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大晟雅乐乐器

霍锟

北宋时期大晟雅乐乐器的制造和使用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刘“中、正”理论为主，后期以蔡攸“太、正、少”理论为主。因此，政和八年（1118年）之前，大晟雅乐乐器分为三组，分别是正声、中声和清声;在政和八年之后，蔡攸提举大晟府后，废除了中声、清声，改用太声、正声和少声。本文对北宋时期大晟雅乐乐器进行研究和分析。

据《宋史·乐志》记载，大晟乐府的出现，对北宋乐议有着决定性影响。大晟府作为北宋宫廷重要的音乐机构，在中国音乐历史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大晟府的出现，使宫廷燕乐活动变得更加丰富有趣。基于宋朝音乐多元化的曲调，为宋朝燕乐盏制的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

大晟府金部乐器

（一）大晟钟

大晟钟是宋徽宗时期“大晟”新乐中的编钟，是中国古代乐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在宋徽宗时期，由于当时的音律尚不齐全，宋徽宗便命工匠铸成几十套“大晟钟”，由于铸造大晟钟使用的材料纯厚，因而声韵清越，每套钟基准音高都是黄钟宫，基准音高全都是C大调的 do 音。铸成之后，发送到全国各个州府，作为标准音律定音，完成了音高的统一。大晟钟分为三大类，分别是景鐘、编钟、钟。

首先，景钟。根据《乐书》记载，天子在祭祀自己的先祖时，会使用景钟，其他祭祀场合不会用到景钟。根据《宋史·乐志四》记载可以看出，内容中对亲祠宫架、大祠中祠登歌和大祠宫架均做了详细记载，唯独没有对景钟使用情况进行详细描述。由此可见，使用景钟的场合非常少，换句话来说，景钟并非寻常人可以使用，只有天子祭祀时方可使用，这一结论在《东京梦华录》中得到了印证。

其次，编钟。编钟长18.5厘米，宽14.6厘米，高28.5厘米，共12套，每套28枚，其中正声12枚，中声12枚，以应十二时辰，再加上清声4枚，以应二十八星宿，共计336枚。现如今，在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海淀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均有收藏。大晟编钟的整体呈合瓦形，甬部为双夔交接悬钮，两侧有36枚乳钉，在钟的钲部、舞部和篆部均有蟠虺纹样。在钟的正面中间部位，采用阴线印刻篆书“大晟”，在钟的背面正中钲部印刻“中吕中声”。乐器整体厚重，古朴典雅，制作规整，纹饰优美，是一件北宋仿战国时期风格的青铜乐器。事实上，大晟编钟并不是兴起于北宋时期，而是西周。在西周时期，大晟编钟是一种时常参与重大活动的乐器，如征战、祭祀等场合。编钟除演奏功能之外，还是当时统治者表示身份地位和等级权力的礼器，寻常等级的官员及普通老百姓均不能使用。大晟编钟的铸造和使用，至少不会少于1悬、12、192件。比如，12件正声组钟或12件中声组钟与4件清声组钟为1，每悬至少需要配备12组，再加上“候气”所用钟，使用数量多达336件。根据《高丽史·乐志一》记载，高丽睿宗十一年（1116年）宋徽宗赐高丽大晟乐器：“登歌乐器：编钟，正声16件、中声12件;轩架乐器：编钟9架，每架正声16件、中声12件”，共计252件，为诸侯王仪制。

最后，钟。钟不论从身形还是声音，给人的震慑力均是强悍的。根据《政和五礼新仪》记载，大晟钟通常应用于重大场合之中，包括大朝会、宗庙、国朝祀天地等重大活动，均能看到钟的身影。根据《宋史·乐志四》记载：亲祠宫架之制，设12钟、特磬于编架内，各依月律，四方各钟三、特磬三。实际上，钟是一种特悬钟，又被称为特钟。在使用钟的场合，所有乐器在发声之前，需要先敲击钟，待其发出声音之后，其他乐器再进行演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大晟钟共有12枚，分东、西、南、北排列，以凝聚四方之气，待其他乐器演奏完毕之后，再次敲击钟，以便让听者感受乐器的韵与美。由于以往的、钟不分大小，存在混为一谈的情况，在蔡攸提举大晟府之后，对钟提出了修正意见。事实上，和钟是两种不同的乐器，为小钟，而钟则属于比较大的乐器，在应用过程中，这两者起到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鉴于此，蔡攸提出在宫架乐中去除十二钟，只设一大钟和一小钟，其中大钟为“钟”，小钟为“”，对于“刘乐”而言，这一重大改革，纠正了其以往存在的错误。在宣和元年四月，蔡攸清晰明确了和钟为两种不同的乐器，将、钟更中声乐为正声乐，而且还使用了新黄钟音高标准，然而这一做法，并未得到后期南宋的认可。

（二）大晟金、金镯、金铙、金铎

根据《乐书》记载，金、金镯、金铙、金铎均属于大晟金部乐器。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着：“击铜铙响环，又击如铜灶突者，又两人共携一铜瓮就地击者”。这里边描述的三种金部乐器，分别是金形如铜瓮、金镯形如铜灶突和金铙。另外，在《高丽史·乐志一》中详细记载了大晟金部乐器在高丽的使用情况。

（三）大晟金钟

陈认为，金钟这种乐器铸造于神宗朝，然而，根据《玉海》卷一○九记载，金钟铸造于宋徽宗时期，神宗元丰时期只是铸造了玉磬，并没铸造金钟。关于大晟金钟的相关记载，最早发现于《大晟乐书》，这本书是刘在大观三年编纂的，在政和三年有了大晟金钟的使用图示，因此，在大观三年至政和三年期间，《大晟乐书》有关于大晟金钟的记载，实际上处于理论设想阶段，大晟金钟的铸成时间实则是政和六年。

北宋时期大晟府石部乐器

根据刘《乐书》记载，大晟石部乐器有“磬”，所谓磬是由石或玉制成，形如曲尺，悬于架上，用木槌击奏，单一的叫特磬，成套的叫编磬，因而将大晟石部乐器分为三类，分别是特磬、编磬和玉磬。

首先，特磬。朱熹对特磬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详细叙述：悬于架上的钟磬，体型较大且声音洪亮，通常应用于起调和毕曲。特钟的突出作用为“以发其声”，而特磬的突出作用为“以收其韵”。北宋时期，特磬通常应用于“后庙”，基于此，大晟府对特磬的应用制度进行了重新改订，进一步扩大了特磬的应用范围。在《中兴礼书》中对大晟特磬的尺寸制度进行了详细记载：“磬实用长阔大小，特磬黄钟为祖，上股尺寸为一尺五分，长三尺三分，大股阔的尺寸为九尺，长一尺一寸，下各厚一寸六分，约三寸，临时定声。”然而，在蔡攸提举大晟府之后，将特磬中的声乐更改为正声乐，采用魏汉律正声九寸管。到了南宋时期，这一改革举措并没有得到继续沿用。

其次，编磬。关于编磬的使用，《宋史·乐志四》中有着详细记载，如“东方，编钟起北，编磬间之”“北方，编钟起西，编磬间之”等。在蔡攸提举大晟府之后，对大晟编磬的应用进行了轻微修改，四清声被废弃不用。

最后，玉磬。宋史对大晟玉磬的记载比较多，尤其是《政和五礼新仪》，对大晟玉磬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大晟玉磬的制造是在政和六年，直到宣和元年才开始尝试应用。

大晟府丝部乐器

根据相关记载，大晟府丝部乐器分为六种，分别是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和瑟，其中五弦琴被公认为音律最准的乐器，备受青睐。根据刘《乐书》记载，将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归为五等琴，当然，它与“五弦琴”的意义存在天壤之别，不可混为一谈。宣和元年之后，一弦琴、三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就此弃用。此外，除了五等琴，还有大晟之瑟，长七尺二寸，可容纳二十五弦。在“亲祠宫架之制”中对大晟府丝部乐器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设瑟五十二，列为四行，一弦琴有七，左四右三;三弦琴一十有八;五弦琴一十有八，左右并分;七弦琴二十有三;九弦琴二十有三，左各十有二，右各十有一。”

大晟府竹部乐器

根据相关记载，大晟府竹部乐器分为三种，分别是长、和箫。“亲祠登歌之制”对大晟府竹部乐器的使用进行了记载：“又于午阶之东设二、一、箫一，分别位于巢笙的南边。又于午阶之西设置了二、一、箫一，分别位于九星匏的西边。”在蔡攸提举大晟府之后，对大晟竹部乐器进行了略微改造。宣和元年之后，将大晟竹部乐器分为太、正、少三等，箫废弃四清声不用，只用十二管。

大晟府匏部乐器

根据刘《乐书》记载，匏部乐器分为六种，分别是竽笙、巢笙、和笙、闰余匏、九星匏和七星匏。大乐旧原本没有匏、土二音，世俗所使用的笙，多以木刻制而成，不使用匏。刘曾说过：“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叶谱。”《铁围山丛谈》记载：“所阙者曰石、曰陶、曰匏三焉，匏则加匏而为笙，谓之燕乐部八音。”所谓燕乐，又名为宴乐，是北宋时期为宫廷饮宴提供艺术性和娱乐性较强的歌舞音乐。

基于此，大晟府雅乐将6种匏部乐器添置其中，政和三年后，这六种匏部乐器时常应用于燕乐。《政和五礼新仪》对大晟匏部乐器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宋史·乐志四》“亲祠登歌之制”：“又于午阶之东设巢笙二、和笙二。闰余匏一、箫一，分别位于巢笙南侧，又于午阶之西设巢笙二、和笙二，七星匏一、九星匏一，分别位于巢笙的南侧。”“亲祠宫架之制”也有着相关记载：二十八个巢笙，并分左右两侧;三个匏笙，位于巢笙中间，左边两个，右边一个;二十个竽笙，分别罗列在左右两侧。《高丽史·乐志一》对大晟匏部乐器在高丽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具體描述：“登歌乐器，巢笙，中、正声各二攒。和笙，中、正声各二攒;轩架乐器，巢笙，中、正声各二十一攒。竽笙，中、正声各十五攒。”蔡攸提举大晟府之后，将闰余匏、竽笙、巢笙、和笙弃之不用，同时根据“太、正、少”，对大晟匏部乐器进行了改造，将九星匏改造为九管匏，将七星匏改造为七管匏，并创制了十二管匏。

大晟府土部乐器

根据刘《大晟乐书》记载，大晟府土部乐器只有一种，名为埙。之前有提到过，在北宋旧的大乐制度中不存在“土”音。崇宁期间，随着新的大乐制度的推行，在大晟府雅乐中增设了土部乐器。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埙制造于宋徽宗时期，政和三年后，在宫廷燕乐中常见其踪影。

《政和五礼新仪》对大晟埙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在“亲祠登歌之制”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大概意思是说，在午阶的东边设置了一个埙，位于的南侧。在午阶的西边也设置了一个埙，位于的南侧。在“大祠宫架之制”中记载着：“巢笙、竽、、埙、各四，为四列，在雷鼓之后。”蔡攸提举大晟府之后，对大晟埙的使用进行了略微改造，这一点在《宋史·乐志四》中得到了印证，宣和元年（1119年）四月，蔡攸奉诏制造太、少二音，增设到登歌之制和宫架之制中。同时将太、正、少、埙、、箫分为三等。

大晟府革部乐器

大晟革部乐器共分为12种，分别是晋鼓、雷鼓、鼗鼓、雅鼓、路鼓、建鼓、雷鼗、相鼓、搏拊、灵鼗、灵鼓、路鼗等，这些在刘《乐书》中均有相关记载。《东京梦华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次列数架大鼓，或三或五，用木贯穿，立于架座上。”这里提到的大鼓，在《大晟乐书》中被称为“夷乐”，由此可见，大晟雅乐不用大鼓，但是可以将其视为大晟革部乐器的俗称。《政和五礼新仪》对大晟革部乐器的使用进行了详细记载，在“亲祠登歌之制”中记载着这样一句话：“搏拊二。一在北，一在北。”“亲祠宫架之制”中也有相关记载：“植建鼓、鼓、应鼓于四隅，建鼓在中，鼓在左，应鼓在右。雷鼓、雷鼗各一，均在左。又雷鼓、雷鼗各一，均在右。晋鼓一，在匏笙间。”“大祠宫架、二舞之制”中记载：“植建鼓、鼓、应鼓于四隅。雷鼓、雷鼗各二，分东西，在歌工之侧。晋鼓一，在之后。”根据《宋魏汉津乐与大晟府》记载可知，鼓、应鼓是宋朝雅乐中原有的乐器，到了宋徽宗年间，这两种乐器仍然在大乐中使用，所以，这两种乐器并不是大晟府新造的革部乐器。《高丽史·乐志一》也有着大晟革部乐器的相关记载：“登歌乐器：搏拊二面。轩架乐器：晋鼓一面，立鼓二面，应鼓一面，鼙鼓一面。佾舞：鼗鼓二面，相鼓二面，雅鼓二面。”虽然立鼓并不在大晟革部乐器之中，但是它是宋朝雅乐原有乐器，并不是大晟新造的革部乐器。蔡攸提举大晟府之后，将原本属于“中声乐”的晋鼓更改为“正声乐”，并罢用了搏拊这个乐器。然而，《宋史》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乐始成，试之于政事堂，执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于明堂布政，望鹤愈不至。”这样一来，我们便知道了罢用搏拊这个乐器之后，演奏效果大打折扣。

大晟府木部乐器

根据刘《乐书》记载可以得知，大晟木部乐器共分为两种，分别是和。《东京梦华录》对和的形制及演奏进行了详细记载，大致意思是说：的形状如同方壶一般，演奏乐器之前，先采用木槌如画山水一样敲击。每次演奏时都要先敲击，内外共敲击九下。敲击完毕之后，开始敲击，的形状犹如伏虎一般，有着锯齿一样的脊背。一段歌曲演奏完毕之后，需要采用破竹刮磨在其锯齿一样的脊背上。根据《避暑录话》记载，旧时的大乐木部乐器比较混乱，宣和元年四月，蔡攸奉诏制造太、少二音登歌、宫架。并将原本“中声乐”的大晟木部乐器和，更改为“正声乐”。《政和五礼新仪》对大晟木部乐器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记述。在“亲祠登歌之制”中记载：“一，在金钟北，稍西。一，在玉磬北，稍东。”“亲祠宫架之制”也有着相关记载：“设和于北架内：一在道东，一在道西。”“大祠、中祠登歌之制”记载内容的大致意思为，在编钟的西北方向设置了一个，在编磬的东北方向设置了一个。另外，《高丽史·乐志一》对大晟木部乐器在高丽的使用情况也有着相关记载。

结 语

北宋时期的大晟雅乐乐器共分为八类，分别是金部乐器、石部乐器、丝部乐器、竹部乐器、匏部乐器、土部乐器、革部乐器和木部乐器。政和八年之前，大晟雅乐乐器分为三组，分别是正声、中声和清声，蔡攸提举大晟府之后，对木部乐器淆乱局面进行了全面清理，同时对“匏”“土”二音进行了补充，充分体现了与宋旧雅乐截然不同的乐器风格。尤其是大晟雅乐乐器的制造和使用，在黄钟标准音高上，与宋旧雅乐存在着显著差异。另外，按照刘理论制造的大晟乐器，应用范围比较广泛，而按照蔡攸理论制造的大晟乐器，仅在局部实现了使用，并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本文系“2019中宣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资助课题“华夏正声——河南省音乐文物调查与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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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南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