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模式探索*

李明伟 王志伟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100044,北京)

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工作变得越来越精细和富于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如何实现超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应对各种纷繁复杂的城市问题并提升城市的活力与竞争力,成为新时代城市社会治理的新任务和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两新”组织即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在完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和有效推进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党建引领下,“两新”组织党组织积极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方法,成为新时代加强党领导“两新”组织促进城市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北京市党建引领“两新”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基层党员的社会责任意识,开展了诸多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新的实践探索。 这些探索既成为激发北京城市治理新活力的首要选择,也成为新时代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试图对北京市“两新”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情况进行调研分析,探讨当前“两新”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模式,探讨有效提升超大城市精细化社会治理水平的对策路径,为北京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

1 理论基础与现实需要

1.1 理论基础

“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具有可实际开展的理论可能性。 随着改革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革,城市社会人们思想观念不断变化,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工作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形势和全新的挑战。 这就要求我们要精准把握社会治理规律,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模式,升华社会治理理念。

1.1.1 共建共治共享理论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城市治理理念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在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上取得了显著成就。 共建共治共享理论成为加强党建引领、将“两新”组织党建融入到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

首先,共建是“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超大城市要“统筹规划、建设、管理和生产、生活、生态等各方面,发挥好政府、社会、市民等各方力量”。[1]目前北京市人均占有公共服务资源紧张,城市社会更需要“两新”组织等社会主体参与到公共性的社会建设之中。 在“两新”组织党组织牵头下,“两新”组织积极开展党建活动,把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群团服务、社会服务等工作有机整合起来,能够适应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新要求,满足社会发展的多元需求,彰显社会治理中主体共建的价值。

其次,共治是“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关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指出,要“鼓励基层大胆创新、大胆探索,及时对基层创造的行之有效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进行总结和提炼”。[2]“两新”组织党组织作为党的基层组织之一,能够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搭建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的平台,创新服务城市社会方式,为城市社会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由此来看,党建引领“两新”组织党组织创新“两新”组织党建机制,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串联起社会治理主体力量,实现治理体系内部实体的相互耦合、同频共振,是“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社会共治的有效方式。

最后,共享是“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目标。 保证各个社会治理主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高度契合民生需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 “两新”组织党组织通过党建引领建立资源共享,共谋发展的联动格局,实现社会治理资源与成果的共享。 在共享理念下,“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到城市社会治理之中,这一探索既减少了城市社会治理成本,提高了社会治理效率,又促进了“两新”组织党组织的自身发展。 这种实践模式的形成必将大力推动“两新”组织更加自主地参与到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中来。

1.1.2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人民中寻找发展动力、依靠人民推动发展、使发展造福人民。”[3]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论提供了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动力来源和价值旨归,即“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这是新发展阶段下党和国家对超大城市社会治理诉求的精准把握。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论将广大民众作为超大城市社会建设的服务目标,平添了城市发展活力和居民生活质量的理论底色。 北京市作为人口超过2000 万的超大城市,社会建设需要系统性、综合性、多元性的治理体系,要求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到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治理当中,推动公共服务普惠化建设,提高城市风险防控能力以及居民幸福感,这一切都决定了城市社会治理的实践宗旨。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论推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到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中来能够凝聚多方力量解决困扰民众的社会难题。 近年来,北京市的“两新”组织发展成熟,具有知识群体聚集、资金预算充足、管理水平先进等显著优势,它们能够承担起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的任务。 在党建引领下,北京市“两新”组织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引线融入到首都城市基层党建的大格局,“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导向,有效地服务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了城市民生保障,在社区建设、服务居民、结对帮扶、助力就业以及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2 现实需要

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北京市城市社会治理仍存在“政府解决不好,市场解决不了”的治理难题。 北京作为我国超大城市之一,高度的城市化使得社会治理问题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 伴随着城市化发展与人口迁徙流动性增强,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被打破,人口激增导致城市空间紧张、资源压力大,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社会矛盾增加,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成为城市发展的弱项。 超大的城市规模导致城市应急系统存在短板,特别是在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后,社会参与度较低,影响到风险的处置效率。 “如何认知这种严峻现状,开展风险治理工作,日益成为党和政府重点关注的现实课题。”[4]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揽式城市社会治理方式不能适应现代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需求,而新时代“两新”组织党组织党建工作的普遍开展以及它所具有的灵活性、专业性与多样性,为“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能的契机。

“两新”组织党组织作为城市社会多元化治理主体的一部分,它的存在与发展不仅延伸了党在城市社会领域的触角,引导“两新”组织主动参与到社会服务和基层治理中履行社会责任,还打破了传统治理模式中各主体的封闭性,促使“两新”组织更好地发挥社会效能,让“两新”组织党组织的党建工作与城市社会发展同心同行、同频共振。

综上所述,“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点和开展社会实践的重要领域,为“两新”组织党组织建设与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不仅可以激发“两新”组织成员参与社会治理活动的积极性,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还能够引领“两新”组织融入到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去,解决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中所遇到的现实难题。 因此,充分发挥“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自身优势,让“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到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中来,解决好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难题,已成为今后北京市城市社会治理工作开展的必然趋势。

2 “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模式

北京市作为超大城市,其经济与社会发展迅速,如何有效整合各类资源,解决社会凸显的各类矛盾,满足社会的多元需求,是各级党组织面临的重要问题。 当前,北京市通过党建来引领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工作,各个“两新”组织党组织通过组织、制度、队伍等机制体制创新,有效地参与到城市多元社会治理中来,探索出城市治理现代化新的途径和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在这里,我们对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方法进行了调研和探索,归纳出以下几种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的模式。

2.1 以党建引领为主线,推动治理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率先示范,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5]扩大“两新”组织党组织的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是“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 开展党建引领“两新”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关键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领头雁”作用。 只有落实“基层党组织两个覆盖”的推进工作,才能调动各方资源为城市社会治理服务。

北京市各区党委创新“两新”组织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和服务方法,确保“两新”组织党组织的组织覆盖。 他们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放在基层党建总体布局中谋划推进,对各地区“两新”组织党组织覆盖情况进行集中摸排。 通过新建、联合组建和区域范围内行业共建等形式,各区加快“两新”组织党组织建设,解决了“两新”组织党组织“应设未设”、“应建未建”的问题。 北京CBD 商务中心区党工委针对党组织覆盖不到位的情况,通过走访、统计,吸纳“流动党员”,成立联合党支部、楼宇党支部,填补了楼宇党建的空白点。 这里的许多“两新”组织党组织创新党组织服务方式,实现了党组织从有到优的转变,有效地推动了“两新”组织的发展和社会矛盾更高质量地解决。[6]北京时代风帆楼宇党建中心通过推行“互联网+商务楼宇党建”平台,建立起“企业吹哨、部门报到”的“两新”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新机制,以“吹哨报道”形式展现“两新”组织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搭建起企业、员工与社会共建互动的平台。 北京海淀街道红帆党群服务中心以党建为统领,开展社会、工会、共青团、妇联、法律与统战等方面工作“七站合一”的工作模式,提高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服务质量,增强了“两新”组织党组织的社会凝聚力。

北京市各个“两新”组织党组织促进党的建设与企业建设双向融合,确保了“两新”组织党组织的工作覆盖。 党的建设与企业建设双向融合,可以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对城市社会治理的规范引导作用。 北京戎威远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党委建立起党组织和决策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制度,带动了“两新”组织核心竞争力的增长。北京三月雨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将党建与企业文化、业务工作高度融合,构建“三融合”党建工作新模式,把“两新”组织的党建工作与企业建设的融合推向深入。

2.2 以融合共建为指引,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水平

就目前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成果来看, “社区作为国家和社会连接的区域,是社会治理的起点与基点。 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也要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断创新”。[7]目前,超大城市社区仍是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弱环,仅凭社区居委会、社区党组织等主体很难把握社区多元化的利益需求。 正视城市社区内现存的问题和矛盾,合理引入多元治理主体,实现组织上的融合共建、工作上的协商共治,保证对社会治理难题“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覆盖,才能推进城市社会末端的稳定与和谐。 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积极探索党建工作与社区党建融合共建的新形式,通过凝聚治理共识、拓宽社会多方交流渠道与搜集社区治理新要求,理清了“两新”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思路,建立了社区资源共享的新机制,达到了方式上融合共建、效益上融合共享的党建目标,打通了服务员工和群众“最后一公里”的路程。

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按照组织融合、大事共议、资源共享、服务一体的思路,凝聚起社区共同治理的价值共识。 北京市朝阳区首佳物业有限公司党组织转入大屯街道工委后,与街道工委共同创建首都交通微循环社区、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社区。 这一做法有效地盘活了社会资源,加强了社会多方沟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两新”组织的优势,将公共服务体系立体化覆盖到社区居民生活,增强了居民的幸福感。

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注重拓展“两新”组织与社区街道党委的沟通渠道,将“两新”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通过搭建与社区的沟通平台,协商定责,保证社区治理主体责任分工明确,注重社区治理措施落地实效。 北京集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与社区党委沟通,签订了“双报到”责任书,开创了党建引领下社区融合共建治理的新模式。 顺义区空港街道“两新”组织通过“跑腿吹哨”,打造物业服务“红色管家”,建立起“党建结对”的新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该社区物业公司党组织建立起辖区党建协调委员会,加强了组织结对、资源结对、项目结对,从合同履行、安全管理、环境治理等方面全面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

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为积极探索社区资源共享机制,鼓励“两新”组织党员与社区进行信息互通、服务共享工作,建立了社区服务“供需清单”新模式。 在北京市各地区党委牵头下,“两新”组织党组织积极发挥作用,建立起城市社区信息采集机制,完善和更新社区信息数据库,对居民需求摸排结果进行汇总,制定出社区民众的“需求清单”。 “两新”组织党组织对社区内各类需求信息进行优化整合,以精准化的治理力量融入到社区建设之中,制定对社区的“供给清单”。通过“供需清单”模式,“两新”组织党组织在社区开展整合派单,真正做到问民所需、解民所求,提升了城市社区居民的获得感。

2.3 以凝聚合力为目标,完善城市风险应急机制

风险治理是现代化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城市风险应急体系,有助于精准研判社会风险,高效开展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工作。北京市作为现代化水平较高的超大城市之一,城市风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潜伏性和不确定性,政府无法对风险的产生及结果进行准确预测,这就增加了可能出现的社会公共危机的复杂性。 传统的城市风险应急机制、措施无法有效满足现代化城市防控风险的新要求。 新形势下,城市应拓展社会风险应急空间,实现多元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凝聚起防控风险的强大合力。 创新北京社会风险治理模式,核心是要实现从单一管理到多元治理的重大转变,推动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 近年来,北京市各地区积极推进“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协调各方、宣传引导的优势,建立和完善城市社会治理应急机制,成为处理社会风险的有力社会力量。

首先,提升新时代党员干部应对突发风险的治理能力,是超大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提升社会风险防控水平的关键所在。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影响和带动其他主体共同参与到完善社会应急机制中,取得了社会治理的很好成效。 实践证明,在风险应急防控机制下,北京市“两新”组织党员干部强大的组织领导力、风险管控力、动员执行力对社会风险防控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为助力街道疫情防控,月坛街道“两新”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伍,现场为社区居民登记扫码,维护社区秩序,用实际行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两新”组织的“红色动能”。 “两新”组织党组织作为城市党的基层组织之一,成为处理突发事件的战斗堡垒和调动其它社会力量的政治核心。 北京市中保伟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党委明确社会责任,积极发挥党组织核心作用。 他们成立了以党员为主体的辖区应急突击队,以严格的标准、务实的作风展现了“两新”组织党组织在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与风险防控中的战斗力。

其次,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充分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整合“两新”组织实体资源,在城市社会风险治理中发挥自身优势,提升社会应急处置效率。 北京一些“两新”组织党组织利用严密的组织体系和有效的动员能力,串联各方社会力量,将党组织、政府与“两新”团体内部各个部门统一于党建平台之上,将“两新”组织拥有的资源优势纳入到城市社会风险防控体系之中。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北京九次方大数据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发挥自身处理数据资源的优势,统筹多个职能部门,研发了北京市疫情防控数据平台,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提升了疫情防控的精确度,打造了疫情大数据分析处理的“最强大脑”。 北京CBD 党工委联合属地多个街道建立党建工作联席会,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开展疫情防控,让“两新”组织党组织高效参与城市社会风险防控工作,凝聚起党建引领下“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的合力。

最后,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发挥了宣传引导作用,向社会宣传超大城市社会风险治理理念,推动社会治理由被动防范向有效识别风险、主动化解风险方向转换。 及时宣传风险防范信息作为一种风险沟通机制,能够加强多方风险治理主体的沟通交流和协商合作,提高风险治理效率。 北京市一些“两新”组织党组织不仅在“两新”组织内担负起理论宣传的工作,还把“两新”组织自媒体平台建设成城市风险防控理念宣传的网络阵地,向社会各界传递社会风险防控知识。 北京百合大厦商务楼宇党支部充分利用新媒体所具有的便捷功能,发挥网络党建优势,“发出好声音,传递正能量”,开展城市社会风险防控理念的宣传。 北京绿山谷芽菜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开展“三微”工作法,即“搭建网络微平台,设置话题微讨论,开设创意微活动”,助推城市社会风险防控理念的传播。

事实证明,通过党建引领,积极推进“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社会风险防控、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动员各方资源的能力,不断优化行动方案实现社会风险防控目标,已经成为解码超大城市社会风险治理工作的关键因素。

2.4 以企业帮扶为依托,助力城市社会治理

北京市是现代化水平很高的超大城市,但还是存在一些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 北京市积极鼓励“两新”组织在保障生产经营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特点,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社会定向帮扶。 北京市“两新”组织利用其资金、技术、信息和管理上的优势,助力城市弱环治理,减轻了政府单方面开展社会治理的压力,建立起“党建引领、党员带头、办实事、解难题”的城市社会治理新机制。 “两新”组织党组织在社会帮扶活动中发挥了生力军作用,提升了党组织的组织力、服务力,更好地发挥了“两新”组织在惠民中的作用。

首先,北京“两新”组织党组织开拓党建工作新方法,以“两新”组织党组织为衔接点,探索党建引领与企业帮扶工作新机制。 北京星际智慧国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与金宝街北社区低保家庭结成帮扶对子,为帮扶家庭制定“授人以渔”的责任清单,精准实现党建引领下企业帮扶目标。 北京市泰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积极利用党的组织生活会,更新帮扶内容,保证帮扶效果,适时地向企业帮扶对象倾斜,建立“公益性经营实体”的新模式。 企业投资组建以房山窦店芦村村民为主体的合作社,建立起都市现代化农业基地,探索了党建与企业建设融合的新模式,助推了北京乡村社会的开发。

其次,北京市各地“两新”组织党组织规范帮扶人员培训,提高帮扶质量,对参与帮扶计划的党员干部进行专题培训。 他们采用集中授课、实地考察、专题研讨等方式,开展扶贫业务培训,通过深入浅出的现场讲解和实地走访调研提高扶贫干部的业务能力。 北京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注重企业内扶贫干部的培训,采取请进来、走出去、办论坛等灵活多样的学习形式,创造了“领学、互学、励学”的理论学习模式,发挥了“两新”组织党组织帮扶“主力军”的作用。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借鉴“青年突击队”模式,创立党员“岗位标兵”,系统推进帮扶计划,规范资金管理,用心、用力、用情扎实做好帮扶工作。

最后,北京“两新”组织党组织拓展帮扶活动新思路,为乡村振兴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创新帮扶活动方式,把自身优势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找到了帮扶治理与参与乡村振兴的最佳着力点。门头沟区大峪街道“两新”组织开展“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活动,建立起“两新”组织党组织与社区联系的常态机制;通过引导“两新”组织党员到指派社区报到,将服务资源与服务需求相对接,共同促进区域发展。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以公益事业为抓手,开启了“党建+公益扶贫”的新模式,把产业扶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集团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了城市社会治理中乡村振兴的思路,有效地推进了北京城市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

3 “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治理的经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我们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8]如何引领“两新”组织有效地参与到城市治理工作中去、实践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新模式? 北京市各级党组织强化顶层设计,创新基层治理,通过开展“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组织、管理与活动创新,成功推进“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取得了实践探索的新成绩,得出了以下几方面经验。

3.1 组织创新:健全党建机制,推动群团参与治理

要在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中做到“多种力量,一个核心”,就必须由党建引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在实践中,北京各级党委注重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促进群团组织更好地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激发群团组织工作活力。北京“两新”组织党组织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开展灵活的党建活动,重视发挥党员干部引领示范作用,带动群团组织等多方力量参与到超大城市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了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北京市围绕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要求,创新“两新”组织党组织建设模式。 朝阳区建立“一轴四网”,“一轴”即把区委——街道(地区)党工委——社区(村)党组织——网格(片区)党组织等四级区域性党组织上下联动,形成领导核心轴;“四网” 即在区——街道(地区)——社区(村)——网格(片区)等四个层面,分别搭建由组织体系、工作体系、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构成的党建网络,将“两新”组织党组织党建工作嵌入基层治理实践之中,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9]这一做法优化了“两新”组织党组织设置方式与组织架构,有步骤、有计划地把驻区单位党组织、非公企业党组织党建工作同社区综合治理统揽起来,实现党建引领下城市社会治理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

“两新”组织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关系到“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城市社会治理活动的有效推进,是抓好城市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的关键。 “两新”组织党组织是推动治理工作的“指挥部”和“战斗部”,建设好“两新”组织党组织领导班子能够更好地落实上级党委所布置的参与社会治理的任务。 北京市泰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将“两新”组织党组织的党员干部培养作为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强化“两新”组织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打造出一支说实话、干实事的领导班子队伍。

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还借助群团组织搭建参与社会治理活动的平台,通过“党建带群团,大手拉小手”的形式,实现党组织与社会群团之间的交流协作。 这种做法将“两新”组织党组织的工作内容与城市社会治理内容相结合,大大提升了“两新”组织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推进了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 北京集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积极开展“党建带群建”工作,秉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指导妇联、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开展城市社会治理活动,相互促进,共谋发展,推动了党建工作与群团工作的开展,提升了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效果。

3.2 管理创新:建立目标责任制,推动党建与治理融合

要推进“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工作,就必须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机制,推动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构建权责明晰、服务为先、管理优化、安全有序的社会管理体制。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通过创新管理方式,将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实际情况相结合。 北京市各地区党委建立城市社会治理目标责任制,推动“两新”组织党组织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高度融合,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保障了城市社会治理工作规范有序和高效运转。 北京市CBD 党工委针对“两新”组织党组织隶属关系乱、参与社会治理渠道不畅等问题,建立了“两新”组织党组织工作分级负责制,充分发挥各个“两新”组织党组织的工作优势,通过赋权、联动等机制,下放社会治理权力,保证“两新”组织党组织在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过程中能够灵活处理问题,高效解决社会治理难题。 北京市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把党建工作同企业文化建设与廉政教育结合起来,以党风廉政建设为抓手,取得了“以廉兴业”“以党建促发展”的社会治理效果。 北京中保伟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探索了融合式党建工作方法,建立起“交叉任职”制度,全面推行支委班子和经营管理层双向任职,提升了党建工作与企业建设的融合度,更好地发挥了“两新”组织党组织在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通过管理创新,健全社会治理目标责任制,将目标责任制的实施变成一个自上而下、层层分解任务并确定责任的过程,实现了“属地管理”与“谁主管谁负责”的目标。 这一做法明确了责任主体的主体责任,极大提高了“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水平。 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通过创新党组织领导层任职方式,进一步整合了“两新”组织党组织与企业领导层的关系,为其更好地开展城市社会治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还通过党建引领企业文化发展,增添了“两新”组织的内生动力,为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提供了精神力量。 通过管理创新,北京市许多“两新”组织党组织的职责定位进一步明确,确保了“两新”组织党组织能够在城市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和社会引领能力。

3.3 活动创新:推动共建共享实践,创新治理平台

“两新”组织党组织要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并在其中发挥作用,就要进行基层党组织活动创新,推动基层党组织活动主题化、多样化、信息化、常态化发展,使活动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实效。近年来,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不断创新参与社会治理活动方式,开展整资源、兴教育、建平台的社会实践,探索了具有首都特色的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北京市中关村社团第一联合党委以“党建引领、服务优先”为原则,以“党建聚心、服务惠企、互促共进、携手共赢”为目标,携手所属成员单位,发起“两新”组织“1 +1 +N”联合共建工作,通过开展主题党日、交流党建工作经验、分享科技资源、协助解决实际问题等途径,将社会服务延伸到整个科技园区。 北京四海归巢教育中心党支部整合有关高校的人力资源,切实提升企业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服务作用,达到了整合各方优势和资源的目的。 北京东方神韵工贸有限公司党委创新“党建共建”模式,将党建的优势与税收、工商专业培训等更好地结合起来。 北京潮星控股集团党委将党员活动室、微信群、集团网站等资源作为培训载体,充分利用网络联动、课堂互动等形式,构建起多渠道、全方位的培训教育体系,为企业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多方面活动资源。 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还通过党建引领搭建起为社会治理提供服务的平台,将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应用到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当中,充分展示了城市智慧化治理的潜力。 北京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党委推出了“健康乐”“博育云”等平台,聚焦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社会关键领域,为北京智慧化城市社会治理发挥了作用。 这些活动与做法都充分激发了“两新”组织党组织的活力,为推进“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引领社会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通过开展“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组织创新、活动创新与管理创新,成功地推进了“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建立起“两新”组织党组织与城市社会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机制。 北京市通过创新“两新”组织党组织党建机制串起了社会治理的全链条,实现了基层党建创新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工作的相互耦合、同频共振。 党建引领“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激活了社会基层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为更加精准地解决城市社会治理难题奠定了基础。 北京市“两新”组织党组织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解决了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诸多难题,走出了一条具有首都特质的高质量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城市发展道路,对全社会具有较强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10]整合社会资源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是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要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之下,不断完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开拓城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党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1]这意味着城市社会治理的过程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北京市通过党建引领,探索“两新”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诸种模式,为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和启示。 北京市在党建引领下创新“两新”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探索,实现了基层党建和基层城市社会治理的同步,取得了开展城市社会治理的显著成效,为实现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目标提供了首都样板。 今后,我们还要对“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探索进行进一步研究,以总结符合中国超大城市社会治理规律和特点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