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公共空间叙事
——以脱贫攻坚剧《山海情》为例

周春霞 陈 丽

近年来，随着国家脱贫攻坚政策在实践层面的展开，反映贫困和欠发达农村地区转变观念、脱贫致富的脱贫攻坚剧不断涌现。故事背景中偏远的地理位置、落后的经济条件使得这种类型的电视剧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鲜明的自然风貌、地理环境的封闭自足性，这使得从空间角度进行研究成为一种有效的理论视角。因此，“空间”“空间叙事”成了研究此类电视剧的重要维度。不过，由于“空间”在中西方使用中的文化语境、词义演变、价值指向、理论旨归迥然不同，造成在使用本词时，有非常多的误读，比如多将“空间”与“地域”相混淆。诚然，“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与特定地域联系在一起，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维度。但是，“空间”又不完全等同于“地域”“场所”，它始终与特定地域的交往理性、社会结构、阶层趣味、文化场域联系在一起。因而，它的含义又超出了“地域”，这一点在“公共空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而，对脱贫攻坚剧的考察，完全可以借助对剧中“公共空间”的分析，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乡土中国的公共空间的特质，更深层次地理解脱贫攻坚剧在观众中引起的巨大反响、勾起人们历史文化记忆的深层文化逻辑。

作为广受好评的电视剧，《山海情》（2021）正是由于对乡土中国公共空间的成功塑造，使得这部剧成为此类剧中的佼佼者。纵观整部电视剧，虽然只有短短23集的篇幅，却设计了大大小小十多次会议。从移民吊庄的动员会到科技兴农创新增收渠道的动员会、推动农民外出务工的宣介会、领导干部带头推销滞销蘑菇的现场会、致富之后召开的产品发布会等，各种会议不仅没有令电视剧枯燥乏味，反而将会议打造成带有独特乡土气息的公共领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各种类型的会议不仅勾起了观众对于乡土文化的怀旧心理，从而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同时，通过将会议／会场作为国策与民意进行协商的空间场域，也具体而真实地展现了脱贫攻坚剧所特有的魅力。本文将对《山海情》中的公共空间——会议／会场进行细致解读，从而透视乡土中国公共空间的特色。

一、作为协商的公共空间

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公共领域作为主体间性的承载空间，除了具有实体意义上的物理空间功能外，其开放性、公共性、交往性为人们提供了平等参与公共议题、发表个人意见的话语场域，在政府行为与个人意志之间起着协商的作用。［1］脱贫攻坚剧《山海情》在2021年同类型影视剧中脱颖而出，获得观众一致认同，除了现实地还原地域景观、原汁原味地运用方言之外，电视剧对于矛盾冲突的精心设计、精彩呈现、巧妙化解，成为电视剧获得成功的关键。与之相应地，电视剧充分注意到中国乡土社会的特色，将矛盾冲突置于带有乡土社会特色的公共空间中，形成独特的乡村公共空间景观。其中耐人寻味的则是议事场所的会议／会场作为公共空间的呈现。这些会议将脱贫攻坚政策在具体推行过程中的几组矛盾，如移民吊庄行为与安土重迁的民族文化心理之间的矛盾、科技创新行为与保守稳定的文化心理之间的矛盾、现代治理体系与乡贤治理之间的磨合接受过程，进行了非常精彩的展现。

第一，公共空间的协商功能集中于电视剧以多次会议呈现移民吊庄行为与安土重迁之间的民族文化心理矛盾。祖祖辈辈生活在涌泉村的村民们面对移民吊庄的空间转移纷纷表现出故土难离的故园情结。黄轩饰演的马得福回到村里召开移民吊庄的动员会，虽然有身为村主任的父亲马喊水的帮助，仍然举步维艰，遭到村民的激烈反对。究其原因，与中国几千年乡土社会传统形成的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密不可分。费孝通在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特征时曾断言，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2］

对于安土重迁的涌泉村村民来说，纵然生活在“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老一辈村民却认为这里是他们的根，移民无异于拔掉他们的根。因而，村民对移民吊庄表现出极端的排斥态度。电视剧开篇就将移民动员会议呈现在观众面前，村民们的激烈反对、工作人员的越挫越勇形成一组矛盾关系，叙事也在紧张激烈的矛盾中充分展开。会议作为公共空间提供了交往与协商的可能性。移民动员会不仅没有回避对待移民问题的矛盾，反而浓墨重彩地将村民的激烈反对态度、干部的说服过程、政策与民意的协商过程精彩地展示出来。

第二，公共空间的协商功能还表现在追求现代化与保守稳定的文化心理之间的矛盾。乡土社会几千年养成的保守、力求稳定的文化心理，使当地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社会经济模式。在“东西合作”的政策下，郭京飞饰演的扶贫干部陈金山，带着前沿开放城市的新理念来到闵宁村，他一方面带来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另一方面动员村民外出务工来脱贫。令观众忍俊不禁的语言不通问题，隐喻着思想观念的隔阂与难以沟通。外出务工的宣介会更是成为先进的致富理念与保守文化心理的一次碰撞。这其中最令人唏嘘的是对传统性别观念的冲击：心灵手巧的女性成为外出务工的首选，女性取代男性成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时，会场上的人们顿时生出无数个问题。这些问题是对深层次男性中心社会结构的直观展现，强化了矛盾的同时增强了戏剧性效果。

第三，公共空间的协商功能还表现在现代治理体系与乡贤治理之间的磨合接受过程。《山海情》中几个年老的“尊长”人物，举手投足间左右着事件发展的走向，突显出的是乡土中国的乡贤文化。公共领域中乡贤文化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且与现代治理体系存在诸多需要磨合的地方。马得福的到处碰壁、马喊水的左右逢源、老支书的德高望高、李大有父亲的顽固但最终对移民政策表示理解支持，所有的一切都体现着乡土社会的礼治法则，而这些也正是在几次不同的会议空间中得到直接展现的。而通过几次会议，将乡贤治理的传统与现代治理体系之间的磨合过程呈现在观众面前，同样令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认同。

二、私人空间功能与公共空间互渗

乡土中国的公共空间如何达成一致意见？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关系如何？在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照搬过来作为其理论依据与分析基础。正如黄宗智所言：“当我们以分散的农村地方社区来代替哈贝马斯统一的城市公共领域的时候……这一概念还剩下什么存在的正当理由呢？”［3］乡土中国的公共空间自有其独特的交往规则、行为逻辑。公共空间固然在国家与民众的双向沟通方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然而，会议上解决不了的重大问题皆有赖于私人空间的沟通。一方面，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绝对不是截然分开的，私人空间是公共空间的有效补充，甚至有些时候比公共空间对于意见达成起到更大作用；另一方面，乡土中国公共空间中乡贤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老支书、代理村主任马喊水都是乡贤的代表。

公共空间如同冰山一角，呈现在公众面前，而大量的意见交换过程却发生在私人领域。电视剧开头，对于是否召开“移民动员会”，作为村主任的马喊水颇为踌躇，因为他深谙乡村治理之道，明白急于召开会议只会将问题弄僵，在将事情提到会议／公共空间之前，需要做好与村民的沟通工作。所以才有了他挨家挨户去拜访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逐个做思想工作的情节。公共空间中形成的国策与民意的矛盾与张力，有赖于私人空间的疏通、缓和，从而最终得以化解。

费孝通曾经在他的《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4］其中，保长作为官方代表并没有发言的机会，调解功能的实现主要由德高望重的“乡贤”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代表政府工作人员的马得福和张主任一定要借重于马得福的父亲马喊水，必须要做通村里德高望重的李大有父亲的工作，“移民”工作才能推行下去。而马得福虽然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出场，但是起初他的身份并不为乡亲们认可。只有当他的身份经历某种微妙的变化，即从政府派来的干部转化成为具有乡贤气质与身份的角色之后，才得到大家的认可。同样，作为福建派来的干部，陈金山说的福建话乡亲们都听不懂，只有通过小学校长白崇礼的“翻译”才能听懂。在此，我们完全可以将之作为一种“文化转译”。费孝通所总结的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与“礼治”原则在某种程序上起到重要作用，这与黄宗智在他的文章所指出的以准官员来进行基层治理的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5］

列斐伏尔曾经敏锐地指出，特定的空间格局与特有的生产关系密不可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是世界市场的空间格局。［6］作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乡土社会，在向现代化进发的过程中，空间格局与空间特征也必然带有中国乡土社会的特色。《山海情》作为表征的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幅乡土社会公私渗透的空间景象。因而，《山海情》对公共空间的表现，不是冷冰冰的公事公办。会场上的激烈言词、过激行为，在私人空间得以一一化解：有善解人意的水花对马得福工作的默默支持；有李大有虽然带着点自私但又有侠义之举的支持。总之，会场上解决不了的矛盾，通过私人空间的协调均得以化解，因而 “剧中对乡土中国、人情伦理的着墨，对中国式亲情关系的点染，对体现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女性角色的塑造，对知识分子报国为民精神的阐释，唤起了人们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这种饱含着诗意、美感，以及东方哲学意蕴的故事表达，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魅力”［7］。

三、再乡土化的公共空间

从纵向的时间线来看，电视剧《山海情》展现了一个从传统乡土中国到现代化社会，再到返回故乡的“再乡土化”的公共空间的过程。从“移民会议”时的开放式场院，到乡村小学人声鼎沸的劳务输出的“动员会”，再到致富之后在窗明几净、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举办的葡萄酒“新闻发布会”，《山海情》向观众呈现出中国现代化的独特进程，即中国的现代化是整体现代化，“一个都不能少”的现代化。电视剧对现代空间景观进行了深度反思与辨证呈现，对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也做了深刻的探讨与反思，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脱贫攻坚”政策的理解。“脱贫攻坚”是否仅仅以空间上的迁徙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劳务输出之后的乡村该如何面对？新一代走出乡村的“打工仔”面对“城市留不下，乡村回不去”的窘境又该如何抉择？对于这些问题，电视剧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走出乡村是空间挤压的结果，也是空间扩张的必然。乡村生活并不等于田园风光，城市仍然带着巨大的诱惑力，吸引乡村里的青年投入其中。《山海情》中的青年一代对西海固的感情与上一代相比，显得复杂而纠结。他们固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充满难舍的感情，但是，他们也无比向往外面的大千世界。涌泉村固然承载着青年人的乡愁与回忆，然而对他们来说，这个地方却因经济落后和就业机会少显得较为狭隘。“走出去”成了他们的执念，城市成为他们的精神图腾。电视剧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涌泉村的年轻人，如马得宝、尕娃、麦苗等，走出贫瘠的乡村，去城市寻找生存空间的情节。虽然历经一次次失败，他们仍然一次次尝试，努力着要“走出去”。 但是，《山海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深入探讨了“再乡土化”的可能性。

新世纪以来，“返乡”主题成为文学关注的焦点，夹在城乡之间的青年在“乡愁”与“城愁”之间的复杂感情成为新的关注点。正如学者潘家恩所言：“返乡书写不仅是对书写对象的描述和书写者自身经验的呈现，还是对城乡中国剧烈转型过程中复杂情感结构的折射。”［8］电视剧《山海情》同样关注到这一现象，“走出去”之后怎么办？电视剧中作为第一批前往福建打工的一员，白麦苗经历了语言不通、工作效率低等问题，经过认真学习后，她成为流水线上手速最快的女工。但是“麦苗们”作为“打工仔”，同样面临着留城还是返乡的问题。也许是由于篇幅限制，电视剧中对于白麦苗返乡做了闽商投资建厂项目的筹建负责人的处理显得简单和理想化，现实远比电视剧复杂，大部分人不得不挣扎于城乡之间。但是创作者的善意为之，既表达了一种祈愿，又表达了一种态度，或许也是对现实进行反思的结果。

“返乡”这一解决方案，与国家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谋而合。知识分子、打工仔们的返乡与回流，对乡村振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温铁军在其为《回嵌乡村》所做的序言中极为认同作者潘家恩的观点：“乡村建设作为‘去乡土化’普遍趋势下的‘再乡土化’探索，或作为波兰尼意义上与‘脱嵌’相对应的‘回嵌’实践，虽然在内容、形式和效果上充满差异，但有以下基本内涵：与乡土紧密结合并充分互动，促进各种发展要素向‘三农’回流，努力改变乡土长期被当作‘问题’和‘对象’的状况，对乡村遭受破坏和不可持续困境进行积极应对与创新探索。”［9］由此可以发现，电视剧的立意与乡村重建、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同样深远的立意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这也正是电视剧最后呈现的“再乡土化”的意义。

概而言之，脱贫攻坚剧的空间叙事的意义与价值并不限于地理学意义上的自然景观的呈现，而是提供了“脱贫攻坚”这一宏大时代主题的深层逻辑与内在原因。《山海情》通过公共空间景观的呈现，揭示了中国公共空间的独特特色。正如《山海情》的编剧所言，“我们不写变迁史，而是用文学的表达，拍出这一百多万吊庄移民的心灵史。”因而，本文认为《山海情》的成功在于紧紧抓住了脱贫攻坚剧的中心矛盾，它并不回避脱贫攻坚剧所特有的民众从不理解到理解的心理状态和矛盾，而是将矛盾的解决过程借助特定的空间塑造，直观地呈现出来，既形成了视觉奇观的效果，又展示了故事背后的深层逻辑。

注释：

［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页。

［2］［4］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页，第69页。

［3］转引自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5］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 2008年第3期。

［6］〔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82-83页。

［7］本刊记者：《用精品力作致敬脱贫攻坚伟大事业——电视剧〈山海情〉创作座谈会综述》，《中国电视》2021年第3期。

［8］潘家恩：《城乡中国的情感结构——返乡书写的兴起、衍变与张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7期。

［9］温铁军：《〈回嵌乡土〉：“另一个世界就在这里”》，《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