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人口流动能否打破贫困代际传递?

○ 孙国斌 孙晓书 安海燕

（1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一、引言

根据2021 年5 月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七普”）显示，过去十年时间里，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大幅扩增，从2010 年的22 143 万人增加至2020 年的37 582 万人，年均增长率高达6.97%，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同时根据地方统计局网站公布的“七普”信息，很多地区有近一半的人口属于流动人口，比如上海和广东的流动人口占比分别达到了42.1%和41.3%。当下我国人口流动作为一种经济转轨和社会发展现象，已经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人口返贫等问题带来新的挑战和要求，迫切需要国家与各省市在流动人口政策方面进行新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因此，对城乡流动人口的关注程度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同时流动人口的子代引发的社会效应更存在较大的盲区和未知，因此，本文重点关注了流动人口的子代贫困问题。

2020 年中国完成了全面脱贫的任务，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但是在实现脱贫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脱贫人口的脱贫方式是外出打工，即人口流动。但是由于制度排斥以及本身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流动人口的下一代易陷入“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之中，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外出打工会通过物质、心理等多个方面对下一代的行为与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丁玉龙[1]研究发现，父代具有外出务工经历会显著提高子代社会融合水平，李升[2]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流动状况以及家庭结构因素对其子女早期健康保障获得均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也应该关注到流动人口的子代发展和接续摆脱贫困的问题，并探究当城乡流动人口的子代独立之后是否能够不会重返贫困的现实问题。

由于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社会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当前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面对着较低的工资水平和较高的生活成本状态下，通过外出打工实现脱贫的流动人口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返贫问题。同时我国大中小城镇存在的制度和文化排斥也对流动人口产生很大的生活阻力和发展桎梏，加上流动人口自身能力不足、学历较低等问题使得他们缺乏从事非体力劳动行业的能力，这些无疑也加重了返贫的可能性。长久的脱贫才是真正的脱贫，因此在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不仅是流动人口重返贫困，从长期的发展来看，更加应探析父代的贫困状态是否会加剧子代的贫困阶级固化问题，从而导致子代难以摆脱贫困。因此，本文引入贫困代际传递的概念，旨在深度剖析流动人口的后代贫困问题。贫困的代际传递不仅仅只是贫困状态在代与代之间的传递，同时也包括致贫因素等各种不利条件在代与代之间的流动，从而使得子女在成年后再次重复父母的不利境遇，形成恶性循环的“遗传链”。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在于，在父代出现流动行为的家庭中，贫困代际传递的状况会发生何种变化，以及具体通过何种路径造成了影响。这对于在当前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较大的社会中减缓贫困代际传递，巩固脱贫成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何为贫困代际传递？贫困代际传递理论起源于西方国家，以美国、芬兰等特殊贫困人口和群体为研究对象。对该理论最早的研究从刘易斯[3]开始，他发现贫困的状态以及导致贫困的因素会出现在代与代之间延续的现象，并将此种现象称为“贫困代际传递”。贫困代际传递也被界定为：贫困状态以及导致贫困的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辈传递给子女，从而导致子女在成年后再次重复父辈贫困状态的过程[4-5]。我国学者张立冬[6]通过数据实证分析得出，绝大多数父辈贫困的子女在脱离贫困后并没有实现收入地位的实质性改善，仍然有较大的可能性重新返回到贫困的境地之中。黄潇[7]也发现父代贫困引致子代贫困的概率达60%。可见贫困代际传递不仅深刻影响西方发达国家，也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有重要意义。

现有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贫困代际传递测量。贫困代际传递的测量主要是运用代际收入弹性测量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代际收入弹性系数越小，贫困代际传递越不严重。同时也有学者通过收入转移矩阵测量收入相对位置的变动。方鸣[8]运用收入均值法和百分比转换矩阵法对中国城乡居民代际流动性的测量结果表明，中国居民存在明显的代际收入传递效应，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二是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刘湖等[9]研究发现，财政教育支出对高低阶层人群均具有显著的减贫作用,但也存在支出门槛，相对较低的支出水平无法有效地改善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国际持续性贫困研究中心（CPRC）也曾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和因素概括为：人口与健康因素、社会关系网络因素、教育因素、生活环境因素。马文武等[5]认为，父辈行业差异对子代贫困发生机会的代际影响不明显，健康、教育降低子代贫困作用巨大。杨帆和庄天慧[10]认为父亲和母亲的禀赋状况均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相对贫困产生显著影响。三是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方式主要包括教育[11-12]、城镇化[13]以及家庭策略[14]。其中拥有多个子女的家庭可以通过相互协作打破贫困的传递，可见家庭规模对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影响。刘成军[15]认为“志智双扶”的“造血”扶贫和因地制宜地发展产业才能从根本上阻断贫困因素在代际间的传递。

目前关于城乡流动人口群体的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较少。张强[16]研究发现，城市流动人口代际收入存在显著的传递效应，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代际传递既受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更受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对于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而言，也很难摆脱“马太效应”和“贫困陷阱”。由于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的差异性，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社会保障、城市融入等状况一直堪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中指出，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由于尚未消弭的城乡区隔，面临难以融入城市的问题。“人生地不熟”是我国城乡流动人口的真实写照，大部分流动人口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和考验，在大中型城镇生活的融入进程受阻严重，这不仅对推动城镇化进程和提高城镇化质量有重大挑战[14]，也影响着流动人口家庭的和谐发展和子代的成长和成才，因此对该群体的关注是至关重要的。当下大部分城乡流动人口因为贫困选择“弃家舍业”来到朝思暮想的大城市，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的流动单位需要学界的关注，扈新强和赵玉峰[17]将流动人口家庭划分为离散型家庭和聚合型家庭，流动人口家庭呈现出从离散化向聚合化演进的趋势，流动模式从单一性转向多元化，呈现以家庭式流动为主的特征。胡雪萍和康远志[18]也发现家庭化迁移已经代替个体迁移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模式。因此，本文引进了城乡流动人口家庭层的研究新视角。城乡流动人口通过流动的方式提高收入之后，后代是否会重新回到贫困的境地仍然无法确定，目前在该领域缺乏相关的研究进行佐证和说明。

综上，国内外学者在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贫困代际传递测量和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以往研究鲜少对城乡流动人口进行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同时没有关注到流动人口的家庭层面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这一视角。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是一个生产要素调整的过程，更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对各方微观主体的利益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对子代的收入影响。本文选取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该类群体家庭层面的哪些因素会影响贫困代际传递，同时加入父代和子代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影响因素，探讨会不会出现“越流动越贫困”的怪象，城乡流动人口又会不会打破贫困代际传递?本文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当下阶段的城乡流动人口是否有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倾向，另一个问题是流动人口的家庭层、父代层、子代层的哪些因素会对贫困代际传递产生影响。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起源于对社会流动与社会地位的探索，在本领域做出开拓性贡献的BLAU和DUNCAN[19]构建了包含先赋性因素与自致性因素的双层分析框架来探讨个人职业地位的代际传递因果关系。其中，先赋性因素指源自父代的相关因素，自致性因素指源自子代本身的相关因素。在父代层上，父母对子女成才和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父代层良好的基础会直接作用于子代层，父母的人力资本等因素均能够向子代传递，进而影响到子代的经济状况，从而加剧贫富分化[9]。对子代层而言，贫困代际传递最终要落脚于子代的收入上，而子代本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等因素也必然会对其本身的收入状况造成影响。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本身所拥有的资本，最典型的人力资本包括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及身体健康状况等[20]。在教育水平方面，父代受教育程度更低的家庭中，子代在受教育水平上更容易出现阶级壁垒，进而较难获得高水平的教育，获得更低的收入[19-21]。另一方面,健康也是阻断个体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尤其是遗传性与传染病更是在贫困代际传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5]。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1：人力资本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贫困的代际传递也必须要考虑个人主观的问题。子代可以通过个人稳定和积极的发展，提高自身各个方面的能力尤其是精神能力，从而摆脱贫困代际传递。在后脱贫时代，子代层精神层面的发展更应受到重视和思考，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的价值准则能否经受新时代的考验对其能否长久摆脱贫困至关重要。在个体主观态度不积极，自身努力程度较低的情况下，职业成就与收入水平也会随之降低[22-23]。同时信任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主观态度，信任水平对职业选择会造成明显影响[24]，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体的收入水平。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2：主观态度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后续研究大多从先赋性与自致性影响因素的具体内容以及影响路径顺序两个方面对模型进行修正与完善。但在实际衡量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过程中，地位获得模型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诸多因素中，部分影响因素不能简单地割裂成父代和子代来看待，而是需要放在家庭层面进行整体考量。2010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也明确指出，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呈现出家庭化的特点[25]。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也有这样的表述：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就是家庭。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社会单位，是代表父代和子代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交织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家庭的可持续发展能够给父代和子代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空间，正所谓“国破家亡”，家“破”也是个人“亡”的催化剂，由此可见家庭对父代和子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本文将部分不能归类到父代或者子代的影响因素归类到家庭层进行分析和考量，进而把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分为家庭层、父代层、子代层三个影响层次，家庭对于父代的发展和子代的成长具有奠基的作用，家庭也能更好地反映出父代和子代的综合状况，做到整体和个体的有效把握。在家庭层面的因素中，家庭负债是造成居民家庭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26]。由于大多家庭负债以长期住房贷款为主[27]，由于负债数目庞大，导致产生无形的经济生活压力。流动人口家庭负债会对子代的心理和行为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较多的家庭负债将导致子代较早就陷入经济困难的泥潭，甚至牺牲学业提前进入社会工作，这样反而给子代带来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困难。因此，文中将家庭负债作为家庭层的重要参考。另外，家庭消费类型对个体的职业发展以及收入也存在深层的影响。不同家庭消费类型比例的差异，代表家庭的消费观和文化差异，享受型的消费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下，但是大部分城乡流动人口显然不满足这个条件，过多的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势必会导致贫困甚至返贫，从而使流动人口家庭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对子代产生深刻的影响。另外家庭整体的工作类型也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在选择工作的过程中，有大部分人会选择从事自主经营而不是打工的工作方式，电商、互联网都是近年来流动人口选择的热门工作类型，而工作类型是影响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28]。这种自主经营也正是创业的一种模式，创业作为产业发展的源泉，对于贫困地区与家庭解决就业、培育内生动力、提升长效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9]。通过自主经营家庭的共同创业，如果能够积累财力和工作经验，子代便能够子承父业，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将大大降低。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3：家庭负债、家庭消费结构与家庭创业经历是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通过上述分析建立了假设H1、H2、H3，构建了以父代层、家庭层、子代层三个因素为维度的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逻辑机制，如图1所示。其中，人力资本主要采用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来测量，家庭层级下采用家庭负债、家庭消费类型、家庭创业经历来测量，同时在子代层引入子代的主观态度因素。

图1 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逻辑机制图

四、模型设定

（一）贫困代际传递测算模型设定

在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领域，衡量贫困代际传递最常用的方法是使用代际收入弹性模型进行测量[30-31]。其基础模型为：

其中，Yi代表家庭中子代的持久收入，Xi代表家庭中父代的持久收入，ε为随机扰动项。而β的含义为代际间的收入弹性，具体可以解释为：父代的收入每上升1%，子代收入上升的百分比，也就是收入弹性系数。β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β值越大，越接近于1，证明代际收入弹性越大，也就是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越高，阶级之间流动性差，也就是贫困代际传递程度越强。

该种测量方法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基础模型仍然存在一些测量偏误，比如存在暂时性收入偏差与生命周期偏差。因此，本文后续进行了部分研究，从而对上述公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与修正[32-33]。基于此，修正后的贫困代际传递模型为：

其中，β仍然代表贫困代际传递程度，而Agec与Agec2代表子代年龄的一次项与二次项，Agef与Agef2代表父代年龄的一次项与二次项。

（二）贫困代际传递机制分析模型设定

综合以往研究，本文拟采用Bowles-Gintis分解方法对影响路径展开分析[34]。与基本的多元回归模型相比，Bowles-Gintis分解方法可以将影响路径进行分解，从而计算出不同因素对贫困代际传递的贡献率。Bowles-Gintis分解方法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步，设子代的收入方程为：

其中，被解释变量Yc表示子代的收入，解释变量Yf表示父代的收入，Ai、Bi、Ci分别代表来自父代的影响因素、来自子代的影响因素以及来自家庭整体的影响因素。

第二步，对（1）式中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并得到：

第三步，在（2）式两边同时乘以Yf，并取期望值，得到：

第四步,由于在（2）式中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因此，期望值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相等，即E(Yc·Yf)=rycyf，E(Yf·Yf)=1，E(Ai·Yf)=rAiyf，E(Bi·Yf)=rBiyf，E(Ci·Yf)=rCiyf于是得到分解方程：

其中，rycyf代表子代收入与父代收入的相关系数，rAiyf，rBiyf，rCiyf分别代表父代层影响因素、子代层影响因素、家庭层影响因素与父代收入的相关系数。fi，gi，hi分别代表对应的回归系数。由此，可使用代际收入相关系数分解方法计算各影响因素对贫困代际传递的贡献率。

五、数据来源、样本选择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样本覆盖全国29 个省、市、自治区，主要包括人口特征与就业、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消费、社会保障与保险及主观态度等相关信息。文章使用CHFS2013年、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作为统计与分析的基础。一方面使用了2013年、2015年、2017年三年的数据用于衡量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的纵向变化；另一方面使用CHFS 2017年的数据对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进行分解，识别出不同影响因素对贫困代际传递的贡献率。

（二）样本选择

在流动人口这一概念的界定问题上，本文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流动人口的定义，将“户籍与常住地不在同一区县，且流动时长超过半年的人口”界定为流动人口。据此标准从CHFS数据库中筛选所需样本，同时对所用数据做如下处理：第一，按照流动人口的定义，删除父代非流动人口的样本，只保留父代为流动人口的样本；第二，CHFS数据库中每一个个体都有独立的编号与家庭编号，通过该问卷中的个人编号与家庭编号对父代流动人口与其子代进行匹配；第三，由于调查问卷的限制，在收入这一变量上存在部分缺失值，在对父代收入与子代收入缺失值的处理上，使用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均值法对缺失值进行填补；第四，本文所需的调查对象是有收入的流动人口，因此根据法定工作年龄将样本年龄范围设定为16～64 岁之间。在剔除无效样本，缺失和异常样本后筛选出2017年有效样本量共计513个。

（三）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在变量选取方面，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父代与子代的收入，使用工资性收入以及非农生产性经营收入总值来衡量。由于父代涵盖了父亲与母亲两个维度，因此在确定父代收入时，使用父亲与母亲收入之和的平均数来衡量。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父代层、子代层与家庭层三个维度。在对父代层与子代层的人力资本进行衡量时，选择符合当下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两个变量。在考虑子代层的影响机制时，单独加入了类似心理资本的子代主观态度作为分析框架中的一环，主观态度包括子代主观努力程度与子代社会信任程度两个维度，分别采用问卷中“是否想工作更长时间”和“是否愿意选择相信他人”两个问题来衡量。

此外，本文为了研究流动人口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创新性地引入了家庭层次下的家庭负债、家庭消费类型以及家庭工作类型三个因素来分析和思考。在衡量家庭负债时直接使用家庭负债总额这一问题。在测量家庭消费结构时，参考《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标准，将衣着、食物、居住的支出视为生存性消费，而文教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以及交通、通讯支出则视为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并分别使用生存性消费总额与发展享受型消费总额衡量家庭消费结构。此外使用了问卷中“目前您家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包括个体户、租赁、运输、网店、经营企业等？”问题衡量家庭创业经历，将选择“是”的个体界定为有创业经历。

六、实证结果

（一）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结果测算

通过对样本进行匹配与筛选，2013共得到223个样本，2015 年共得到263 个样本，2017 年共得到513个样本，样本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流动人口样本描述性统计

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父代与子代的收入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并且子代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父代的收入水平。同时收入水平的标准差也较大，说明同代之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在年龄方面，父代年龄平均在51岁左右，正处于青壮年劳动力阶段；而子代的年龄集中在26岁左右，仍然处于较为年轻的阶段。

根据代际收入弹性测算模型对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程度进行测算，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程度

由上表可知，流动人口的贫困代际传递程度在不同年份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状态。2013 年、2015年与2017年的流动人口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分别在10%、5%、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证明流动人口之间确实存在贫困代际传递效应。并且从2013—2017 年，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从0.391 下降至0.197，证明贫困代际传递程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因此，有必要对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探究。

（二）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机制分解

本文使用CHFS2017 的数据对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机制进行分解，通过对样本进行筛选，共获得有效样本513 个。表3 对机制分析所使用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具体含义及变量描述如表3所示。

由表3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可知：在父代层维度，父代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健康水平较子代都偏低；在子代层维度，子代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平均维持在中专/职高及以上；健康水平也相对较高，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较好；在主观态度方面，子代的工作努力度相对偏低，更多的人不愿意工作更长时间，同时子代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也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在家庭层维度，家庭生存性消费数额仍然明显高于家庭发展享受型消费，证明大多数家庭的消费结构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同时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的家庭占总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家庭的主要收入依靠工资性收入。

表3 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通过Bowles-Gintis 分解方法对贫困代际传递进行机制分解，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在子代层中，子代的教育水平提供最高的贡献率，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证明子代教育是重要的传递机制。在子代的主观态度中，主观努力度对代际传递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对代际传递的贡献率为2.15%，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证明愿意努力工作的态度并不一定使子代收入水平提升，而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则更有利于子代收入水平的提升。

表4 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机制分解结果

（三）异质性分析

根据相关系数分解结果显示，父代层、子代层、家庭层的不同因素会对贫困代际传递程度造成不同水平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父代收入通过父代层、子代层、家庭层中的相关因素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率共计14.85%。其中，父代层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率为0，子代层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率为5.07%，家庭层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率为9.78%。表明家庭层的影响因素是最主要的传递机制，其后是子代层，最次是父代层。其中，家庭消费结构中，发展享受型消费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率最高，为4.46%，这主要是家庭愿意在发展型消费上投资的情况下，子代更容易积累较高的人力资本，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家庭负债总额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也在1%的水平下显著。同时，家庭创业经历会对代际收入传递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有创业经历的家庭更不容易出现代际收入传递。

1.性别差异。个体的行为会由于性别差异而产生一定的区别，因此，本文根据性别对样本进行分组，试图对比研究贫困代际传递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具体分解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贫困代际传递机制存在比较明显的性别差异。父代层、子代层、家庭层共能为男性群体提供18.6%的贡献率，而仅能为女性提供12.83%的贡献率。其中对男性而言，子代的教育水平是父代收入影响子代收入最重要的传播路径。而对于女性而言，家庭中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数额是父代收入影响子代收入的关键一环。

表5 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机制分解结果

2.城乡差异。城乡居民在行为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因此，本文将进一步研究贫困代际传递是否存在城乡差异。在将子代根据户籍进行分组后分别进行机制分解。结果如表6 所示。父代层、子代层、家庭层对农村居民而言，仅能够提供3.64%的贡献率，而对城镇居民而言，能够提供21.14%的贡献率。其中，父代层及家庭层的影响因素于农村居民而言均不显著；子代的教育水平对城镇居民的贡献高于对农村居民的贡献。对城镇居民来说，子代的教育水平是父代收入影响子代收入最重要的传播路径。

表6 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机制分解结果

七、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代际收入弹性模型对贫困代际传递程度进行测量，并将2013 年、2015 年与2017 年样本进行纵向对比，发现流动人口确实存在贫困代际传递的现象，但这种贫困代际传递的程度正逐年下降。通过对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机制进行分解发现，父代的受教育程度及健康程度对子代收入并不构成影响。而子代层与家庭层的影响因素共对代际收入传递提供16.79%的贡献率，其中最重要的传播路径为家庭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同时研究发现，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存在比较明显的性别差异与城乡差异。其中家庭层的影响因素对男性的影响较大而对女性的影响较小；家庭层的影响因素对城镇人口存在明显影响，但是对农村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

（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研究对我国流动人口的后续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目前扶贫工作已经进入“查缺补漏，巩固脱贫成效”的后扶贫时期，对潜在流动人口的子代返贫问题应该出台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进一步增强教育的保障作用。从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看，针对城乡流动人口群体，当下我国政府长期阶段的调整策略仍然在于积极提升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受教育程度。针对子代教育程度低的群体制定相应的教育提升政策，动员社会力量不断加强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投资，主要包括专业技能培训、在职教育等，从而较大程度地阻断流动人口的贫困代际传递，对于教育程度低的青年一代的贫困关注将是后脱贫时代下政策关注的重点部分。另一方面，也要更加重视子代心理层面的问题，注重提升子代的主观努力程度以及社会信任感，但是要注意由于流动人口自身眼界和能力有限，流动人口群体在大中城镇里也不应盲目相信他人，要培养流动人口子代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2.重视流动人口家庭发展的政策引导。建立政府、社区、家庭三者的社会调控机制，突出家庭的重要地位，促进流动人口家庭整体的社会融入。相较于以往我国农民工群体“流而不迁”的暂住性特征[35]，新阶段下流动人口“举家迁移”的特征越发明显，在流动人口家庭方面，本文发现家庭消费结构对流动人口的贫困代际传递也具有突出贡献，因此要进一步促进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优化发展型消费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纳入，增加流动人口发展性消费的支出。同时由于家庭负债不会正向影响流动人口的贫困代际传递，可以畅通小额贷款正规渠道，加强小额贷款法律保护和广告监管，保证流动人口群体能够实现在金融方面和当地人口平等的待遇。

3.注重流动人口的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较大的社会，流动人口的贫困代际传递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由于城市和农村流动人口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流动人口家庭子女的教育提升政策较为重要，而对于城市流动人口，国家政策应更加偏向出台家庭负债、消费结构以及工作类型的政策调整和优化。另外针对流动人口性别的差异，在后期政策制定中需要对此加强重视。本文不足之处在于，对农村居民以及女性贫困代际传递影响路径的探索仍然不足，有待后续研究中的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