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狗(短篇小说)

2022-04-15 07:54常小琥
北京文学 2022年4期
关键词:秃子王力警服

作者简介

常小琥,男,生于1984年,北京作家。

作品发表于《北京文学》《上海文学》《收获》《当代》等刊物,

出版小说《琴腔》《收山》。

陶然亭

我在珍宝岛扛了十年枪,转业被分配到陶然亭派出所,管这一带的治安。白天我们通常在所里侃大山,跟着老警察去胡同转悠一圈,没什么事就回家了。值夜班的责任就比较重大了,因为陶然亭的霓虹灯电闸就在我们所,园子里是亮是灭就要由我们来控制。夜里还有个令人兴奋的工作,那就是去树林子里抓造小孩儿的男女。这两件事都令我品尝到了干警察的使命感。

每到晚上九点,大喇叭一广播静园,老警察就带上一队小警察进去巡逻。茫茫夜色中,当你穿梭在这座有着六百年历史,棋布宫殿祭坛、碑亭游廊的古建筑群里,会感到一切尽被时间冷却成了照片,或者是置身在与世隔绝的墓园。可是如此庄重的名胜古迹,却成了落水鸳鸯的做爱圣地。他们一到半夜就钻进来搞对象,其中还夹杂不少偷情的已婚人士。所以我们专等静园这半小时后,人手一把长条的铁皮手电筒,光柱如机枪横扫般照射。有的男女正干到一半,吓得连裤子都提不上就被抓了出来,这令我们内心的使命感得到了极大满足。

很快有同事发现,跟着老警察巡逻总是空手而归。倒不是因为园子里缺少目标,而是老警察爱在门口和甬道走直线或者兜大圈,这令那些男女总能顺利干完事,到了午夜还大摇大摆地从公园正门满意而去。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为了维护这身警服,我们必须往里走。比如园内东北角,挨着护城河的那片林子十分背静,更有牡丹花的荆条可做天然屏障。此外孔庙后墙一条细长夹道,拐弯处也是死角。包括西边一墙之隔的厢房前有片花圃小林子,这都是老警察不钻的地方。白天有同事提前摸查一遍,凡在地上发现避孕套和手纸的,夜里直扑过去一抓就是五六对,一逮一准儿,有的人还被抓过不止一次。

当然就算把人抓回来,我们这些小鬼也没资格审,技术活儿还得交给老警察。这个规矩主要是怕出事,我有个同期转业回来,被分到天坛派出所的战友就没过这一关。他巡逻时逮着个出来偷情的有夫之妇,这娘儿们有张大嘴叉子,审问时一个劲儿乞哀告怜,说让她干什么都行。我那战友年轻气盛,又在部队憋了好几年,一时鬼迷心窍揉了揉她,把人放了。没想到这娘儿们回过头就反告他一状,致使战友实习期没过警服就被扒下来,这辈子只能在家维护使命感了。

多数被抓者还是配合的,主要是怕我们找到单位。那年月还没有居民身份证,人被逮到先查所在单位工作证,交不出来全按盲流处理。我们再吓唬吓唬,告知公共场所有伤风化是要判刑的,叫人给单位保卫科打电话。我见过太多人一听这话当即下跪认错,还有不少磕头扇嘴巴的。这里尤其数男的没出息,脸都哭瘪了还不忘让我们注意区分,他们是从犯。老警察这就该入正题了,他让我们掏出在天安门罚吐痰的小红本,接着就是撕罚单、交钱写悔过书。夏天最热的时候,五块钱的单子一晚上能开出好几百块,我们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好几回鸳鸯们凑来凑去身上就够一人的罚款,只能回去借钱。我们把工作证一押,他们第二天准把钱送来,不怕赖账的。后来我觉得这种事挺没劲的,我不喜欢看到人这么狼狈的一面。所以再值夜班我也走直线,任凭无数小生命在园子里孕育,动静太大的我咳嗽两声就走开了。

前面说过,我在珍宝岛当过兵。如果也让你每天在一级战备下,扛着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带够三个基数的弹夹、压缩饼干和灌满烈酒的水壶,守着大雪封江的边境十年再回来,你会和我一样在意周围的人情世故,你会明白我有多渴望成家立业,而不是他妈的存心害谁。

不过很快上白班也没工夫侃大山了。文革刚过去那会儿,社会上接连冒出恶性事件,比如某军区司令的女婿在河南被人捅死了,还有东北“二王”要闯山海关,那阵子我們连配枪和防弹衣都领了,要去堵城门。市局还下达了一项回炉废铁的任务,让各分局的派出所回收管片儿里的废铁。你叫那些户籍警半夜抓搞对象的他来劲着呢,收废铁他们没戏,这事自然就轮到我了。

因为刚解放和闹“文革”那会儿,城里五百人以上的工矿企业都建有民兵连队大炼钢铁,这些人里又补充不少转业军人。这么说吧,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年代,谁家囤点废铁就跟要生个秃小子一样再正常不过了。

我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那阵子,三伏天儿里我四脖子汗流地,照着档案到处找工厂回收废铁。有一座隐匿在土红色老砖墙里的铜厂,那嵌在青灰门额上的阴刻牌匾已然消损,荒寂厂院里,车间的两层老楼上是倒竖的纱窗。这里堆满了尚未回收的废铁,它们如同大姑娘一样安静地待在堆房里,随着几束白光破窗而入,上面显出满身尘灰和红锈。当风声从外面吹来,又像是陷在已经落幕的舞台后面,等着有人过来解救自己。

我还在临街店铺的门墙和胡同里的木电线杆上,贴了红头文件,通知居民们主动上交废铁。为此我甚至要自己下到大粪坑里去捞,穿上警服浑身都臭烘烘的。

好在管片儿里我也认识几个流氓,当兵前我和这些人没什么分别,甚至我更手狠心黑,所以很容易就和他们称兄道弟起来。其中有个叫秃子的和我家只有一街之隔,我和他结识在自新路还小小的轰动了一番。那是我复员返城的当天,经过胡同口时,正赶上秃子被一伙人追着砍,为首一个国字脸还拎着把菜刀。我没说话,几个跨步上去就踹趴下一个,撂倒俩,还把菜刀夺下来,那个国字脸被看热闹的街坊们撵跑了。秃子的后背和屁股上各挨一刀,还是我背他去的医院。

从此秃子认定和我成了生死之交。我会请他去南横街的爆肚满吃羊肚仁儿,几盅北京大曲入喉,谁玩儿过火枪、谁干架拿了把喷子、谁买过仿制式步枪,他全能秃噜出来。我也学老警察来个引导式审讯,顺着他话茬跟下去问:最近跟谁混呢?你跑崇文干什么去了?那儿又冒出个什么人物?讲讲。吃顿饭就把管片儿外面摸个底儿掉,为将来跨区办案做到心中有数。

这孙子的三白眼总跟刀片一样闪着寒光,喝多了还爱翻起来瞪人,他头上布满了形状各异的斑秃,如同流沙覆盖下的植被,至于那副干糙瘪瘦的身体,永远穿着件打了补丁的灰色的卡工服,脚下踩着双片儿懒。那天在爆肚满,他梗着尖脑壳,颠腾着溜肩膀,用黏糊糊的嗓子叫我一声狗哥。我嘬了一口烟,半张着嘴看他。

“我早晚弄死丫挺的,我这人有仇必报。”他吸了吸鼻子,又翻起眼瞥我,嘴里使劲嚼着一段牛百叶,“丫到处说我姐管他叫爸爸,我早晚弄死丫的。”

这回喝了不少酒,我还是没听到什么新鲜的,还是他和那个国字脸的事儿。我用大檐帽扇着汗,犹豫着要不要炸他一下。

“丫还要带我姐去陶然亭公园。”秃子说,“陶然亭公园!你管不管?”

“咬人的狗不叫,秃子。”我从警服的暗兜里又掏了根烟,在他眼前晃晃,“吹牛逼不犯法。”

秃子接过烟闻了闻,又别在耳朵后面,他的白眼珠子上盘着粗大的血管,显出少见的愁闷。

“这片儿还有没有私囤废铁的?你过过脑子。”我说。

秃子两眼一挤,皱缩着脸对桌上的酒盅摇了摇头。

“我喜欢和你吃饭,秃子。”我把烟头扔到地上,又啐了口痰,“尤其是这么面对面地吃爆肚,因为我拿你当哥们儿。你别让我把本来能在酒桌上聊明白的事儿,挪到所里去聊。”

“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他睁开眼,直怔怔地仍然对着酒盅。

“小脚侦缉队说胡同里有个作坊倒卖废铁。”我说,“我在档案里看到,你爸是铜厂的职工对吧。”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他那双三白眼瞪向我,薄嘴唇和囊鼻子像狼一样纵到一起,还露出了牙,“铜厂的家伙全被车间主任占着,那帮杂种操的偷偷加工好倒腾出来卖,钱又没到我们兜里,你跟我们老爷子过不去干什么?”

“跟他过不去我就不找你吃饭了!”我解开警服上的领扣,感觉有爆肚从嘴里掉出来,“老太太们都踩好点儿了,说是还看到了两张车床一张铣床。我想让你回去劝劝他交出来,越早越好。”

“你丫一找我就没憋好屁。”他低头又缩进工服里,晃晃尖脑壳,“这不就是审我么,当我不知道呢。”

“聊别的你也不懂啊。”我说,“上午开的严打动员会,我给你传达传达?”

秃子举起酒跟我碰了一杯,堵住了我的嘴。

“其实我跟我爸老提起你,他跟你一样在珍宝岛当过兵。”秃子说,“还有我姐,我也总在她面前讲你。”

“你姐?她不是弱智吗?”我说。

“你他妈才弱智呢。我姐就是脑子有点儿绕不开,你让她做什么,多跟她说几遍就行了。”秃子说,“你要多跟她说话。”

“我跟她有什么好说的?”我问。

“这话不是一说就有了吗?你不理她就是瞧不上我呗,放心,将来我躲你们远远的。”秃子说。

我知道秃子喜欢围着我,他想让人看到自己跟穿官衣的坐在一起。当时我们这样的小警察去哪儿都穿着制服,不只是出于使命感,主要是觉得自己倍儿牛逼,路上谁也不敢惹我们,到哪儿吃饭都不给钱。这和老警察不一样,我师傅他们只要不在所里上班,全把警服脱了换上自己的衣服,尤其是在家里那条胡同,更不想被街坊们看见。因为在最动荡的岁月里,警服给这里的人带来了巨大伤害,一个院儿里要是总有穿制服戴大檐帽的进出,大伙儿日子都过不安生,还遭人恨。

没过几天秃子他爸就交了废铁,还把作坊腾出来了,我这任务也算是交差了。可秃子总死皮赖脸缠着我去他家见他姐,还说他们家不怕穿制服的来。我寻思着是该露个面儿,再说下班我也确实无处可去,就答应他认个门吧。当然还有就是,我也好奇他爸是怎么加工的,以及他们家是不是还有藏着没交的。

秃子家是个两进的杂院,黑漆斑驳的如意老门,门板上凿刻着疤痕般的门联轮廓,应是“破四旧”时被人刮砸过,但门对儿上的古篆书体还是被保存了下来。门楣上是砖雕的七只蝙蝠翻飞在云头里,墀头还有牡丹状的戗檐和海棠花篮,取“富贵满堂”的口彩,雕纹更是花枝舒卷、叶蔓缠连。脚下阔绰的三级石阶,有一对圆润可爱的抱鼓石门墩。我提了点松仁小肚、炸饹馇盒和羊油豆腐,一进院儿正赶上街坊们围在老房檐的燕子窝下,两张长桌拼在一起,吃炸酱面。

秃子他爸是个宽脸的肿眼泡,花白寸头,腮部的皮肉还有些耷拉,给人一种没实权的老干部的感觉。我特意先去北屋扫了一眼,墙上挂的军装照还可见他年轻时的英姿,上面写着他的名字“王力”。至于秃子他姐王盼,虽不算漂亮,但我还真喜欢看她细眉细眼地一乐,特喜兴,小短发晃来晃去,令人心花怒放。只是人家都说她脑子有点儿傻,不过干活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这一落座,院里老少爷们儿自然要跟我喝上几杯,他们的酒是自己酿的,成分不明,度数特高,几轮下来我就晕菜了。很快彼此全光着脊梁,也就看不见什么警服了。印象里我对面是在公交大队卖票的爷儿俩,还有个在南樱桃园卖小果的菜贩子,一个在骡马市挑馄饨担的,还有个在牛街烤羊肉串的混子,另有个瘦黑的野丫頭一放学就冲进来蹭酒喝,她骂起脏话连秃子都不是个儿。大伙儿就这么着你一杯我一杯,你给我剥蒜,我给你递烟。喝到天色渐晚,院心里能看见一抹绯红色晚霞披挂在天边,郁郁纷纷。这时候有人嘴里没把门的了,卖馄饨的问秃子什么时候还钱,公交大队的爷儿俩因为一口酒打起来了,秃子他爸奚落那个菜贩子不能老缺斤短两,操他祖宗八辈儿。我当时净顾着看秃子他姐了,想聊几句结果脑子里全是审犯人的话。

三足花叶的老灯伞下,两个细高粱篾子编的蝈蝈笼子拴在廊柱上,呱呱作响。身边有人哼起了余派的《捉放曹》,再经蒲扇那么一扇,我感觉自个儿借着酒劲儿,飘飘然地也融进这温热的发肤气味。正如秃子所说,你只要对他姐一再重复同样的话,比如说“倒酒”,她就会很熨帖地按你的指令去做。而且这里面含有某种信任,源于你不断地对她发出相同信息,令她感到踏实且舒服。看得出院儿里每个街坊都喝过她倒的酒,但是只有给我倒酒时,王盼会很努力地说出“喝吧”。看到秃子一度乐出了泪花,这令我视为平生所得最贵重的礼遇。

受到鼓舞一般,我把警服一卷,当着街坊的面聊起自己当兵时的枪法,号称是靠子弹喂出来的。我还教育秃子,万一进去了如何保命。

“秃子也老跟我念叨,你在珍宝岛当过兵。”王力问,“那里怎么样了?”

“那里什么也没有。”我盯着方正的水槽和湿漉漉的地面,两眼发直,“唯一就给我发了一张光荣榜。”

王力直视着我,那双玻璃球一样的眼珠子在晦色中却更加澈亮。

“太冷了那里。”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

“可不的吗,太冷了。”

他终于低下头,把片儿懒褪下去,光着的右脚蹬在藤椅上。灯火下,我看到那只脚少了一根小拇指。

“在那儿冻掉的。”王力笑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装作擦脖子上的汗,扭脸看向东倒西歪的街坊们。这时的秃子却跟小孩一样,用手指来回摩擦鼻子,垂着头坐在我身边的马扎上。

“我没有光荣榜。”王力说。

我故作思考,使自己看起来是在替他找办法。

“丢了的话就上区武装部重办一张,不过我的也找不着了。”我说。

“真他妈的可惜,你丫再找找啊。”秃子说。

我瞪了这傻逼一眼,同时又喝下一杯酒。

“没就没了。我哥死在了文革,我参军就是为了能活下来,否则家里就断后了。”我说。

老人把脚放回鞋里,让秃子为我把酒盅满上。

我们相继一饮而尽后,我感觉到周围的杂音倏地消解了,身边的人也变得忽远忽近。我想这个酒非同一般,我不该喝得那么快。

“你去过铜厂了?”老人问。

我还在想我哥,没有跟上他的话。

院里起了点风,我把警服找出来重新穿上,但是没系扣子。

老人看了看秃子,父子俩没再说话。

老人起身离开藤椅,我以为他是要去撒尿,却看到秃子也站起来,还朝我比画个手势。于是我把大檐帽戴到头上,也跟了过去。我们三人走进跨院的腰门,来到后院。皎亮的月光将脚下砖石映成青白色,天地仿佛浑然一体,我不知不觉中被父子俩带到一个抹灰砖石垒砌、石棉瓦上压着砖头的防震棚前。

“我小时候就知道珍宝岛打仗了。”等老人掏钥匙时,秃子挨着我身边,满嘴酒糟味,但语气认真,“当街的孩子们一见我就说,你爸死了,你爸被老毛子干死了,我姐就因为受这个刺激才落下病根儿。所以谁说这话我就跟谁照死了打。”

“打国字脸?”我问,“可是你爸已经回来了。”

“丫跟我姐是同学,每天在学校还说要认我当儿子。”秃子说,“我姐忽然有一天开口管他叫了声爸,她说我觉得你就是我爸。你不知道,要是有人每天对你讲同样的话,传达同样的意思,很容易你就有了信任和安全感,神不知鬼不觉的吧,你就能跟着他走。我他妈的不打他打谁?”

随着“咣当”一声坠响,防震棚的小铁门被老人打开。他在门口拉下灯绳,借着暗弱光亮,我进入了一个充塞着无数线路图、钢铸件和水泵钳的废品丛林。在屋子中央的操作台和贴墙而立的木架子上,伴着浓郁的铁腥味,这些小怪物挣扎而又听话地缠在一起,仿佛在等待被主人征用。我差点被地上一根半人多高的钢筒绊倒,还是秃子抓住了我的警服。

说真的,这些没人要的零碎连回炉的资格都没有,可是老人仍在郑重且执拗地给我展示着他的宝贝。我回头看看秃子,他却始终安静地守在门口,仿佛这里有着某种神圣感和尊严令他不许乱动,仿佛他能辨认出这里的价值。我意识到自己是唯一被准许进入的人,意识到这也是一种信任,一种可贵的礼遇。当老人又讲解起每天他把自己关在作坊里捣鼓什么,我极力地想赞同他,就像王盼对我一样。可是那天我实在是喝多了,我也怀疑自己是清醒还是在醉梦里。

之后我每天照旧去巡逻。在70年代,各区的盲流、佛爷和夜游者都知道我,只要大狗在这片儿管治安,没有他们好果子吃。在所里我破案率也算是冒尖的,我能感觉到街坊们看待这身警服的目光在发生变化,我喜欢他们接近我。

直到某天王盼打外线给所里找我,在递话筒的老民警起哄架秧子中,我听见她不断重复那几个字:秃子、被抓了、丰台镇。我当即跟所里请假。他们以为我要去和这姑娘约会,还嘱咐我把门口的挎斗摩托车骑过去。一进秃子家院门,见到王力我才听明白,那孙子在丰台把人打了,当地派出所通知家属带被子过去。王力并不知道儿子在外面跟谁结的仇,可我一听就想到这里有事,而且通知带被子说明是要移交分局,落在预审处那帮人手里,秃子就悬了。我让他爸坐到车斗里,盼盼搂我后腰,我们仨沿着崎岖的沙子道一路突突到城外,眼瞅着乌金色的天空变得一片漆黑,才开到万源路,下车时我骨头架都快颠腾散了。

我让父女俩抱着被子在传达室等信儿。当地民警一看我这件制服,就接过了烟,客套几句后他们又扫了一眼我的警察证。他们给我看了笔录,带我去审讯室见秃子。灼亮灯光下,当时他缩着头坐在讯问椅上,人已經鼻青脸肿了,至于是谁动的手,我也没问。

“你打国字脸了?”我问,“你们的破事儿非要扯上我吗?”

“我没有找你,你也可以不来。”

由于戴着手铐,他两只手一起摆弄着鼻梁,那里好像有些松动。

“那倒也是,那我换你姐进来,还是你爸?”我问,“他们就在外面。”

秃子这才抬头看我,那双三白眼里异常平静。为了不让当地民警为难,我站门口也没走近他。

“说话啊!”我吼叫起来,像是遭受了奇耻大辱。

我知道他终于干成了一件事,可是烂摊子需要我来收拾,于是我要求提审国字脸。同行告诉我,那家伙去医院了。他们又看了看表,说快回来了。

在值班室,我们聊起各自管片儿里的乐子,大伙儿都挺开心。他们说,你来之前我们教育了他一下,这是规矩。我说,这些我懂,换成我也会这么做。他们点点头,又告诉我,后面怎么审,全交给你了。

国字脸被带进来的时候,脑袋被裹得像个榴弹炮。他身边有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陪伴,看上去是他父母。他刚坐下来,我就站到他们面前。

“拆了。”我说。

“拆什么?”他抬起脸,一双眯缝眼有气无力地望着我。

“绷带。”我抬手指向他的头,像审视罪犯一样恶狠狠地盯着他。

他朝我身后看了看,明白现在是我说了算,这时他父母已经开始半圈半圈解他头上的绷带。等到他们全解下来,用手指按住最后一层纱布,我看到那上面已经血肉模糊,还凹下去一个坑。

“这么点儿皮外伤。”我说。

经我默许后,夫妻俩又为儿子把绷带慢慢缠好,我注意到他们的手在哆嗦。那男人的样貌很周正,皮肤也白,眼神中还算镇定。女人穿着灰衬衫,戴黑框眼镜,半长发有些凌乱,蜡黄脸很显苦相,不敢看我。不过我看得出来,二位都是知识分子。

“我明说了,你们儿子属于斗殴,只不过他受伤了派出所才照顾他。”当着那对夫妻的面,我故意不耐烦地回头看看同行,他们点头称是。“你们打算公了私了?公了的话,作伪证你也得进去。要是私了,你是不是欺负他姐来着?”

“我没有,是她自愿找我的。”

“她是个傻子。”我笑了,“傻子怎么跟你自愿?”

“傻子?我没觉着她是傻子。”国字脸有些绝望。

“你这可是强奸罪。”我说。

“我认识你。”他忽然身子一提,瞪大眼睛。如果是在我的管片儿,我可以轻易让他闭嘴。但这里毕竟是别人的地盘,我不能动手,我不能做得太过分。

从国字脸和他父母的眼睛里,我知道这身警服和大檐帽正在恢复真正的颜色。三口人离开值班室时,屋子里没人再说话,我和同行显得有些没趣。

王力没想到当晚我就把秃子领出来了,他能想到什么呢?谁会知道后面我要为他儿子处理多少麻烦。由于挎斗摩托太小,没法装下他们一家人,我只好又跟当地派出所借了一辆212吉普车。一进院门,当着街坊们的面,秃子就给他爸跪下了,我趁这时候转身离开。刚走下石阶,我被王盼叫住,她叫我“狗警察”。我臊眉耷眼地转过身看她,问什么事。她问我那人怎么样了?我说哪个人?她说就是那个人。我想了想,看着她说,他不会有事的。王盼又眯起眼笑了,她捂着心口,使劲地冲我鞠了一躬。

自新路

八三年那会儿,城里接连发生多起出租车劫持案,因为那帮司机能挣到老美的外汇券,他们就成了老百姓当中的红人。好几回街上会突然停着一辆空出租,司机被扎伤或者杀掉了,有人还见过他们趴在地上就被车从身上轧了过去。

为了抓捕偷车贼,我被派到某个银行楼顶执行任务,每天站在那里监视从脚下过去的人群,其中很可能藏有疑犯。这份差事我干了两个月,无论是暴晒雨淋、吃喝拉撒,这俩月没有离开楼顶一步。完成任務后回到所里,当时我留着满脸络腮胡、披头散发,还穿着便衣,反倒像是迷了路的盲流。

我举着镜子在水房刮脸,用废了三枚刀片,脸都刮流血了,却依然找不回从前的样子。后来队长把我叫到他跟前,把一沓照片铺到桌上,我问队长这是什么?他说这些就是被你拍到正在作案的偷车贼。我在那上面看到秃子,他正扒在一辆出租车上探身往里看,其他几个人也是我管片儿里的。我看到那些照片拍得很清楚,比我的脑子清楚多了。

所里的审讯室设在后院,审完犯人可以直接移到看守所。我重新换上警服,进去看见秃子还是穿着他爸的旧工服,两手被铐在抽屉下一条桌子腿上,蹲在一小警察的胯前,看起来像只惊恐的猴子。小警察在等老警察来审他,而我就是那个老警察,我已经有资格审讯了。他那双三白眼转向我时,我想他应该明白,现在我不是他的狗哥。

我两手插进裤兜,使劲咳嗽两下,没有接过笔录,也没张开嘴。小警察拿着笔,来回地瞄我。我让他先把秃子手铐打开,却撞上队长从我身后冲过来。

“你为什么偷车?”队长把警帽扔到桌上,踢了秃子一脚。他本就长得横眉立目,加上天生的炭黑肤色,很像是古代武夫。我知道他要从作案动机找突破口。

“我没偷车。”秃子四仰八叉地坐在地上,带棱的眼睛看向我,又看看队长的手里,“那辆车不是我偷的。”

“那辆不是你偷的?那你偷的是哪辆?”队长把照片扔到地上,我知道他们洗印了很多张,而且再次放大,隔着老远我都能看到照片里的秃子。“你没偷车扒窗户干什么?”

“我就看看。”秃子眯起眼,无助地望着我。我明白他在用当初我教过他的话,决定死扛。

“看看?我怎么不去看?他怎么不去?”队长突然抬手指我,“你还是心虚啊。”

“队长,我来吧。”我说。

“你来?后面还有多少人等着审知道吗?”队长张开大嘴,推了小警察一把,“谁让你解开的?把他铐回去。”

的确是我教会秃子死扛的,可为了维护警服的使命感,这里依然有很多办法让他认罪。

“秃子撂了吧!有照片你跑不了的。”我说,“你信我吗?我保证不让你背上别的麻烦,再扛下去所里就派人找你爸了。”

秃子的三白眼已经瞪圆了,满脸涨红,哈喇子从嘴角往外流,脑袋和脚一点点抽搐。

“他撂了。”我站了过去,挡在秃子身前,“他点头了。”

“万事开头难。”队长大嘴长吁口气,“盯着他签字画押。”

队长走后,我解开秃子工服的领扣,送了杯水进去。

秃子张嘴并没有咽下去,而是吐了一地。

80年代初的监狱地方有限,非京籍户口的犯人还要遣返回原籍服刑。秃子祖籍是河北邯郸,所里就派我带着两个同事,把他和一名大学生押送到邯郸去。他要在那里吃十年的牢饭。

现在看两地间隔不远,可当时为了省差旅费,我们只能坐绿皮的蒸汽慢车,沿途屁大的站都要经停,而且每次停下加水加煤又耗一小时,所以从北京坐到邯郸几乎要用一整天。俩同事一老一少,在我对面的座位闲聊。他们越聊越起劲,像是把身边的犯人忘了。

我转头去看秃子和大学生,俩人正被铐在过道上,有气无力地坐着。秃子的头枕着肩膀,身体蜷在那件旧工服里,半闭着眼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中午火车停在保定站,俩同事向送餐员要了盒饭,我把胳膊伸出车窗,跟站台的售货车买了两瓶北京大曲。同事们看着我用槽牙把瓶盖咬开,看着我踢了秃子一脚,我让他跟我喝几口。那一老一少屏气低头,好像是他们犯了某种禁忌,好像是他们不敢看我。不过秃子一把接过瓶子,他仰脖喝酒的时候,那双三白眼始终翻着看我。

我们上次喝酒还是在他家的院子里,我意识到下次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我知道你要给你爸凑废铁,但你不该偷车。”我说。

秃子用手掌抹了一把嘴,眼中有了些光亮,他又把酒给了旁边的大学生。大学生看看我们,郑重地接过去,也抿了一口。我用自言自语的口气说,早知道那次在丰台就不该捞你,否则也没这么一出。

“栽了我认,这没什么。”秃子说,“我只求一样儿,我不在家了,你帮我多照看点儿我爸,还有我姐。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喝光了一整瓶大曲,胃里跟烧着一块火炭似的,蒸汽车慢悠悠地晃荡起来更令我无比难受。俩同事头一回在押送的路上,见到警察比犯人还难受,这可能令他们无所适从,我听到有勺子掉落的声音。

“你跟我姐成不了没关系,你看着她别让人欺负了。”秃子也像是上头了,他一字一顿地说,“那么多雷子,咱俩能在家里喝酒,不是因为你救过我,全因为我有个傻姐姐。记住了,你想让她做什么,就多跟她说几遍。”

“你在里面好好表现。”我说,“争取减刑。”

俩同事的眼睛藏在帽檐下,交替瞥我,老的那个还连连咳嗽,像是被饭卡住了气管。我没跟他们说什么,只是趴到了小餐桌上。

迷迷瞪瞪中,我听到秃子要去撒尿,当时我已经站不起来了,是小同事替我解开手铐,俩人锁在一起往厕所走。无意中我发现大学生一直在看我,从他眼神里我感觉不太对劲,正琢磨的工夫,就听到一声刺耳的关门声,我歪着身子,看到小同事被关在了厕所门外面。

“开门!”他一边撞门,一边朝我喊,“他把手铐撬开了!他要跳窗!”

我让老警察看着大学生,自己拔腿就往列车门的方向跑,可能是喝多了,刚迈脚还被大学生绊了一跤。

小警察终于一头撞进了厕所,我也叫赶过来的乘警快把火车停下,我同时从列车门跳出去,这才发现火车比走着还慢。我们从车身两侧分头包抄回路去追秃子,跑回保定站的时候,我的对面是漫无边际的绿油油的玉米地。

我不知道秃子何时开的手铐,我猜他偷了哪个乘客的曲别针,那时手铐是一个锁眼的,随便插个带尖的都能捅开。可我知道这孙子就躲在玉米地里,飞沙阵阵打在脸上,我能看到不远处的玉米秆在拂动,和周围的风向不一样。重要的是,我闻到了他身上的酒味,可能也是我身上的。毒日頭下,出于这身警服的使命感,我慢慢从腰间的枪套里掏出配枪,打手势让小警察站一边去。我不能让秃子跑掉,否则我就说不清了。

端起枪的时候,我感到它异常坠手。我很久没有开枪打人了,我恨死这个傻逼了。

“看到你了!”我瞄准前方,又炸他一次,“秃子我看到你了!不出来我开枪了!”

不过火车的保定站归于沉寂,我的警告被传得越发空洞。随着稍纵即逝的簌簌一声,我看见有黑点从眼前晃过,借着酒劲,我几乎是凭反应朝那里放了一枪。同时我听到秃子的惨叫,我发狠地咒骂着他,因为我不知道这一枪会不会要了他的命。小警察看了看我,我和他立即循着叫声扎进了两三米高的玉米地里。我一边举着枪一边迈步直追,穿过拍面而来的玉米秸秆和扁平大叶子后,俩人转了一圈。谢天谢地,除了滴在空地上的少许血迹,我们仍然一无所获。

“秃子,你知道我的枪法。”我把声音压得很低,仿佛感觉到他就在身边,“第二枪我就要打头了,你他妈的别逼我。不想再见你爸你姐,你就永远别出来。”

毒辣的太阳光线下,我的眼前变得模糊一片,吐沫星子也喷到了枪膛上。这把枪太沉了,就算他真站出来,我也未必能打中目标。

“狗哥别打了!我不跑了。”我在另一块地听到他的回答,小警察扑了过去。

秃子的脸被小警察按到田地上,有一半陷在泥里,但是三白眼仍然翻着找我。他右小腿被子弹打出了贯穿伤,正在一股股往外冒血。我在他身后解开警服扣子,汗流得也像是哪里在冒血。他只能看到我们的影子重叠到一起,可他什么也没对我说,我想他当时都想不到我会开枪。我也没有告诉他,其实第一枪我就是照着头打的。

在保定站派出所,当地民警把秃子的伤口简单包扎,由小警察带回火车。我也要跟着上车时,他看着我说,你第一枪没鸣枪示警,报告写不了的,你留下先找到弹壳吧。我看着他,没有说话,也没有上车。为了继续维护警服的使命感,我又回到那片被踩得一塌糊涂的玉米地里,在天黑的时候,找我的弹壳。

完成任务后其实我该去秃子家看看,可是打心底又想回避那个院子,就连巡逻我都绕着胡同口走。当街遇上曾经一起喝酒的街坊,我一个转身就溜进夹道里,反侦查能力好极了。到了下班我也不穿警服了,要么是在宿舍里眯着,要么在值班室接电话,我惦记着还能接到盼盼打来的外线。我守着那个神气的电话,一根接一根抽烟,但是盼盼不再有事需要找我了。终于我跟所里申请调到看守所去,我想就在那里面干一辈子也不错。我不想回家。

没过多久,我被所长带到两个民兵前。他告诉他们,你们要找的疑犯也正在他管片儿里。所长对我说,你可以带他们一起回家。

一个黑褐色脸孔的小个子,用极快的外地口音告诉我,他是通县民兵营的指导员。为了完成教育考核,他们分批从通县步行到市里的训练点,参加军事训练。但是在这附近走丢了一个小民兵。我把帽子夹在腋下,打量着对方那身墨绿色的民兵服。随后所长又掏出一张照片,上面有辆带棚子的三轮车,男人压低身子蹬车,他脖子搭着一条毛巾,脚下的踏板放了件同样墨绿的制服。所长说这衣服一看就是民兵的,他看着我。哦,民兵。我说。他说,你再看毛巾,是不是印着“铜厂”俩字。哦,还有字呢。我说。黑脸指导员说,他们要把这个蹬车的找出来。

“这里的铜厂有大几千人,这又没拍到正脸。”我把照片贴到脸上,接着又还给他们,“这条毛巾太普通了,我们家也有铜厂的毛巾。再说就算是铜厂的人,怎么又蹬起三轮呢,说不通啊。”

“铜厂早停产了你不知道吗?这帮下岗职工不拉车怎么填饱肚子?你还是不是管片儿民警了?”所长大失所望地看着我,“而且这人就在陶然亭公园和自新路来回蹬车,那不就是你们家吗?你去问问铜厂,看谁住自新路。”

我故意拖沓着翻档案,其实管片儿里的那些电话号码、每个人的样貌特征和有无前科我全记在脑子里。但是我实在不想再回那片地方。

“今天时间有点紧,铜厂早就没人了。要不明天我把人找着,给你们直接带过去?”我说。

所长看着黑脸指导员,黑脸指导员看着我。

“今天就是搜到半夜,也要把这人找回来。”

我跟着指导员走到派出所门口,看到面前停着一辆墨绿色的大鼻子东风卡车,车斗里坐满了全副武装的两个班民兵,他们在等着我带路。我被带进高高在上的驾驶室,按照我的指引,巨大的卡车缓慢、鲁莽且无可阻挡地开向自新路。沿途我路过了牛街烤羊肉串的混子、樱桃园的果贩子、里仁街的公交车队以及陶然亭公园的笑声,还有那些门楼、老墙檐和枝蔓垂绕的瓜果架,还有漫天的黄色尘土,接连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还看到小黑妞发现了我坐在军车里。我当然知道照片里的车夫是王力,我太熟悉那辆三轮了,一眼就认出那是他用废铁造的,可我依然无法把他和整件事对上号。经过每一个路口时,我像不认识家门一样,心不在焉地把路指得很含糊,卡车好几次掉头被卡在半路。

我让他们把卡车停在当街,只让指导员一个人下来,跟我走进盆儿胡同。站在秃子家的院门前,我摸了摸门板上凿刻的文联,低头叩响上面的门钹。接着我看到盼盼出来了,她对我弯着眼笑,要拉我的手,可我下意识地缩了回去,抬手扶了扶头上的大檐帽。别这样。我说,我们是来找你爸的,他在家吗?盼盼歪着头,依然弯着眼睛看我,她还看到我身后的战士。我想起秃子嘱咐我的话,要让她做什么,就多说几遍。于是我张大嘴重复着“王力”和“你爸”。盼盼终于使劲点头,打开院门,拽着我制服的袖口,领我们进院。街坊们也在犹豫和好奇中围了过来,小黑妞还叫了我一声“大狗!”但是出于职业尊严,我谁也没理。

王力正跪在后院修他的车,看到我和盼盼进来,他脸上露出欲言又止的神情,接着他注意到了我身后的民兵。“我们的人呢?”老人放下扳手,站起来要走过来,我发现后院的防震棚居然不见了。指导员一见到那辆三轮车就控制不住了,我还没跟王力说明来由,他一个箭步上去就把老人踹到地上,老人趴在我们面前即刻不动弹了。盼盼甩开我的手,扯起自己的头发尖叫着,很快又被公交队的父子拽走。街坊们盯着我看,我只好跟班长解释:“我还没有问话,咱们这是来打听事情,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可是对方根本不理我,他转身对赶过来的两个小民兵做个手势。我听到王力剧烈地咳嗽,他捂住胸骨部位正在地上吐血。很快他就被那俩民兵架起来,像拖死狗一样带出院子。盼盼和街坊们追过去,我也不由自主地跟了出来,眼看着王力被“咣当”一声扔进卡车车斗。

街坊们合力拦住盼盼,他们不停地喊着“大狗!”令我不得不壮着胆走过去。这时卡车却启动了,指导员上了驾驶室,但是车门一直没关。司机按了两下喇叭,我回过神后,转身告诉街坊们:“回所里很快就调查清楚,我亲自把人送回来。”随后在他们的注视下,我费力地拉着把手,几乎是爬着钻进驾驶室里。

半步桥

那件连衣裙哪里都好,就是太红了。不过本命年嘛,是要消灾避祸。尤其从领口到前胸那串灯泡似的水晶扣,嗯,很像当年我领奖时佩戴过的绶带。我看到朱子伸手捏了捏面料,她回头向我张望,可我始终侧着身,没正眼瞧她。我又听导购姑娘说,这件法式针织裙特別贴身,适合老年人,您喜欢可以试试。朱子说,我是要给女儿买的,她在美国,穿这个正合适——中国红嘛。导购姑娘不再说什么。朱子又朝我瞪了一眼。

她没有买那条裙子,显然是我惹到了她。这家白广路商场还是我第一次陪她来,尽管三楼外部的毛玻璃窗早成了墨绿色,且伴有铁锈,但在整个宣南地区,在朱子心里,这里一直是至高、隆重的去处。可是我从不来这里,从不。

可这天毕竟是我们婚后三十年第一次逛商场,上月我终于从看守所退休了。在回家路上,我们依然要保持三百米开外的间隔,这仿佛也成了我们永远的距离。到了登莱胡同的宝应寺山门前,朱子立住身子,猛然转过来,以挑衅的神气凝视来路,似乎她想让我知道,今天老娘不走了,老娘等着你过来。

不过也是,这些年她什么没见过?一起下班路上,被我审过的犯人,出狱后过来叫了声“嫂子”,她还没反应过来,对方的脸就被我按到墙上,自此我们再也不同时出现在外面。现在我彻底脱掉了警服,可一上街还会被认出是警察,我走路的样子,我看人的眼神,以及我的思考方式,都挂着相。但是那种被扒光了一样的不安和恐惧,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彻底成了个老百姓。

红日已经不见,巷子里光亮的老石板路渐渐变得黑郁。路过的人都在看朱子,她的骨架比普通人要高大,令她显得有些气宇轩昂。可是她应该知道,我永远是一名警察,她不可能倔过警察。唯一能等到我的,就是照我说的做,她先回家。忽然间我觉得我们有点可悲。

我们终于走进了电梯,这样至少算是一起回家了。可是她什么话也不想说,不知为什么,回到家她反而不想看见我了。

“你为什么不买那条裙子?”我抬眼扫她,“路上为什么不走了?”

“你想过审讯的瘾,就回看守所去,我不是你的犯人。”她时刻注意挺胸昂头,正对电梯门而立,把我挤到旮旯,“还有,别老是斜眼看我。”

走出电梯后,朱子掏钥匙时,发现我们家防盗门前躺着一样东西。她还没认清是什么,我就先一步从地上捡起来。我们看出那是一条裙子,是她刚在商场里挑上的红裙子。这件连衣裙脱离了夕阳的映照,被放到阴暗粗陋的楼道里,色泽异常僵冷。朱子屏住气,瞪大眼睛看向我的脸。

我从包装袋里取出一张字条,上面用丑怪的笔迹写着一行话:“狗哥,只要我还活着,那条腿就不是你的。”

我还是没进家门。晚上我站到了楼下,朱子从窗口就能看到的位置。那个地方既隐蔽又显眼,每次她想起来,就能准确地找到我。刚结婚那阵子,我曾被派到陶然亭公园外围执勤,当时也在她家楼下,那时我还穿着橄榄色的八九式警服,金黄的丝编饰带帽檐和袖线,西装式风纪扣衣领,还有红色盾牌领章。她说那件警服把我衬得格外挺拔,即便是从楼上看过去。

我抽完了身上所有的烟,这习惯令我患上了严重的肺梗阻,咳嗽起来没接没完,有时候喘气都费劲。但是这毫不影响我的脑子在飞速运转,真正让他疲惫的是这个。我记忆力出奇的好,好到令我痛苦的地步,特别是在黑夜,那些记忆反而成了易燃物。我不用想就知道这裙子是谁送的,我正在等着这一天,他也在等这一天。

之后我特意去了一趟陶然亭公园,自新路的西口伫立着第一监狱的看守所——王八楼。当年我们在公园里抓造小孩的那片林子和厢房,如今已被扩建为酒店。那个被我审过的国字脸,正在这里举办婚宴。整条自新路两边也停满了豪华轿车,很多还是加长版的,四四方方,像是装甲部队,全部把路堵死。

我穿着一件橄榄色的旧袄,警服裤子,坐在宴会厅里显得相当扎眼。有个镶着金牙、满脸是坑的冬瓜脑袋,进门后一直扭脸盯着我,走到新郎官面前都没收回目光。“我瞅丫这么面熟啊?”大金牙问国字脸。“瞧什么?”我歪着头,逼视对方:“信不信我还把你丫抓进去?”冬瓜脑袋一愣,远远绕到靠边一张桌子,背朝我坐下。

婚礼如同在冰河上钓鱼般冷清,我注意到在场者大半都被我审过,有的还不止一两次。如今他们成了穿金戴银的成功人士,本该把酒言欢中共叙经典战役。可是我的出现玷污了他们的记忆,可能还会带来新的麻烦。而且从社会地位看,我也就更显得格格不入了。我坐在所有人身后,喝着一杯茶水。由于这桌始终没有别人肯坐过来,服务员一度以为我是散客,请我出去。

“狗哥,您终于肯赏脸了。”国字脸坐了过来,他胖了,脸也不那么像国字了,“这是我第三次结婚。”

“你三次结婚都在这里办,不就是想恶心我么。”我说,“你没请秃子?”

“你还拿我当傻逼呢?这片儿混的谁不知道,有你没他。”国字脸说,“我把你们俩请来,这婚宴我还办不办了?”

“退休了还能被人惦记,这感觉不错。我喜欢看到你们,你们令我永远都忘不了,我是一名警察。”我说。

“狗哥,你俩的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不能当面说清楚吗?”国字脸说,“他每天就坐盆儿胡同口修车,这么多年你们一句话都没讲过?”

我看到新娘子站在不远处,犹豫着要不要过来打招呼,对视的时候,她弯着眼睛冲我笑起来。

“当初你是怎么为他爸求情,又怎么开车去通县找那个小民兵,他应该知道啊。”国字脸说。

“知不知道的,这笔账总归要记在我身上。”

我把头压低。国字脸以为我渴了,还要为我加水,我用手挡住杯口,这时候新娘子举着酒杯过来了。

“戒了。”我站起来,国字脸也站起来,让自己显得和我一样高。“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就该找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我说。

“狗哥,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国字脸说。

国字脸的话又把我带回到了八三年秋天。当时的办案风气还很朴素,有照片的一律先抓再审。因为找不到那个小民兵的下落,那个指导员先用武装带抽王力,再端着枪逼问他:“你把人拉哪儿了?尸体在哪儿?”王力眼睛半睁,宽大的身躯跪在地上认照片。“我没有害人,我也是转业军人。”他只会说这句话。

我立即想起秃子栽在我手里的那一幕,出于本能反应我警告他们:“你们从我的管片儿里逮人,总要给他一个自证的机会吧。”我走过去,对着他耳朵大声问有没有人证。

如今我已记不起那个小民兵的模样,我只知道他的腿折了,我知道他拦下了王力的三轮车,他对王力说:“大叔你救救我,把我送回通县吧,我找不到训练点了。”我知道是王力把他带上车,盖上自己的毯子,送回到了小民兵的老家。当我听到他说出“通县”的时候,脑子里全是照片里他一路蹬车的样子,像一头愤懑的老牛。

我当即开着那辆212吉普车,去通县找那个小民兵,这时距事发已经过去一个礼拜。开车时我耳边全是秃子的骂声,还有他跟我喝酒时的样子。那个尖脑壳,那双三白眼和杯子里的北京大曲,在吉普車的前挡玻璃上反复闪现。通过民兵组织之间的联络,我们很快找到被救的人。那个小民兵比我想象得还要年幼,他说,幸亏是老班长救了我。他管王力叫老班长,他说没有老班长我那天就死了。他要我们别屈了他。

一拿到盖着红戳的证明,我马不停蹄又扑回来,看到的却是王力还趴在院里咳血,因为没有外伤,谁也不会给他治疗。可是看到我带回的证明和那个军戳后,三零一医院的救护车立即把王力运走。之后他成了个生活难以自理的残疾人,而且住了一年的医院。

对于王力的伤病,民兵组织要给予补偿,于是命令我再把他们带到那个院子。当我再次叩响那对风雨剥蚀的老门板,街坊们冷冷地盯着我这身警服,边看边退。我看到那个院子已经破败不堪,用稻草裹着的龙头、装垃圾的竹筐和破木架随意搭接,墙角和地上的石缝中冒出野草蔓叶。我还看到了一夜白头的盼盼,正在屋门前洗菜。她那双眼睛不再弯曲,而是愣怔着辨认我,随即端起盆把水泼到我身上,她不许我进家门。那个黑脸班长讲明这次是来赔礼道歉的,而且没有带枪。在街坊们面前,战士们把王力的旧房子扒掉,翻盖一新。可是盼盼唯独不让我进院。不过王力没在新房住够两年人就走了,他们父子俩自然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收到朱子的消息后,女儿安排好她那边的事,买了最近一班机票回国。一进家门她就把那件红裙子穿上,竟然格外合身。而且她的身姿和朱子一样挺拔,黑亮的双眼总是坚定地看着失去警服的我,像在为我鼓气。女儿毕业那次聚餐,晚上被我跟踪(当年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一个同学要把喝醉的她带进酒店门口时,我把那个杂种揍了一顿,为此我还进了派出所。我们大吵一架后,她就被她妈弄出国了。今天我们没有再谈这些,但她决定穿着这件连衣裙去见秃子。朱子有一些担心,也有一些嫉妒,这可是她认识我以来,我从没准许她做的事。

路上我告诉女儿,你最好不要过去,因为我每次走进盆儿胡同都会被水泼。那之后我就调到了半步桥的第一看守所,也就是俗称“王八楼”的地方做预审,再没回去过。女儿说,连我都可以回来,您也没什么不能回的。

我们站在一街之隔的路边,看着对面的秃子,坐在一棵枣树下面,坐在阳光亮得发白的盆儿胡同口,二十多年来他每天都在这里修车。他的脑袋没有了尖角,脸上挂着两道黑印以及疤瘌一般的皱纹,嘴边也留起了小胡子。不过那双三白眼依然对周围翻着,他也依然穿着旧工服,得空就揉揉被我打穿的伤腿,和来修车的人闲聊几句。我和女儿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他的眼睛终于翻向了我们。

责任编辑 张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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