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剧年鉴》创刊及其意义

剧是音乐艺术中最为重要且最具分量的体裁之一。从1921年黎锦晖的《麻雀与小孩》正式公演算起，中国歌剧已走过百年历程，创造出了不少令人难忘并不断复排的经典剧目。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国家文艺政策的扶持和引导下，原创剧目数量急速增长，在类型和风格上呈多元取向。尽管存在文学性和思想性不强、音乐粗制滥造且缺乏戏剧张力，追求豪华、繁复的舞美灯光等问题，但其中不乏成功之作。与歌剧创演的繁荣景象相比，中国歌剧理论建设就显得相对薄弱。比如，对歌剧体裁与风格、音乐与语言、表演与导演等问题的探讨不够充分;对歌剧中音乐与戏剧、形式与内容等关系缺乏更深入的思考;对当代歌剧创作的评论不足等等。尤其是歌剧理论在解决实践环节中出现的问题上不够及时有效，上升到一个理论乃至学科高度方面还有着较大距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歌剧年鉴》（Chinese Opera Yearbook）“应运而生”，标志着中国歌剧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即及时总结创作经验，加强中国歌剧理论建设和歌剧评论，推动新时代中国歌剧的创新发展。歌剧理论评论家居其宏先生在《中国歌剧年鉴》的创刊研讨会上指出：“出版《中国歌剧年鉴》是我国歌剧理论与评论中前所未有的创举，是中国歌剧繁荣的标志，应该成为日后一项重要且持续的工作。”

一、《中国歌剧年鉴》之于中国歌剧实践和歌剧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工作者在整理现当代音乐文献上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一系列的成果，年鉴便是其中代表性的产物。《中国音乐年鉴》《中国新音乐年鉴》《中国音乐教育年鉴》的相继编撰出版，开创了以年鉴记录学术的风气，为音乐学界留下了可靠的、具有持续性的珍贵文献和资料。

《中国歌剧年鉴》由上海音乐学院钱仁平教授主编，于2019年正式创刊，作为首卷的2019卷已正式面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0年版），2020卷也即将出版。作为我国唯一的一部歌剧行业年鉴，《中国歌剧年鉴》具有“专题史”的特点，聚焦歌剧领域，把握歌剧创作动向，引介推广原创剧目，呈现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歌剧创演、理论建设、事业整体决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歌剧创演需要年鉴

新世纪以来，中国歌剧创作呈井喷态势，推出了数以百计的原创作品。繁荣的创作背后需要理论的支撑，及时总结创作经验，理性客观地看待、分析存在的问题与症结。只有将理论评论融入歌剧创演实践，才能催生解决方案，继而成为歌剧创演的重要推动力。《中国歌剧年鉴》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歌剧理论构建需要年鉴

严格地讲，中国歌剧创演的繁荣与歌剧理论的发展存在着失衡现象，当务之急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歌剧理论体系。这也是《中国歌剧年鉴》核心价值的体现。不仅为学界提供交流学术观点的平台，更是从理论高度对歌剧的形式与内容、音乐与戏剧、创作与表演、特色与个性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为最终建立中国特色的歌剧理论体系作出贡献。

（三）歌剧事业的整体决策需要年鉴

年鉴能为各行业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客观依据，这一作用是其他工具书难以取代的。《中国歌剧年鉴》自不例外，既有歌剧历史的回顾，又有当代歌剧发展的现状;既有主创团队的创作阐述，又有理论评论家的深度分析，这些对于文化部门整体了解歌剧领域，制定决策提供了参考。

二、《中国歌剧年鉴》的编撰特点

《中国歌剧年鉴》将密切关注中国歌剧舞台，开辟“要闻”“观察”“特稿”“首演”“评论”“人物”“研究”“纪事”等栏目，总揽全年歌剧实践和理论研究动态，聚焦热点问题，多角度、全方位展现中国歌剧创演实践，助力中国歌剧理论构建。通读2019卷和即将出版的2020卷，不难发现《中国歌剧年鉴》具有以下特点。

（一）聚焦歌剧舞台，汇聚年度大数据

《中国歌剧年鉴》作为资料权威、反应及时、连续出版、功能齐全的行业工具书，凡属大事、新事、特事、要事必选，选材原则体现了客观性、典型性和权威性。年鉴栏目共八大板块，涵盖了歌剧行业发展的诸多维度。各版块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事记”为基础。作为年鉴的固定类目，“大事记”把年度歌剧领域的大事、要事、活动等信息汇集在一起。这些信息覆盖面广，种类多样，使读者对年度歌剧获得全局性的认识。

“要闻”“大事记”等常规栏目，具有一以贯之的客观性和全面性;“观察”“研究”“特稿”“评论”等栏目聚焦歌剧理论评论，深度解读、分析当代歌剧创演;“首演”“人物”等栏目，从编剧、作曲、导演、舞美等视角了解剧目的创排，展现表演艺术家、理论家的风采。

（二）集聚原创剧目，把脉一度创作

《中国歌剧年鉴》2019卷开辟的“首演”栏目，由年度有影响力的剧目主创团队（包括编剧、作曲家、导演和舞美）担纲撰写。主创团队讲述了他们对于歌剧题材、戏剧关系、音乐写作、舞台效果以及歌剧立意与人物形象内涵的思考，为中国歌剧研究留下了可贵的“口述史”。

其中，关于歌剧剧本创作的阐述引人关注。剧本关系到整部歌剧的呈现，特别关系到歌剧音乐创作的走向。主创团队首要关心的应是剧本写作，这一点在歌剧《萧红》创作中得以体现。团队成员认为萧红是一个很适合用歌剧去表现的人物。①因而，团队成员在阐述中“不约而同”提及对萧红的理解：剧本是如何通过构建几组关系反映萧红跌宕起伏的一生;音乐如何用“意识流”旋律、合唱、重唱展现萧红的个性，承载起戏剧的内在张力;导演如何调动各种舞台形式凸显这位典型女性的内在精神，力求从不同角度塑造和深化艺术形象。

主创团队的创作理念阐述，与第三方的评论视角不同，会让观众更近距离地了解作品，触及创作的内核与实践层面的操作，更深刻地理解剧中的人物形象、音乐构思、情感表达。这些基于自身创作经验所作出的思考与探索必將成为当代中国歌剧研究不可缺失的文献。

（三）反思歌剧舞台实践，推动歌剧理论研究

《中国歌剧年鉴》是从整体性上把握当代歌剧发展，反思歌剧舞台实践。“观察”“研究”“特稿”“评论”四个栏目聚焦年度创演剧目，既关注热点问题，也涉及歌剧基本原理和规律的探讨，提出解决策略，推动歌剧理论评论工作的发展。

反思歌剧创作症结，专家学者认为首要问题是在剧本编创上。主要是将一些不适合歌剧表现的故事搬上了舞台，未能考虑到故事是否具备戏剧张力，是否适合以歌剧来表现。张萌在《2019歌剧：多元风貌下的时代底色》一文中提到的“歌剧思维”，对于剧作家而言是同样重要的。他认为，在强调戏剧观念表达上，剧本应充分考虑音乐施展的空间，反之也要避免歌曲化的堆砌，凸显歌剧的戏剧张力。在人物塑造上，剧本应着力于从“人性”的层面挖掘人物形象，紧扣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精神话题或社会问题，才能创作出更有温度、更具深度的剧本。具体到民族歌剧的剧本编创，李诗原在《中国民族歌剧的历史、特征及相关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剧本应在表现当代题材、塑造当代人物上潜心探索、大胆实践。蒋力认为歌剧《逐月》的剧本提炼出四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在善与恶、美与丑的二元对立冲突中彰显人物个性。游暐之以歌剧《天地神农》为例，阐述了她的剧本写作思维，提出神话的意义在于“人”的观点。虽然写的是神话故事，但落脚点是在“人”上，以写“人”的视角来写神农。

其次，对于宣叙调写作难以获得大众审美认同的问题，不少理论评论家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歌剧宣叙调的概念尚未厘清，对其在音乐戏剧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未能充分认识。如何解决宣叙调写作难点，兼顾语言与音乐逻辑的统一，成为歌剧理论研究的突破点。蒋力认为徐占海采用“说着唱，唱着说”的写法值得借鉴，在宣叙调中既写出了人物的语气、语调、语感，更写出了人物的情感和内心反应。王祖皆在《提升歌剧一度创作水准的八要素》一文中分享了他的歌剧实践。他认为，宣叙调写作必须注重腔词关系，结合中国语言的发声特点和四声关系，才能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来。类似这样的探索和实践应该继续下去，更应该在歌剧理论层面再做深入挖掘。

三、《中国歌剧年鉴》的焦点和问题意识

在两卷《中国歌剧年鉴》中，体量最大、分量最重的内容是关于歌剧创作经验总结、问题探讨、剧目评论、理论探索等方面的文章。其中既有聚焦性的专题性文章，又有高屋建瓴的学术总结性文章。这些文论一一读来，观点鲜明，论述精辟，是音乐学者在对歌剧领域全面而深入的学术把握基础上，敏锐地洞察到歌剧创演中的问题，进而提出的深刻认识和中肯建议。

关于歌剧的形式与内容、音乐与语言等基本问题，多篇文论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李诗原在《中国歌剧怎么做？——一个基于基础性美学问题的百年检视》的长文中，认为不应埋首于创作生产而缺少理论思考，应对歌剧有清晰和准确的认知，尤其是歌剧的基本问题（如形式与内容、体裁与风格、音乐与语言、创作与表演、导演与表演、创作与制作等）值得展开充分的探讨和研究。从“问题意识”出发，围绕实践环节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系统性和针对性研究，最终建构一个以解决中国歌剧创演和传播问题为导向的歌剧理论体系。

不止一位学者提到，当代歌剧艺术创作暴露出来的若干问题在于缺乏一些歌剧“常识”。张萌认为，“常识”是歌剧艺术创作中一些规律性的艺术手法和结构原则，应是业界普遍掌握并加以运用的原则。比如，如何选材，如何选择适合歌剧表现的故事，要考虑到歌剧体裁的内在规定性。李诗原强调要选择表现一个充分具备戏剧矛盾冲突的故事，歌剧创作应遵循“歌剧故事不能一团和气”“歌剧人物不能温文尔雅”“歌剧音乐不能甜甜蜜蜜”三个“常识”。

关于歌剧的民族性与中国歌剧独特品格，音乐学者、作曲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歌剧如何成为诠释文化自信的体裁。张萌主张用一种国际化音乐语言讲中国故事，王祖皆认为对于一部歌剧作品而言，挖掘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文化积淀和精神追求至关重要。李诗原指出，中国歌剧创作应在保持歌剧多样性的前提下，创造一种符合歌剧艺术特点规律、具有民族文化特征并与国际可以“通约”的歌剧类型。歌剧音乐应把体现“中国性”的音乐形式美及其审美品格作为重要的法则。这些思考与探讨都是建立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对当下的歌剧创作具有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总的来看，《中国歌剧年鉴》的专栏文章形成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历史研究，进一步“提纯”歌剧学科理论研究的意义，即以史为鉴对当下歌剧的创作、表演及理论进行深入的思考与解读。此类文章往往能发人深省，思考与评论也很有见地，极大地提升了年鉴的学术含量与参考价值。

结 语

放眼国际，歌剧年鉴的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40年代。德国音乐学家阿尔弗雷德·洛温伯格（Alfred Loewenberg，1902—1949）以颇具开创性的《歌剧年鉴》（Annals of Opera，1943）一书被后世铭记。他观看每一场歌剧演出，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性资料，记录了自1597至1940年间约4000部歌剧首演（包括名称、作曲家、剧作家、制作地点和日期等信息）以及随后巡演的细节，是一份宝贵的编年史料。②其后，歌剧年鉴的编纂在各国相继展开。美国音乐评论家罗伯特·马什（Robert Marsh，1924—2002）主编的《拉维尼亚歌剧年鉴》、W.H.塞尔萨姆编纂的《大都会歌剧年鉴》、捷克音乐评论家帕维尔·埃克斯坦（Pavel Eckstein，1911—2000）编纂的《国家剧院年鉴》③以及日本歌剧研究专家石田麻子（Asako Ishida）1995年主编的《日本歌剧年鉴》分别记录了本国的歌剧创演、行业发展的各种数据和情况，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国外歌剧创作的重要参考文献。

立足中国，《中国歌剧年鉴》作为国内第一本歌剧行业发展的学术性年鉴，首卷在整体的风格和品质都达到了预期目标，奠定了较好的起点和基础。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歌剧年鉴》可否从以下方面再着手精进：其一，增加关于国际歌剧综述性文章，盘点国外歌剧院上演的剧目和创作动向，对中国当代歌剧的创演和传播起到启示与借鉴意义;其二，建议加大“评论”专栏的分量，围绕年度首演或热门剧目展开。评论应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既可以是对年度创作整体的评价，也可以具体到一部作品进行深入的剖析;其三，增加歌剧理论研究、歌剧传播、歌剧教育等方面的文章，把舞美制作、歌剧表演与教学、歌剧传播以及儿童歌剧创作等内容纳入进来，全方位地反映歌剧研究的学术动态;其四，组建相对稳定的编辑团队，完善《中国歌剧年鉴》的平台建设，实施数字化管理，提高编校质量。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高度重视文献搜集、整理与编撰的国家。在传世文献中，《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宋书·乐志》汇集历代音乐著述，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对后世影响深远。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歌剧年鉴》继承了“鉴得失，知兴替”的史学传统，汇集行業年度重要文献信息，具有与时俱进的学术品格。法国年鉴学派④的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认为，我们只有根据过去才能理解现在，反之，也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点明了年鉴的价值，即存史、鉴今。《中国歌剧年鉴》亦自不待言，“鉴”是一面镜子，既可以回顾过去，理解过去，也可以展望未来。它会使我们在历史长河当中获得新的参照，望见中国歌剧黄金时代的到来。

① 杨洋《杨洋淡指挥歌剧〈萧红〉：音乐主导性歌剧的新启示》[N，《音乐周报》2021年8月1日，第A11版。

② 汪启璋等编译《外国音乐辞典》[Z]，上海音乐出版社1988年版，第446页。

③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second edition，edited by Stanley Sadie and John Tyrrell.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2001.

④ 年鉴学派是西方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学派是集合在一份杂志周围，在共同信念鼓舞下从事史学研究的一批学者，这份杂志叫《经济社会史年鉴》，年鉴学派就是由此得名的。参见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231—232页。

（基金项目：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十九世纪歌剧女性形象塑造及当代实践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李晶  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