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单位老旧小区的管理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陈代弟

[摘要]城镇老旧小区的形成与传统单位制的城市生产体制和基层管理模式有着密切关系。城镇老旧小区管理所面临的“双重失灵”困境，其症结在于单位制的消解，原有的社会联结失灵，新型的社区自管文化还没有形成。文章以广西南宁市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推行“老友议事会”的创新实践为例，探索建立以协商为主要沟通方式、以居民自管文化为主要抓手、以和谐善治为主要目标的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需求的治理共同体。

[关键词]老旧小区 后单位时代 社会联结 自管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245（2022）01-0054-07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2.01.010

城镇老旧小区是新时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痛点和难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老旧小区改造;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然而从以往各地老旧小区整治情况来看，由于缺乏长效管理机制，改造更新效果保持时间不长，个别小区又回到了脏乱差的状态。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全面开展的背景下，如何实现老旧小区的长效治理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试将城镇老旧小区治理置于社会转型背景之下，通过梳理城镇老旧小区的“前世今生”来分析当前城镇老旧小区管理困境的症结所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一、老旧小区的基本特点

老旧小区的形成与我国长期实行的福利分房制度有关，长期以来由政府或单位主导住房分配，决定了绝大部分城镇老旧小区都是单位房或直管房，私有住宅或商品房所占的比重较小。新中国成立以来，加快工业化进程成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中心任务，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影响之下，对单位职工的生活安排同样要服从于生产优先的逻辑，由此，单位职工的生活领域实际上已成为生产过程的延伸，承担着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功能，个体及家庭的日常生活深度卷入单位的生产活动之中。单位职工生活区即今天大部分的城镇老旧小区在居住功能、地理位置、空间形态、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与生产活动相适应的特点。

（一）仅能满足基本居住需求

伴随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城镇各企事业单位大量兴建职工宿舍。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也是为了能够集中资源和力量进行生产，单位能够提供给职工的居住条件和环境都比较有限，职工宿舍区的生活功能被尽可能地简化或压缩。住宅单位除了具备起居、储藏、就寝、饮食等基本的居住功能之外，更多的生活功能和需求如文化娱乐、人际交往、亲子关系建立、个体素质提升等或者被抑制，或者以过集体主义生活的方式予以一定程度的满足。二室一厅的住宅是较为常见的户型，仅能满足核心家庭的居住需要。与房屋住宅略显逼仄的空间相对应，职工生活区的公共空间也颇为有限，相当数量的单位老旧住宅区除了必要的生活设施以外，可供职工活动和交往的公共场所明显不足。作为早期企事业单位住房分配制度紧张的产物，老旧小区普遍存在建筑标准较低，居住面积较小，缺乏电梯等适老设备，住宅楼格局分布紧凑，公共服务设施配备不足，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位紧张，公共活动空间匮乏等特点。

随着单位制的消解，职工生活区难以得到有效的修缮和维护，加速了小区的整体破败。单位住宅小区内的房屋建筑普遍已使用超过20年，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老旧小区”。由于房屋建筑建成时间较长，居住功能退化，公共设施老化缺失，大部分老旧小区环境脏乱差的问题都比较突出，具体表现为房屋主体破损严重，外墙斑驳剥落，绿化率较低，公共道路和楼道照明不足，小区内道路破损，小区排水管网存在设计缺陷或老化问题，导致下雨过后小区内污水横溢，以及小区电线老化，用电高峰期频繁停电，公共停车棚、物管用房等设施普遍陈旧，存在违章搭建等诸多问题。显然，长期以来对于社区生活功能的抑制和忽视，使得老旧小区已不能满足现代生活发展的需要。

（二）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叠合

为了方便职工的生产和生活，保障单位生产活动快速、有效地开展，单位职工宿舍区多建于单位生产区域附近，与后者连成一体。并且受苏联城市建设模式的影响，早期城市规划多以工业布局为重心，工厂企业区域通常集中在一处，而职工的集中安置方式为围绕工厂企业分布，形成了人口的聚集区。即使在单位制已经衰落的今天，原本的城市布局仍然基本保留，相当数量的城镇老旧小区位于老城区内或邻近传统的工业商业区，人口密度较大。

部分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工业企业，其职工数量庞大，涉及人口众多。为了维持职工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保证单位职工能够安心工作，通过“单位办社会”的方式，由单位组织起大量的社会资源，在单位职工生活区域内构建包括托幼、教育、醫疗、养老、商贸、文娱、休闲、交通等方面综合一体的生活体系，实现了对单位职工全生命周期和全生活过程的覆盖。同时，为了支持重点工业企业的发展，城市建设也会有计划地将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工业企业聚集区进行倾斜，于是在大型的工业企业集聚区附近，还形成了生活服务设施一应俱全的“小社会”“小城镇”。由此，老旧小区通常社区成熟度也较高，在交通出行、配套设施、商贸环境、教育医疗资源的公共供给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原单位已经破产或搬迁，小区所依托的生产空间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部分老旧小区的业主因为能够享受到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带来的生活便利，仍倾向于对小区进行更新改造，而非整体拆迁。

（三）社区内部具有较高的同质性

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叠合，不仅建立了生产单位和居民个体在地理空间上的广泛联系，而且强化了两者在心理认同上的深度联结。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单位社会的人员流动性是比较弱的，进入单位工作即意味着捧起了“铁饭碗”，职业或单位作为个体的终身选择是很常见的现象。在推行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前，住房市场供给长时期处于受抑制的状态，职工住房需求的解决主要依靠政府或单位解决，而单位职工住房的产权归属于集体。而且依照福利分房制度，职工住房是作为单位福利的组成部分，其分配标准与职工在单位的生产活动和工作业绩紧密相关。单位职工在住房问题上与所在单位形成了直接绑定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更换单位或住宅的制度成本较高，因此社区内的居民构成也是相对稳定的。C8A7637E-FD39-4B0D-ADD5-4B01AB3AD302

正如“单位大院”这一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概念的形成，其所呈现出的不仅是以出入口、围墙栅栏、门卫岗亭组成的封闭空间，而且还暗含着“大院”内部的身份认同以及与院外社会环境的隔离。通过封闭化的管理方式，单位小区维护了社区内部共同体的团结和社区成员对社区内部资源的共享，同时也拒阻了非本单位成员的参与和融入。单位职工的低流动性和单位社区的封闭化管理，构成的是结构相对稳定、内部同质性较高、具有强集体归属感的居民群体。因而单位制的消解，带来的是以单位为核心的共同体的分崩离析，单位社区的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

随着市场化改革，特别是住房的商品化，由于房屋状况、居住环境和管理服务等方面不能满足需求，部分经济条件較好的业主已搬离小区，或将自有住房出租，选择留在老旧小区内居住的业主主要是退休职工或低收入人群，还有相当部分人群是独居老人。与此同时，老旧小区即原单位职工宿舍区因为交通便利，生活配套较全，周边工商企业集中，租金比较低廉，吸引了大量外来租户。可以说，从单位社区到老旧小区，社区的同质性从职业身份和生产关系为主的同质体，已发展成为以消费能力和生活需求为主的同质体。

（四）小区管理状况与单位经营状况密切相关

在单位制背景下，单位对职工生活区的管理通常是以单位后勤保障部门为依托，在基层社会形成“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管理体制，行政管理色彩浓厚。在开展社区活动、建设社区环境、提供社区服务、解决社区矛盾的过程中，单位能够通过行政手段或集体动员的方式，对有关人员或相关事务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与此同时，由于单位职工社区内部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单位制社区呈现出典型的熟人社会特征，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对基层社区的管理也具有重要影响，如在属于单位住宅区的老旧小区中，单位原先的领导干部和生产骨干、劳动模范，仍然在社区居民中具有相当高的威望和影响力，是新时期社区管理中的领导人物或精英分子。

在单位制背景下，单位对包括住房在内的社会资源分配具有主导性的作用，而其资源整合和管理功能的实现，也是以单位生产生活区域为物理空间边界的。不同的单位由于行业类别、生产规模、经营状况等方面的差异，所占有的社会资源也有着显著的差别，并通过内部利益传导机制影响职工宿舍区的建设和管理。因此，老旧小区管理状况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主管单位的发展现状，如隶属高校的老旧小区依托于校园环境，高校所能提供的后勤服务、运动设施、居住环境和活动空间都比较完善，小区的整体面貌也相对较好。相较之下，企事业单位所属的老旧小区管理状况则由于原单位的经营情况不同而有显著差异。随着城镇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相当数量的企事业单位经历了改制或破产，这部分单位老旧小区的居民经济能力较弱，小区管理状况也相对较差，小区大多处于无物业管理也无业主自治组织的状况，只能由社区居委会代管。

近年来，城市发展速度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市民维权意识逐渐增强，对于社区管理和服务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然而由于单位制时期社区的生活功能长期得不到重视，老旧小区现有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已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发展的需要，影响到了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亟须推动老旧小区功能从以生产为主向以生活为主转变，从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修复和重建老旧小区生活功能，使社区真正成为城镇居民过上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生活的主要场所。

二、双重失灵：老旧小区的管理困境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推行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货币化政策逐渐取代了住房实物分配方式，这也意味着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的解决主体从单位或政府转为市场，管理方式从行政统管转为市场化管理。由于原先的城镇居民住房制度带有单位福利性质，单位在住房的分配和管理方面承担较多，随着单位制社会的逐步瓦解，原先由单位负责的大量管理事项和服务功能被推向市场，或转由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承接。然而从老旧小区现阶段管理状况来看，管理缺位的情况普遍存在，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

（一）老旧小区“社会失灵”现象

老旧小区的社会失灵是指在缺乏外在公共权威的情况下，单纯依靠老旧小区的社会共识，老旧小区自我运行无法维持良好的秩序和状态。在单位制社会中，国家通过单位对城镇居民进行组织化管理，从而实现对城镇社会的整合和控制。在单位制全能主义的辐射之下，街居制管理方式作为补充，主要是管理游离于单位制以外，占城镇居民人口少数的无就业人员，因此街居制在社会管理体系中长期居于次要地位。单位制的衰落，使得原有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社会管理体制难以发挥功用，亟须建立起“国家—社会—个人”的新的社会联结，使国家的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能够传递至基层社会，以应对日趋严重的社会原子化趋势[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逐渐取代单位成为国家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问题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

推行市场化改革以来，社区承接了由单位释放出的大量管理职能，并且单位除了保留主要的经济职能以外，原先亦由单位承担的诸多社会功能、文化功能、政治功能等，也需要归还社区。与此同时，政府推行一系列简政放权的改革措施，管理权力下放，大量的管理职能和服务事项从市职能部门、街道办下放至社区，由此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也都集中至社区，给社区的服务和管理带来极大挑战。而由于单位制时期社区管理功能长期被弱化和边缘化，在应对基层社会管理的问题上，社区在管理资源、管理能力、管理手段、管理体制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随着后单位制时代的来临，以及社区建设理念的不断发展，传统的社区管理方式已经很难适应城市生活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网格化管理即将社区划分为若干网格，以单元网格作为治理单位，推动相关治理资源下沉至网格，使政府治理资源和力量能够延伸至基层，有效弥补单位制衰落后出现的社区管理真空。然而从具体实践来看，网格化管理虽然能对社区内的“物”进行快速的组织和管理，但对于原子化的居民个体的组织效果却十分有限。并且个别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在实施过程中，主要将重心放在维稳、计生、环境整治等方面，更多的是凸显社区的管理功能而非服务功能，实际上是强化了社区居民对政府管理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也挤占了社区公共性的发展空间。C8A7637E-FD39-4B0D-ADD5-4B01AB3AD302

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迅速开展，老旧小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老旧小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普遍性地漠视，实际上反映的是社区公共文化的整体衰落。

由于单位制时期城市治理的“父爱主义”回应性政治的长期存在[2]，使得社区居民对管理主体的认知存在单向性，即将社区问题的解决全然寄托于单位之上。而当单位退居社会管理领域次要地位后，失去单位制庇护的社区居民，又将对单位包干管理的历史记忆，以及对单位的依附关系，转移到替代单位成为家长角色的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上。这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工作，但也助长了社区居民的依赖心理。X城区L社区工作人员反映：“基本上我们说的居民都能听得進去，可能是觉得我们代表了政府，比较信任我们吧。但也因为这样，居民一有什么事，就都来找我们。我们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事情，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和纠纷。”社区居民自治能力的不足，不仅加重了社区工作人员的负担，而且使得政府的社区建设成为单方面的推动，难以形成长效机制，影响了社区建设的成效。

（二）老旧小区“市场失灵”现象

老旧小区的市场失灵是指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不能实现老旧小区资源的最优配置。随着物业管理行业的兴起，推行市场化、专业化的物业管理模式，成为拉动小区治理的“三驾马车”[3]之一。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老旧小区居民由于收入较低，以及受长期单位制居住经验影响，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物业服务管理问题的能力不足，导致社区逐渐走向衰败[4]。相较于新建商品房小区而言，物业管理企业在进驻老旧小区时往往会遇到更大的阻力。X城区一位工作人员说：“社区的工作人员反映，小区物业费根本收不上来。物业费收不上来，物业公司也没办法干下去。之前我们也在城区内部分老旧小区尝试引进物业公司进行管理，但有好几个都因为收不上物业费，没办法，就又退出了，小区现在还是没人管的情况。”

为了推动现代物业管理进入老旧小区，各地政府做了多种尝试。如X城区除了在部分老旧小区引入物业服务企业以外，从2015年开始在无物业管理小区实施“2毛钱工程”（即每户每天出0.2元，每月合计共6元的管理费用），以应对老旧小区缺少管理资金的难题，引导老旧小区居民形成生活服务消费的习惯，持续推动小区长效管理机制形成。然而即使只是收取极低的费用，却由于居民的缴费积极性低，物业费的收缴比例仅为1/3，导致已进驻的物业服务企业无法维持运营，只能退出，或者仅能提供如垃圾清运、门口守卫等低水平的服务项目。缺少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管理状况持续恶化。

单位制解体以后，社区生活功能处于恢复和重建过程中，对社区管理服务的需求提高，然而老旧小区的居民普遍未建立起与住房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生活服务消费观念。这是因为老旧小区居民大多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从事职业的行政属性较强，个人住房问题的解决也主要是通过行政权力集中安排，因此居民对行政治理规则的认同度较高。住房市场化改革实施以来，通过出售公房的方式，使得相当部分原先由国家或集体所有的住房转而归属个人，也就是说，这部分小区居民实际上已成为房屋的产权人以及小区内公共部位的共有产权人，是住宅区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主体。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行政力量在居民住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逐渐弱化，然而在原有治理规则下形成的思维模式，使得社区居民在遇到矛盾和问题时，出于在传统单位制下形成的路径依赖，仍倾向于诉诸行政力量的解决方式，而非根据市场规则进行协商解决，突出表现在对于住宅区内部公共区域的维护和管理问题上，仍有相当部分的居民认为应当由单位或政府承担。

近年来，为解决单位制消解后社区管理缺位的问题，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在老旧小区的改造和治理方面投入较多的资金和力量，也进一步强化了老旧小区居民对政府负责的规则认同。在行政力量实际上已逐步退出住宅区内部公共治理领域的情况下，短时期内老旧小区居民对行政治理规则的认同仍难以转变。与市场化管理所主张的协商精神不同，行政治理规则在处理公共事务问题上仍带有传统威权式管理的特征，单位制时期“父爱主义”回应性政治的长期存在，使得居民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诉求处于受抑制的状态，或者习惯于“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非正常表达。而市场协商强调在尊重个体权益、遵从共同规则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谈判和充分协商达成各方都接受的契约，强化协商方式在社区公共事务上的运用，对于改善老旧小区治理的居民参与不足，培育社区公共性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如何转变老旧小区居民的思想观念，使其认同并遵从市场化管理的协商方式，并将其调整和内化到围绕小区共享资源治理的集体行动之中，成为老旧小区管理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市场治理和居民自治转变的关键所在。

随着单位制的衰落，脱嵌于体制之外的个体，难以通过成立自治组织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经济能力或经济观念也不足以支持其通过市场机制获取所需物业服务，由此造成老旧小区的管理缺失和日益衰败。针对城镇老旧小区当前面对的管理困境，需要从两个层面引导社区居民形成公共意识和市场观念，实现政府、社会、市场、居民的良性互动，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新局面。在政府层面，在全面开展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要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恢复并改善老旧小区的生活功能，同时通过社区改造落实管理主体，推动基层社会联结重建。在社区层面，要倡导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基层社会问题，培育形成和谐、友善、互助、共享的邻里关系，通过建设社区新型公共文化，加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活社区治理资源。

三、探索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自管文化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随着资源配置手段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单位体制的解体和个人化的发展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一项关于社区居民参与的社会调查显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普遍较低，76.5%的居民不愿意或不太愿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但在涉及自身利益的社区公共活动中，居民参与的意愿则比较高，愿意就社区公共事务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的居民占比达到89.4%。[6]因此，加强“后单位时代”的社区管理，需要形成以尊重个体利益为导向的新的组织形式。“老友议事会”是具有南宁本土文化特色的居民自治组织。为了全面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南宁市集中力量推动在老旧小区成立“老友议事会”，通过议事协商的方式解决老旧小区改造和管理过程中的问题。C8A7637E-FD39-4B0D-ADD5-4B01AB3AD302

（一）建立和完善居民自治组织

南宁市积极推动“老友议事会”向小区业委会组织发展，以活动取向重建社区公共生活，不断完善社区的社会参与制度。长期以来，居民参与不足一直是社区治理面对的主要难题。有学者指出，社区居民参与低迷并不意味着“不参与”，当现实利益和矛盾问题激化时，如果参与渠道不够通畅，原子化的个体居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可能会越过政府或居民自治组织直接面对社会，甚至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突发性事件[7]。并且居民参与不足并不意味着居民缺少参与社区事务的需求和能力，“人们抗拒个人化及社会原子化的过程，他们喜欢聚集在社群组织中，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产生归属感，最后，变成社区及文化的认同。……要达到如此的结果则必须经历社会动员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参与并在其过程中发现彼此共同的利益，人们以某种方式分享彼此的生活，新意义也就有可能产生”[8]。

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具体事项的推进，如何处置由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公共资源，解决社区改造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纠纷，以及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与协作，成为老旧小区改造面临的首要问题。“老友议事会”基层议事平台的建立，不仅为社区居民议事协商提供组织保障，整合改造工作中的社情民意，畅通居民群体表达和实现利益诉求的渠道，而且围绕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的各项重要议题，能够对相关利益的人群（主要是社区内的居民）进行有效组织和动员，为社区居民习得并培育协商规则和公共意识提供契机。

（二）加强政府引导作用

政府出于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在政策扶持、资金投入、财政补贴、社区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对老旧小区予以倾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社区居民的依赖思想。促进居民参与和自管，需要政府转换管理思路，从直接的资源输入向以资源带动基层自管的方式转变。社区自管能力薄弱，根源在于社区居民缺少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在“公民性弱”的地区，“公共生活的组织方式是等级化的而非水平型的……在个体居民的眼里，公共事务是别人的事务——即高级人士的事务，‘老板们的‘政治家们的——不是自己的事务。很少人有心去参加关于共同利益的思考，提供给他们的这种机会也不多”[9]。

“老友议事会”是利益导向型的居民组织，因此要使其真正发挥作用，需要提高居民在管理社区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感和效能感。如在完善“老友议事会”制度的基础上，设立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专项基金，用于社区居民自主解决社区内设施维护、文娱活动、设备添置等公共事务。居民如果要申请此专项基金，需要通过“老友议事会”的讨论决定，并且提出申请的居民应同时提供前期民意调查、详细的预算和方案等，并鼓励其通过其他渠道如发动利益相关的居民群体捐款等共同解决资金问题。由此促使居民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并在解决问题和利益实现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管理责任和管理权力，而不是一出现矛盾和问题就找驻区单位或政府职能部门解决。此外，通过具体事务的处理，还能够更好地培育居民协商决策、协调沟通、统筹资源、发动组织等多方面的自治能力。

（三）打造各具特色的小区自管文化

协商主体的“碎片化”问题，是制约老旧小区居民自治组织作用发挥的主要障碍，如果不能建立居民个体之间的认同和联结，即使成立了居民自治组织，也有很大可能会陷入“精英替代”或“组织悬浮”[10]的治理困境之中。随着单位社会的瓦解，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下降，社区居民间疏离感增加，进而导致社区公共文化衰落。由于没有形成良好的社区管理生态，一方面，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在需要表达利益诉求和维护个体利益时，会选择绕过社区自治组织，另一方面，社区自治组织难以对接居民现实需求，面对原子化的居民个体，无法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

重建社区公共生活，需要以活动为载体，为居民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实现人际的有效互动。社区自管文化是小区居民围绕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形成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生活习惯、精神风貌、社区认同等方面的总称，是建设社区新型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结合不同老旧小区的特点和小区居民的职业特点，开展多种样式的邻里活动，密切居民关系，打造社区自管文化，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氛围。如根据社区居民的不同兴趣爱好，引导居民成立如文娱、爱宠、健身、环保等各类社区组织，使居民的兴趣爱好能够真正与社区的管理结合起来，也有助于社区管理能够及时回应不同居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广泛开展邻里文化活动，加强居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宣扬建立和谐、友爱、敬老、助残的邻里关系，如开展结对子帮扶活动，定期组织社区文娱活动，为独居老人提供志愿服务，以及加强网上社群与网下群体之间的互动等。通过引导居民参与集体活动，逐步形成行动自觉的社区自管文化。

（四）发挥专业化社会组织的作用

协商方式曾广泛运用于单位及居委会的基层调解活动中，但性质仍属于行政管理方式，其作用发挥取决于居民对于行政力量的信赖和认可，而市场协商方式则是以协商主体对于既定规则的接受和遵从为前提。将协商方式运用于社区治理之中，如果没有确立相应的制度和规则，往往会导致协商工作陷入低效、无序的状态。在居民自治氛围不够浓厚的老旧小区，可以尝试引入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引导或协助社区居民建立协商制度，从而推动小区居民自治组织实现有序运转。如J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在社区居委会的推动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化社会组织的社区服务项目。J社区的社区工作人员表示，J社区的居民和招募的志愿者出于对社会组织专业水平的信赖，接受了系统化的学习培训课程，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并且该组织还根据J社区的特点，引入国外先进的社区治理理念，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制定和完善了J社区“老友议事会”的协商制度和规则，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获得了参与议事居民的认可。

从实践经验来看，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有着丰富的社区建设实践经验，可以为社区治理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而且专业化社会组织的加入，不仅能够充实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其能够提供专业、高效的治理资源。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特别是与老旧小区管理密切相关的社区便民服务、矛盾纠纷调解、心理疏导、家居养老、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领域的专业化社会组织，以及针对社区内特殊群体的志愿者服务组织，对服务于老旧小区居民的公益性社会组织还应予以一定的资金扶持或政策倾斜。

四、结语

可以说，“老友议事会”在重建基层社会联结和构建社区新型公共文化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单位制的解体，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过去，以“老友”为标识的共同体的形成，已然突破了传统社会以血缘、地域为标识的联结，也突破了单位制社会以职业身份、生产关系为标识的联结，而是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以美好生活为中心，以协商为主要沟通方式，以和谐善治为目标的新的社会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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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亮C8A7637E-FD39-4B0D-ADD5-4B01AB3AD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