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非对称创新理论的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路径

朱瑾 许智颖 刘文政

摘要 创新驱动战略下绿色技术创新是缓解经济-环境矛盾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非对称创新”理论构建的市场-制度-技术三维框架，将其解构为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政府资助、R&D经费投入和R&D人员投入五个细分指标，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和必要条件分析（NCA）相结合的方法，从组态视角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差异、关键驱动因素和实现路径展开研究。研究表明：①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集聚辐射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自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游、西南、黄河中游、东北、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依次递减，东部、南部和北部沿海地区集聚辐射效应更为显著。②NCA方法表明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政府资助、R&D经费投入和R&D人员投入均是实现20%及以上水平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不充分），其中R&D 经费投入、市场化进程和R&D人员投入必要性更为显著。QCA 必要条件分析显示，R&D经费投入是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不存在非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QCA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集是NCA结果的子集，两种方法结论互补互证。③QCA 组态分析显示，实现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有两条，分别是技术投入主导下市场驱动型和技术投入主导下自主开放型路径;导致非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有两条，分别是多因素匮乏型和市场局限下资源诅咒型路径。文章丰富了技术创新理论，凸显了非对称创新的中国情境，为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找动力、补短板、发现可实现路径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非对称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定性比较分析（QCA）;必要条件分析（NCA）;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 F207;X3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22）02-0128-12   DOI：10.12062/cpre.20210629

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两难兼顾的矛盾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载，经济搭乘快车道实现迅速追赶，经济效益显著。从改革开放伊始到2018年间，中国 GDP（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8.7亿元激增至2018年的900309.5亿元，平均年增速达9.4%。但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能源过量消耗代偿，生态环境红灯频频亮起。2019年全国能源消费共计48.6亿t 标准煤，同比增长3.3%[1]，中国连续十年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排行中居首位。在经济-环境不均衡矛盾如此突出的背景下，以绿色技术创新手段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才是长久之计[2]。这一问题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他们从市场、政府、技术以及国际贸易等多方面展开广泛研究[3]，并证实市场化进程[4]、环境规制[5]、政府研发资助[6]、R&D 投入[7]、对外直接投资[8]等维度均存在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但上述研究主要对单一要素净效应进行论证，鲜有研究讨论多要素组合状态对结果的影响，且目前研究层面多集中在微观企业[3]或中观行业层面[9]，区域经济层面的研究较少见，缺乏对中国国情的聚焦。针对上述问题，文章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与必要条件分析（NCA）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解决多要素组合问题，采用非对称创新理论解决聚焦中国情境的问题。QCA 方法适用于解决多个条件要素的组合及其组态对结果的影响作用研究，NCA 方法能为 QCA 的必要程度分析提供更加精确的依据。魏江等[10-11]提出非对称创新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因素进行了解读，指出以強政府制度、大市场形态与弱技术为特征的发展路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特有的经济发展路径，其中市场-制度-技术三个维度成为经济发展路径的关键视角。在我国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如何立足中国特色探索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就变得格外重要且紧迫。文章从宏观区域经济层面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差异、关键驱动因素和实现路径展开研究，使用QCA 和NCA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三维组态角度找到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和充分路径，对各区域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供合理化政策建议。

1 绿色技术创新及其影响因素

1.1 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

绿色技术创新是以保护生态环境兼顾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研发先进的科学技术或改良当前工艺流程为手段，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或减少污染物排放为途径，实现节能减排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的技术创新范式[2]。从广义来看，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创新、可持续发展创新以及生态创新并无差异，其本质都是为解决资源环境约束与经济发展矛盾而进行的绿色创新范式[12]。从狭义来看，绿色技术创新又独具特性，它更突出“技术”这一核心手段所发挥的功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一般以技术效率评价为依据进行衡量，并大体划分为投入与产出两种视角。基于技术投入的视角，将研发资金与技术人才数量作为创新源泉，分别赋权加总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13]。基于产出的视角，选择绿色技术专利数量为衡量指标[14]。专利是反映区域或国家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准，因此这一指标也得到国外学者们的广泛认可。 Wagner[15]以及Wurlod等[12]在其研究中均使用了绿色专利数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区别于既往的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16]典型特征。首先，是基于知识、技术溢出效应的正外部性。作用机理在于领先企业开展绿色技术研发、改进并投产入市，这种先发优势使其抢占细分市场租金，进而激励竞争对手竞相模仿或逆向研发，最终提升行业内技术水平。这一过程是以领先企业独自支付技术研发成本为基础，进而使行业内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具有正外部性。其次，是基于环境资源公共品属性的负外部性。作用机理在于企业生产排污所需私人成本低于社会平均成本，导致企业低估生态环境污染后果而过度排放，而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治理策略增加了企业的经济负担，最终抑制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17]。

1.2 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从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视角分析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既要包含企业自身技术实力，也要兼顾市场机制、政府制度等外界环境的影响。回顾既往相关研究，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部要素主要围绕 R&D 研发投入、技术研发人员数量、高管团队认知、企业社会责任等[3，18]展开，其中企业技术能力的强弱尤为受到关注。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创新资源的丰富性保障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来源和可持续性[7，19-20]，技术创新能力的强弱则是支撑绿色技术创新的核心[21]。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市场。一方面是政府主导下的制度环境，如政府强制性环境规制[22]倒逼企业主动开发绿色技术;激励性环境税政策鼓励支持技术创新主体向环境友好型发展;政府研发资助则降低企业使用自有资金的机会成本，提高绿色技术创新风险承担与创新意愿[6]。另一方面是市场主导下的多种经济要素，如迫于成本压力，企业在降污生产的同时不得不改进原有技术提高效率[23]，还有竞争对手、消费者产品需求等市场要素同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3]。

2 研究视角与框架

2.1 研究视角：中国情境下的非对称创新理论

非对称创新理论是由中国学者魏江等人提出，基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竞争中所面临的特殊情境，根据经验积累所总结的创新追赶路径[10-11]。“非对称”有资源与路径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中国企业与国际领先企业相比所具有的稀缺性特殊资源，而这些资源是国际领先企业不具备的竞争优势，主要包含强政府制度、大市场形态与弱技术体制三方面[10]。强政府制度主要以政府主导，在既往制度惯性下转型中的政府仍把握部分核心要素资源，包括技术、资金以及土地等[10-11]。这些关键资

源为企业争取政府注意力提供动力，也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同时部分区域存在制度不完善现状，且多主体导致制度逻辑复杂[10-11]，这为企业通过制度创新提供机遇。大市场形态主要得益于中国14亿人口红利，但背后也隐藏着市场稳定性风险。疆域辽阔形成的自然区域差异与数字时代消费者需求瞬息万变都将对市场均衡产生挑战[10]，大市场更呼吁技术创新为中国绿色发展提供支撑。最后，弱技术体制则是中国长期以来技术落后的积弊，影响企业重视技术投入，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着力扭转的关键瓶颈。“非对称”的另一方面指中国企业的创新路径与国际领先企业主导下的范式不同。体现为中国企业充分利用上述“非对称”资源要素，并將其发展为本国竞争优势的过程。如利用政府提供的资金、土地与政策等支持性资源，成立“产学研金介”协同下的绿色产业示范基地，以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非对称”创新是研究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不可忽视的重要情境，既能够有效体现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创新发展的特殊国情，又可以通过区域发展的差异性路径探寻今后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成功做法。

2.2 研究框架

综合现有文献，文章基于魏江等人对非对称创新的中国情境解读，融合政府管制、市场调节与技术研发等全方位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构建绿色技术创新研究下的市场、制度和技术三维组态框架（图1），探寻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路径。

（1）市场维度。市场化进程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条件[4，24]。中国强大的国内市场受益于十四亿人口红利，这拓宽了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资本化的变现空间。与此同时，庞大的规模背后隐藏着非均衡性与动荡性[24]。如中国不同区域的市场成熟度差异显著，国内消费者需求差异化及其行为波动导致市场高度动荡，消费者、竞争者以及产品等各种市场要素间联动并发挥交互作用，进而触发或阻碍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25]。非市场化的要素市场将大大削减其他条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力度，间接降低绿色创新水平[26]，而成熟完善的市场化机制则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27]，通过“看不见的手”既为环境污染提供了治理思路[28]，又能协同其他条件强化其有效性[24]，使技术要素在市场机制下实现技术转移[4]，最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综上，成熟完善的市场化进程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条件，因此文章将市场化进程作为市场维度的重要指标，研究它对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

（2）制度维度。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条件[29-30]，当前学者主要将制度环境细分为环境规制与政府资助两个二级指标。立足中国制度的特殊情境，强政府的关键作用不容忽视[10]。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有

一部分把握在政府手中[10]，秉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政府以约束型和支持型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宏观调控要素分配与经济主体行为，达到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目的。约束型手段表现为环境规制，即以政府为主导的各种干预环境污染行为的措施，根据其约束程度可以划分为三类[31]：①制定环境标准、污染罚款等强制性措施;②推行环境税、排污费和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等支持性措施;③自发的公众监督、企业减排联盟等自愿性措施[31]。目前有关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众说纷纭。“创新补偿理论”认为环境规制倒逼企业绿色技术升级，以创新所得弥补环境保护的支出，即经典的“波特假说”[32]，这一理论也得到部分国内外学者的验证[5，33];相反，“遵循成本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使企业额外增加环保成本[34]，这部分额外支出使得研发资金被挤出，因此环境规制会阻碍绿色技术创新[35]。政府支持型手段表现为政府资助，即政府通过发放合理的研发资金补助来促使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学术界对政府资助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同样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促进论”者认为政府研发资助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通过信号传递作用为企业吸引投资[36]，不仅降低了企业研发成本与风险[37-38]，还发挥杠杆作用促进企业自身研发投入[39]，整体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少数“抑制论”者认为政府研发资助会阻碍绿色技术创新，通过挤出效应减少企业研发投入[40];也有学者考虑区域差异[41]与制度框架差异[42]，提出杠杆效应与挤出效应阶段性交替的观点。上述观点的冲突性更凸显了环境规制和政府资助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两者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亟待从区域层面加以论证。因此文章将两者作为制度维度的重要指标，研究它们对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

（3）技术维度。R&D 投入（技术研发投入）是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7]，主要细分为 R&D 经费投入和R&D 人员投入两个二级指标。我国技术能力与国际领先企业相比整体处于较弱的水平[10]，提升技術能力是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根本。技术竞争理论认为创新资源决定了技术创新能力的强弱[19]，丰富的创新性资源是转化成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源泉。资源基础理论的学者们认为从投入视角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吸引技术投入的关键驱动因素是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环境双重效益[19]。Lee 等[7]以2001—2010年日本企业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研究并证实 R&D 投入量与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相关。有研究将 R&D 投入进一步细分为 R&D 经费投入与R&D 人员投入[7]，并发现两者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如刘伟丽等[43]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表明，R&D 人员投入受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大于 R&D 经费投入所受影响。陈瑶[44]的研究表明 R&D 经费投入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有积极作用，但R&D 人员投入与绿色发展效率负相关，并解释是由于西部地区缺乏创新与传统要素的协同治理所导致的。综上，R&D 经费和 R&D 人员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关联，因此文章将两者作为技术维度的重要指标，研究它们对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

3 研究方法与数据

3.1 研究方法：QCA 与NCA 相结合

QCA 是基于集合论的思想研究因果关系的充分性与必要性的方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它的定性体现在以案例为分析单位，但和扎根以及案例等质性研究不同的是QCA 可以容纳大样本案例的数据并进行科学分析。它的定量体现在以布尔算法为基础，对因果变量对应的指标数据进行校准及运算，以此得出必要条件及充分组态，为研究问题的理论及实践提供多样化等效路径[45]。 NCA 是基于复杂因果关系的一种全新的必要条件分析法，与QCA 不同的是它不仅可以识别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还能定量计算必要条件的效应量（effect size），以及作为必要条件的瓶颈水平（bottlenecks）[46]。目前，QCA 方法在国内处于成长期，不仅应用于经济管理领域，还在公共管理、医学、情报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并受到众多顶级期刊的认可[47]。在国际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主编的倡议下[48]，管理学界开始将 NCA 与QCA 相结合以研究必要、充分复杂因果关系[48]。

文章的研究问题涉及多维度前因条件，包括市场（市场化进程）、制度（环境规制、政府资助）和技术（R&D 经费投入、R&D 人员投入），且各维度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如周杰琦等[26]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力度受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会被削减，苏昕等[49]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产出的积极作用受政府补助的影响会被强化，张旭等[50]发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在 R&D 投入的介导作用下受到了政府研发资助的推动。上述研究受研究方法限制，将各维度要素组合起来分析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必要条件与充分路径尚未有研究涉及。因此，文章选择 QCA 与 NCA 相结合的方式，以 QCA 为充分条件的主导研究方法探究市场、制度与技术三维组态下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以 NCA 为必要条件的辅助研究方法更精确的计算绿色技术创新的瓶颈标准。

3.2 各变量及数据来源

3.2.1 结果变量

文章的结果变量是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由研究问题所得。现有研究中，学者们从投入或产出等多重视角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形成了多样化指标。考虑到该指标作为结果变量，为区分因果关系并体现前因条件的作用效果，文章参考Wurlod等[12]的研究，从产出的角度将绿色技术创新专利作为衡量指标。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分类标准为国际绿色分类体系 IPC，数据年份为2019年。

3.2.2 条件变量

文章的条件变量由研究框架的三维度细分所得。为保证研究数据严谨科学，文章主要做了三个准备。首先，考虑其作为前因变量，应与结果变量的衡量视角相对应，因此从投入的视角选择前因测量指标。其次，为剔除测量口径、范围等因素对绝对数指标的影响，文章以相对数指标测量前因变量。另外，由于环境规制等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滞后一年时作用最大[51]，因此前因条件变量选择2018年的数据。参考已有文献，并依据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9》收集整理相关数据。

（1）市场化进程。以市场化指数代表区域市场的完善成熟度，参照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等[52]的报告，市场化指数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五个方面组成。这五个方面又各自有细分二级指标，各级指标均采用等额权重（算术平均值）的方法求得上一级指标。

（2）环境规制强度。以《中国统计年鉴-2019》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9》中地区生产总值与相应能源总消耗的比值来反映环境规制强度，它是反映地区环境规制程度的综合性指标[53]。

（3）政府资助强度。以《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地方政府科技支出与公共财政支出的比值作为政府资助强度的衡量指标，它反映了不同区域政府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

（4）R&D 经费投入强度。以《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9》中 R&D 经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 R&D 经费投入强度的衡量指标。该指标计算参考了国家统计局《中国创新指数（CII）研究》，体现了不同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资金的投入强度。

（5）R&D人员投入强度。以《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9》中每万人R&D 人员全时当量（万人年）作为具体的衡量指标，即按常住全部人口平均计算的R&D 人员全时当量。该指标计算参考了国家统计局《中国创新指数（CII）研究》，体现了不同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人员的投入规模和强度。

3.3 校准

校准是使案例数据转化为集合隶属度的关键步骤[45]。通过设置1（完全隶属某一集合）、0.5（是否隶属某一集合的最大模糊点）和0（完全不隶属某一集合）三个锚点，将案例归属于相应变量集合并赋予0～1的隶属度[54]，隶属度表示案例隶属于目标集合的程度。常规测量实践主要通过测量指标的排序，得出数值间的相对位置高低，但受被研究案例整体水平变动影响，相应数值的位置高低可能改变[55]。而校准则是结合知识和案例，确定高绿色技术创新的模糊集，将定量指标（绿色专利数）转换到集合隶属度的过程[55]。例如在高绿色技术创新的目标集合中，案例1的绿色专利数为8000，该案例相应“高绿色技术创新”的隶属度为0.9，表示“8000个绿色专利”隶属于“高绿色技术创新”的程度为0.9。隶属度从0到1代表案例隶属于目標集合的程度逐渐增强。模糊集的“非”运算基于布尔逻辑，表示相反的概念。例如案例1在高绿色技术创新集合中隶属度为0.9，则它在非高绿色技术创新集合中隶属度为0.1。假设校准步骤要遵循外部标准、合理性和透明性三个原则，即以相应的理论或完整的事实为标准（外部标准）[56]，而不是局限于当前案例收集的数据，在理论与实践的指导下（合理性）对校准过程做出全面的解释（透明性）。

根据Ragin[56]所提出的校准方法，文章使用较为常用的直接校准法。既往文献并未对文章的条件与结果变量进行标准的程度划分，因此文章遵照合理性原则，将各变量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后分别将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50%）和下四分位数（25%）作为集合的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锚点。具体描述性统计分析与校准见表1。

4 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差异分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八大综合经济区是近年来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区域划分模式，体现了区域综合特点，兼顾区域内溢出效应，是政府实施治理的重要着力点。因此文章以区域为研究尺度，首先对八大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行差异分析，以区域内各省份绿色技术专利均值为衡量指标，构建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统计见图2。

图2数据显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分布呈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集聚辐射效应，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游、西南、黄河中游、东北、大西北综合经济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依次递减，跨度接近两个数量级，区域差异性显著。其中，东部、南部和北部沿海地区集聚辐射效应显著。区域内存在领先发展的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省份，如北京市、广东省和上海市，领先省份的经济优势吸引企业集聚，并经技术、资源外部溢出效应，辐射惠及地理邻近省份，从而带动区域整体水平提升。目前来看，以四川省、重庆市为领先的西南综合经济区有望通过集聚辐射模式进一步提升区域整体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5 结果分析

5.1 NCA必要条件分析

NCA 通过构建x-y散点图中的上限线（Ceiling Line），将无观测值区与可观测区划分开来，以上限线之上是否存在空白区域（Ceiling Zone）来判断x 条件的必要性（非充分）[46]。在散点图中，自x（条件变量）的最小值所对应的y （结果变量）中的最大值开始描点，以此规律沿横坐标向右类推，最终参考所有描点绘制 x-y 上限线（Ceiling  Line）[46]。根据变量的类别，NCA 主要使用两种上限分析技术。对于具有少量（<5级）变量级别的二分或离散变量，使用上限包络分析（Ceiling Envelopment，CE），对于具有多个（≥5级）变量级别的离散或连续变量，使用上限回归分析（Ceiling Regression，CR）[46]。

NCA上限线分析与传统的线性回归有几点不同。首先，线性回归以尽可能多地穿过坐标图中散点为较好拟合的标准，而上限线分析则以区分空白区域与观测区域为准则。其次，NCA 分析所得的必要条件不一定与结果变量存在显著线性关系。文章同时应用 CE 和 CR 两种方法构建 x-y 散点图，并整理相应参数得出最终的 NCA 必要条件报告结果见表2。

NCA 要求必要条件必须满足两个标准：①效应量不低于门槛值（d=0.1）;②蒙特卡洛仿真置换检验（Monte  Carlo simulations of permutation tests）显示效应量显著[46]。综上，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政府资助、R&D 经费投入以及 R&D 人员投入均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不充分）[46]，其中市场化进程、R&D 人员投入和R&D 经费投入（以CR 方法为准）尤为显著，且效应量依次增大。

表3进一步显示了必要条件的瓶颈效应量，表示为使结果变量y达到观测范围内给定的某一水平（%），条件变量最少要满足的水平（%）[46]。表3证明要达到20%及以上水平的绿色技术创新，每个条件变量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必要性（不充分）。例如要达到总观测范围内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70%，市场化进程至少要达到21.9%水平，环境规制至少要达到42.9%水平，政府资助至少要达到49.6%水平，R&D 经费投入和R&D 人员投入分别要达到56.1%和50.4%的水平。而要满足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10%，只有 R&D 经费投入是必要条件，其他条件都不必要，表明R&D 经费投入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必备条件。

5.2 QCA 必要条件分析

根据 QCA 相关功能，文章对高绿色技术创新和非高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进行分析，最终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一致性和覆盖度分别回答了有效性与解释力的问题。一致性表示具备相应条件的案例集合中表现为特定结果的案例占比，覆盖度表示具备相应条件且表现出特定结果的案例覆盖了多大范围的结果案例。以0.90为一致性阈值，一致性高于0.90的条件变量即视为必要条件。由表4可见，导致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是 R&D 经费投入（一致性>0.90）。结果显示不存在导致非高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

由于 QCA 与 NCA 对必要条件的判断标准不同，QCA 以散点图对角线为参考线，而 NCA 可能会将上限线向上移动或旋转，形成带截距的参考线，可以分析结果变量不同指定水平下的必要条件[46]。因此QCA 必要条件分析得到的结果集是NCA 的子集，通常前者比后者少，两者互证互补，并不冲突[46]。

5.3 条件组态分析

文章运用 fsQCA3.0软件对导致高绿色技术创新和非高绿色技术创新的条件组态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三类解：复杂解（无逻辑余项）、中间解（纳入简单的逻辑余项）和简约解（纳入简单和复杂的逻辑余項），为了保留必要条件防止其被简约解简化，最终报告中间解。其中，在简约解与中间解同时出现的条件为核心条件，仅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为边缘条件[57]。

文章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5以保证组态的解释力度，PRI（子集关系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5以剔除“同时子集关系”的干扰[45]，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1。由于 QCA 分析中非高绿色技术创新缺乏必要条件，因此文章在反事实分析中参考 NCA 分析的结果，对 QCA 必要条件结果进行补充。假设瓶颈水平较高的 R&D 经费投入、市场化进程和R&D 人员投入三要素均缺乏将导致非高绿色技术创新。参考 Ragin 和Fiss的建议，以表格形式表示结果路径[57]。如表5所示，实现高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有两条，分别是H1和 H2;实现非高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有两条，分别是NH1和NH2，表中符号表示相应路径内各条件变量的不同存在状态与重要程度。

5.4 稳健性检验

文章使用集合论特定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45]。首先，依次设置案例频数阈值为1和2，结果均保留了75%以上的案例，相应的结果路径及其一致性、覆盖度并无本质差异。其次，在满足PRI 一致性不低于0.75的原则下，分别设置0.85和0.90两个一致性门槛，得到的条件组态与相应参数并无显著差异。综上，上述分析结果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可靠。

6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典型路径

6.1 高绿色技术创新路径

6.1.1 技术投入主导下市场驱动型H1

路径H1显示，R&D 经费投入和 R&D 人员投入同时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市场化进程作为边缘条件存在，此时环境规制和政府资助不发挥显著作用，能够带来高绿色技术创新。首先，成熟完善的市场机制为资源合理配置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与创新驱动转型的新常态下，绿色、环保、生态成为要素供给与产品生产的重要标准。成熟的竞争性市场机制驱动要素资源向环境友好型企业分配，使得符合绿色发展导向的企业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其次，R&D 经费投入和 R&D 人员投入为技术能力提升提供了要素支持，在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导向下，资源要素向绿色技术创新转化。最后，充足的要素禀赋补充了政府资助的不足，此时既有的技术能力实现了对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进而抵消了约束性环境规制给经济主体带来的额外成本，使得“遵循成本”效应不再出现，环境规制整体作用并不显著。该路径结果验证了技术资源投入对创新的积极作用[19]，并强调了市场的关键驱动作用。符合该路径的省份主要围绕北上广及川渝经济圈分布并呈区域集聚性，以北上广所在经济区为典型，川渝经济圈最具发掘潜力。包括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北京、天津、山东），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圈（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以广东为中心的泛珠三角经济圈（广东、福建、湖南），以成都及重庆为中心的川渝经济圈（四川、重庆）和湖北省。以北京市为典型，2020年6月5日，北京市发改委制定并公布《北京市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施方案》[58]，根据未来绿色发展的需要，目标是建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以市场为导向使得更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被传统标准认可，北京市将围绕大气污染防控、现代化能源利用以及绿色智能交通等形成高端创新资源集群，受技术资源的驱动，以“京内研发，京外转化”的方式形成具有区域辐射效应的绿色技术创新中心。

6.1.2 技术投入主导下自主开放型H2

路径H2显示，R&D 经费投入和 R&D 人员投入作为核心要素存在，环境规制与政府资助作为边缘条件且不存在，此时市场化进程不发挥显著作用，能够带来高绿色技术创新。该路径表明技术资源投入的确可以带来技术、知识溢出效应，并补偿市场化进程的不完善状况，同时低环境规制也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更自由宽松的成本空间。该路径结果与“波特假说”支持者的观点相反[24]，可能是由于技术溢出效应较强使得环境规制成为边缘条件不再发挥显著作用。符合该路径的省份之一是辽宁省，其区位优势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辽宁省既属于中国老工业区，承担着东北振兴的重任，又是东北地区开放对外的关键门户，承接着自环渤海地区引进的科技文化资源。辽宁省物产富饶资源丰富，是中国资源型城市较为集中的省份之一，铁矿居国内首位，金刚石商业储量居亚洲首位，工业总产值占东北50%以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提出振兴东北需要区域协调发展的号召。在资源与政策的双重驱动下，辽宁已形成自由开放的营商环境并吸引京津冀地区众多产业形成产业集聚效应[59]。外部企业入驻带来技术溢出，同时通过区域间优势互补效应进一步提升了辽宁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6.2 非高绿色技术创新路径

6.2.1 多因素匮乏型NH1

路径 NH1显示，在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R&D 经费投入和 R&D 人员投入条件均缺乏的情况下，环境规制不发挥显著作用，将无法形成较高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该路径是由于绿色技术创新所需的资源匮乏，市场机制不够完善且制度缺位，多重因素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不理想的结果。该路径结果验证了前人提出的“污染天堂”假说，并发现该结果可能是由多因素匮乏的综合效应所导致。符合这一路径的省份主要分布在大西北、东北和西南地区，包括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吉林、黑龙江、云南、贵州和广西等。以新疆、宁夏、青海、甘肃等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为典型，由于地理环境、人才短缺等问题导致长期以来技术创新水平不高，政府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拉动西部开发。低环境规制吸引了东部环境准入严格地区的重污染企业向西转移，西部地区成为众多企业的“污染天堂”。在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制度缺位与技术水平落后的多重影响下，东企西迁给接收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逐渐递减并引发严峻的环境问题。

6.2.2 市场局限下资源诅咒型NH2

路径 NH2显示，即使具备充足的 R&D 经费投入和 R&D 人员投入等技术资源，在缺乏市场化和政府资助的情况下，环境规制不发挥显著作用，仍无法实现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该路径的作用机理在于，在没有充分的市场与制度要素相匹配的背景下，过多的技术投入会形成资源诅咒效应，反而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此路径也证明了必要条件的必要非充分性，即单一技术资源投入不足以构建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必须协同其他要素才能发挥充分性因果作用。该路径结果验证了“资源诅咒”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60]，符合该路径的省份是陕西省。陕西省作为中国的工业大省，虽然工业产业根基深厚，具备并投入了丰富的技术创新资源，但其市场化进程总体处于相对不完善水平。尽管陕西省本身处于中国西北地区的中心位置，丰富的煤炭等自然资源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在市场机制与相关产权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导致利用效率低，加之过度的开采最终引发生态环境危机，最终导致“资源诅咒”效应[60]发生。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结论

为了研究中国情境下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可实现路径，文章基于“非对称创新”理论构建全新的研究框架，综合市场-制度-技术维度形成条件组态并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集聚辐射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自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游、西南、黄河中游、东北、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依次递减，北部、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以北上广为绿色技术中心的集聚辐射效应，川渝经济圈最具区域集聚辐射效应的发掘潜力。

（2）R&D 经费投入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瓶颈。 NCA 方法显示，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政府资助、R&D 经费投入和R&D 人员投入均是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不充分），其中 R&D 经费投入、市场化进程和 R&D 人员投入的必要性尤为显著。QCA 必要条件分析显示， R&D 经费投入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技术维度缺乏资金的投入将成为制约绿色技术创新提升的瓶颈。不存在单一要素构成非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说明阻碍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因素是多发性的，需要同时关注内外部要素的综合均衡作用。

（3）存在两条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组合路径和两条应规避的路径。实现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有技术投入主导下市场驱动型和技术投入主导下自主开放型两种，两者具有“异曲同工”的等效性，为其他要素基础相似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不高的区域提供了路径借鉴。导致非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有多因素匮乏型和市场局限下资源诅咒型两种，每条路径的机理分析都能为当地治理找到病根，便于其“对症下药”实施改进措施。

（4）环境规制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于北部、东·136·部、南部沿海及川渝经济圈等技术能力较强的区域，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主要是由于遵循环境规制的额外成本被高技术创新水平的“创新补偿”作用抵消了。对于辽宁等技术能力一般但资源储备丰富的区域，缺乏环境规制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主要是由于资源吸引使得高技术产业集聚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对于大西北、西南等技术能力较弱的区域，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起阻碍作用，主要是由于支持型政策吸引高技术高排污企业聚合形成“污染天堂”。

7.2 边际贡献

文章立足中国式“非对称创新”的研究框架从区域尺度研究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找到了组态实现路径和规避路径，并对富有争议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创新。

（1）将中国特色的非对称创新理论应用于绿色技术创新研究领域，扩展了非对称创新理论的使用情景，并发现了技术维度的新特征。研究結论支持了强政府、大市场特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也发现我国弱技术的特征在局部区域已经实现扭转，数据证明强技术将会成为今后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2）运用多维组态视角研究了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为发展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整合视角，丰富了技术创新路径理论。将非对称创新理论的三维度解构为五指标，以八大经济区和省级研究尺度找到了绿色技术创新在上述维度的组态实现路径和规避路径，找到了R&D 经费投入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必要条件。

（3）发现了环境规制作用的区域异质性，丰富了环境规制的适应性条件。研究成果发现弱环境规制在特定环境下对绿色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提出环境规制不要一刀切地提高准入门槛，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补充了情境条件，形成了更为多样的适应性路径。7.3 政策启示

在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时代机遇期，以深化市场化改革为导向，以扭转技术能力为目标，以政府驱动为主导，与各区域主动选择实现路径相结合，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至关重要。

（1）加速推进各地市场化进程，增强R&D 经费投入力度。从 NCA 与 QCA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可见，成熟完善的市场、强大的技术实力是实现绿色技术创新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制度维度的政府支持与环境规制的瓶颈效应量较低，表示对结果变量的约束程度低。因此，要首先尊重市场规律，再以政府调节为保障。通过深入推进市场化体制改革，更好发挥“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重视技术能力的提升与投入，增强技术资源的投入，并充分借助核心企业技术研发的外部溢出效应，引进吸收学习先进技术，提高自身技术实力。

（2）以东部、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为典型，强化绿色技术中心的区域辐射效应。一方面，扩大现有经济圈辐射范围。将京津冀经济圈向东北延伸，在遵循专业分工的原则下由京津向东北输出绿色技术，在保留东北工业实力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效率降污减排。将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技术辐射范围扩展开，把周边省区（江西、海南、广西等）带动起来。另一方面，以政府宏观规划为指导扶持潜在技术中心城市，构建全新的绿色技术创新区。2017年，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到2019年底四川省 GDP 高达46615.82亿元，排名第六位居全国前列。因此在政府尽可能多地提供要素支持与政策便利的前提下，建设以四川为经济核心，以陕西省、重庆市为技术支点，承东启西逐步推进大西北与中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协同发展。

（3）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各区域应当选择适合其发展的环境规制政策。提高西部地区引入企业的环境准入门槛，择优引资。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相比于东部地区较弱。丰富的土地资源、优惠的政府政策以及低廉的劳动成本吸引东部许多重污染企业向西转移，严重破坏我国的生态安全屏障。对此，应以政府为主导，制定出台更严格的标准与政策，提高企业准入门槛，将低标准招商引资向仔细甄别、择优引资转变。当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政府重视，202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61]，使得新时代西部地区实现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了基本遵循。

7.4 不足与展望

文章秉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进行相关研究，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仍存在不足有待改进。首先，文章仅对中国30个省份进行了相关分析，因西藏以及港澳台数据缺失，使得研究留有遗憾。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希望可以不断收集更全面的信息，使结论更具有普适性。其次，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5G 等技术迭代飞速的时代，区域发展形势瞬息万变，本研究仅针对固定时间下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没有体现动态性。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希望能从纵向发展的角度分析面板数据，结合“双循环”的经济战略[62]，深入探讨绿色技术创新提升路径的动态演变。最后，本研究涉及的要素条件衡量标准较为多样，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采用其他指标作为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文章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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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regional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based on asymmetric innovation theory

ZHU Jin1，XU Zhiying1，LIU Wenzheng2

（1. Business School，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8， China;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allevi‑ ate economic ‑ environmental contradictions. This paper builds on three ‑ 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market ‑ institution ‑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theory of‘asymmetricinnovation’and deconstructs it into five subdivision indicators of marketiz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overnment funding， R&D capital investment， and R&D personnel investment. Using a combination of QC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NCA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from a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key driving factors， and realization paths of China’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① The distribution of China’s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esent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oncentrated radiation ef‑fects. The level of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creases from the eastern coast， the southern coast， the northern coast，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southwest，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northeast， to the northwest comprehen‑sive economic zone. The concentrated radiation effect in coastal areas is significant.② The NCA method shows that the marketiza‑tion proces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government funding， R&D capital investment and R&D personnel investment are all nec‑essary conditions （insufficient） for achieving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t a level of 20% and above. The necessity of R&D capital investment， marketization process and R&D personnel investment is more obvious. The QCA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R&D capital investment i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chieving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re is no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non‑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QCA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result is a subset of the NCA result， and the conclusions of the two methods are complementary.③ The QCA configur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are two paths to achieve high‑level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amely， a market‑driven path led by the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and a free and open type led by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There are two paths leading to non‑high‑level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amely the multi‑factor scarce path and the resource curse type under market constraints path. This research enriches the theory of techno ? logical innovation， highlights the Chinese context of asymmetric innovation， and provid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regional gov ‑ernments for more innovative incentives and optimizations and the discovery of feasible paths of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Key words  asymmetric innovati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NCA）; realization path

（责任编辑：刘呈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