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调查

胡嘉敏,李红林,杨祎玲,张雨微,何小凤,史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是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察觉、辨析、确证和抵御能力[1]。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伴随着“信息流行病”[2]的暴发，网络谣言更是不断滋生。大学生作为网络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良好的谣言辨别能力对阻止谣言的再传播有重要作用。电子健康素养是指通过电子媒体查找、评估、应用健康信息并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3]，在大学生面对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大量复杂网络信息时发挥重要导航作用[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威胁公众的生命健康，激增了死亡焦虑情绪体验，可能导致大学生在面临死亡恐惧时产生一系列适应性应对方式或不良的应对行为[5]。本课题组在前期工作中通过文献回顾、对网络谣言受众的质性研究和德尔菲专家咨询编制完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评估问卷，并对其进行项目分析和信效度检验；本研究将其应用于大学生群体，旨在探索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以期为今后提升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开展大学生信息素养和健康素养教育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高校在读大学生；③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非全日制大学生。本研究已通过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南医伦审[2021]第21号)。

1.2调查工具

1.2.1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生源地、学制、专业、家庭月收入、健康状况、网络资源使用时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关注程度、谣言应对方式等。

1.2.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评估问卷 由课题组编制形成，包括察觉能力(3个条目)、辨析能力(6个条目)、确证能力(3个条目)、抵御能力(6个条目)共4个维度18个条目，见表1。问卷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相符”至“非常相符”分别计1～5分，总分为各条目分数之和，为18～90分，得分越高表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越高，≤36分为辨别能力较低，37～71分为辨别能力中等，≥72分为辨别能力良好。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947。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χ2/df=2.967，RMSEA=0.072，CFI=0.949，NFI=0.925，IFI=0.949，TLI=0.940。

表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评估问卷维度及条目

1.2.3死亡焦虑量表(Templer′s Death Anxiety Scale, T-DAS) 由Templer等[6]编制，经杨红等[7]汉化，包括情感(6个条目)、认知(3个条目)、时间意识(2个条目)、压力和痛苦(4个条目)4个维度共15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次计1～5分，总分15～75分，其中条目2、3、5、6、7、15反向计分，其余正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死亡焦虑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90。

1.2.4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Health Literacy Scale) 由Norman[3]编制，郭帅军等[8]汉化，包括网络健康信息与服务的应用能力(5个条目)、评判能力(2个条目)和决策能力(1个条目)3个维度共8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相符”至“非常相符”分别计1～5分，得分范围为8～40分，分数越高表示电子健康素养越高，总分>32分表示电子健康素养合格[9]。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0。

1.3调查方法 在问卷星平台设计电子问卷，采用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法，2021年9～11月由研究小组成员通过微信、QQ等社交软件向全国高校范围内的在读大学生或高校教师发放电子问卷链接或二维码，并经其转发至班级微信群、QQ群。共收集808份调查问卷，删除前后回答不一致、填写时间<1 min的问卷，回收有效问卷770份，有效回收率为95.30%。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非正态资料使用中位数(M)及四分位数(P25,P75)，计数资料使用频数和百分比描述。行非参数检验、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及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大学生一般资料 本组大学生770人，来自于163所大学。男生212人，女生558人；年龄18～31(21.59±2.65)岁。专科生109人，本科生381人，硕士研究生252人，博士研究生28人；医学类专业428人，非医学专业342人。健康状况良好707人，患有慢性病58人，处于急性疾病状态5人；日均网络资源使用时间<1 h 12人，1～h 177人，3～h 234人，>5 h 347人。

2.2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现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评估问卷总得分为65.00(58.00,72.00)分，≥72分224人(29.09%)；问卷条目均分为3.61(3.22,4.00)分；各维度的条目均分为：察觉能力3.33(3.00,4.00)分，辨析能力3.33(3.00,4.00)分，确证能力4.00(3.33,4.33)分，抵御能力4.00(3.50,4.17)分。

2.3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得分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性别、学制、是否为医学专业、健康状况、网络信息使用时间的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2。

表2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

2.4大学生死亡焦虑、电子健康素养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死亡焦虑、电子健康素养得分分别为45.00(43.00,49.00)分、32.00(28.00,32.00)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与死亡焦虑、电子健康素养得分呈正相关(r=0.137、0.652，均P<0.01)。

2.5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得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残差满足正态分布、均数为0、等方差的条件；Durbin-Watson(U)值为1.966，满足变量间相互独立的条件，膨胀因子(VIF)均<2满足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设α入=0.05，α出=0.10，最终家庭月收入(赋值：<3 000元=1，3 000～元=2，6 000～元=3，10 000～元=4，>20 000元=5)、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关注程度(几乎不关注=1，关注较少=2，一般=3，关注较多=4，非常关注=5)、谣言应对方式(以主动查证信息为对照设置哑变量)、死亡焦虑(原值输入)和电子健康素养(原值输入)进入回归方程，见表3。

表3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n=770)

3 讨论

3.1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现状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得分为65.00(58.00,72.00)分，处于中等水平，辨别能力良好的大学生仅占29.09%，低于胡春春等[10]的研究结果(51.60%大学生能鉴别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分析原因可能与评估工具不同有关。察觉能力是指在接触网络信息时察觉和发现谣言的能力；辨析能力是指全面评估、分析信息的能力；确证能力是指有效检验并确证网络信息真假的能力；抵御能力是对网络谣言积极防守与有效抵制的能力[1]。各维度得分中，大学生的确证能力、抵御能力相较于察觉和辨析能力得分更高，说明大学生能够对不确定的网络信息进行有效查证检验，积极抵制网络谣言的再传播，但在最初接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信息时具备的察觉、感知、发现谣言以及全面分析、鉴别信息真伪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学校可以开展相关信息素养教育课程或“课程思政”，提高大学生的谣言辨别能力，帮助大学生正确评价自身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教师可通过让大学生深入分析典型谣言案例，发现谣言的常见特征从而提高察觉能力，教授大学生使用甄别网络信息真伪的方法，如求证信息源、查询作者信息、核实信息日期等提高鉴别能力。

3.2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影响因素

3.2.1家庭月收入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收入越高，谣言辨别能力越强，这与李月琳[11]、韩云峰等[12]对健康信息辨别能力的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可能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更注重健康的生活品质[13]，居住区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能力更高，应急科普宣传更加到位，因而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辨别能力更强。结合单因素分析结果，农村户口的大学生谣言辨别能力较城镇稍低，提示各地政府应该重视并完善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应急科普宣传内容和机制；高校应关注低收入家庭、农村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可增加通识教育课程提高大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知识水平；教师应帮助大学生发现自身辨别网络信息的薄弱环节和易相信的谣言类型，积累甄别网络谣言的技能，针对性提高辨别网络谣言的能力和相关领域的科学知识。

3.2.2网络信息的关注程度 本研究显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信息的关注程度越高，大学生谣言辨别能力越强，这与潘程浩[9]、李月琳等[11]的研究结果一致。究其原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关注程度越高，接触到官方发布的信息和辟谣信息也会越多，且关注本身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11]，有利于个体更加全面地掌握该领域的知识，对该类网络谣言的抵御能力也会增强。提示政府和学校应加大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要信息的宣传力度，促使大学生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素养和健康知识储备；学校可通过校园媒体宣传突发公共卫生知识、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提高学生防止谣言扩散的社会责任感；教师应引导学生多关注主流媒体并正确理解权威报道，避免出现理解官方报道不到位导致传播错误信息等情况。

3.2.3谣言应对方式 本研究显示，谣言应对方式是谣言辨别能力的影响因素，在谣言应对方式中更多大学生选择等待他人告知，较少选择主动查证信息真假。可能原因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初期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常官方报道速度相较于谣言传播的速度慢，而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广泛[14]。这提示培养大学生网络信息思辨能力和评判性思维，促进其养成主动查证信息真假的习惯比直接告知其信息真伪的结果更为重要。教师可通过定期向学生发布近期常见的网络谣言或辟谣信息，师生共同探讨谣言的特点、辨别方法和工具，在深度交流中提高大学生的谣言辨别能力，帮助其不仅在课堂上更需在日常信息浏览中养成辨别信息真伪的习惯和评判性思维。

3.2.4电子健康素养 目前针对大学生的电子健康素养和信息素养研究[15-17]较多，但尚缺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与电子健康素养的相关性研究。本研究显示，电子健康素养是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究其原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涉及大量生物学、医学健康知识，良好的电子健康素养能够帮助大学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获取优质的健康信息，正确区分高质量和低质量的网络信息，保护自己不受错误信息的影响和防止错误信息传播，减少信息困扰[18]，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继发的“信息流行病”。提示政府、高校应重视电子健康素养教育，将其作为大学生必需的基本技能加以培养。政府应该加大我国医学图书馆的建设投入，支持高质量健康信息网站的发展与宣传[19]，使难以理解的医学信息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公众呈现；学校可以创新健康教育方式，开展电子健康素养教育相关课程、讲座和活动，教授有效的健康信息检索方法和宣传权威的健康信息发布网站等。

3.2.5死亡焦虑 以往研究多探索特质焦虑[20]或焦虑状态[21]与谣言辨别能力的相关性，发现个体特质焦虑或近期焦虑水平越高的公众谣言辨别能力越弱，但未探析死亡焦虑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相关性。本研究发现，死亡焦虑是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影响因素，与其呈弱正相关。分析原因，在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风险时，死亡焦虑会增加公众的风险感知，感知到的风险越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关注程度也越高，从而产生越多的信息搜寻行为[21]，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学生对公共卫生知识的掌握。因此需为大学生提供和宣传更多权威、高质量的公共卫生知识获取渠道或健康知识学习平台，增加大学生对公共卫生知识的学习机会，从而提升健康信息素养。但该研究结果值得进一步探究，今后可开展大样本研究分析死亡焦虑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之间的影响路径。

4 小结

本研究显示，我国大学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受家庭月收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信息的关注程度、谣言应对方式、电子健康素养和死亡焦虑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和高校应从影响大学生谣言辨别能力的各因素出发，制订具有针对性的培养方案，提高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本研究采用网络问卷调查，样本可能存在选择偏倚，今后可尝试大样本分层随机抽样，为深入研究中国大学生谣言辨别能力的影响机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