权确定及交易、数字伦理关系、虚拟社区行为规范及公共事务治理、虚拟组织及数字法律关系等。可见，元宇宙及超宇宙概念的提出、数字化虚拟社会组织形成、数字技术发展、数字产业及产业链形成及演化、数字市场及市场体系的形成，都是数字技术革命的重要内容及典型标志。

二、数字革命、数字经济与新兴大国崛起

元宇宙及超宇宙概念的提出和相关产业及市场的发展，是当代人类社会的重大科技及产业革命的典型表现，也是人类社会近现代以来第四次科技及产业革命，本文称为数字革命(digital revolution)。在本文中，所谓数字革命，也称为智能革命(Intelligent revolution)，是指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超级计算及量子计算)、人工智能、高速通讯及互联网、物联网及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技术、产业和社会的革命性变革。数字革命正在推动人类经济活动方式及内容的革命性发展和演化，推动数字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最终影响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守成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地位的相对下降便是突出表现。

近现代以来，每一次技术及产业革命都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调整和演化的主导因素和关键动力。英国在第一次技术及工业革命中谋得先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日不落”全球霸权大国，主导国际社会100多年的历史进程。德国和美国同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成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全球电力技术及新兴工业大国。美国充分利用第三次技术和工业革命提供的历史机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为超级大国，同时打赢了与苏联的冷战而成为全球唯一的霸权大国。第四次技术及工业革命即数字革命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技术、产业及市场条件。国际社会的四次技术及工业革命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化及新兴大国崛起的影响，可以用表1说明：

表1 工业革命、国际格局演化与新兴大国崛起

从表1可以看出，近现代以来国际社会出现的4次技术及产业革命，从技术、产业、社会与国际格局等方面推动者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与演化，同时也诱发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调整与变革。与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技术及产业革命相比，第四次技术及产业革命即数字革命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格局的冲击和影响更为显著，推动着世界数字经济发展和新兴大国崛起。数字革命对当代国际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数字产业出现与数字经济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高速通讯、量子技术、物联网及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现代数字技术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使得数据资源成为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即数字要素(digital factor)，数据的生产、存储、加工、分配、交换和应用形成数字产业及产业链，由此形成的数字经济则成为新兴经济形态。在本文中，数字产业(digital industry)是指以数字要素作为关键要素投入或者数字产品(digital product)作为主要产出的产业门类，数字产业链(digital industry chain)则是以数字要素、数字技术、数字产品为纽带形成的链式产业结构体系或者数字企业集群，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则是指以数字要素投入和数字技术应用为中心的人类经济活动形态及类型的统称。数字产业的出现推动着各国产业升级及结构优化，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创新，有利于提高一国产业竞争力和在国际市场的综合产业比较竞争优势。数字产业发展所催生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主要大国技术、产业与市场竞争的主要领域，也是国际合作的重要纽带和平台。

其二，数字社会形成与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构建。数字革命的一个重要社会成果便是数字社会(digital society)的形成，元宇宙及超宇宙概念的出现及相关产品、市场及产业的出现便是典型标志。数字社会是通过现代数字技术连接的人类活动的物理空间与数字化虚拟空间的实虚组合社会，也是人类行为同时表示出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数字属性的社会，数字资源、数字技术、数字产品分别是数字社会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基础技术和主导成品。[8]数字技术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数字要素配置与数字产品流通，产生一系列跨国数字业务，把世界各国连接为密不可分的数字共同体，为全球一体化和数字化发展创造了数字基础设施条件，对全球公共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构建成为必要和可能。全球数字治理体系(global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 GDGS)也可以称为世界数字治理体系(word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 WDGS),是指对数字要素跨国配置、数字技术及数字产品跨国交易及相关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规则、机制和组织结构的统称。[9]数字社会形成和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构建，不仅有利于开放型数字化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而且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community of shared digital future for mankind, CSDFM)。

其三，新兴数字大国崛起。在任何一次的世界性技术及工业革命阶段，哪些率先研发同时代最先进技术的国家和地区能够谋得发展先机，在国际技术、产业和市场竞争中拥有比较竞争优势，成为新兴强国，而哪些技术及产业发展落后于时代的国家或者地区在竞争中必然处于不利地位，由此形成国家之间的强弱分化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非均衡演化。[10]正如表1所描述，在第一次科技及工业革命期间，英国是主要推动者和最大收益国，由此奠定英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大国地位，率先于其他也进行了第一次技术和工业革命的欧洲大国在全球获得霸权大国地位，同时通过鸦片战争打败处于封建社会、没有进行工业革命的农业大国的中国清朝政府，中国清朝也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德国和美国则是第二次科技及产业革命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由此奠定德国和美国在20世纪初叶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大国和强国地位，德国能够成为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与其在第二次科技与工业革命中奠定的科技与工业实力不无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第三次科技和产业革命，美国是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不仅促进了美国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科技发展，也是美国成为与苏联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霸权大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在计算机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原子能技术、生物及农业技术领域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在第四次科技与产业革命中具有比较优势，特别是庞大的人口规模、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和制造业大国为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量子技术、高速通讯、工业互联网及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发展创造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及数字基础设施条件，已经成为与西方大国并驾齐驱的重要的全球新兴数字大国。

概言之，元宇宙及超宇宙是数字革命即数字技术进步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也是国际社会技术创新、产业进步、市场拓展的必然结果，数字技术及数字产业发展必然推动新兴数字大国的崛起。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数字产业及数字经济大国，但仍然需要继续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才能够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大国贡献，推动构建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

三、中国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战略

数字革命为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难得的技术条件、产业基础及历史机遇，中国需要持续不断推动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中，坚持理论创新和坚持开拓创新是推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也是新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动力。中国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也需要理论创新和开拓创新，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及系统性配套政策，才能够勇立潮头，推动并引领人类社会在数字革命进程中取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因此，数字革命背景下，中国需要在如下五个方面做出努力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一，推进“东数西算”，创新性数字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建设。广覆盖、高密度、高效率的数字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是数字经济发展的软硬件基础，需要创新性的长远视角谋篇布局。离开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则数字经济发展必然成为无本之木。疫情背景下成为世界大国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者，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大数据、云计算、5G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及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应用及数字产业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1月发布的统计数据，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3470万亿人民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1%，按年平均汇率折算大约为17.7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1.25万美元，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中国的货物进出口贸易额也超过6万亿美元，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些成绩的取得，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新冠疫情背景下我国对5G网络、大数据中心、工业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创新性大规模投资，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新动能。

第二，破解“卡脖子”数字技术瓶颈，独立自主推进芯片设计与制造进步。需要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投入，促进新兴数字产业发展与创新。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芯片设计和制造技术则是数字技术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到数据的搜集、计算、存储、传输、交易和应用。虽然我国数字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在数字技术领域仍然存在诸多缺陷和短板，最为典型的便是因为在芯片设计和制造技术领域存在的不足，导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在芯片领域对我国进行各种形式的限制和制裁，产生数字技术的被“卡脖子”现象。因此，我国需要破解被“卡脖子”瓶颈，需要从三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进行数字技术发展顶层设计，彻底抛弃在数字技术领域存在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错误思想，树立数字技术研究开发的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创新意识；二是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制度比较优势，组建破解“卡脖子”技术攻关的组织机构和体系化科研，构建数字技术研发国家创新体系；三是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增加对数字技术基础理论研究投入，扩大数字技术人才培养规模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把我国建设成世界数字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强国。

第三，借助RCEP自由贸易机制，建设世界数字贸易大国。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具备成为世界数字贸易领先大国的基础和条件。本文中的数字贸易(digital trade)是指数据资源、数字要素和数字产品的市场交易与流通，可以区分为国内数字贸易(domestic digital trade)和国际数字贸易(international digital trade)。因为我国在与数字贸易紧密相关的国际服务贸易领域与西方服务贸易大国之间仍然存在差距，使得我国数字贸易特别是国际数字贸易仍然存在诸多缺陷和短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技术短板约束了我国数字产品开发和生产，使得我国数字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数字商品出口品种、数量和规模都需要进一步扩展；二是西方跨国公司在国际数字贸易的市场垄断和对中国数字贸易的制约，特别是美国互联网及大型数字公司在世界数字技术领域的寡头垄断地位，对我国数字企业产生相对较高的竞争压力；三是西方国家的数字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对我国企业参与全球数字贸易产生阻碍和抑制作用。[11]2022年1月1日RCEP协议实施，为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创造了新的机制和条件，有利于克服国际数字贸易领域的技术瓶颈、寡头垄断与数字贸易保护主义，推动我国成为世界数字贸易大国。

第四，强化人民币数字化和数字人民币的世界化，推动构建世界数字货币体系。[12]数字贸易为数字货币发行、数字金融交易创造了交易基础和市场环境，由此推动数字经济形成与发展。人民币作为大国货币，具备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愿意共同使用的全球公共货币(global public currency)的产业基础、市场环境与主权信用条件，数字人民币则有利于降低货币流通费用和交易成本，为人民币世界化创造数字技术条件，推动构建世界数字货币体系，促进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本文中的全球公共货币，也可以称为世界公共货币(world public money),是指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发挥货币职能且具有世界公共产品属性的货币。人民币数字化有利于人民币的世界化，人民币世界化则有利于打破美元、欧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的寡头垄断地位，为国际贸易、跨国资本流动和国际投资创造新的跨国金融工具，增加国际货币选择的机会、多样性、灵活性并提高金融交易效率。

第五，统筹元宇宙产业发展，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发展。元宇宙已经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门类，是人类经济活动从真实世界向虚拟世界延伸和拓展的产物。与传统产业门类相比，元宇宙产业具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现实延展性，来源于真实世界，但又独立于真实世界，是真实世界人类经济活动通过数字技术在虚拟世界的产业映射，是数字技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离开真实世界的元宇宙产业是不存在的，离开数字技术的真实世界也不可能产生元宇宙产业；二是数字虚拟性，离开数字技术的元宇宙产业是不存在的，元宇宙产业是通过数字匹配技术、数字增强技术、数字连接技术、数字创造技术等技术工具对人类现实产业经济活动、产业结构及产业组织的数字化模拟，具有非现实的数字虚拟性；三是虚实互动融合性，元宇宙产业通过数字技术把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连接起来，是现实产业经济活动与虚拟产业经济活动交互影响的结果，通过数字技术平台和网络把现实产业与虚拟产业融合为一体化的产业组织及结构体系。因此，我国需要从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长远发展角度统筹谋划元宇宙产业发展战略及政策，以实体产业数字化发展为基础融入虚拟社会活动要素，推动数字经济虚实融合发展。

中国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完善发达的数字设施建设是基础和前提，必须突破“卡脖子”数字技术制约推动智能制造及数字产业的充分发展，在数字贸易、数字人民币及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元宇宙及超宇宙产业发展，最终目标是推动中国主导下的开放型世界数字经济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四、结 论

元宇宙及超宇宙概念的提出及相关产业发展，是数字革命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数字经济的重要构成内容，中国作为新兴大国，需要适应数字技术及数字产业发展潮流，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数字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四次技术和产业革命，必然成为推动百年变局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化的主导动力和典型标志。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数字产业及数字经济大国，但仍然需要继续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才能够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大国贡献，推动构建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中国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夯实智能制造基础、推动数字贸易和数字金融发展是元宇宙及超宇宙产业发展基础前提，需要前瞻性、创新性和战略性思维。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坚持理论创新和坚持开拓创新是历史经验，能够对中国推动元宇宙产业发展、数字革命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借鉴，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各种僵化思想和理论教条的约束，推动数字技术发展及理论创新；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意识，回答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推动元宇宙及超宇宙产业发展的直接目标是推动中国数字经济持续发展，最终目标是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三是奋力开拓，锐意进取，推动实践创新，元宇宙产业及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破解各种“卡脖子”技术瓶颈，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实践中推动技术创新；四是敢为天下先，推动制度创新，为数字革命、元宇宙产业及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创新条件，破除约束数字技术及元宇宙产业发展的各种制度障碍，构成新的制度创新意识及创新文化；五是充分发挥我国的大国引领作用，适应元宇宙产业、数字革命及数字经济发展潮流，推动世界数字技术及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构建，为推动开放型数字经济体系和世界数字命运共同体构建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提供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