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以广东某高校为例

2022-05-11 08:00■陈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年4期
关键词:独生子女学业效能

■陈 梅

(广州华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1300)

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可以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1],对个体不良行为如网络成瘾[2]、自杀意念[3]等起防范作用。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对自己存在意义和重要性的感知[4]。生命意义是个体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元素,生命意义的缺失往往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根据弗兰克尔意义疗法理论,生命意义感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5]。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和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存在正相关关系[6],生命意义感高的个体,在生活中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在心理上获得更多的满足感,从而提升了生活满意度。

学业自我效能感(academic self-efficacy)是指个体对自身成功完成学业任务所具有能力的判断与自信[7]。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学业自我效能感是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保护因子[8]。研究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高的群体生活满意度相对高[9],而生命意义感又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10],这提示学业自我效能感可能在生命意义感和生活满意度间存在中介作用。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生命意义感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以改善大学生生活满意水平。

一、资料来源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于2021年5—7月对广东省某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软件发给学生作答,共回收3442份,有效问卷3100份,有效回收率为90.06%。

(二)研究方法

1.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刘思斯和甘怡群[11]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分量表为生命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两个维度,共9个条目。用七级计分方法,分数越高说明生命意义感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为0.820。

2.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

采用由梁宇颂[12]编制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问卷分学业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业行为自我效能感2个独立的维度,每个维度11个条目,共22个条目。用五级计分方法,分数越高代表效能感越高。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总分是两个维度的得分之和。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 为 0.955,2 个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93和0.918。

3.生活满意度量表

选用1985年Diener等改编的生活满意度量表[13],采用七级计分方法,量表共5个条目。该量表得分越高说明生活满意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为0.898。

(三)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来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对所有条目进行未经旋转的主成分分析,共析出6个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9.34%,小于40%,表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四)统计处理

采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基础分析,并使用Hayes编制的Process v3.4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采用bootstrap方法,选取95%置信区间,bootstrap样本量为5000次,检验水准为0.05。

二、结果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在3100名有效被试中,男生588人(19%),女生2512人(81%),被试年龄在16—24岁;大一2307人(74.4%),大二 375人(12.1%),大三 418人(13.5%);独生子女745人(24%),非独生子女2355人(76%);农村1623人(52.4%)、城市1477人(47.6%)。

(二)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现状与人口学变量的差异检验

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得分为(21.02±5.96),处在中等水平。将不同人口学变量作为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是否独生子女、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如表1所示)。

表1 生活满意度在口学变量上的差异(x±s)

(三)生命意义感、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生命意义感、学业自我效能感两两之间显著正相关(如表2所示)。

表2 生命意义感、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四)生命意义感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构建的中介模型是生命意义感→学业自我效能感→生活满意度,根据差异分析结果,将人口学变量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作为控制变量处理,采用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表明:生命意义感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显著(β=0.2981,P<0.001),当放入中介变量学业自我效能感后,生命意义感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0.1266,P<0.001);生命意义感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预测作用显著(β=0.9420,P<0.001),学业自我效能感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0.1821,P<0.001);生命意义感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括0,表明生命意义感不仅能够直接预测生活满意度,而且能够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预测生活满意度。直接效应(0.1266)和中介效应(0.1715)分别占总效应(0.2981)的比例是42.47%和57.53%(如附表1和图1所示)。

附表1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模型检验

图1 中介效应模型

三、讨论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为中等水平,与其他研究[14]结论类似。本研究还发现是否独生子女和生源地是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在是否独生子女方面,独生子女生活满意水平高于非独生子女生活满意水平,具有统计学差异,与国内研究[15]一致,可能独生子女一直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中,在生活中容易体验到更多的关爱,心理获得有更多的满足感。在不同的生源地上,城市的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低于农村的大学生生活满意度,这与国内研究[16]不一致,可能是测量样本、测量时间不一样造成的。这提示了高校教育工作者要提升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尤其要关注非独生子女、城市这部分群体的大学生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起正向预测作用。有很多实证研究表明,焦虑、抑郁是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风险因素[17-18],提升生命意义感可以降低焦虑、抑郁水平[19],表明生命意义感的提升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起到保护作用。生命意义感高的个体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和作用,对自己的生活、学业等有明确的目标,容易在身边的环境、学业、人际关系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从而提升了生活的满意度。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学业自我效能感能够在生命意义感和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学业压力是大学生的重要压力之一,学业自我效能感较高的群体对自身的学习充满信心,在面对学习挫折时,也能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来解决学业困难,较少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较少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从而提升了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生命意义感高的个体对自身价值和意义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对生活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能够坦然面对学业的挫折,从而增强了学业自我效能感,能够更好地应对外界压力,推动了生活满意度的提升。赵丹等人的研究表明,高生活满意度群体的生命意义感相对更高[20],这可能会形成循环效应,即生命意义感→学业自我效能感→生活满意度→生命意义感。因此,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加强生命意义感和学业自我效能感较低大学生的动态监测和跟踪干预,不仅可以通过生命意义感团体辅导或心理素质训练,还可以通过日常的教学活动有意识地加强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来推动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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