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模式与机制
——以库布其模式为例

2022-05-17 03:57刘明远

中州学刊 2022年4期

刘明远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荒漠化防治和消除贫困仍然是人类面对的共同难题，也是人类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各国学者对此已进行多年研究，但谁是承担这些社会责任的最佳人选，以什么样的方式承担这些社会责任最有效率，一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中国的库布其模式，是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成功实践，为世界各国解决沙漠化问题和贫困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充分肯定。在库布其模式中，治理荒漠化和消除贫困化被具体化为沙漠治理和扶贫。各利益主体在模式运行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府提供政策与财政支持，企业构筑和发展沙漠治理与扶贫的产业体系，居民以市场化原则进入产业体系，社会公益组织履行捐赠承诺。主导库布其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利益主体始终是企业——亿利资源集团(以下简称“亿利”)。深入细致地研究库布其模式后，发现该模式中企业承担着沙漠治理与扶贫这两项公认的社会责任，这既不同于低级形态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也不同于高级形态的伦理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而是一种崭新的社会责任——产业社会责任。产业社会责任是企业通过构筑产业体系，把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按照产业化、市场化原则全部纳入其中，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有效地承担社会责任。企业踊跃承担产业社会责任，学术界开展产业社会责任研究，对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共同富裕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企业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应当承担哪些社会责任？企业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承担社会责任？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足有数十种之多，大致可分为慈善愿望说、社会期望说、影响社会与环境说、遵循契约精神说、权利与义务对应说、社会压力回应说、应对社会和环境风险说、综合目标平衡说、最大化社会福利贡献说，等等。这些学说将几乎所有市场需要企业做的事，法律要求企业必须做的事，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而必须做的事；列为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那些因受伦理道德约束、慈善需求驱使，企业自愿承担的社会责任，列为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学术界在综合了众多学说的基础上，把企业社会责任归纳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道德责任、慈善责任等四大类型，且认为前两种属于企业必须承担的低级形态的社会责任，后两种属于企业自愿承担的高级形态的社会责任。学术界对这些社会责任的性质、特征、实现形式等做了大量研究，但均未提及产业社会责任问题，尤其是没有将生态治理、扶贫这样一些难度很大的社会责任与产业社会责任相联系加以考察。

相对于前期文献，本文以库布其模式为样本，选择了“沙漠治理”“扶贫”这两项世界性难题和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责任，对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实现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首次总结、概括、提炼出“产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对其属性、内在结构、实现机制等做了系统阐释，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得出了两个基本命题，即只要企业的产业体系能够把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纳入其中，不管是否存在法律和道德义务方面的约束，均不妨碍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只要企业的产业体系中包含着产业社会责任，企业在努力推动产业体系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性鼓励和支持总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同时，也为下面两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即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对其获取正常利润是否构成负面影响；政府支持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是否对社会有利。

二、库布其模式中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模型及其内在利益关系

在库布其模式中，产业社会责任的实践者是其主导企业——亿利资源集团，该集团起步于库布其沙漠边缘的杭锦旗盐场，是鄂尔多斯土生土长的企业。一般来说，创办企业与发展事业一定要从自己可利用的资源优势出发，根据资源优势确定产业体系及发展方向，制定短期与长期发展规划。鄂尔多斯曾是我国西部最为落后贫穷的地区之一，境内分布着中国八大沙漠之一的库布其沙漠和中国四大沙地之一的毛乌素沙地，其面积占鄂尔多斯总面积的48%，没有资本与工业基础优势，也没有技术与人才优势，但该地区煤炭、天然气、羊绒、陶土等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正因如此，鄂尔多斯绝大多数规模以上企业仅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推动自身发展，把发展沙漠产业体系、扶贫作为主业的企业只有亿利资源集团一家。

亿利资源集团本可以在企业起步阶段借助鄂尔多斯的自然资源优势，专心打造更易于赚钱的煤基、气基等产业体系，尽快把自己做大做强，但其创始人偏偏选择了沙漠治理、扶贫作为企业发展的主攻方向，经过多年摸索，亿利精心打造了一个以沙漠治理、扶贫为核心的“沙漠生态循环产业体系”，系统解决了“沙漠怎么绿？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得？如何可持续？”等四个问题，使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获得自身发展。亿利构建了一个不断输入动能又不断输出成果的产业社会责任的动态模型，即库布其模式中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基本模型(见图1)，从根本上化解了沙漠治理、扶贫与企业发展之间的矛盾。该模式在实际运作中成果突出，治理了库布其6000多平方公里的沙漠化土地；使当地10多万农牧民脱贫致富；企业自身资产也已发展到逾1000亿元。

图1 库布其模式中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基本模型

在库布其模式的四大利益主体中，企业的利益诉求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做大做强企业；农牧民贫困人口的利益诉求是脱贫致富；国家的利益诉求是实现沙漠变绿洲、百姓脱贫致富、经济发展、税收增加；社会公益组织的利益诉求是承担伦理、慈善社会责任，赢得社会赞誉。各方带着各自的利益诉求自主汇聚在库布其模式的沙漠生态循环经济体系中，在协同治理过程中创造了财富，创造了价值，实现了各自的利益目标。库布其模式中“如何实现可持续”有四项举措，即“政策支持、产业化经营、市场化参与、技术创新”，被称作“四轮驱动”。政府是政策的供给者；企业是产业的经营者和技术创新者，也是模式的主导者；农牧民只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获取利益的参与者。在各利益主体之间，政府规划推出生态建设和扶贫项目计划，提供相应的建设和补助资金，企业和农牧民承担工程建设工作，并在生态治理与扶贫达标后获得相应补助。企业以租赁、招股等方式获得沙区农牧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系统构建沙漠循环经济体系，农牧民以多种身份在产业系统中创业、就业、经营资产并获取收益。企业与社会公益组织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

最初，鄂尔多斯市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库布其沙漠所有土地均承包到户，但这些土地要么严重退化，要么严重沙化，其产出很难维持承包户正常的生产与生活，承包户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生态难民。库布其模式中的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共同组成了荒漠化治理与消除贫困的中坚力量。公益社会组织能够捐助一定数量的钱物，帮助贫困人口治理土地沙漠化，解决他们短期内的基本生活问题，但绝对不可能解决他们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问题，所以这个外来帮助者无法长期依赖。政府可以为极度沙漠化地区的贫困人口提供一定数量的救济、生活补贴，甚至可以提供少量生产经营和技术条件，帮助他们解决短期生活贫困问题。但是，如果当地贫困人口失去了治理沙漠、脱贫致富的能力，那么这些责任和义务就全部落到了政府身上，即使政府有钱、有物、有人，也很难以低成本完成治理沙漠的任务。政府没有专业治沙团队和专业治沙技术，雇佣社会专业机构、人员治理沙漠的成本高、效率低，政府财力难以支撑。大量现实案例表明，政府给钱给物式扶贫不仅难以解决贫困的根本问题，有时甚至形成养懒汉困局。相较而言，由于企业是经营产业的经济组织，它有自己的投资运营模式和生产经营模式。如果企业的产业系统和经营模式中包含扶贫项目，贫困人口就可以在这个系统中就业、创业、创收，就有了从根本上脱贫致富的希望，只要勤劳、智慧、肯干，就有希望过上好日子。所以，在库布其模式的多个利益主体中，企业最有希望帮助贫困人口改善生活环境，实现脱贫致富。

在库布其模式的利益格局中，企业要想扮演主导者的角色，推进协作治理，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在有经营场所、资本、技术、能源、原材料的同时，还得有来自政府、社会和民众的支持与合作。亿利通过库布其模式，不仅获得了发展产业所需的各种资源，还因为承担了沙漠治理和扶贫两大社会责任而得到民众的尊敬和信任、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盈利收入和发展机遇。作为一个在民众和政府看来勇于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企业，政府在其申报立项、资源配套等诸多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亿利投资150多亿元在独贵特拉工业园区建设的碳基复混肥与土壤改良剂项目年产52万吨，乙二醇多联产项目年产70万吨，以扶贫项目的形式投资100多亿元在库布其沙漠建成1000MWP光伏发电场。

库布其模式的实践表明，企业通过构建沙漠循环经济体系，在不断推进技术和经营模式创新的前提下，推行专业化治沙和产业化生态修复，让贫困人口市场化参与，就可以在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状态下实现沙漠治理和扶贫双重目标。政府只需提供政策引导和政策保障，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天然林保护政策、生态林奖励政策、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等，以及与这些政策相配套的各种服务、投资、补贴等，把沙漠治理和扶贫的责任交由企业承担，企业通过产业化、专业化的方式完成任务，不仅可以极大地降低成本，还可以营造一个各利益主体共赢的局面。

三、提出“产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基本依据

荒漠化防治与消除贫困化在库布其模式中被具体化为沙漠治理和扶贫。有些土地荒漠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演化为土地沙漠化，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民众就失去了基本生存条件，沦落为生态难民或贫困人口。治理沙漠、修复生态系统，是在为贫困人口创造生存与发展条件，也是在扶贫。所以，本文把沙漠治理与扶贫看作荒漠化防治和消除贫困化的代名词。

荒漠化防治与消除贫困化是世界性难题。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1.1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达172.12万平方公里，属于世界上沙漠化程度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导致荒漠化的原因很多，可能是气候因素，也可能是政府未能有效履行作为生态管理者的职能，又或者是民众生态知识缺乏、生态保护意识淡薄，再加之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落后、生存艰难，选择了滥垦、滥伐、滥牧等不适当的经济行为对待自己的生存环境，结果形成了人的谋生行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导致荒漠化与贫困化加深。

在中国西北地区，土地一旦大面积沙漠化，形成像库布其这样的沙漠，其治理难度是非常大的。事实上，即使是有国家财政作为后盾的政府，进行沙漠化治理也有一些难度。实施沙漠化治理工程不仅需要有大量的持续性资金投入，还需要有能够承担高难度作业、高效率完成治理任务所需要的技术和专业团队，为民众的脱贫致富找到根本出路。虽说政府在沙漠化治理中处在主导地位，它有权制定法律法规、政策，严格要求民众必须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治理任务。尽管政府有责任帮助民众治理沙漠、修复生态系统，摆脱贫困，但政府也有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例如，政府投资实施生态建设工程，要求土地承包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生态治理任务，作为鼓励，经验收合格，分阶段给予相应的财力、物力补助。中国政府这些年来投入巨资，组织实施的“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生态林保护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治理。沙漠化程度较低、易于治理的区域、地块，绝大多数承包户受国家政策的激励，能够配合国家生态建设政策和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不仅提高了植被覆盖率，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但是，对于沙漠化程度严重、治理难度非常大的区域、地块，承包户的治理积极性就很难被调动了，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因土地沙漠化而致贫，又因贫困而失去了治理信心。

相较而言，企业一旦把沙漠治理作为产业体系起点，构筑一个把沙漠治理与扶贫还有多个赢利能力强劲的产业组成的产业体系，它就可以在技术与经营模式创新的基础上把沙漠治理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生态修复产业，这样就可以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做大做强企业，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政府增加税收，沙漠变成绿洲，形成一个多赢局面。但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这些年来，中国库布其模式创造了企业构筑沙漠生态循环经济体系的模板，系统解决了沙漠变绿洲、居民脱贫致富、企业赢利扩张、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等难题。这一案例表明，荒漠化防治与消除贫困化存在社会产业属性。也就是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荒漠化与贫困化问题，一种较为经济、有效的实现模式就是企业通过构筑产业体系，把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全部纳入其中，在始终坚持技术和经营模式创新中推动产业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多赢局面，有效承担沙漠治理与扶贫两项社会责任。

在库布其模式中，企业承担的两项社会责任分别是“沙漠治理”与“扶贫”，企业是以投资构建沙漠循环经济体系的方式承担了这两项责任，而且是在自觉、自愿状态下进行的。通过比对学术界多年来企业社会责任类型的研究成果，本文发现库布其模式中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既非低级形态的经济和法律类责任，也非高级形态的伦理道德和慈善类责任，而是一种崭新的社会责任，本文将其概括为“产业社会责任”。其基本内涵为：企业在产业发展体系中容纳了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按照成本—收益原则发展产业体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这类责任既不是因为法律的强制而为之，也不是由伦理义务、慈善动机驱使，而是一种在利润最大化原则支配下的最优选择。

与其他类型企业社会责任相比较，库布其模式中的“产业社会责任”具有以下特点：通过发展产业体系、创造一个多赢局面来承担社会责任；承担产业社会责任，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做大做强企业的经营策略和手段；发展产业体系不是因为伦理与法律约束而为之，而是受利润最大化要求的驱使；治理沙漠是产业体系本身发展的客观要求，扶贫是产业体系发展带来的外部性成果；无论主观还是客观，都是既为别人，也为自己；治理沙漠是发展产业体系和扶贫的起点，又是打造企业形象、赢得社会支持的立足点；把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按照产业化、市场化原则全部纳入其中，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有效地承担社会责任。

在库布其模式中，亿利通过发展产业承担治理沙漠和扶贫的社会责任。发展产业所需土地要么是从农牧民那里租来，要么是农牧民的入股土地；所需资金要么来自于社会融资、要么来自于自有资金，少部分来自于财政投资和公益投资，绝大多数资金的提供者要求企业按照产业化投资的方式使用这些资金，也就是说，这项产业也同样需要依靠其收入弥补其成本，并获得正常利润，否则股东不答应，利益相关者也不能接受。例如，如果资金来自于银行，还本付息是起码要求，银行不可能把数十亿资金无偿提供给一个企业用于治理沙漠，即使是政策性银行，一般也只能提供低息贷款，极少有免息贷款。农牧民把土地提供给企业，即使是沙漠，他们也会要求定期有收入。所以，亿利在库布其沙漠治沙、扶贫，不是义务植树造林，也不是给贫困人口送钱送物，承担慈善责任，而是一种正常的企业生产赢利活动。

库布其沙漠的形成和发展，沙区民众贫困化，除了气候原因外，主要是当地民众滥垦、滥伐、滥牧等不适当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长期破坏所造成的，与亿利的生产经营活动基本上无关。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法律原则，亿利在法律上没有必要承担库布其沙漠治理的责任和义务，更没有必要承担库布其沙漠10多万民众脱贫致富的责任和义务。所以，亿利在库布其沙漠防沙治沙、扶贫济困，承担的不是法律责任。

按照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亿利在库布其沙漠治理中承担的责任，只能部分归结到“经济责任”，至于“伦理道德责任”也只是沾了个边。也就是说，亿利在必须承担股东利润最大化责任的同时，还必须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必须承担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人为本、照章纳税等责任和义务。承担这样的责任，事关亿利生存与发展之根本，无法回避。但是，亿利确确实实修复了库布其6000多平方公里的沙漠化土地，让10多万当地民众脱贫致富，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一般企业不愿承担或无法承担的高难度社会责任。由于这种社会责任是企业通过构建产业体系、创新经营模式承担的，故本文将其归纳为“产业社会责任”范畴，这在经济学里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

四、产业社会责任实现模式的机制与条件

亿利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承担“沙漠治理”和“扶贫”这两项社会责任，主要在于它把沙漠治理视为产业来做，把产业发展的动力建立在持续创新的基础上，把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全部纳入自己的产业体系中，使产业在高效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企业盈利、沙漠变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目标。因此，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实现模式和条件是：企业通过构筑产业体系，把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按照产业化、市场化原则全部纳入其中，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实现其目标。

由于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最为关键的环节是构建一个能够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纳入其中的产业体系，所以这个产业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已知的，这就是本文案例中的沙漠治理、恢复植被。产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在种草种树，让沙漠逐渐绿起来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一个“六位一体”的生态循环产业链体系：生态修复——种植沙生植物，让沙漠变成绿洲，成为宜居宜业之地；生态工业——运用生物生态技术，生产生态肥料和生态饲料；生态光能——创建集“种草、种树、养殖、发电、扶贫”于一体的生态光伏产业；生态牧业——随着植被恢复，发展特色养殖业；生态健康——种植沙生肉苁蓉、甘草等中药材，发展中蒙药、健康饮品制造业；生态旅游——打造国家级沙漠公园，发展特色旅游，吸引更多的人前来体验和认知沙漠。这样一个产业体系是沙漠得到有效治理的结果。在这样一个集农业、工业、服务业于一体的产业体系中，数条产业链吸收了所有愿意创业、就业的当地民众，使他们走上了稳定脱贫致富之路。

构建沙漠循环产业体系的起点是沙漠生态修复，而要在库布其沙漠实现大面积生态修复的目标，需要很高的治理技术。亿利经过多年打拼，在库布其沙漠打造了一个荒漠化治理样板，并自称其能够“经得住看”“经得起算”。在艰辛的样板打造过程中，亿利首先充分吸收了当地民众许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治沙经验和治沙技术，在此基础上改造、创新、提升，形成了微创气流法、无人机植树法、生物治沙改土法、风向数据法、甘草平移法等多种植树种草法，大大提高了沙漠治理效率，使治理沙漠不仅不再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冒险活动，反而成为一项能够获取正常利润的生态修复产业。高效的治沙技术，支持企业有效推进沙漠循环产业体系构建的同时，也给当地农牧民带来了诸多就业、创业、创收的机会，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治沙能手，成为亿利几十支治沙联队的骨干。

在库布其模式中，亿利按照市场化、收益最大化原则处理投资、利益分配、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关系。首先，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依照市场化原则协调利益关系、构建激励与约束机制，使模式的运行有活力、可持续。这里的扶贫不是通过给钱给物等“输血”的方式解决贫困人口的暂时生存问题，而是通过发展产业，给农牧民提供就业、创业、创收机会等“造血”条件，让他们以市场化参与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脱贫致富的问题。企业植树种草修路所占用的土地要么是租来的，要么是当地承包户的土地入股，要么是政府征用土地，当地农牧民无论创业还是就业，都是一种受市场规则支配的获利谋生行为，不是彼此无偿馈赠，也就是说，贫困人口只有在产业链上就业、创业，才能脱贫致富，不允许养懒汉现象存在。其次，为构建沙漠产业体系，亿利投资数百亿元，这些投资必须按照资本的本质要求运作，把“发展是硬道理，实现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始终坚持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始终把“完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创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形象”作为发展理念。如果企业不按照这些原则、目标、理念发展，不做大做强，就难以承担沙漠治理与扶贫的任务。

亿利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赢利与发展模式也有其独特性，其赢利不是直接地来自于沙漠治理与扶贫，而是间接地通过外部效应内在化的方式为发展和赢利创造条件，然后利用这些条件实现自己的赢利和发展目标。亿利发展沙漠产业，有强大的外部性，它治理沙漠、修复生态、修路，不仅给当地贫困人口带来了摆脱贫困的机会与条件，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但企业在这些环节上很难赚到钱，利用传统治理模式，不亏本就已经很幸运了。亿利通过生态修复、扶贫等形成的“七星湖”旅游、产品外运等产业的盈利不高，但生态效益与民生效益良好，对政府、社会组织、民众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其在项目申报、配套贷款、土地征用、矿产资源配置、公司上市等诸多方面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企业把承担产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发展的经营策略和竞争手段，需要创造多种有利条件，综合考虑多重因素，利用多种关系和资源。社会尤其是政府也要为其创造条件，因为政府支持企业承担这类社会责任总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1)企业所选产业社会责任项目，最好包含社会存在的普遍性重大问题，如本案例中的沙漠治理、扶贫等。(2)这种类型的社会责任，其内容为国家所高度关注，属于国家必须重点解决的难题，企业承担了这类责任，等于为国家分忧解难，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3)企业承担这类社会责任存在突出的外部性，政府、民众均可以从中受益。(4)承担这种类型的社会责任，能够得到国家政策、人财物等方面的支持，甚至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道义、资金等方面的支持。(5)承担这类社会责任必须辅以必要的宣传，利用一切媒体、会议等展示企业的主张、实施策略、运作方式、业绩等，使企业的行为在全社会形成示范效应。(6)政府以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效率、业绩、社会影响为由，明确给予企业在政策、金融、项目审批、社会荣誉、政治地位、展示机会等方面的支持，使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五、基本结论

经过对库布其模式中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分析、论证，阐明了“产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同时也证明了以下两个命题：一是只要企业的产业体系能够把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纳入其中，不管是否存在法律和道德义务方面的约束，均不妨碍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二是只要企业的产业体系中包含着产业社会责任，企业在努力推动产业体系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性鼓励和支持总是一件对各方有利可图的事。这两个命题的成立，为回答社会所关心的以下两个问题提供了肯定性答案，即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对其获取正常利润是否构成了负面影响？政府支持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是否有利可图？

本文案例还表明：库布其沙漠治理和扶贫之所以成为公认的社会责任，原因在于该沙漠面积广大，地处干旱荒漠化地区，治理难度大，当地农牧民承包户无力治理，政府因缺少治理沙漠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也不具备在短期内完成沙漠治理任务的能力，而沙漠化又带来了贫困、迁移、沙尘暴、干旱、生物多样性丧失、缺水等诸多问题，所以沙漠化防治和扶贫的责任和义务只能由社会来承担。库布其模式中企业通过承担产业社会责任，有利于解决荒漠化防治和消除贫困两大世界性难题。与政府主导、居民参与的荒漠化防治和消除贫困模式相比较，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模式成本低、效率高、可持续，能有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因而其优势较为明显，不仅值得理论界深入研究，形成理论化、系统化、学理化的研究成果，政府更有必要将其成功经验在实践环节发扬光大，为世界性防治荒漠化、消除贫困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