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评价与提升策略*

吴成颂,王姗姗,程茹枫,叶丽圆

(安徽大学 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引言

长三角是我国最具经济活力、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战略地位。区域一体化是指地区之间克服行政边界加强合作以促使要素自由流动，实现效率的提升和差距的缩小[1-3]。金融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基本要素，同时金融一体化也是区域一体化的推动力[4]。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基于金融一体化的内涵关注金融资源在区域流动过程中的“质量”，即强调金融要素在配置时的效率、结构和稳定性等问题以降低系统性风险，实现金融健康发展，助推实体经济[5]。

学者们分别从从金融资源配置、金融扩散效应、金融信息共享、金融产品供给四个方面分析了长三角地区金融一体化发展状况。金融资源配置方面，长三角区域的地区分治严重阻碍了跨区域的金融合作，长三角地区充足的资金无法快速流动[6]，地方贷款更倾向于本地贷款[7]；金融扩散效应方面，长三角地区金融一体化虽然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扩散效应循环[8]，但长三角各地金融发展仍然差距明显[9-10]；金融信息共享方面，长三角城市群的金融环境差异性比较大，省级政府需将“区域信用体系建设”落实到县市层面[11]；金融产品供给方面，大多数商业银行都在提供传统业务，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创新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导致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12]。

综上，长三角地区的金融发展并不均衡，存在行政壁垒引起的要素流动效率低下、信息共享效果差、协调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有必要从现有金融一体化研究出发，基于新发展理念，从多维度构建长三角地区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探究现阶段长三角金融一体化质量，明确长三角41城市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可能存在的短板，进而提出促进长三角地区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具体策略，以促进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更大程度上服务实体经济。

二、长三角区域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一) 指标筛选

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以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多维性与可比性、代表性与实用性相结合为原则，构建包含金融创新质量、金融协调质量、绿色金融质量、金融对外开放质量和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质量5个维度共12个核心指标体系[13]，评价长三角地区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长三角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1 金融创新质量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金融创新能显著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14]，影响金融结构的调整[15]，驱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16]。目前，长三角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普惠金融发展位居全国前列[17]，且惠农服务手段不断丰富，养老金融服务方式逐渐完善。其一，科技创新能显著地推动金融的发展[18-19]；其二，普惠金融具有提升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功能[20]，既提供了安全可靠金融服务，也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21]；其三，推动金融服务农业供给侧改革，不仅可以优化农业结构，也能实现金融资源在农业领域的有效配置[22-24]；其四，养老金融的本质是金融资产的跨期配置，不仅关系到未来金融的发展方向，还关系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和系统性风险，对长三角地区的金融发展来说意义重大。综上所述，选择专利技术、普惠金融指数、养老金融、金融服务三农4个二级指标衡量金融创新质量：(1)专利技术：专利授予量；(2)普惠金融：选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3)养老金融：考虑省份统计年鉴口径差异，选择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4)金融服务三农：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占比。

2 金融协调质量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协调发展逐渐成为一体化快速和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以及重要推力[9]。区域协调是指区域之间经济联系在开放的环境下日益密切，最终区域经济差异不断缩小的过程[25]。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是通过金融总量增长和金融结构优化提升金融效率，从而使金融资源在区域内实现最优配置，以实现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基于金融协调发展内涵，从金融总量和金融结构出发，选取金融从业人数比、存贷比和保险深度构建金融协调质量指标[26]。(1) 金融从业人数比：金融从业人数占比与均值差额的绝对值，负向指标；(2) 存贷比：存贷比与均值差额的绝对值，负向指标；(3) 保险深度：保险深度与均值差额的绝对值，负向指标。

3 绿色金融质量 绿色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提升银行绩效和声誉[27]，且能够引导资源配置实现产业结构优化[28]，是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借鉴Chen等[29]的做法，选取绿色金融机构总数、上市环保企业信贷余额作为绿色金融质量指标。

4 金融对外开放质量 从动态角度来看，金融对外开放实际上是通过放松或者取消国际间金融管制的形式，推动国际金融要素的跨境流动[30]。金融对外开放，一方面意味着会带来更为先进的管理经验，另一方面通过改革提升现有体系运行效率，形成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助力企业“走出去”。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影响金融开放程度的主要因素[31]，故选取FDI作为金融对外开放质量的代理指标。

5 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质量 在金融一体化的过程中，机构之间的合作不可或缺[32-33]。金融机构跨区域合作能加快资本流动，促进一体化发展[34]，而机构合作的必要前提条件是信息共享[35-36]。信息共享能够稳定金融市场，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防范金融风险[37-38]。因此，选取金融机构合作、金融信息交流作为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质量的指标。

(二) 数据来源

本文从长三角41城市2015—2018年的政府公开文件、地方年鉴以及相关数据库共选取1 968条数据。其中，普惠金融指数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普惠金融指数[17]；养老金融、专利技术、FDI、存贷比、保险深度的原始数据来自中经网数据库、EPS数据库；金融服务三农、绿色企业数量、金融机构合作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金融从业人数比的原始数据来自地方统计年鉴；环保企业信贷余额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金融信息交流数据来自地方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年度报告。使用SPSS、ArcGis、GeoDa等软件计算长三角41城市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分析。

(三) 计算方法

熵值法的主要思想是通过科学的计算方法明确构成要素的权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主观赋权的不合理性。对于某项指标而言，包含信息熵值越大在指数计算中就更为重要，那么权重就会越大[39-40]。熵值法的计算步骤如下。

(1) 指标的无量纲化。无量纲化首先要判断指标的正负向，正负向指标的对应计算方法分别为

(1)

(2)

其中,Xij表示的是城市i的第j项指标。

(2) 计算无量纲化后第i个城市第j项指标的比重

(3)

(3)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

(4)

(4) 计算差异系数gj

gj=1-ej

(5)

(5) 计算每一个指标的权重Wj

(6)

(6) 计算城市i的指数Ci

(7)

其中，Ci表示城市i的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水平。

三、长三角区域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评价结果

借助自然断裂点分析法、相关分析法、空间相关法,从城市发展层次划分、维度相关性与空间相关性方面分析城市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现状,发现长三角41城市的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 长三角41城市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层次鲜明且差距逐步拉大

对2015—2018年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自然断裂点分析,并借鉴曾刚等[41]的做法,将41个城市按照指数大小划分为5个层次,分别是龙头城市,枢纽城市、重要节点城市、一般节点城市和普通城市。

第一层次是龙头城市。上海和杭州从2015至2018年一直都是龙头城市。上海在金融创新质量、绿色金融质量、金融对外开放质量方面一直处于长三角41城市的首位，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质量方面也比较突出，主动与安徽、浙江、江苏深化金融联系并详细公布各项金融信息[42]，但是在金融协调方面上海却处于弱势，自身迅速发展的同时未能实现与其他城市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杭州金融一体化在金融创新质量、金融对外开放质量、绿色金融质量和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质量成绩优异，金融协调方面强于上海，但相对于自身的其他方面较弱。

第二层次是枢纽城市。合肥、南京、常州、无锡、苏州、南通、宁波在2015年与2016年都被划分为长三角地区的枢纽城市，2017年南京和无锡上升为龙头城市之后，增加了镇江、湖州、嘉兴、温州4个城市为枢纽城市，而2018年南京和无锡回落为枢纽城市，温州也变回重要节点城市。省份上的变化突出体现在2017年以前枢纽城市主要位于江苏省，2017年浙江省城市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迅猛，成为枢纽城市的主干力量，但2018年枢纽城市仍集中于江苏省。这些城市在金融创新质量、绿色金融质量、金融对外开放质量和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质量方面名次靠前。

第三层次是重要节点城市。主要包括镇江、温州、连云港、徐州、淮安、盐城、泰州、蚌埠、滁州、马鞍山、芜湖、绍兴、台州等城市，这些城市虽然总体评分上弱于前两类城市，但是存在各自的优势，比如台州和温州的优势为金融服务三农，芜湖在接纳外地金融机构表现优异，外地金融机构占比接近50%。

第四层次是一般节点城市。包括了宿迁、池州、黄山、丽水、铜陵等城市，这类城市总体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较差，但是个别城市存在一定的发展特色，安庆与丽水较大力度支持三农发展，黄山偏重于金融信息的交流。

第五层次是普通城市。这一层次有阜阳、亳州、六安等，这些城市在金融创新质量与绿色金融质量方面并不突出，而且金融协调和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存在短板，加之金融对外开放处于不利位置，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水平亟需提升。

由以上长三角41城市层次划分结果可以看出，上海和杭州的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程度最高，南京、无锡、苏州、合肥、宁波、南通、常州的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程度较高，亳州、阜阳、六安的发展程度最弱。从行政区划来看，上海市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程度最高；浙江省内城市的得分差距大于江苏省，说明浙江省内城市发展水平不如江苏省均衡，加之江苏省拥有诸多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故浙江省总体发展程度弱于江苏省，但若考虑单个城市的发展程度，浙江省的杭州一直发展强势表现突出；安徽省于2014年加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时间较为靠后，故目前总体发展处于落后位置，其中合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质量最好，马鞍山、芜湖和蚌埠的发展有较大潜力。

进一步分析各层次城市数量变化，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2015—2018年5个层次的城市数量变化呈现一定的极化趋势，枢纽城市、普通城市数量增多，重要节点城市和一般节点城市数量减少。由此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在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极化发展问题。

表2 2015—2018年长三角41城市层次数量变化

(二) 长三角41城市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维度间相关关系差别较大

对2015—2018年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维度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2015—2017年金融创新质量、金融对外开放质量、绿色金融质量、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质量之间两两相关。其中，金融创新质量与金融对外开放质量之间相关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金融对外开放质量与绿色金融质量也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金融对外开放质量与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质量同样在1%显著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关系，协同效应较高，而金融协调质量与金融创新质量、绿色金融质量、金融对外开放质量、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质量之间的关系微弱，与前三者系数为负向，与金融机构合作与交流质量的系数为正向，并且金融协调质量指数正向空间集聚效应并不明显。

2018年，金融对外开放质量依旧与金融创新质量、绿色金融质量、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质量保持着显著正相关关系，然而金融创新质量与绿色金融质量、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质量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弱，且金融创新质量与绿色金融质量系数为负，说明二者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的矛盾，金融协调质量仍与金融创新与绿色金融质量、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质量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从长三角41城市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维度间相关关系的差异可以看出，前一阶段长三角地区各省市金融一体化发展更多地注重自身金融创新质量、绿色金融质量和金融对外开放质量，而对于整体上城市之间的金融总量、金融结构协调发展关注不足，导致长三角41城市间金融总量和金融结构失衡。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各地均衡发展，然而当前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质量并不能满足该地区城市间金融总量、金融结构平衡发展的要求，需要寻求更有效的信息交流与机构合作机制以有效促进城市金融协调发展。

(三) 长三角41城市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相关程度差异明显

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2015—2018年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综合全局Moran指数与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五维度的全局Moran指数如表3所示。

表3 2015—2018年长三角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Moran指数

从表3可以看出，综合指数、金融创新质量指数、绿色金融质量指数三年均分别在5%、1%、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是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质量指数并不显著；金融协调质量虽自2016年起空间效应指数在下降的同时不再显著，却于2018年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金融对外开放质量指数也于2017年首次出现了不显著的现象，2018年空间效应指数虽显著为正但指数变小，说明长三角地区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虽然已表现出逐年增强的空间聚集态势，但是各地区间金融协调发展并不稳定、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存在障碍、金融对外开放质量也骤降。金融协调发展不稳定和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存在障碍主要是因为长三角41城市之间一直以来都存在金融环境差异较大、地区分治严重的问题[11]，资源与信息的流动受到行政区划的约束，在2015年之后更是忽略了各城市间金融总量、金融结构不协调的问题，原有金融协调机制已不能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导致金融协调发展后劲不足，而2018年三省一市聚焦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制定了《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组建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创新区域协作机制，从而促使长三角地区金融协调质量迅速提升，而金融对外开放质量骤降的原因可能为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抑制了FDI的流入[43-44]。

进一步考察长三角41城市局域异质性情况，长三角41个城市2015—2018年的局部Moran散点图见图1。

从城市分布来看，上海、苏州、常州、南京、南通、嘉兴、镇江等城市分布在第一象限，属于“高—高”组合，即这些城市自身的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程度很高，与其相邻的城市的发展程度也非常高，在城市的层次划分上属于龙头城市和枢纽城市；杭州、合肥、宁波、温州等城市分布在第四象限，是“高—低”组合，虽然这些城市的发展程度高，但是其邻近城市的发展程度却很一般，在城市层次划分上也属于龙头城市与枢纽城市；舟山、滁州、绍兴等城市位于第二象限，属于“低—高”组合，即这些城市的周边城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程度高，但其自身的发展水平未能受到周边城市的影响而处于较低的状态，其在城市层次主要为枢纽城市与重要节点城市；阜阳、亳州、安庆、六安等城市位于第三象限，他们与邻近城市的发展水平都不高，总评分的排名靠后，属于“低—低”组合，城市层次上为一般节点城市与普通城市。

整体上看，长三角41城市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虽然已形成正向空间集聚效应，但其金融协调发展波动性较大，金融机构合作与信息交流存在障碍、金融对外开放质量骤降，即长三角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与环境不确定风险。局部来看，长三角41个城市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水平上存在比较明显的空间局域异质性，龙头城市杭州、枢纽城市合肥、宁波等并未充分发挥空间集聚效应，空间带动效应并不强，自身的高发展水平并没有辐射到其周边地区，这可能与行政壁垒、机构管理、市场水平等因素有关。

(四) 评价结果的稳定性

考虑选取的5个维度指标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熵值法并不能够消除这些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主成分分析法不仅可以消除指标之间的联系,并且能够通过降低维度简化指标体系,更为客观地描述计算结果,故选取主成分分析法重新计算长三角41城市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其结果与熵值法结果整体上相同。从排名上看,上海与杭州一直是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排名最前;合肥、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城市排名处于第二层次,弱于上海与杭州,而亳州、阜阳、六安处于靠后位置,各方面发展弱于长三角绝大多数城市。从空间分析上看,长三角地区已形成正的空间集聚效应,上海、南京、苏州、常州、无锡等城市位于Moran散点图第一象限,杭州、合肥、宁波等城市位于Moran散点图第四象限,阜阳、亳州、安庆等城市位于Moran散点图的第三象限,故原熵值法的分析比较合理。

四、长三角区域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升策略选择

(一)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长三角区域内金融要素流动

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截止到2019年12月末,长三角地区在三省一市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制定的《再贷款再贴现支持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的支持下,已实现1 347家企业共14.4亿跨区域再贷款再贴现,由此可见长三角金融一体化高质量的最终形成需依靠“政府引导方向,市场主导落实”。整体上由长三角政府机构牵头领导,规划出台长三角金融一体化高质量相关方案,解决要素流动过程中的障碍,尤其是解决体制性障碍,放松资源管制,打破行政壁垒。市场主导具体落实,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机制为目标,推动区域内金融资源要素流动,促进长三角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二) 提升金融服务,增强长三角金融竞争力

运用长三角已有金融资源优势,发挥G60科创走廊示范作用,充分利用科技赋能,应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提升金融科技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的效率。促进普惠金融一体化发展与金融服务三农,一方面继续利用互联网技术增强金融的普惠性,减少金融排斥现象,另一方面发挥银行和金融机构作用,通过多类农险的设立、改革、完善等方式实现金融资源在农业领域高效配置,实现农民增收与农村发展,促进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借鉴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先进经验,由政府引导构建绿色金融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绿色项目库,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项目倾斜(如低碳项目),健全完善绿色企业评级和绿色项目识别的统一标准,在现有绿色信贷规模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绿色信贷市场与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并将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未来绿色金融发展的方向,降低金融机构投资绿色行业的风险与绿色企业经营的风险,通过金融助推发展绿色旅游、绿色文化、绿色价值观,打造和输出“绿色长三角”的品牌。

(三) 金融协调发展,打开城市间金融均衡发展新局面

首先,发挥上海金融人才的相对优势,由上海市政府牵头,建立统一的长三角金融人才数据库,三省一市共同参与,加强金融人才流动的法制和法规建设,消除地区间金融人才发展不平衡。其次,构建金融信息共享机制,破除“银政壁垒”,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发生逆向选择行为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为长三角金融机构跨区域协调提供更多的便利。同时,建立统一的长三角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扩大信息采集面,统一信息公布标准,金融机构内部构建专项沟通机制,三省一市定期开展信息共享和沟通,实现长三角金融信息的互联互通,注重加强和政府、企业等多方面主体的信息合作,多方推动金融协调发展,搭建长三角联合授信机制平台,由省(市)金融办负责具体监管,为企业信贷提供跨区域服务通道。最后,构建金融机构多层次合作机制,实现跨区域优势互补与整体提升,推进长三角地区金融一体化高质量建设。

(四) 改善信息环境,营造稳定且高效的金融生态环境

长三角区域的金融风险主要体现在区域内部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更大程度上改善内部信息环境,构建长三角区域统一的信息监管平台,遵循统一的信息公布标准和实施细则,同时保证监管平台的独立性。加大“信用长三角”、“联合惩戒”的建设力度,形成统一的区域授信与惩戒机制,形成区域社会信用体系的同时加大力度打击失信行为,维护金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而对于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风险,应继续深化长三角地区金融领域的开放,吸引国外高端金融人才与汲取先进的管理经验,进一步优化与完善金融机构治理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同时建立联防联控机制、金融风险评价体系,对不确定风险做出应急反应预案,切实防范化解不确定性风险,促进长三角金融一体化稳定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