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乡土变迁中的差序价值走向

钟滢泓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著述，内容着眼中国乡土社会，收录了十四篇彼此承续，又各有侧重的文章，较完整地呈现出费氏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递进过程，从多角度描摹还原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关系整体面貌，将作者关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研究的思考娓娓道来。本文基于书中阐述的差序格局理论，以古今乡土成员关系亲疏取向为论点，思考差序格局诞生发展的乡土基础与价值取向，最后放眼当下，通过“离土化”现象指出差序格局的异变，以时间为线索，整理出一条关于乡土环境成员价值取向调整的脉络。

费孝通先生所著的《乡土中国》，可以视作为一部关于中国乡土社会研究笔记。此所言“社会”，带着社会学学者的眼光，不单从民俗角度呈现乡土社会纷繁的地缘形态，更多是关注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所绕不开的社会关系。费孝通先生通过剥离观察到的微观表象，深入提炼乡土社会人际相处的共性，以此归纳得出的社会总体结构理论—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差序格局。取材于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对中国乡土社会的观察，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村社区，甚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描述，这一格局长期存在，并与乡土社会相辅相成，但这个中国农村社区的总结由于抽离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发展案例，因而在实践上难以做到对应个案与长期普适。

一、何为“差序格局”

想要进一步理解变动下的格局，那么首先，试问如何理解差序格局呢？而作为一个社会学专属名词，差序格局在理解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学科间的语境隔阂，似乎无法有效与社会切实关联。因而，回应“什么是差序格局？”这需要我们回归到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的原始语境上。

费孝通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归根结底，要统一在社会关系上。”他将这观念贯彻在聚焦乡土环境的社会学观察研究上，通过社会关系总结社会结构，他在《乡土本色》开篇中提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关系是乡土性的。乡土性和差序之间存在相互性。”在此，他将乡土与社会差序关系画等号，认为乡土社会中人际关系是社会结构的外在表现，社会关系表现在社会结构的差序上。可以说，费孝通以乡土性为基准，借此奠定了中国特有的差序局面，差序也成为乡土性的显著表征，二者共同统一为传统意义的社会结构。

差序格局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呈现，并非空穴来风的无本之木。马克思指出，“任何社会结构的形成有赖于某种特定的经济基础”，因而，差序格局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在定义展开前不应忽视其社会经济基础的前提。差序格局立足于我国乡土性，乡土性环境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不同于“择水草而居”的游牧业，农业劳作具有长期性，耕作过程离不开土地，比起其他产业，农业极其注重投入的稳定性。因此，从业者们会选择在一地定居，世代繁衍，久而久之，这便形成中国人骨子里“安土重迁”的土地执念。长期安于一土，促进农民认识并熟悉所驻足的土地，总结时节规律，周而復始劳动不息。安定的农业生活利于血缘基础的宗族繁衍扩大，久而久之，形成一个人口流动缓慢，交往生活具有地方性，成员“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这样“周而复始”的劳动与“知人知面”的社会关系共同保障了劳动收成的可靠性，也就从而维护了社会关系的稳定性。这样看来，在根源上，乡土性打造了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为差序以伦理为差等的社会关系特征奠定了基础。

二、礼俗社会的差序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对江村和云南三村进行实地观察，这两处村庄地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促使其极大程度上保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适逢当地孩子的满月礼，诸如父系亲戚、母系亲戚等不同亲属圈成员所着礼服、所带礼物，乃至座位序列，都有厚薄特征的清晰要求，成员恪守规约，代代传承延续至今”。这正是前文综述的差序格局的现实表现：这一格局存在纵横两轴，平面看来，是有边际的水面波纹，由唯一中心辐射，存在差别序列关联的社会关系网;从纵向历史看，这一约定关系代代相传，保持一种延续的恒常态。

费孝通进而总结出：“传统乡土环境下，差序的社会关系呈现出一种自动自觉的秩序。”从满月宴这一案例，反映出乡民对“礼物”厚薄的默认遵循，可以说是，熟人社会中差序价值的内化，他们所遵循实操的“约定规则”，则反映着熔铸于民族价值取向的—礼，说明传统乡土环境下，“差序价值”与“礼制”存在互为表里的价值取向。

那么，这一表里关系又如何形成并长存呢？

首先，礼制的应用符合了乡土环境的价值诉求。基于农业稳定诉求下社会成员踏实、平和的整体性格—本能地参照“传统”“祖训”等既定规则。礼制打破模糊的差序意识，为保持社会稳定提供了基于血缘的传统规矩，社会成员彼此之间，根据礼制保持固定的社会关系，扮演长期的社会角色，帮助成员很好地担任社会的一份子，并与社会呈现出不对抗性，维护乡土社会的稳定，保证农业经济周而复始的延续发展，因而能够使得成员“各安其分”，谋求最大效益的礼俗制度，得以在乡土环境中长期存在。

其二，在乡土历史发展途中，差序特征也反映在礼制上，从个人角度上，以费孝通波纹差序的起点为例，成员自身是其所关联的所有社会关系的中心，因而这一中心具有宽泛的辐射范围。可以说，礼制框定了差序关系的基本格局，从而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礼”充当着不可或缺的治理依据。这可以反映乡土社会对“无讼”的追求，主张当社会中人与人发生纠纷时，借助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促进调节协调，共同促成乡土社会理想最终达成—“礼治”局面，保持乡土“平和而治”的社会状态，维持“自动自觉秩序”的社会关系的理想。自此来，礼制一直担当着差序价值的实际施行参照。

三、变迁下的格局取向过渡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社情民向日益复杂化，传统乡土的差序格局呈现出新的动向：尽管旧的格局基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但其包含的内容和价值取向，均超脱此前以伦理基础形成的“差序格局”。

（一）离土化动力

传统差序格局的结构可以从其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入手，而当下新差序格局的演变同样从经济基础的新动态上呈现，表现在当下广大乡土地区存在的“离土”现象上。

传统小农经济下，“离土”称得上天方夜谭，农业不同于飘忽不定气候导向的游牧业，也迥异于区位敏感的工业社会。在过去，农民缴纳的田赋占据国家税收的基础部分，因而国家层面长期“重农”，为农业提供公家层面的政策支持，而另一方面，土地耕作所得也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由此，离开了土地就没法生存。而如今，关于“离土”，不能简单从字面意义上解释“离开土地”，笔者以为更多在于“离土不离乡”的表现，外来因素落地生根，并迅速改变着乡土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乡土中国”传统意义的发展轨迹。

首先，得益于農村改革的政策，乡镇企业崛起发展，在改革开放促成的工业环境下，技术能够迅速转化成为生产力，传统劳动必需的时间成本得以减少，富裕的时间促使农民转向能够获取更高价值的产业延伸发展。同时，城市化带来的众多要素也以席卷之势冲击着传统乡村生活，土地的耕作价值被用地价值覆盖，这尽管使农业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但并未使得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经济利益权衡，城镇化中的“离土”行为愈发不可收拾，逐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象级状态。

（二）格局边缘警告

40余年来，中国农村种种改革促成了乡土中国的变迁，也引起了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变迁。“离土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差序格局”的经济基础，但“差序格局”并未彻底崩解，格局处于一种与当代社会相互配适的过渡阶段，而变迁中的乡土社会，对差序格局既有继承，也有扩张。

关于继承，例如前文提及的猎德村，据调查显示，虽然当前它已经丧失了传统上定义的“村落”和“农民”的典型特征，乍看起来，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化”似乎使农民逐渐摆脱了乡土性，但是由血缘、地缘产生的村落精神联系有着深厚的乡土基础，以至于当土地农业的载体消失后，格局成员仍保持着基于伦理的差序价值取向，人们依旧会将亲缘、血缘放在社会关系的首位，而与此同时地缘、业缘的关系也在加深，也是村际之间依旧会提到的“自己人”观念。简而言之，去除农民身份，猎德村的村民依旧保持着差序惯性。这一点是差序格局在当前形势下的传统继承。

关于其扩张，表现在格局成员的社会关系从伦理固定倾向于实际动态。以离土又离乡的农民流动为例，作为流动人口，需要收入来源以及新的身份融入新地域。因此，就业问题成为他们首要面对的问题。然而，众多外来就业者都察觉到，原有的社会关系辐射面太狭窄、信息不够用。这暗示他们，单纯利用血缘亲缘基础的关系网，能够获得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极其有限。借此，格局成员意识到传统差序格局关系网存在的“格局边缘”，而新的生存环境下，关系是变动多样的，不同于传统社会，关系不一定要依据某种特定的社会规则，而是动态又趋利的—关系可以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可以从强到弱或从弱到强;利益驱使下，素不相识的新同事甚至可能成为合作伙伴。因此，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新居民们必然要突破家庭及亲缘关系的局限，在变动的经济和变动的关系中不断编织、不断调整、不断细化自己的关系网，推进格局范围与深度，得到更多元的社会关系结构，以此获得更丰富的信息社会资本。因此，拓展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成为流动人口扎根城市的新选择。

这一举措显然不同于传统“差序格局”是以父系血缘为核心的人际关系，随着现实情况的复杂化，以往不被人们重视的人际关系得到了开发。因此，差序格局包含的多元关系更为丰富，跨越地缘、亲缘的藩篱，具有更强的现实适应性。

四、结语：理性的关系平衡

可以说，现实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仍处于阶段性变动的过渡时期，当前的格局由伦理、利益构成其相互制约的两个维度。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主要体现了古代、近代乡土伦理上的关系，以道德为基础约束，表现在礼制规范的相互关系上，强调的是内部成员“应该”如何，在秩序的遵守上，使得彼此能保持权利的平衡。如今基于城镇化步伐的乡土社会，原先“安分”于格局的所属成员”进一步觉醒“自我意识”，在伦理秩序的基础下，人们开始释放利益追求。

相对于伦理，这里的利益是指各种现实世俗功利上能得到的社会资本，也就是“好处”，包括权力、地位、金钱等被生活中的人们称作是“实惠”的东西。人们利用既有的和新开发的“差序格局”去获得利益。但实际上，人们追逐的经济利益总是嵌入到了某种文化和社会规范中，没有纯粹的利益，所有的利益都带有人为性质的价值附属。这也成为伦理和利益二者能够并存的基础，

换言之，当前乡土社会基础下，人们仍然要区分自己人和外人，但区分的标准更多是以现实利益为差等，呈现出一种理性化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理性化”的差序格局，突破了外加于传统礼制的伦理意义，关系的亲疏不单由血缘亲疏决定，而被认为更多地从个人、家庭利益的考虑去维持和发展人际关系。

综上，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长期维系古代礼治社会的伦理基础产生松动，如今的新差序格局下，格局成员的价值取向愈发呈现出“理性化”的趋向。这里的“理性化”是基于现实的利益考虑而提出的，与传统的伦理亲疏形成相互制约的模式。社会从礼治走向法治，人际从血缘走向多元的社会关系网，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以事实状态表现出理论的延展性和普适价值，穿越礼治社会走向今天。当下，诸如离土、利化关系等现象带来格局的变动，共同谱写我们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