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构建

【摘 要】西北民族地区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不仅是乡土特色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也是一个汇聚着文化遗存的时空压缩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包括各民族共享的把千家万户连接为一个整体的公共广场、公共道路、公共建筑等自然和人造空间的集合，表现了乡土大众文化模式的丰富内涵，包括来自土地和草场的劳动本位的乡土意识、来自天人合一关系的“道本位”的乡土意识、来自物质和精神结合的情感聚焦的乡土意识等。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构建有助于乡村振兴的要素重组和优化。五大乡土文化功能是构成这个模式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功能。

【关键词】乡土景观;公共空间;乡土大众文化

【作 者】成正兴，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710119。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2）01-0167-0007

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指乡土大众文化模式的构建，其丰富内涵值得深入挖掘。丰富多彩的自然和人造景观、文化要素的重组和优化、乡村文化特色景观的生产和再生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族缘关系、交错居住的地缘关系、结亲认亲的亲缘关系等，都在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中表现出来。随着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建设这个“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1]38～39、解决“软公共服务薄弱”[2]5～15的课题也被推到前台。本文论及的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不仅仅是对乡土景观的历史遗存的保护和整理，而且是对与这些乡土景观密切联系的“公共场域”的拓展和丰富，是乡土大众文化模式的构建，是乡土特色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具有历史传承保护和开拓现代文明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是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条条资源下乡”，[3]27～34其建设既要遵循乡村建设的一般规律，也要遵循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规律，特别是要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协调作用的乡土大众文化模式的构建规律，保证乡村振兴的要素在重组中得到优化。

一、乡土景观“公共空间”构成的丰富内涵

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构建是兼顾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的新发展模式，是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乡土意识的构建，体现了乡村振兴多元共治的乡土大众文化模式的特色。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西北民族地区乡村的构成要素正在发生变化，需要对这些要素进行重组和优化，由此引发对乡土景观“公共空间”构成的丰富内涵的深入思考。

（一）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概念构建

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是一个涉及地理学、环境学、建筑学、经济学、美学等学科的综合性概念。但是，即使把这些概念的意义都集合在一起，也很难完整表达乡土景观“公共空间”的丰富内涵。因为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与这些概念虽联系紧密，却不完全相同。所以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内容丰富的概念，包括了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乡土景观“公共空间”包括除私人空间以外的所有空间，不仅是一个包括了天空、土地、山川、河流、森林、草原、田野的概念，也是一个包括了建筑、庄稼、牛羊、道路、商店、广场、银行、电影院、俱乐部等的概念;而狭义的乡土景观“公共空间”只是指公共广场、公共道路和公共建筑。这里所指的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不仅指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自然和人造景觀构建的“公共空间”，而且包括了这个“公共空间”的价值、意义和特色，是一个人人可以使用、人人可以享受的空间。

由此可见，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是一个集地理、自然、人文、创造为一体的乡土大众文化的概念，体现了公共领域的乡土文化的鲜明特色，成为人民群众自由使用的一套评价、欣赏、建设环境的带有美学和教育特质的话语。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个有形的、三维的、人们共享的、在土地上形成的自然和人造空间的集合。这个集合的实质是乡土大众文化的构建。所谓乡土大众文化是与高雅文化、通俗文化相比较而存在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数量最大的人群所共同拥有、共同享有、共同创造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为大众而生，为大众而存在，供大众欣赏和消费。

（二）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理论构建

当前，随着社会向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发展，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界限逐渐被打破，乡村越来越城市化，乡村的重构和再造成为乡村建设的热门话题，由此产生了乡村建设的不同流派、不同范式。在这个过程中，构成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建设的理论基础和认知形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的认知不再限于实体要素的构建，而更加注重在实体要素构建过程中嵌入激发历史传承和揭示现实意蕴的情感。因此，必须在情感认知理论的框架中，才能把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作为乡土大众文化的概念解释清楚。情感认知理论强调的是情感的重要性，认为控制观赏者注意力的主要策略不是认识和感觉，而是情感。而情感的产生与人生于此、长于此的社会情景不可分割。因此，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要构建起乡土大众文化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就要尽可能抓住观赏者情感结构中的兴奋点、聚焦点，引导观赏者聚焦注意力，使“景观”不仅具有外在美的形象观赏价值，而且具有内在美的情感认知价值。情感认知构成最重要的是认知判断，是在观赏者产生感情之前的预设，当观赏者认为面对的观赏对象值得赞美，观赏者就会产生喜爱的感情，否则就会产生厌恶的感情。无论观赏者产生的感情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与他们对观赏对象的认知预设密切相关。认知预设决定了情感的状态和强度。通过情感认知理论的解释，可以看到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表现出来的是虚实结合的场景。鉴于乡土景观“公共空间”侧重于让大众易于理解的特征，要引起观赏者的情感共鸣就必须把观赏者情绪调动起来，使其感情与观赏的对象相结合，一起产生作用。观赏者既要对存在于乡土景观“公共空间”中的“物”产生情感反映，也要对存在于其中的“情”产生情感共鸣。观赏者接受“物”和“情”就是认知预设的结果，由认知决定由“物”生“情”的过程，决定“物”产生的情是喜爱、愉快还是厌恶、悲伤。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不仅需要实物来提供认知的条件，也需要形象来激发想象的条件，这就要引导观赏者将认知和情感聚焦到乡土景观“公共空间”的自然和人造景物的构成中，促使观赏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流连在乡土景观“公共空间”的丰富内涵中，产生难以忘怀、沉思遐想的情感。因此，不注意保存、爱护自然景观，随意对这些景观进行改造破坏，伤害的不仅仅是自然景观，也包括生于此、长于此的各民族人民的感情，会让各民族人民产生一种失去家园之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4]35指明了在规划和改造乡土景观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乡土景观在自然历史中形成的原始面貌和原始生态。乡土景观的外观不会一成不变、古老如初，但在改造过程中要符合美的规律、有美的造型，遵循生态发展的规律，体现各民族追求美好明天的希望和奔向富裕的时代精神。E42E2EA7-7AAB-4D72-AD73-1420798366D4

二、乡土景观“公共空间”的乡土大众文化构成

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构建不仅要有乡土气息的景观之美，而且要有饱含乡土气息的内在之美，彰显自身的强大功能，“全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5]。这个内在之美就是要使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呈现出乡土大众文化的境界，反映各民族新时代的精神面貌。乡土景观“公共空间”最大、最突出的优势是“乡土”，而“乡土”又是乡村振兴战略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因此，不论“景观”还是“公共空间”都是植根在“乡土”里的产物。没有“乡土”作为土壤和基础，“景观”和“公共空间”都会失去引人入胜的特色。很明显，西北民族地区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属于广大农牧民所有，是他们聚会、游览、观光、购物、赏景、会友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西北民族地区乡土景观“公共空间”的自然和人造空间就是乡土大众文化的构成。

（一）来自土地和草场的劳动本位乡土意识

城市文化从“公共空间”角度看就是城市的露天广场、大型购物中心、公园、博物馆、图书馆、影剧院等，特征就是密集的人潮、时尚的产品和穿戴讲究的男女。城市人群在这个“公共广场”里所感受到的是时尚。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人群的互动是人与时尚的商品、摆设、建筑、潮流的互动，人们追求的是时尚的设计、流行的颜色、反映城市特色的格调和不同类型的人群的气质。

而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所形成的乡土大众文化的构成之一是来自土地和草场的劳动本位乡土意识。西北民族地区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不仅应是一个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的露天公共广场和在其中的自然和人造景观，而且应是蕴涵着独有的特色、魅力和空间构造的乡土意识的构建。乡土意识是使无生命环境成为有生命环境的、灌注了各民族精神和情感活动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反映。各民族人民在这个乡土意识里感受的不是时尚的商品和广告，而是乡土意识凝聚其中的来自土地和草场的劳动本位的“土气”。

构成西北民族地区乡土景观“公共空间”劳动本位的“土气“的最重要的元素是土地和草场。无土地，无草场，西北民族地区的各民族人民就无法从根脉上进行自我发展，无法培育在土地和草场上形成的乡土意识，无法传承勤劳致富的传统观念。土地和草场是乡土意识的源泉，乡土意识产生在土地和草场的基础之上，是土地和草场抚育的结果。在乡土意识里，农民生活在乡村，在耕耘;牧民生活在草场，在放牧。无论农民还是牧民，都从土地和草场中获得自我的发展完善。农民和牧民的精神之源、思想之根都来自土地和草场。在土地和草场中，农民和牧民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能够得心应手地从事自己喜爱的事业。

通过乡土意识的构建，可以把西北各民族的土地和草场作为财富和资本的重要观念传递开来，促进各民族把爱惜土地和草场的情怀转化为把土地和草场变成财富和资本的实践行动，进一步培养和强化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本位意识，有效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在这个过程中，西北各民族农牧民不仅培育和提高了社会公德水平，而且通过商品生产表现了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担当。

（二）来自天人合一关系的“道本位”乡土意识

各民族乡土景观“公共空间”表现的天人合一的关系是环境与人的主客关系的表现。在这种关系中，人适应身在其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并与之结合。这种自然的天人合一关系是环境和人的主客关系中人改造自然的能动性、主动性的表现。在这个关系中，各民族人民是自然环境的改造者、建设者，也是保护者。这种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关系是西北民族地区农牧民与自然共生的关系，他们一方面离不开自然提供的生存条件，一方面也对自然进行保护开发。这种人对环境高度信赖、环境与人互相结合的“环境生命伦理学”的完成，表现了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深刻内涵。根据这个理念，环境是一个包括人、自然、社会的整体。在各民族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利益和生命共同体里，人与环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的生成与发展变化是“道生万物”的结果，不能脱离“人法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80的自然大法。乡土景观“公共空间”建设的内在之美就是老子和庄子强调的“人本位”向“道本位”的转变。“道本位”是一种去本位主义、去中心主义，是对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高度尊重和爱惜之情的复归，是人的求美境界的生成。

这种来自天人合一关系的“道本位”乡土意识是乡村振兴过程中城乡融合的重要认知基础。西北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从本质看不仅是改善人居环境、百业兴旺，而且还有社会维度的乡村文明发展的含义。在此，就存在以什么理念主导乡村振兴的问题。既然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构建是乡村的要素重组和优化过程，其中就涉及主导理念的建构。把天人合一关系的“道本位”乡土意识作为乡土大众文化的构成要素，意味着西北民族地区乡村的存在方式、价值地位都在发生变化，已经从单纯的生产经营型的社会组织向生产经营加消费的实体转变。各民族农牧民过去那种单纯从事生产经营的存在方式和价值观正在向生产、消费和与他者共存的方向转变。

（三）物质和精神结合的“情感聚焦”乡土意识

在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中，各民族人民生活在“公共空间”的物质形式中，物质形式经过改造也存在于各民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各民族人民生活中精神的東西蕴含着物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也蕴含着精神的东西。大众文化之所以是具有乡土特色的文化，就是因为这种文化体现了人和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是来自物质和精神结合的整体的生命哲学理念。这种具有乡土特色的文化选取的不是时尚的城市文化，而是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与乡村历史和文化紧密联系的，遍布“公共空间”的“景观”。这个“景观”可以是自然形态的代表本地植被特征的树木花草，也可以是人工制造的与本地生活史、发展史紧密联系的水车、磨坊、篱笆、镰刀、铁锹、犁锄、老井、老房子、老家具、老建筑、写有时代标记的老墙壁等。这些在“公共空间”中存在的东西虽然年代久远，在今天已经无法使用，但具有本地的鲜明特色，反映的不仅是文物的价值，而且是一种慎终追远的人文精神。人们所看到、感受到的是这里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通过对比产生的时空延伸的幸福感、满足感和自豪感。E42E2EA7-7AAB-4D72-AD73-1420798366D4

从大众文化发生心理学分析这种文化现象可以发现，人们从这种“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反应的情感，是因为在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中，那些“景观”虽然是人们所熟悉的，但人们并没有因为熟悉就无动于衷。恰恰相反，正因为这些“景观”是他们熟悉的，他们才能够产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唤起他们对往事的追忆，感叹时代发生的巨变。他们对“景观”所产生的情感是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被注入了情感的力量，受到情感支配的认识活动已经把感知对象置于特殊情境下的关注之中。这种“情感聚焦”是一种情感高度投入的状态，是把一种情感黏贴在观赏对象之中的表现方式。当具有情感力量的注意力集中在观赏对象上的时候，就有一个对象预期出现，这时候，观赏者不仅在心理上做好了“情感聚焦”的心理准备，而且被归入“情感聚焦”之中的对象会浮现出与之相关的细节，引起观赏者的沉思和联想，将平时不注意或者注意不够的东西与之相联系，构成一个系统化、完整化的思维，从而得到“景观情感的精髓”。

三、乡土景观“公共空间”的乡土大众文化模式功能构建

西北民族地区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具有深厚人文精神和自然精神、地方地域生态文明特色鲜明的人居环境。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西北民族地区乡土景观“公共空间”的作用，构建与时俱进的乡土景观“公共空间”的乡土大众文化模式，是實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乡土景观“公共空间”的大众文化模式的功能构建，就是要对构成这个文化模式的重要功能因素进行剖析，使其各司其职，不仅彰显自身优势，而且互相凝聚在一起，综合发力，充分发挥整体的功能和效用。

（一）乡土共同体“场域”大众文化功能构建

乡土共同体“场域”大众文化功能构建所指的大众文化功能是围绕“场域”构建起来的，并围绕“场域”发挥作用。西北民族地区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是一个飘散着乡土气息的“场域”。这个“场域”是乡土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基础。在这个“场域”中产生的文化称为“场域”大众文化。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描绘了“场域”文化的含义，公共场域的最大特点就是人群集中，人们可以在其中讨论和交流，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各种商品，亚里士多德要求“公共场域的选址一定要方便全国人民到达”[7]287。其笔下的公共场域既是一个供公民集会使用的公共广场，也是一个公民互动交流的共同体。相比较而言，西北民族地区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形成的公共场域既包括公共活动场所的意思，也包括各民族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意义，是两方面意义的合成。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场域”，各民族在其中交流互动、愉悦身心。这个“场域”不仅是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地方，也是大家购物、休闲聚会的地方，应该建有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俱乐部，是与乡村风景融为一体的花园布局，不仅体现西北民族地区的古老文明、灿烂文化和深远的历史，也体现西北民族地区富有时代特色的现代文明现状。更重要的是，还体现各民族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的构建。这个共同体是一个血缘、亲缘、族缘、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凝聚。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工作的各民族既被“场域”连接起来，表现地域、族别和身份的一致性，也被进入“场域”的公民社会角色连接起来，表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

西北民族地区的乡土共同体“场域”大众文化功能构建，从狭义的角度看是某一个民族或者某几个民族居住在一起而形成的群体行为，而从广义的视角看，则是各民族共同形成的整体行为。在这个整体行为中，影响大家认知水平、情感发展的已经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的思想感情，而是一个社会认知的凝聚引导。人们在这个社会认知的凝聚引导下，所形成的不是美国人类学家所指的“马赛克式的五颜六色的拼图”，而是认识大致相同、情感倾向一致、意志基本统一的集体意识、集体感情和集体意志，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情和意志。这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嵌入式沟通互动的产物。

（二）乡土特色的大众文化功能构建

乡土特色大众文化功能的构建，指的是西北民族地区农牧民的文化与土地和草场密切联系并以此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文化模式、表现出来的乡土文化功能。西北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农民和牧民都把自己耕种的土地、放牧的草场看作是凝聚家庭美德的地方，世世代代都依靠这些土地和草场生活。因此，他们与土地和草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把土地和草场视作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形成了勤劳致富、劳动光荣、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品质。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把依靠双手、不靠别人吃饭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来，不间断地传承祖先的家风家教，发扬光大家庭美德。在他们身上保留和传承着厚重的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形成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这种与乡土“景观”紧密联系的公共空间所构建的乡土特色大众文化，是西北民族地区文化优势所在。

西北民族地区各民族人民与家乡的土地、草场的感情难以割舍。在他们的观念里，土地、草场虽然是大自然的赐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也需要勤劳的双手来经营和培育。因此，西北民族地区乡土特色的大众文化功能构建与土地、草场联系紧密。各民族人民通过土地、草场展示自己的人格人品、劳动本领，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为人处世的风格，也通过土地、草场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乡土意识的大众文化功能构建

乡土意识大众文化功能的构建，指的是西北民族地区农牧民产生的带有乡土特色意识的共同文化理念的构建。乡土特色的共同文化理念，一方面是乡村由单一的生产经营功能向开放的多功能转型带来的结果，另一方面与把乡土景观“公共空间”连接起来的公路建设密切相关。如今，西北民族地区实现了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均通沥青、水泥、砂砾路的目标，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率达到了100%，连接西北民族地区乡土景观“公共空间”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给各民族人民带来了新的思想认识。一方面，各民族人民喜欢在家乡扎根;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的急剧发展变化又让他们想要到更广阔的地方寻找致富的方式方法。道路的畅通深刻改变着各民族人民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和工作方式，各民族人民通过四通八达的道路，融入了更广阔的社会。道路促进了各民族新的空间秩序和时间秩序的构建，旧的空间和时间秩序使各民族可以偏安一隅，对社会发展变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新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则使各民族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看见自己与别人的差距，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产生奋起直追的坚定理想信念。E42E2EA7-7AAB-4D72-AD73-1420798366D4

四通八达的公路成为“公共空间”的要素是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要素重组和优化的结果。公路建设对西北民族地区乡土景观“公共空间”的构建而言是必须保证完成的大事。如果不把公路建设好，以孤岛方式存在的乡土景观“公共空间”就是一个无法与外界沟通和互动的封闭体系，与正在进行的乡村建设的文化维度扩展、信息储量增大、新技术环绕发展格局产生对立。

（四）乡土创伤性记忆修复的大众文化功能构建

乡土创伤性记忆修复的大众文化功能构建，指的是对西北民族地区农牧民贫困历史创伤的治疗功能。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建设不仅能够引导西北民族地区各民族产生坚定的理想信念，强化乡村振兴的观念，促进他们产生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建设美好家园的内生动力，也可以有效地修复西北民族地区各民族因贫困产生的乡土创伤性记忆。西北民族地区各民族的乡土创伤性记忆长时间伴随他们，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原生性精神障碍。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建设不仅要让他们精神生活富足起来，还要让他们摆脱痛苦的乡土创伤性记忆。乡土创伤性记忆的事发环境、事实来源和亲历者都在当地的原发现场，这些历历在目的状况牵连着他们难以释怀的不愉快的记忆。因此，西北民族地区的乡土景观“公共空间”建设就要对这个原发现场进行一番改造，使其具有今昔对比的审美和教育价值，从过去的“求生境界”进入新时代的“求美境界”。“求美境界”不是一种纯粹的观念性的建构，而是把直观对象融入自我和现实之中，达到情景交融的“意境”。在这个“意境”中，自我的精神和周围的环境产生了“万有相通”的效果。各民族在此“求美境界”中获得一种忆苦思甜的审美和教育享受。这时候乡村景观的“公共空间”在各民族看来，不仅“好看”“好听”，而且“令人陶醉”“回味无穷”。这种审美体验所达到的主客融合的境界是崇高的，将引导各民族在获得审美享受和教育启发的同时，释放巨大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变物质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西北民族地区各民族的乡土创伤性记忆将得到有效修复。

（五）乡土社会关系的大众文化功能构建

乡土社会关系的大众文化功能的构建，指的是西北民族地区农牧民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从旧的、依附于土地和草场的人际关系向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等新的社会关系的转变。同时，作为大众文化组成部分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手机、电脑等的普及，也进一步促进了这个转变。

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和消费、买和卖的关系，究其实质体现的是人与社会的互動关系。当生产和消费、买和卖的关系成为构建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要素的时候，人们所面对的就不是熟人关系，而是通过货币形式表现的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陌生人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改变了由血缘、族缘、地缘、亲缘结成的人情占主导地位的旧社会关系，代之而起的是以货币计算、以商品质量和价格为主的市场主导的社会关系。这个关系中虽然还有亲情关系的遗留，但这种亲情关系服从于市场关系，不计成本、不注意商品流通的观念被所谓的精打细算、讲条件、讲代价的看起来没有人情味的“冰冷的交易关系”所代替。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为我们解释这个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8]198，虽然这个社会的局限性很明显：“个人还处在创造自己的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8]199但是，这个社会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具有“美好和伟大之处。”[8]199因为，在这个社会形态中，个人对社会财富的占有，不是通过继承、不劳而获的方式得到，而是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能得到。按照这个理论，西北民族地区各民族所面对的现实是双重的。第一重现实是已经过去的、与生俱来的、自己不能做主改变的、从前一代继承下来的现实，与这个现实相联系的就是历史遗留的贫困创伤性记忆。第二重现实是对第一重现实的改变，是经过脱贫攻坚的艰苦奋斗改变的现实，与之相联系的则是美好幸福生活的到来。这个现实虽然距离马克思指出的第三种社会形态尚有较大的距离，但相比较第一种现实，已经是让各民族较为满意的通向第三种社会形态的现实。这个现实修复了各民族贫困创伤性记忆，促进各民族形成了新的、强大的民族精神，铸牢了各民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结束语

西北民族地区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建设以创新发展的模式，建设美丽宜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协调发展、和谐相处的各民族利益和生命共同体，为西北民族地区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新动能，为各民族创造了更加美丽宜居的生产生活场所，逐步实现人居环境与现代化国家整体同等程度的发展。西北民族地区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是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的是要素重组和优化。这个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已经不是单纯仅供观赏、游览的人造之物，也不是古旧物质的积木堆积，不是没有生气活力的建筑群，而是灌注了各民族审美和教育精神的、对各民族进行潜移默化动态审美和人本教育的、将物质转化为精神、精神转化为物质的活力四溢、引起精神震动的乡土大众文化模式的构建，展现了西北民族地区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表现了各民族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进入乡村振兴阶段的昂扬奋发、建设美丽家园的新时代的新风尚、新作为。西北民族地区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乡土大众文化模式，对于乡村振兴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优化，文化要素、自然要素、地理要素、建筑要素等的重组，以及乡村转型均具有重要意义。随着这些关系和要素与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的结合，乡土大众文化的主导作用和引领功能将进一步凸显，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文化的理论和实践也将越来越清晰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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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ace of local landscape in northwest ethnic regions is not only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rural featured cultural products， but also a time-space compressed concept to combine cultural heritages. In addition， it is a natural and artificial space combination of public square， public road， and public architecture shared by all ethnicities to bind thousands of households into a community， presenting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rural popular culture mode， which includes the labor-based local consciousness of land and meadow， the Taoism-based local consciousness of heaven and man unity， and the emotion-center local consciousness of material and spirit combin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ace of local landscape is conductive to the re-organiz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key element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five local culture functions are the most common and basic functions to construct this mode.

Keywords： Local landscape; public space; local popular culture

〔責任编辑：农世杰〕E42E2EA7-7AAB-4D72-AD73-1420798366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