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半生缘》中男权统摄下的婚姻

李云韬

内容摘要：作为消费-欲望的集中表达场域-上海，复古与新潮的交汇，封建与解放的博弈，为读者提供了具有超越时代意义的想象空间。读者可架设微观镜头，以探查民间逻辑伦理的运作及对“生活世界”的雕刻。本文通过对张爱玲《半生缘》中顾曼璐、顾曼祯被婚姻引诱，成为“男权共谋者”，而丧失被历史独立解读价值的过程探查。阐释婚姻成为“人伦检测器”，并运用男性中心主义的集体无意识进一步冲击“女性主体意识”这种现代性想象，揭示女性因此转向自我压迫的残酷现实。

关键词：半生缘 伦理悲剧 男权共谋者 婚姻

黑格尔认为：“推动悲剧的终极力量是理念，悲剧的产生是由于两种互不相容的伦理力量的冲突，而悲剧快感来源于读者看到了‘永恒正义’的胜利。”拥有“也许是生怕伤身，总是见好就收，不到大悲大悸之绝境。”观念的张爱玲不太可能书写出所谓“标准”之上的悲剧，也注定难以让读者在《半生缘》中看到“永恒正义”的胜利。女性身份合法性的建构困难与男权压迫的互斥与相合，姐妹反目，情人离散，乱伦之子，这一桩桩叙而未完的伦理悲剧都被作者收束于“生活”的强势的总体叙述之中，成为了个人生命体验的集中表达。

一.男性的隐秘暴力——婚姻

《半生缘》的男性权利构建是通过静态的“男性隐秘叙事”及动态的曼璐曼祯男权社会“反抗者”到男权“共谋者”身份转变的合力完成。文本中长期“缺席”的父亲和旺盛生殖力的“施虐者”成为了“符号暴力”的象征（“符号暴力就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他们从精神到肉体都对女性身份的合法性建构，施压了不可替代的控制力。

“在这部小说中张爱玲似乎放弃了对男人的正面刻画，即使是侧面的肖像刻画也没有，他们的存在恰恰是为了女性的出场，或者说是在为女性形象做陪衬。”[1]蜻蜓点水式的男性群像刻画，不但没有给女性创造具有“革命性”行为的活动空间，反而透支了女性角色的历史表达能力，进一步坚强了男权话语统治，及对女性联盟的冲击及意识形态统治。同时，拒绝具体的形象刻画，进一步隐喻了男权压迫的集体性与匿名性。

首先，“缺席”的父親完成了对于女性价值评估。早就与姨太太另置房屋，并长期缺席世钧成长的沈父，因为看着曼祯眼熟，为世钧提供了其多年前的一段桃色关系：多年前在上海，包养过与曼祯极为相像的曼璐。“未来的大姨子曾是与父亲有染的舞女”的重压，给予了世钧强烈的心理暗示，极其负面的印象直插脑中，让世钧对曼祯的态度发生了倾斜，为他们的未来增添愁云。另外一个缺席的父亲，即曼祯曼璐的父亲使她们在逻辑起点之上就丧失了合法性。严峻的生存问题必须通过多病的母亲来完成，有别于同样“父亲缺席”的但上有兄长世钧，顾氏既无父，亦无长兄。这不仅在男性想象建构时失去了可参考的重要模版，失去父亲的顾氏姐妹必然会对能够改变其生存处境的男性赋予更高的期待。羸弱的事实与过度的期待造成了她们在婚姻制度前的早早缴械。

男权的恐怖统治力还在于文章中对于男性强大生殖能力的间接描写。“作为一部通篇以全知叙事者视角写作的小说，在强奸场景时却采用了强奸犯鸿才的视角，并且对事件的描写只有一个自然段，女性的受害体验丝毫未提......在更早的《十八春》版本中，提到强奸场景的文字更是只剩下鸿才嘴里的一句话：“真没看见过这样的女人。会咬人的！简直像野兽一样！”[2]一次强奸/性生活的经历便让曼祯产下了他和祝鸿才的儿子，而此前未在文章中暗示过曼祯处于适宜生产的时期。如此暴力不和谐的疼痛体验竟然与和谐的生命创造发生在同一个时空之中，接踵而来的是直接加速曼祯进入婚姻制度的“孩子”的诞生。男权是如此霸道的残害女性的身体，而又马不停蹄的给予女性以“母亲”的角色，使其达到一种伦理逻辑的自足状态。

曼祯曼璐姐妹从男权社会的“反抗者”共同走向男权的“共谋者”，曾经致命的“他者”，反而成为了“自我”建构的强大动力。一种集体无意识式的膜拜展示着她们压迫自我后诉说的虔诚，“疯癫”背后也正是文明。“婚姻”成为了男权压抑女性的最坚固防线，也同样成为了取消女性独立性的自动装置。“由“男”而“夫”，是男性自身的完满：成为“夫”意即获得某种对他人的权利和社会的信任-一家之主，而由“女”变“妇”，则是自身的丧失。”[3]婚姻制度的实际受益者是男性，男性通过夫妻关系的制约，将女性最后的生存踪迹也抹去了，人伦的构建只能由男性与同性合力构建而成。男权统摄下的婚姻制度给这对姐妹设下了致命的诱惑与陷阱，让她们背叛了具有觉醒及革命意义的“反抗者”身份，进而走向充满讽刺意味的怪圈之中。

二.主体的觉醒——伦理悲剧的诞生

“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作为行为主体，具有不依赖于外在力量，自由支配自身一切活动的意识，是女性追求男女平等和人格独立的一种内在动力及价值观念。[4]显然，女性主体意识在现代女性身份的合法性建构中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由于现实的困难，只是追求基本的平等，亦会被男权社会界定为“对手”即反抗者。在旧社会中，制造婚姻生活的困难是男性取消女性独立性的又一手段，女性家庭伦理需求的完满横亘着取消觉醒意识的重大前提。

顾曼璐和顾曼祯都曾以“反抗者”的姿态进入由男权和金钱编织的阴诡地狱，但无论是早早被诱引为暗娼和舞女的曼璐，还是显然以姐姐人生经历为鉴的，姿态更高的顾曼祯，无一不成为供男权社会玩味的不同类型的性诱惑。从小说可观的情节上考量，拒绝姐姐继续经济支援，追求婚姻内经济独立的顾曼祯似乎持有更大的反抗潜力。有批评以曼璐、曼祯进入男性社会的生存处境来表达女性主体意识构建的困难，或是对曼祯，曼璐在面对社会压迫式所展现的不同姿态，对二人的主体意识进行价值评估。曼祯对于独立的渴望，显然是比“依附男人”而落入欲望陷阱的曼璐更为出挑。关于曼璐“依附男性”的批评，归根到底是曼璐对于男性金钱获取方式缺乏正当性的道德化批判。在逻辑惯性的统摄下，体体面面要来的金钱似是比卖身换来的钱更干净一些，以曼璐卖身为代价塑造出的拥有独立精神的曼祯，在失身后表现的妥协，正是匀质考量曼璐、曼祯人物形象的关键线索。

女性身份合法性的建构在《半生缘》的叙事中显然是需要通过稳固的婚姻关系，传统道德伦理的准允才能提上议程。当我们戒除对舞女、暗娼身份的道德评估及一般性表征（胭脂俗粉，堕落根源等奇观描写）的拒斥，回归到顾曼璐真实的历史处境及生存状况，对于一个舞女来说，“依附男人”或是“吸引男人”的本事是成为一个优秀妓女的必然要素。对于一个早年丧父的女孩儿来说，或许在金钱与霓虹灯所缠绕出的空洞中，闪烁着一个拥有“父亲”人格的幻影。遇见祝鸿才后，曼璐认为自己找到了爱情，并一直尽心竭力的经营着她的小家。所以说，对于曼璐走向堕落、死亡的结局是因为“依附男性”的判断，不仅彰显了道德伦理的巨大能量，更缺乏对曼璐的深刻同情。曼璐的死亡更是一种对于现实的映射与最终反抗，常年沉溺烟酒的曼璐似乎该死，构陷妹妹至失身的她也只能去死。而“家”的幻梦，自从踏上了为“父亲缺席”后，连同爬满的罪孽与欲望被早已预设的死亡所埋葬。

“夫为妻纲”“女为男用”，等一切人伦教义的预设均是将女性规驯进入婚姻关系的必要培训。“婚姻”作为两性关系合法化的最大保证，男性世界的肯定显然是处于旧社会的曼璐曼祯合理进入家庭生活的最大前提。拥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妹，甚至可以为了给家庭生活或者是夫妻关系长久稳定提供一个“道德正确”有效性的证明即“孩子”（在《半生缘》中孩子成为了祝鸿才兽欲的道德化注脚），而不惜扮演“施虐者”与自觉承担“受虐者”的角色。“共谋者”身份所指涉的即是女性对于男性“符号暴力”的误认与自觉合谋。

有过《半生缘》阅读经历的读者一定会对祝鸿才诱奸顾曼祯的戏码记忆深刻，同时也会得到”毒妇曼璐”的阅读体验。从情节脉络上看，这是顾曼璐因为嫉妒顾太太极力撮合曼祯与豫谨结合的雷霆手段。倘若把顾曼璐为“毒妇”的形象透明化。顾曼璐作为“毒妇”的所有表演皆源于对于归家的渴望。首先，抹去妓女身份是首要任务。曼璐曾经把青春献给家庭，让曼祯不用失足于社会，让弟弟妹妹不用流落街头。在职业生涯中沾染烟酒不仅是对她生命健康的摧残，更是与男权社会置换金钱的外化和对她命运的强力诅咒。多次流产的曼璐已无生育可能，与祝鸿才的非法婚姻关系让她急于需要一个“孩子”，让她得以在傳统道德的轨道上寻找建构自身合法性的自足空间。其次，“家”是最为普遍及具有宽广的收纳能力的社会最小单位。家庭伦理虽不至于反制妓女身份的社会一般性评价，但依然为其提供了足以转移大众视野的有效途径，成为合法的“祝太太”是曼璐失败的婚姻生活后的最大期待。“妓女从良”的巨大诱惑，使得曼璐通过收买其母亲和给曼祯报信的丫鬟，切断了曼祯与世钧最后的“缘分”，助力祝鸿才完成施暴。男权共谋者身份成为了曼璐抹去耻辱历史的，而内部施暴又是一种最为经济的手段，因为女性联盟的壁垒显然并不稳固，她们不仅对金钱毫无抗拒力，并且内在的拥有一套及时转换为男权共谋者的自洽逻辑。

曼祯建构自身合法性的进程在前期和后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张力。“孩子”成为了曼祯由“反抗者”向“共谋者”转向的清晰界限。在被奸污之前，曼祯独立，清高，是一个希望依靠自身劳动而获取自由爱情和美满未来的知识女青年。她靠着微薄的收入赡养年迈的外祖母，母亲及家中弟妹，她义无反顾的接过了曼璐的交接棒，她劝告母亲拒绝曼璐的经济援助，即便世钧家庭富足但是依然想要和世钧共同打拼，拥有一个自己的小家，这些都是是曼祯想要挣脱女性进入男权共谋者身份体认的集体无意识的努力。然而，随着意识形态实体即孩子的降生，这些曾经的努力便即刻化为乌有。况且，曼祯作为反抗者的突出表征级自由恋爱，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形式也并不明朗。即便没有祝鸿才强奸戏码对曼祯恋爱的强行断裂，以婚姻为期的曼祯和世钧，在完婚后除了门不当户不对的尴尬，曼璐与沈父的关系不会永远都是秘密，婚后的歧视，让曼祯这样清高又敏感的女性如何自处？“妓女的妹妹还是妓女”，站在起点之上的曼祯已然提前被男性世界宣告了失败。同时，她也缺乏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坚强的爱人，沈鸿钧对于父权的妥协，懦弱的性格，让他注定不可能为了曼祯而背叛家庭，与其私奔，另立门户。曼祯与曼璐对于男权共谋者身份的体认，也完成了男权压迫的最后一步，即强烈的自我压迫。

三.无休的折磨——共谋者的背面

男权共谋者的身份虽然在压迫自身及协助男性压迫其他具有反抗性的女性时可以释放出难以置信的威能，但即便成为了共谋者，也无法真正进入男权构建的核心，婚姻最终的目的是取消女性的独立性而不是协助她们完成任何一种权利的建构。类似于曼祯曼璐这样，经济和道德都陷于窘境的妇女，在追求婚姻关系的路途上，“共谋者”的身份只是前提而不是资格。要成为男权的守门人，或是以肉身为泥石铸成“贞洁牌坊”，以彰显压抑人性的封建道德，满身是斑驳的姐妹两失去了被塑造为女德模范的潜质。这也主注定了她们与男权的结合必然是暂时的，而且她们要长久的向人伦道德忏悔与赎罪。“人伦检测器”先后对曼璐曼祯实行了最严苛的审判，尔后进一步威胁，蛊惑她们，她们急需婚姻来洗脱污名，重新建立对于生活的信心与期待，“男权共谋者”成为了这些先天不足者的过渡身份。暂时性的出路涵盖了巨大的骗局：长期的自我压抑及，她们被诱拐进婚姻这个名为乌托邦实为死穴的陷阱之中。

除此之外，扮演“共谋者”同样需要付出高额的代价，姐妹反目，姐夫与小姨子乱伦而出的罪孽之子出生，曼祯这位“娜拉”出走后的前途等等，男权共谋者的身份并不能引出其他男性的共鸣。男权共谋者这种极具普遍主义特征的身份，在具体的现实语境之中，以一种男性默许，女性自愿自觉的姿态进入具体实践之中。与男性联合施暴策略通常是是疾风骤雨式的暴力压制或是长久贯穿的精神压迫，而这种男权“临时工”最好容身之所就是宗法血缘制下的家庭伦理空间，她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以自身为表率，不断的用生活实践昭示婚姻是女性的终极归宿，并对女性联盟中的异己者进行改造。曼璐舞女的身份成为了文本悲剧发生的源动力，而让曼璐早早踏入社会生活的是“父亲的缺席”，婚姻为她们创造了希望，同时又带来了更为深刻的绝望，婚姻不会拯救道德失范的女性，对自我的压迫成为了原点及目标。由现代性孕育而出的女性独立精神终究被源自于长久历史的男权势力叫了暂停。

悖论的延续甚至还有来自于作者张爱玲的人为干预。1950年张爱玲以笔名“梁京”在《亦报》上连载《十八春》，后1967年改写，并更名为《半生缘》。一个重要的改动即：张爱玲放弃了曼祯支援祖国东北建设的结尾。参与东北建设本是将曼祯从“共谋者”身份悖论断裂开的绝佳机会。曼祯可以从家庭伦理所衍生出的狭隘的“男权共谋者”解脱出来，进而转变为光荣的“共和国建设者”。借进入绝对“政治正确”的建设神圣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得到社会主义建设史里类似于“上海援疆知青”的歷史身份。有如此强大的政治话语庇护，且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接纳。血缘、地域、文化等等个人性元素一并纳入阶级判断的考量之中。她和她的孩子将成为旧社会压迫劳动人民的象征与标致，彼时，她们会更有被时代发现与解读的价值。放弃大量的政治话语叙述，这是张爱玲对于自己“小历史”观念的执着，同样也保留了一个为读者所熟知的张爱玲。而曼祯将会被永远囚禁在那个，已然在政治体制上失去历史意义及合法性的旧社会之中。张爱玲没有为曼祯寻找一个汇入时代洪流的出路，而是让曼祯普通又特殊的偏安一隅，按着旧式的生活轨迹，独自承受着无尽的伤害与疼痛。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半生缘[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3]王德威.想象中国的办法[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

[4]高可昕.疾病叙事探究——以张爱玲《半生缘》为例[J].青年文学家，2021（03）：19-21+24.

[5]谢琼.书写强奸：被转移的言说——张爱玲《半生缘》中强奸故事的文学表现[J].南方文坛，2010（06）：67-72.

[6]齐颖，马明明.俗世之上的悲哀灵魂——《半生缘》中顾曼璐形象的再分析[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08）：193.

注 释

[1]马永生.隐秘历史的现代书写——析张爱玲长篇小说《半生缘》[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2]谢琼.书写强奸：被转移的言说——张爱玲《半生缘》中强奸故事的文学表现[J].南方文坛，2010（06）：67-72.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4]陈慧.当代中国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消解与重塑[J].河北学刊，2011，31（2）：226-229.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