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见

枨不戒

我已经很久没有梦见外公了。小的时候，害怕做梦，怕梦里的那些诡异画面；人到中年后，反而希望多做梦，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到。人生就是如此颠倒。

记忆里，外公长得高高瘦瘦，颧骨突出，一双眼睛又黑又大，双眼皮的皱褶深深地刻在眼窝里，虽然那时他已经50多岁，但脸上依然残留着美男子的风采。

外公总是穿着衬衣、长裤，从不穿汗衫、短裤，右手的手腕上戴着一块银色的梅花手表，乍一看，文质彬彬，像个教书先生。他虽然穿得讲究，但衣服也就那么几件，还都是蓝色的。下田劳作时，他就把裤管和衬衣袖子卷起来，露出精瘦的手臂和小腿；劳作结束后，他捧起沟渠里的清水把皮肤上的污泥洗干净，再放下袖子和裤管。外公爱干净是出了名的。家里脸盆架上只有两把牙刷，一把是我的，一把是他的。外婆是从不用牙刷的，一是因为不会用，二是出于对新事物的恐惧—村里其他老人也不刷牙。家里也只有我和外公一人用两条毛巾，其他人都是一条毛巾从头擦到脚。这种城里人讲卫生的时髦做派，是外公从武汉带回来的。外公床前的案几上，常年摆着一只军绿色的旧箱子—箱子这种东西，在农村是很少能看到的。那个箱子就放在窗子下面，十分显眼。我经常去翻那只箱子，以为里面藏着什么宝贝，但里面除了外公的几件衣服，什么也没有。那只箱子，也是他从武汉带回来的。

在村里，外公是个格格不入的人。他务农几十年，仍然挑不动草垛，双抢时还不如母亲挑得多；他胆子小，因为怕蛇，连黄鳝都不敢抓；他还特别怕死，总是念叨“我爹只活了57岁，我今年都56岁了”，害怕自己像外曾祖父一样短命；在讲究延续香火的时代，外公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曾被外村的人辱骂“半边孤老”。

他实实在在不算是被乡村认可的“男子汉”，但这并不妨碍外公人缘好。我家门口有个堰塘，周围人家淘米、洗菜、喂牛，都会来我家的堰塘。那些爷爷、伯伯从门口经过时，总会停下来，喊一声，外公就走出来，立在高高的青石台阶上，和来者寒暄。有时候聊得兴起，好几个人聚在门前，一直聊到天色发黑，直到各家喊“吃晚饭了”，大家才会散开。

夏夜，大家摇着蒲扇在门前纳凉时，外公会给大家讲古。从《封神榜》《西游记》到《镜花缘》，外公都能倒背如流，像说书人一样抑扬顿挫地把故事讲出来。在一群文盲老头儿中间，外公是当之无愧的明星，不仅老人和小孩爱听他讲古，就连村里的年轻人也都围过来听。一到外公讲古的时间，大家就把椅子拖到我家稻场上，一边聊天一边等待。外公不慌不忙地洗完澡，将凉床搬到稻场中央，端起搪瓷茶缸，摇着蒲扇坐下来，才开始讲古。从前一天讲完的地方开始，讲起下一回的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下来，揭开茶缸盖子，喝一口酽茶。大家等不及，纷纷催促，他只好放下茶缸，清清嗓子继续讲。一个晚上，外公最多讲两回，说再讲伤嗓子。可是等我们散开后，他和大爷爷、三爷爷聊起新闻，兴奋时高声大嗓，倒是一点儿也不怕伤嗓子。

外公讲的故事里，我最喜欢听《西游记》，听到齐天大圣大闹天宫，把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就高兴；听到三打白骨精，孙猴子苦苦哀求唐僧不要赶他走就伤心。到了上床的时间还舍不得睡，摇着外公的手央求他继续讲。这时候外婆就会来催促，一边拉着我往屋里走，一边撇嘴。外婆嘴里骂外公讲的都是假事，她自己却对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的故事百听不厌。

我每天在山野之间乱跑，饿了就拔起田里的红薯和小萝卜充饥，渴了就在堰塘边用手舀水喝，孙猴子似的。饶是如此，在三四岁的时候，也能背些《唐诗三百首》里的诗，这自然是外公教的。张家是本地有名的大户，外公年幼的时候，他还是张家少爷，受过正经的私塾教育，《三字经》《千字文》还有唐诗宋词都是童子功，这些他学过的东西在半个世纪之后又以另一种形态传授给我。可是在我刚记事时，家里除了日历是没有书的。他胆子太小了。

但外公终究喜欢看书。每个月他都会去赶集，老街的杂货铺里也租书，老板谢老是外公的朋友，外公总是去谢老那里下棋、看书。他把租来的武侠小说藏在被褥下面的稻草里，以为我找不到，但我每次都能找出来，对着窗户翻看里面的插图。外公租过梁羽生、柳残阳的书，都是纸张泛黄的平装本，每章都有插图，配的是白描的打斗场面：侠客们高高跃起，衣服的每条纹理都随着风的方向，仿佛下一刻，武器上迸溅的火花就要跳出书外。

在神仙和侠客的世界里，我先看到的是浪漫和潇洒，后知道的是规矩和道德，这使我养成了随心所欲的性子。学会写字之前，我就已经先学会画画，其实也没人教，就是自己拿着外公的毛笔，蘸上墨汁，在报纸上画各种小人，画侠客，画孙猴子，最后居然信心膨胀，在大门上画了个白娘子。那是个很丑的白娘子，占了半副门板，母亲训斥我胡闹，外公马上回护，说他的房子，我想画哪儿就画哪儿。母亲不满外公外婆对我的溺爱，说我没有女孩儿样，长大了是要吃亏的。外公却说，成材的树儿不用砍。

外公对我的纵容到了夸张的地步。冬天下大雪，起床太冷，我不想去学前班，却因害怕老师，不敢不去。外公就把我驮在肩头，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往学校走；怕我冻着手，还专门用一个油漆小桶装上烧着的木炭，给我提着。

学前班毕业，我因为是下半年生的，报名时没满6岁，同学们都上小学一年级了，我却被留在学前班重读，心里羞耻，放学后一路哭着回家。从来不和别人讲好话的外公，跑到学校去和校長争辩，说另一个10月生的小孩也上一年级了，凭什么我孙女就不行。在外公的努力下，学校让步，第二天我就成了小学生。7岁后，我搬到镇上，外公知道我喜欢吃螺蛳，夏天天没亮就在堰塘的石板上摸螺蛳，摸满一桶，养两天去了泥腥味，再一粒一粒地把螺蛳肉挑出来，放在砂锅里和腊肉、咸菜同煮，做熟了给我送过来。门前种的果树上果子一黄，外公就全部摘下来送到镇上给我，一颗都不给别人。他靠着两条腿，燕子衔食般，一点点把老屋里的好东西给我送过来，生怕我吃不到。

其实外公对我的溺爱，源于怜惜。村子里向来重男轻女，外公因为没儿子，年轻时不知受了多少讥讽。父亲也重男轻女，偏偏自己又入赘到了张家，偏偏我又是个女孩。就是看出来父母对我的忽视，外公才加倍对我好，他的溺爱里，承载着三个人的重量啊！

村里的熟人们都是好人，可是好人的淳朴里也包含着自己都未发觉的恶意，经常有些熟面孔拉着我的手问：“灵儿，你为什么姓李不姓张啊？”或者怪笑着把我的姓念成“张”。我怕生，不敢说话，自己羞得哭。我本能地感到与众不同是一件危险的事，别人都是跟父姓，我要是不一样，多奇怪啊！可就算随父姓，我还是成了个异类。跟着父母搬到镇上后，和堂弟堂妹们一起玩耍时，我总是被支配、被嫌弃的那一个；大家一起出去淘气，挨打的却是我；别人放学了可以玩，我却要带弟弟。就算这样，在叔叔、姑姑们的嘴里，我依然是世界上最笨、最坏的小孩。一到放假，我就如归巢小鸟般跑回老屋。外公从来不问我为什么回来，也不问我父母对我好不好，更不问作业有没有做完。油黄的灯光下，外公喝酒，我吃花生米。“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自己过自己的。”外公端着红色塑料小酒杯，一口抿完白酒，用筷子敲敲盘子，催我吃菜。

外公是从来不管别人怎么说的。他3岁丧母，10岁时外曾祖父败光家产，冬天没鞋穿，脚后跟冻得流脓。为了填饱肚子，他腊月里跟着外曾祖父藏在江边的芦苇荡里，冒着生命危险在日军封锁下从对岸偷运黄豆。多的是人笑他落魄，但他还是长大了。成年后因为有文化，被推荐到武钢工作，在那个年代成了工人，吃面包、看电影，前途无量，却因为外曾祖父的一封信，又回到村子里务农。

连我都惋惜他的选择，可是他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因为能写会算，外公成了公社的会计，随便写一笔，就能把工分加上去。想认他做“干爹”的人一大堆，外公却从不徇私。后来那些巴结他的人发达了，外公只要去张张嘴，就能给母亲解决工作，但他没有那么做。大家都说外公太清高，外公却说儿孙自有儿孙福。那些笑声和闲言碎语一直围绕在外公身边，但外公永远不为所动。

外公就这样安静地老去，从一个清隽的中年男性老成了一个牙齿掉光、天天戴着皮帽的老头儿。租书的谢老早已去世，武侠小说也已经没落。外公的飞蚊症更加严重，他不再看书，越来越沉默，总是盖着厚厚的褥子坐在太阳下打盹。我在外面上学、工作、成家，见到外公的时间越来越少。

最后一次见到外公，是2017年，他全身的器官都已经衰竭，身上瘦得只剩下一张皮，脸上黑洞洞的只看得见眼睛和嘴。因为卧床，他生了褥疮，我知道后，买了几盒水胶体褥疮贴寄回去，电话里指导母亲给他换药。他的褥疮好转后，就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半夜疼痛时，撕心裂肺地喊我的名字，要我救他。他因为脑萎缩，已经痴呆，性格更是变得暴躁，可还是认得我，再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现在看着很吓人吧？”接着催我把孩子抱出去，说别吓着孩子。隔了那么远的时光，外公失去了外貌，失去了健康，甚至连理智也被剥夺。他发狂时的呻吟和叫骂让我害怕，而眼睁睁看着他死这件事又是这样充满罪恶感。

当我还在两种情绪之间挣扎时，外公走了。我甚至都不敢合上他的眼。“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外面叫人！”姑奶奶对我说，“你在他身边，他也看到了你的下一辈人，你外公走得安心咧！”帮忙洗澡穿衣服的人拥进房间，我被挤出来，很想哭，却又挤不出眼泪来，如同一個木偶跪在灵堂前，脑海里都是浮光掠影的碎片。

外公走了后，他那张干瘪失真的脸在我脑海里逐渐变淡。我梦里的他，都是50多岁的模样。他穿着蓝衬衣，坐在门前的稻场上，跷着二郎腿，手里端着茶缸，正在抑扬顿挫地教我背诗，而他背后的太阳，很亮，很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