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下的《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联读

景慧颖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中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作者创作这两篇散文的社会状态分别是这样的：《记念刘和珍君》写于1926 年，正值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为了忘却的记念》写于1933年，正值白色恐怖时期。不同的社会状态，会对作者的创作产生不同的影响，下面就结合文本来具体分析。

两篇文本中的“我”的形象的比较

两篇文本中的“我”主要是1926 年的和1933 年的，这两个“我”在诸多方面具有一致性：第一、都表达了对坚强乐观、追求进步、关怀民族命运的青年人的赞颂。第二、都表达了对青年人牺牲的强烈悲恸：《记念刘和珍君》：“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为了忘却的记念》：“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第三、都表达了对反动政府、刽子手的痛恨。第四、“我”一直在理性地战斗，也时时劝告青年人要讲究战斗的策略。

但是，由于社会背景不同，以上的“一致性”中还能比较出“差异性”来。比如同样是揭批反动政府，1926 年的“我”就显得更加“痛快”，那时的“我”：“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我”直接骂了那个黑暗的“非人间”的社会，直接骂了当局者竟然如此凶残，直接骂了流言家竟然如此下劣。因此，1926 年的“我”是金刚怒目式的、义愤填膺式的，强调一种要敢于正视现实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想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论睁了眼看》）所以，《记念刘和珍君》更像是一篇明亮的檄文。而1933 年的“我”则是以更为含蓄、隐忍的方式来表达对反动政府的切齿之恨。

再如，1926 年“我”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反思青年人的战斗姿态、战斗策略，劝告他们不要鲁莽，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说：“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紧接着鲁迅在1926 年4 月2 日创作的《空谈》一文中又说：“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失算。”这显然是对青年人徒手请愿的否定。

相较于1926 年旁观者的“我”，1931 年和1933 年的“我”成为了参与者、亲身实践者的角色，面对着可能到来的生命威胁，1931 年“我”是这样做的：“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而且“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1933 年的“我”是这样诉说的：“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因此，关于如何战斗，鲁迅是很理智的，孙歌在《绝望与希望之外——鲁迅〈野草〉细读》中结合《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这首散文诗阐释说：“不是所有的行动都是有意义的，有些表面上看慷慨激昂、毫无私心行动，未必会有正面的效果，有些行动很可能跟傻子砸泥墙一样，它最后成全的是聪明人肤浅的人道主义。当我们搞清楚了鲁迅这样的逻辑之后，我们才能理解他给自己确定的那个战斗位置。鲁迅的战斗，绝不是傻子的战斗，它贯彻了清醒的政治判断。因此，鲁迅拒绝自己的战斗被任何聪明人所利用，他因此不得不以特别的方式使自己的战斗区别于‘傻子’们的战斗。”鲁迅所认可的是睿智的战士：“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淡淡的血痕中——记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

总之，这两篇纪实散文中的真实的“我”，如果1926 年的“我”更多地表现出“嵇康气质”，那么1931 年和1933 年的“我”则更多地表现出“阮籍气质”；但是两个“我”都呈现出一种理性的反思精神，都展现了那颗对民族未来炽热的心，也都包含着反抗黑暗、伸张正义的骨气。

两篇文本写作侧重点的比较

《华盖集·碰壁之后》：“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国人善于遗忘，记性差。两篇散文的写作目的都是“抵抗遗忘，铭记历史”。这在文本中都有体现，《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为了忘却的记念》说：“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两个“忘却”针对的对象不同，前一篇强调的是当时的人们已经忘记了刘和珍等人的牺牲的事情，可恶的流言家还在篡改真相，还在中伤青年人，因此“忘却”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讽刺；而后一篇，是作者为了还清心灵上的欠债，为了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而不是真的要忘记这段历史。由此可知，两篇作品共同的目的是让当时的人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铭记历史，因为人们太愿意遗忘了，所以将这两段历史写成纪实散文。这正如《空谈》所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相似的事件，但是鲁迅在写作上却有不同的谋篇布局特征。《记念刘和珍君》有着详细的被虐杀场面的描写，过程的客观叙述，有新闻的零度写作的特征。总之，这时的鲁迅是敢于去播报“时事新闻”的：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这段文字，她，第三人称的使用，拉开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拒绝抒情性、拒绝渲染，力求一种客观性、真实性的呈现与还原。任何一位读者，读了这段文字之后，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整个的牺牲过程是惨绝人寰的，简直是虐杀！

而到了《为了忘却的记念》，对于青年被杀掉的过程，没有详细的交代，对整个牺牲的事实的阐述字数寥寥：

“但突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这里，我们要注意数字“十”，杀一个人需要“十”颗子弹，可见残忍至极。另起一段的四个字加两个标点，文字量虽然少，但是留下大量的空白，内蕴着大量的信息。这里不仅有悲痛，更有控诉与痛斥！

而且，《为了忘却的纪念》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对与白莽和柔石的交往的叙写过于“絮叨”，很多都看似“闲笔”，很不符合为文的经济简约的原则。但是恰恰是这种“絮叨”，能够以小见大地折射出青年人的品质，使得人物的形象具有一定的饱满感、丰富性，不至于干瘪化、概念化。透视这种表现平静的叙事，我们更能体会作者字字是血泪的痛心。这就是作者用“叙事”来隐藏“抒情”，而《记念刘和珍君》中对刘和珍的叙事散落在文本的各处，相关的内容不多，似乎有主观压缩、提炼、聚焦的处理，目的是凸显鲜明的抒情、议论。不同的写作时代背景，影响着作者谋篇布局、表情达意手法的使用。

两篇文本中的语言特点的比较

《记念刘和珍君》的语言特点是讲究辞采，情感抒发直露显豁、汪洋恣肆；而《为了忘却的记念》的语言特点是追求质朴，情感抒发隐晦曲折、含蓄蕴藉。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因此，语言和情感互为表里。

《记念刘和珍君》，在词语的选用上，是有充分的考量的，例如下面句子中的加点字：

1.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

2.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

3.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

4.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

5.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6.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其中，“毅然”“黯然”“居然”“奋然”等词语是对刘和珍君这样真的猛士的赞美。而“居然”是对反动政府的鞭笞与揭批。直接表明立场态度的词语特别多，诸如“悲哀”“愤怒”“阴险”“虐杀”“尊敬”“从容”，等等。

句式整齐，增强语言的力量，例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具有唤醒民众、振聋发聩的效果。

还有反语讽刺的恰切使用，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例如：“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文明人”“伟绩”“武功”这些词语充满了讥讽。以上，是我们对《记念刘和珍君》的语言特点所进行的分析。

下面，我们再来看《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散文的语言特点。鲁迅与庄子一样，都面临着恐怖、恶劣的社会现实。“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庄子·天下篇》）《为了忘却的记念》用语含蓄，例如：“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可见当时的反动势力对舆论的钳制之严，这也恰如鲁迅所言的“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

很多语句都是隐晦地、间接地指向当时反动派政府的。例如对自己的书籍流落到“三道头”手上的不满。例如：“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再如诗歌中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引用向子期《思旧赋》的典故，都是为了间接地突出当时社会的黑暗。所以，这篇散文的四、五部分的语言具有丰富的潜台词，而前三部分的语言平实舒缓。

情绪和语言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不同的“表情”需要不同的语言来营构。《记念刘和珍君》的情绪单刀直入，怒不可遏，全篇充满了投枪与匕首；《为了忘却的记念》娓娓道来交往经历，始终在约束、节制着自己的情绪。显然，不同的语言策略的选择，是囿于文章创作之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的。

总之，通过比较阅读，我们对《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两篇散文会形成一种更为清晰的认知，充分理解不同时代背景下，鲁迅的生命状态与创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