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农村养老之困：成因与对策
——基于浙江省Q 市的调研

郑竹沁，郑功帅

（1.浙江省开化县钟山路县委党校，浙江 开化 324399；2.中共诸暨市委党校，浙江 诸暨 311811）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1］，具有开创意义的战略部署，也是做好新时代养老服务的必然要求。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老龄社会的日益推进，中国养老需求市场规模宏大，供需矛盾突出。浙江省Q 市养老服务需求旺盛，但政府可投入民生领域的财力较为有限，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形势严峻。基于这一背景，对全市农村养老情况展开调研，发现绝大多数农村老年人以家庭养老作为惯性依赖，但在农村人口城镇化、空心化背景下该传统模式遭遇困境。机构养老虽得到发展和推广，但因供给对接不畅等缘故仍难担当起农村养老服务主力的大任。已基本覆盖农村全域的居家养老照料中心以接收孤寡、独居老人为主，失能及半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严重缺失成为各地养老普遍性问题［2］。农村养老困境是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痛点和堵点［3］。

1 农村养老困局：传统与现实的激烈碰撞

1.1 来势汹汹——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速

人口结构的形成有惯性，是一种在一段时间内确定难已改变的趋势，一旦形成这种趋势，便需长期面对，并极大影响政策制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正朝着人口高度老龄化社会阶段演进（表1）。

表1 全国人口年龄构成（第七次人口普查）

截至2020 年11 月1 日，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Q 市全市常住人口为5 270 977 人，与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4 912 239 人相比，共增加358 738 人，增长7.30%，年平均增长率为0.71%。 60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为1 190 931 人，占22.59%，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854 178 人，占16.21%。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Q 市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市总人数呈现快速增长趋势：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提高7.24%，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提高6.27%。按照国际标准，当60 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10%时，该地区即被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据此，Q 市已进入深度老龄化时代。据统计，2020 年Q 市出生人数32 235 人，人口出生率7.28‰，死亡人数30 342 人，死亡率6.85‰；人口自然增长率0.43‰。人口自然出生率的持续走低，也进一步加剧了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

1.2 居家为主——居民养老传统习性

农村地区养老主要有2 条途径，一是家庭养老，二是机构养老。机构养老中最典型的是养老院。从调研情况来看，农村机构养老占比较低，受传统养老思维的影响，尽管有不少孤寡老人生活起居存在困难，也不愿意到养老院集中养老［4］。据抽样统计，农村居民照护服务需求结构中接近80%的老年人会选择居家和社区照护服务，而选择在养老机构获得照护服务的比例不到5%，选择日间照护模式（白天在社区照料中心，晚上回家居住）的比例不到3%。在非机构照护服务提供中，由配偶提供照护的比重最高，超过40%，其次是儿媳，占40%，女儿女婿提供的比重在10%左右，再加上孙子女及其他家属，家庭内部成员提供的照护服务占到95%以上。其他所有的家庭外部的服务提供，包括养老院、照护机构、社区等，全部占比不到5%。因此，更倾向于接受家庭成员提供的养老照护服务是包括Q 市在内的中国居民的一种生活习性。在子女进城、年老父母生活很难自理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养老问题十分突出。

1.3 半工半险——居民养老经济支撑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各地农村已经形成农户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中老年人留村务农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这类模式将产生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进城务工年轻人在城市定居，但多数人仅靠有限的务工经商收入很难实现体面的城市安居，也无力将年老父母接到城市共同生活，甚至有些还需要父母用务农收入支持他们在城市安居，导致农村资源持续流向城市。如X 乡王某2015 年大学毕业后到某县城单位工作，参加工作后年收入7 万元左右，购买一套100 平的新商品房价格至少要120万，假定工资稳定，需要王某花费16 年以上的工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单靠王某一己之力根本无法购买，只能向父母寻求资助。但农村父母大存很少，东拼西凑欠下很多外债，为老年生活埋下极大隐患。

二是绝大多数年轻时在乡村生活的老年人也仍然生活在农村，他们的养老问题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关切。通过访谈了解到，农村居民养老依托的经济来源主要有2 个支撑点。

第一，依托储蓄及养老保险获得保障。尤其是参加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已经成为他们老年生活的主要依靠。以某县为例，截至2020 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为98.73%，基本实现全民覆盖，成为居民未来养老的重要保障。

第二，依托务农及日常工作获得收入。虽然很多农村居民已到退休年纪，除占比约两成左右的失能老年人外，其余多数仍在劳动，人均年收入有2 万元左右，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开支的主要经济来源。在农贸市场或早市的路边摊，卖菜的多数都是农村六十到八十岁的老年人，这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一旦终止劳动，仅靠国家发放的一二百元的养老金无法过好晚年生活。

1.4 供给不足——养老照护供需脱节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总量不足，二是结构性不足。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主力已基本覆盖全省全域的居家养老照料中心，多数农村老人如果愿意可以得到基本日间照料（午餐供应）。但从需求结构看，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最紧迫的是（半）失能、独居（孤寡）老人。根据《2016 年全国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失能与半失能老年人口数量高达4 063 万人，占老年人口比重18.3%。随着老龄化加重，比重也会上升。X 县2019年底99 570 名老年人，失能老人占比18%来测算，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约有18 221 人。但截至2020年底，X 县运营养老机构16 家（不含在建2 家）床位数1 280 张，在院老人527 人，入住率为44.69%。床位数与全县失能（半失能）老人数比为1∶14，供给严重不足。同时，不足更多的表现为供需脱节。X 县养老机构不足五成的入住率意味着还有一半多的床位处于空置状态，间接地表现为供给结构性失衡。

2 农村养老困局的成因

1）思维固化。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批农民进城工作定居，农村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单纯依靠传统子女照料的居家养老模式已无法保证实现老有所养。尤其对于丧偶的农村孤寡老人而言，没有子女赡养更是让本就凄冷的老年生活雪上加霜。但他们中很多人又不能或不愿到养老机构去养老。一方面是经济拮据，不能提供养老院费用，另一方面是受传统思维的影响，不愿意去，主要有2 方面原因，一是不相信养老院能够提供让人满意的养老服务，一些负面信息的频频暴出更加巩固了人们的这种看法。二是大多数老年人认为到养老院养老是一件丢人的事，不仅自己没面子，也给自己孩子的脸上抹黑。为此，他们宁愿忍受子女的不孝、生活的孤寂、病痛的折磨，也不愿到养老机构接受养老服务。思维的固化已经成为导致农村老年人养老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5］。

2）无儿可依。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农村只有一个子女的老人较多。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青年通过升学就业或进城务工，成为一名城市居民。他们已经不可能像中国传统的子女一样，回到农村为父母尽孝。一年偶尔回去看望，平时三言两语问候，手头宽裕便给老人打几个钱，老人病倒才送医院就医，甚至有的独居老年人去世多日子女才知道。这成为不少在外生活子女对农村父母照料的基本模式。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成为社会的局外人，他们不仅精神上孤苦伶仃，物质上也捉襟见肘。在外务工者大部分收入不高，自己又有子女要抚养，家庭要维持，尤其是两孩三孩政策实施以后，一个家庭同时抚养两三个孩子的情况越来越多，人们的家庭压力越来越重，抚养的代际差异将会越来越大，年轻人更加无力照顾老年人。

3）无处可去。由于农村老年人大都承受不了较高的养老费用，天生逐利的资本很少会到农村投资建养老机构。极少数设在农村的养老机构，不仅设施简陋，管理落后，还缺少差异化的护理。农村老年人的身体情况各异，财务负担能力不同，对养老的需求差异也比较大。面对整齐划一的养老服务，很多人不愿意去也正常。此外，虽然农村基本设立养老照料中心，但由于经费紧张，多数只能提供一日一到三餐，并不能提供较为完整的看护服务，更不用说难度较大的医疗护理。孩子在城里无法去养老，去养老院又去不起或不想去或没处去。无处养老成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之痛［6］。

4）无地可靠。农民身份本来是因土地而生，但实际上中国不少农民已经与土地脱离了关系，身份是农民，手中却没什么土地。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待到年老之后，农村的房子不值钱，土地又因太少而不能通过流转带来收入。丧失劳动、退休金又少，经济上陷入困顿的农民，也随之陷入养老困境。

3 多维发力：农村“养老之困”的破题之策

结合国家政策工具，可以进一步通过“舆论宣传、转变思维”“政府引导、赋权基层”“内容创新、精准供给”“服务提质、氛围营造”“资源集成、模式创新”，实现养老服务工作的大力度推进、高效能供给、大跨步发展，将农村“养老之困”问题予以破解，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强大保障。

3.1 舆论宣传、转变思维，吸引农村老年人接受新式服务

面对农村老人养老思维固化，不愿到养老机构养老的现实。一要加大舆论引导，通过各种新老媒体，大力宣传新型养老方式，引导人们尤其是农村老年人转变思维。二要切实加强对养老机构的全天候监管，加大对负面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于虐待老年人等现象实施零容忍。树立养老机构的良好形象，促成农村老年人养老思维的转化。三要用身边的例子来正面引导农村老年人转变思维。可以通过打造养老服务机构典型，让自愿入住养老院的人享受到优质的服务、舒适的环境，由他们现身说法，吸引更多农村老年人到正规养老机构养老。四要在经常听取农村老年人意见建议基础上，不断加大养老服务模式的创新力度，推出越来越多农村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养老服务模式，并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养老服务的吸引力［7］。

3.2 政府引导、赋权基层，加大农村养老服务工作力度，运用行政力量、政策工具，推动农村养老服务能力提升

一是强化政府引导作用。完善养老服务规划，推动各项政策精准落实，促进养老服务融入农村社区。如可以由政府牵头，参考借鉴国内已较为流行、形成初步经验的上海市等地的“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模式，先行先试，打造高质量、可持续养老服务高地。同时，对时间银行要设立相应的监管机构，确保信用，争取信任，吸引更多人加入养老志愿服务。二是明确村委定位。村委应主动作为，做养老资源的“调配者”，结合本村实际，高效精准地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做养老服务进村的“引路人”，多途径将社会养老机构、服务组织引入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中；做养老服务效果的“质检员”，主动督促政策、资金落地情况，保障老年人权益。乡镇应加强对村委服务农村养老的监督检查，制定完善相关考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村委发展农村养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加强养老机构监管。在明确养老服务机构管理标准的基础上，加强对机构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的监管评测。各级政府对农村养老服务的投入日渐加大，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难免出现腐败事件，损害老年人权益。可以通过完善多途径监督，探索建立与信用挂钩的惩治机制，防止出现挪用亏空等风险。

3.3 内容创新、精准供给，提高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效能

服务管理的有效性关系到养老服务工作的可持续开展。从服务内容、服务工具、服务体系建设上努力提高供给效能。一是创新服务内容。积极推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内容，给予农村老年人更多的服务选择。在养老服务的收费上，探索不同层次、不同服务的收费项目，让各种条件的人都能享受到适合自己的养老服务。对于确实不能自费购买养老服务的农村老年人，参考精准扶贫模式，实行政府兜底，通过公共财政为他们购买服务；在养老服务项目上，持续做好医养结合普及工作，完善农村医疗卫生建设，补足医疗器械，提升乡镇卫生服务中心设施条件。通过人才引进方式，以物质激励的形式，吸引更多医疗卫生人才到农村服务。要借助本土卫生职业学校资源，大力培养养老服务卫生人才，夯实农村养老服务的卫生人才基础；针对不同类型老年人提供差异化服务［8］。特别是对于高龄、失能、半失能、留守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尝试开展一些成本可负担、方便可及的护理服务。如可以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经营、设计老年公寓住宅，朝小型化与社区化发展，给老人安养提供更多选择，改善供给结构性失衡的情况。二是加快智慧养老服务建设。利用智能设备或手段对老年人的生活服务与管理提供支持，提升服务效率和效能。结合数字化乡村建设，发挥智慧养老“数据跑路”特点，构建农村社区智慧养老信息互通平台，及时收集处理相关信息。如在数据安全可控前提下，将愿意接受服务的失能（半失能）、独居（孤寡）老人信息纳入扶贫数字化管理系统（小康码），为他们提供“智能健康手环+保险项目”等服务，打破地理限制，高效应对各种情况。三是拓宽问题反馈渠道。以老年人需求为服务导向，定期深入老年人群体开展访问、访谈，收集需求民意，完善问题回应机制，提高社区工作者答复水平，对于老年人提出的问题，该公开的应及时公开，该解决的立即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及时说明情况，并承诺解决时限，让老年人放心、安心。四是积极探索互助养老模式。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通过长期的生活交融，人们之间的了解和熟悉程度较之城市有很大不同，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比较高，更容易在一起开展互助式养老。通过组织有养老服务需求的老年人，以不同年龄段相结合的方式，抱团取暖，互诉心声，相互照应，互相帮助，可以大大降低养老成本，实现集约养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养老资源不足的问题。当然，对互助养老决不能放任不管，要在自发实行互助养老的基础上，政府部门要加强指导，并指派专人提供专业化服务，及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团队无法解决的问题。

3.4 服务提质、氛围营造，增强农村养老服务组织能力

改变农村养老服务能力结构性失衡问题，关键是要抓好整个行业的服务质量，而并非一味追求数量。基层社区工作者的组织能力、养老服务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直接关系到养老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一要重视专业队伍建设。民政及人社部门牵头组织，为各乡镇（街道）社区工作者、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培训，提升人员业务能力。并将这种培训制度化、经常化。除进行专业素养培训外，还要经常进行职业道德培养，提升他们爱岗敬业的意识。公办养老机构要适当提升护理保障、强化服务激励，吸收新鲜血液，维持人员稳定。要不断提升养老服务人员的待遇水平，用待遇留人，用待遇激励人，把更多的专业人才留好、用好、培养好。同时，要在全社会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增强养老服务人员的职业荣誉感。二要构建志愿服务团队。调动社区剩余人力资源，培育乡村志愿服务力量。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妇女待在家中无事可干，要把这部分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通过开展类似“邻里守望”志愿服务活动等，吸引村中待业妇女、回乡待业大学生等“本土”志愿者，将他们聘用为养老志愿服务队员，补充人员紧缺问题。通过物质鼓励、荣誉表彰等方式，激发他们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三要进行养老服务氛围营造。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尊老敬老爱老的价值观与传统美德，广泛弘扬孝老爱老传统文化，引导社会公众形成服务养老、敬老爱老的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服务养老光荣的良好氛围。利用好身边孝子贤孙的典型，在农村大力开展评优评先活动，并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借助榜样的力量，增强农村老人子女的赡养意识和尽抚养义务的社会责任感，提升社会关注度。

3.5 资源集成、模式创新，发挥农村养老服务杠杆作用

通过要素融通、资源整合、平台构建，将养老服务过程中需要的各类资源进行选择、配置、运用，以政府的“小资源”撬动社会的“大力量”［9］。

一是强化政企联动参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养老服务，大胆开放适合本地的养老产业，通过减免税收、提供低息贷款等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加入到农村养老服务产业中来。二是建立本地特色补充养老保险，让农村老年人获得更好的照顾。如可以参考青岛等地，探索引入、推行长期养老护理保险等商业补充养老保险在本地试点。三是推动资源普惠共享。进一步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10］。特别是在布局相关产业、医疗资源时将养老机构建设同步纳入规划。如可以借鉴美国连续性照护退休社区将照护中心、卫生院、老人公寓等结合起来，集聚形成多层级、连续性照护与居住服务社区。推动形成小型养老机构星罗棋布嵌入全域服务全域、养老服务资源共享共用的养老服务新图景。四是加快商用养老信息平台建设。借力信息化、大数据等现代数字力量，畅通养老服务信息交流，打破供需不对称的发展瓶颈。如可以主动与腾讯、阿里巴巴、网易等互联网巨头对接，开展交流协作，搭建养老服务商用信息平台，根据平台了解村、老年人的分布情况，构建便捷易用的养老服务商圈，提高服务效率等。

4 小结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实现共同富裕，农村是重中之重，而农村养老问题是制约农村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因素。以Q 市为例，从4个方面分析了农村养老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对这些困境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思维固化、无儿可依、无处可去、无地可靠是造成农村养老困境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走出农村养老现实困境的对策，即舆论宣传、转变思维，吸引农村老年人接受新式服务；政府引导、赋权基层，加大农村养老服务工作力度，运用行政力量、政策工具，推动农村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内容创新、精准供给，提高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效能；服务提质、氛围营造，增强农村养老服务组织能力；资源集成、模式创新，发挥农村养老服务杠杆作用。由于本研究样本较为局限，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尚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