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作品中的儒家文化意蕴

摘要：作为维系中华民族情感之“根”，儒家文化始终是一条重要主线贯穿于我国的文学创作中。作为我国著名的乡土作家，沈从文作品中蕴含着的儒家文化意识是其深受读者喜爱并引起读者共鸣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试从其作品中的中和美学思想、兼济入世的家国情怀与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三个方面来探寻其作品中的儒家文化意蕴。

关键词：沈从文 儒家文化 中和 天人合一 重义轻利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基，儒家文化几千年来源远流长，始终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我国的文化创作中。在现当代小说中，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儒家文化的光芒。沈从文作为20世纪颇负盛名的乡土作家，以其笔下的美好“湘西”世界与“优美、健康、自然、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的牧歌情调构筑起独有的艺术世界，得到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作品中描绘的灵动秀丽的湘西自然风光、淳朴美好的风土人情、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以及善良真挚的人性光辉，无一不牵动着读者的心弦，此外，沈从文作品中折射出来的儒家传统文化内涵，更是维系着无数中国读者情感的“根”。正是因为其作品有“根”，才能深入人心，使得千千万万的读者们产生共鸣，这便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共有的文化情感所带来的情感共振。沈从文的作品蕴蓄深厚，温柔隽永，与其作品中体现的儒家文化意识是分

不开的。

一、中和的美学思想

“中和”一词始见于《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其中“中”是指处在万事万物的中间，不偏不倚，而“和”是指感情的抒发需要有所节制，从而达到一种和谐、顺遂的意境。通过对沈从文先生不同时期作品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文学创作逐渐呈现出明显的中和倾向。

儒家诗学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要求作者在情感的表达上不可过于强烈，要做到委婉含蓄。在沈从文创作的早期，受新文化、新思潮的熏陶，特别是郁达夫作品的影响，他的作品常常表现出直抒胸臆的苦闷。到达上海后，作品则表现出对原始边地、自然情欲、奇闻逸事的追求以及对都市生活的鄙夷。但20世纪30年代以来，沈从文的创作风格逐渐变得温柔敦厚、内敛含蓄，表现出了儒家诗学的中和倾向。性爱主题作为其创作题材的重要构成部分，从《柏子》《龙朱》中男女情欲的放纵，到《边城》《长河》中通过情歌传唱等委婉内敛的方式来示爱，体现了其创作风格由大胆直露到温和含蓄的转变，也在无意中让读者感受到儒家诗学温文尔雅、意蕴绵长的审美感受。

《边城》写的是爱情故事，却全然没有情欲的描写，有的是男女主人公心灵的试探和交流，让人深深沉浸在这种无邪、含蓄的美好之中。当翠翠陷入爱情时，作者紧扣她十五岁淳朴农家少女的特点，描绘出一幅无邪的少女沉思图。她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去，向太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目。祖父问：“翠翠，你在想什么？”她便带着含羞的情绪，轻轻说：“看水鸭子打架......”同时自己也就在心里作答：“我想得很远很远，可我不知道想些什么。”她的确在想，又的确连自己也不知是在想些什么。在描写主人公陷入爱情的心理活动时，通过主人公的神态、语言来揭露人物的心理而并不替主人公说出，不仅显示了作者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技巧的高明，也体现出儒家美学所提倡的中和含蓄。沈从文在《从文自传》里说：“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掺入进去，突出我的爱憎。”这种倾心于现象描写，而并不轻易融入自我情感和判断标准的创作思想，是保持作品中情感适中的重要因素。

从叙事性文学作品来看，在早期创作之中，沈从文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追求一个“奇”字，或从人物生存环境的奇异神秘来营造“奇”的氛围，或从人物语言行动中塑造其形象之奇，即使是普通而平凡的人，也能够通过安排一些曲折离奇的机遇来使其达到奇的效果，例如《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中盗尸的豆腐店老板和厨子、《神巫之爱》里的非同寻常的鬼神形象、《在别一个国度里》里的山大王，等等，描述内容大多超脱现实常理，超出读者阅读的期待视野，皆能让读者感受到非同寻常、陌生新奇的阅读体验。而随着其创作脚步的不断前进，在翠翠、傩送、贵生、三三、巧秀等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事所带来的温和隽永、朴素平实的感动。在《边城》中，当傩送与天保兄弟俩同时爱上了翠翠这个可爱的姑娘时，兄弟俩并没有反目成仇、针锋相对，而是通过唱山歌这种古老而浪漫的求爱方式，来争取自己心爱的姑娘，男女主人公感情真挚纯粹，却不逾越，在这种克制的爱意中更显出那种温柔绵长的独有的边城风情。作者在描述主人公悲情的遭遇时，也并不过度渲染悲伤的气愤。短篇小说《贵生》中，在金凤嫁给地主的那天晚上，当贵生听到伙计们粗野无礼地议论自己心爱的姑娘时，作者并不直接描写他的气愤、伤心与无奈，而是通过描写贵生咬唇、捏紧拳头、喝酒等动作来体现他的心情，让人直观感受到贵生的悲愤却又不直白，在克制中更觉情意的深厚，可谓是将“哀而不伤”的艺术境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三三》中，幼年丧父的三三从小与母亲靠着碾坊一起生活，但生活却并不见悲苦，单纯可爱的三三生活中充满着浪漫和诗意，心灵纯净而童真，有心里话就到溪边找小鱼说，天热的时候坐在风凉处，天冷了就抱着小猫坐在火桶里取暖。作者以质朴明丽、含蓄温和的文笔，描摹出一幅农家少女与自然相伴相生的和谐画面，令读者感受到自然生命的宁静与美好。

二、兼济入世的家国情怀

“君子有终身之忧”，忧患意识作为孔孟思想的基调，是无数有抱负的仁人志士的共同品格特征。他们心系苍生，心怀天下，不仅仅担忧国家的兴亡盛衰、人民的生存状况，也担忧礼乐的失传、文明的失落。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一直是鼓舞个人与民族砥砺前行的重要精神动力。除了忧患意识，儒家还强调君子应积极入世救世，孔子、孟子等无数儒家思想家一生都积极投身于救世济民的事业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历代儒家有志之士的座右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普通民众也有责任与义务为国家的命运献出自己的力量。儒家这种兼济入世的追求，不仅培养出许多救世安民的英雄豪杰，更造就了一種深沉而浓厚的对于国家命运的责任感。

从沈从文的诸多作品中，能看出他对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的关注。他在《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中抨击了当时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群众无情和残暴的镇压，表达了对统治阶级的控诉和对人民的同情;在《八骏图》中揭露了上流社会虚浮伪饰的丑恶面具，并呼吁青年人的血性与抗争;《新与旧》抨击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于百姓无情残酷的屠戮与压迫;《平凡故事》用一针见血的笔触揭示了当时的教育问题;在《来客》《知识》《记一个大学生》等文章中表达了对当时知识分子的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与担忧......沈从文作品中所体现的对社会现实与人民群众的关注与思考，足以见得他对于国家和人民真挚的关心与牵挂，更能够看出他渴望国家摆脱弊病顽疾而变得光明美好的深切期望。文人用笔来战，沈从文先生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抨击当前社会的不堪与黑暗，唤起人们对于正直美好的民族品格的向往追求。可以说，沈从文先生在文学创作中透露的心声，正是儒家人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与“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的真切体现。

在沈从文的创作过程中，自始至终保留着一份社会理想，那就是“重塑民族品德”，这一社会理想始终与他浓烈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怀交织在一起。在《变变作风》中，他写道“：国家忧患那么重，国家责任那么重，如果我们不能在国民（尤其是知识阶层中）造成一种坚韧朴实的人生观，恐怕是不能应付将来的。”这种以振兴民族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正是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的体现。

在其文学创作中，这一社会理想主要是通过对湘西生活与都市生活的对立描写来实现的，他关于都市世界的描绘可以看成是湘西世界创作的对比与衬托。在他们笔下，都市生活大多充斥着冷漠、虚伪、罪恶、贪婪。《都市一妇人》中漂亮的将军遗孀因为怕被情人背叛竟然疯狂到让人将情人的眼睛毒瞎;《大小阮》中真诚、有理想的小阮背上了“糊涂”的骂名，而自私庸鄙的大阮却爬到上层社会;《绅士的太太》中的上流社会家庭里充满了背叛、欺骗和越轨的情感。而湘西世界却是美好、灵动、健康的。《边城》中秀丽宜人的风景、含蓄懵懂的少女、勇敢求爱的兄弟俩，让读者感受到了湘西边地生活的自在美好;《虎雏》中生性好强、富有生命力、好打抱不平的少年，让读者感受到雄强的人性之美;年轻水手柏子与妓女也能够拥有真挚热烈的感情......沈从文将边地生活与都市生活进行对比描写的目的是让读者们感受到“这个民族过去的伟大处和目前的堕落处”，感受到未被都市文明侵入前，人们原有的正直真挚、淳朴美好的人性，从而引发读者对于“民族品德的重塑”的重视和思考。也许这样的方式不一定是最有效、最符合社会现实的，但其构建的那个湘西边城中美好的民族精神乐园无疑在当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信心与参照。

三、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在如何对待义与利的问题上，儒家思想提出了“重义轻利”的明确观点。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义以为上”，指出君子为人处世应以义字当头，以义为重，并将义作为是否是君子的价值判断标准之一。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指出追求利益并非可耻之事，而是人之常情，但利益必须取之有道，当利与义发生冲突之时，应该将义放在第一位，利放在第二位，以义作为取舍的价值标准，做到“见利思义”。荀子在《大略》篇中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认为人皆生而有欲，但人亦有义，“义”是人区别于草木禽兽的地方。汉代董仲舒继承孔孟的观点，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纵观儒家各个时期的学说，虽然对义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均将义放在利之前。“重利轻义”“见义思利”作为一种以真善美为内涵的价值观，蕴含了人道主义精神，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高尚的道德追求，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精神内核，也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永远值得人们继承和发扬。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到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浸染。《边城》里那个民风淳朴的湘西农村，处处透露着人们的“不功利”：小镇里婚嫁自由，只要儿女们喜欢，即使是有钱人家的儿子要娶穷人家的女儿也不会遭到阻挠和人们的非议。当傩送面对金钱（碾坊）与爱情（渡船）的选择时，他坚定地选择了爱情。翠翠与爷爷生活拮据，以摆渡为生。爷爷生性豪爽，善良豁达，因收了官家的钱粮，本是义务为来往的渡客们摆渡，不肯收钱，但渡客们总要付钱给他，爷爷过意不去，便将银钱换些烟草、茶水供来往的客人使用，平素也总到河街上去请别人喝酒。而当爷爷到河街上去，“一定有许多商人送他粽子与其他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的一点敬意”。若是爷爷要买肉，屠夫总是会将最好的肉分给他。文中多次出现“推钱”的情节，茶峒人不以钱财为重，而以义为荣，沈从文先生对此类情节的描写，足以见得他对这种淳朴风情的喜爱和对“重义轻利”价值观的推崇。

地主和长工常常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形象，而在短篇小说《贵生》中，沈从文笔下的主雇关系却是那样的和谐融洽：五爷要贵生做他家的长工，贵生以为做长工会受得管束，不自由，便不大愿意，借了五爷一块土地盖了一小栋房子，并以帮助五爷看守山坡作为借住地的交换。平素五爷会送贵生一点日常用品，即使生活拮据，贵生也必定在另外时候带些东西给五爷作为补偿。五爷的借地、送日用品，贵生的帮看山坡与回赠物品，主雇间的互相关照不仅展现了边地山民们热情淳朴、爽朗大方的风情，更彰显了他们有恩必报、重情重义的品质。

沈从文将重利轻义的观点通过湘西边民们淳朴动人的日常生活故事表现出来，是如此真切动人，好似真实发生的事，让人沉浸在故事中，可以说这正是儒家“重義轻利”价值观在文学作品中的展现。这不仅仅是沈从文先生对其利益观的价值传达，更是他对现实世界的美好愿望。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心骨，是文化创作不可割断的根。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儒家文化意蕴带给读者以亲和感与民族认同感，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其作品中的儒家文化意蕴表现是一个由隐及显、由浅至深、逐渐呈现的过程，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沈从文的个体文化体验都有关系。通过对沈从文作品思想内涵的研究能够更好地读懂这位“乡土文学之父”，其作品中的儒家文化意蕴值得我们深思与回味。

参考文献：

[1]龙永干.论沈从文对儒家文化的亲和与认同[J].贵州文史丛刊，2009（2）.

[2]谢树放.儒家中庸、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J].兰州大学学报，2003（5）.

[3]闫文杰.沈从文作品的古典和谐美[D].陕西师范大学，2003.

作者：沈诗晨，浙江海洋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

编辑：曹晓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