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擘画三峡蓝图：高峡平湖，百姓安康

梅兴无

1953年2月16日，农历大年初三，毛泽东冒着大雪乘火车来到武汉。2月19日，从武汉关码头登上海军“长江”舰，开始向下游的南京进发。毛泽东专门“点将”林一山随行。林一山20世纪30年代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后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曾担任过辽南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被毛泽东戏称为“长江王”。

长江之湖北枝城到湖南城陵矶段称作荆江，每逢汛期，长江水位常高出堤内10多米，一旦溃堤，无数的生命和财产将被洪水吞噬，有民谚：“万里长江，险在荆江。”

在“长江”舰上，毛泽东向林一山仔细询问了长江防洪问题。林一山汇报了初步设想：在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上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蓄洪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威胁。

毛泽东的目光在规划图上徐徐移动，用红铅笔点着三峡出口处问：“你在上游修这么多水库，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一个？”林一山回答：“都加起来也抵不上三峡一个水库的作用。”毛泽东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毛泽东虽然认为三峡工程对根除长江水患具有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但当时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的意图。他让林一山回去后好好研究三峡工程。

林一山返汉后，马上组织人员对三峡进行勘察，选取坝址。他在报告中提出“三峡坝址拟选在黄陵庙、三斗坪、茅坪等处”的初步设想。

1954年夏，长江流域发生的百年罕见的洪水灾害，引起毛泽东的严重不安。同年11月中旬，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毛泽东说，应该把三峡工程列入计划，但按我国现在的物力、财力，又不能列入五年计划，只能列入长期计划。

在返京途中，毛泽东的专列于11月26日经停汉口车站。林一山应召上车汇报长江三峡工程问题。他介绍了三峡大坝的地质状况：从石牌上游莲沱起，上溯至美人沱止，为美人沱花岗岩坝区，基岩为坚硬完整的花岗岩，具有修建混凝土高坝的优越地形、地质和施工条件，被瑞士一位著名水电专家称为“上帝送给中国人的礼物”。

毛泽东对此非常欣慰，就工程技术上的可行性，以及坝区水文分析、坝形等问题与林一山进行交谈。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和刘少奇、周恩来以及湖北的党政领导探讨，谈话持续到27日拂晓专列到郑州才结束。这之后，为三峡工程建设问题，毛泽东多次召见林一山。他曾风趣地对林说：“你能不能找个人替代我当国家主席，我给你当助手修三峡大坝？”

由于毛泽东高度重视，从1955年起，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全面开展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勘测、设计与论证工作。为了加强三峡工程研究的技术力量，毛泽东亲自与赫鲁晓夫商谈派苏联专家来华援助长江流域规划、设计等事宜。

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乘飞机从长沙飞往武汉，在乘船视察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工地后，饶有兴致地畅游长江。在下榻的东湖宾馆，修建三峡大坝的宏伟蓝图在他如椽巨笔之下展开：“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对于修建三峡大坝工程，毛泽东始终秉持科学求实的精神，既向往，又慎重。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安排几天时间研究三峡工程问题。他提议把林一山接来全面介绍三峡工程情况。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建议，电力部的李锐有不同意见，林、李二人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过观点对立的文章，争论激烈，是否请他也来？毛泽东当即表态：“好啊，让他们两个在会上都谈一谈。”

会议室里，林一山首先发言，强调三峡工程在长江防洪中的关键作用，并列举了三峡工程在发电、航运等方面的巨大效益。李锐认为建三峡水库移民在100万人以上，极为困难；三峡水库是能发1000亿度电的大电站，但1957年全国发电量仅为190亿度；还有国防问题，三峡工程可能成为敌人重点攻击目标。

听完发言，毛泽东让他们各写一篇文章。第三天晚上开会，与会者围绕两人的文章作了简短发言。毛泽东在肯定兴建三峡工程的同时，又充分吸收了反对意见的合理部分，提出三峡工程建设要坚持“积极准備，充分可靠”的方针。他对周恩来说：“三峡的问题，你来管吧！”还伸出四个指头，“一年抓四次。”

1958年3月8日，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了三峡工程，并建议“三峡问题，就在这里解决”。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的报告时加了一句话：“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

4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这是中央关于三峡工程的第一个“红头文件”。

成都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我要坐船走长江看看三峡。”1958年3月29日清晨，毛泽东乘“江峡”轮从重庆东下。3月30日，“江峡”轮乘风破浪驶向三峡。当“江峡”轮进入滩多水急的西陵峡时，毛泽东站在驾驶室里眺望前方，对身旁的船员说：“有些航道仍然不好。在三峡修个大水闸，又防洪，又便利航运，还可以发电，你们赞成不赞成？”船员们十分高兴地回答：“太赞成啦！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便利了。”

“江峡”轮驶过滩多水急的西陵峡的新滩、泄滩和崆岭滩后，江面豁然开朗，一座绿荫覆盖的小岛突然出现在江上，它就是拟选为三峡工程坝址的中堡岛。毛泽东走到船舷旁，举起望远镜从不同角度久久地观察着这个神奇的小岛。这座船形岛屿，将长江一分为二：小江在南，宽200米；大江在北，宽700—800米。他放下望远镜，认真倾听专家们的介绍。

林一山说：“将来三峡大坝的中轴线，就从这座岛上横穿而过。这里将是三峡水利枢纽的中心地带。”其他专家继续介绍：“中堡岛三峡大坝，是执行我们提出的美人沱筑坝方案。这是中国专家对1944年美国专家萨凡奇提出、前不久经苏联专家认可的南津关筑坝方案的修订。周总理亲自考察后肯定了这一方案。南津关是喀斯特石灰岩地区，是建水坝的大忌，而三斗坪是花岗岩，正好建大水坝。”

毛泽东频频点头，称赞中国专家有志气。专家接着说：“在中堡岛建大水坝有天然优势，可利用大江、小江的有利地理条件，分两期施工，大江截流也不必另辟溢洪道。”毛泽东越听越高兴，更增添了修建三峡大坝的信心。

毛泽东对三峡工程的考虑在逐步深化，一些关键性问题始终在他的脑海中萦绕：一是这样大的投资，国力能不能承受；二是如何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三是怎样解决防空问题，特别是防原子弹。总之，建三峡工程，利益要最大化，弊端要最小化。于是，他在三峡工程建设“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之后，又加了四个字：有利无弊。

三峡工程一直在“积极准备”。1966年3月，林一山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修建长江三峡大坝的报告。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需要一个反面报告。”他并非反对建三峡大坝，而是认为如此重大的项目决策需要特别谨慎，注意倾听不同的声音，以免决策失误。

1969年，水利电力部向中央建议兴建三峡工程。因这年春中苏发生了边境冲突，毛泽东认为要准备打仗，明确表态：“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10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体学（原省长）向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当面陈述：“为了缓解荆江洪灾的紧张形势，改善三线供电和川江航运状况，请求兴建三峡工程。”毛泽东认真又不失幽默地说：“现在要准备打仗，你脑壳上顶200亿立方水，怕不怕？”

1970年，武汉军区、湖北省政府、水利电力部向中央提出先修三峡工程的组成部分葛洲坝水利枢纽的建议。林一山反对上马葛洲坝工程。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批准武汉军区、湖北省政府、水利电力部的报告。毛泽东认为，先建葛洲坝工程，可以为兴建三峡工程做一次试验和探索。

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77岁生日当天，作出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的第4天，1970年12月30日，葛洲坝工程在尚未做完设计的情况下仓促上马，代号“330工程”，为的是纪念毛泽东1958年3月30日视察三峽。

由于准备不足，葛洲坝工程建设中发生了严重的施工质量事故和长江主航道的交通阻塞。1972年11月，国务院叫停了葛洲坝工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以林一山为主任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制定设计方案和解决建设中的各项技术问题。林一山组织中国水利界知名专家全力以赴“修改设计”，使该工程在1974年10月正式复工。1981年1月实现了长江截流，同年一号机组并网发电，1990年胜利建成。建设葛洲坝工程，不仅为三峡工程积累了宝贵经验和大量技术资料，而且造就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坝工程技术队伍。

毛泽东为之魂牵梦萦的三峡工程，终于在改革开放后付诸实施。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1993年1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成立，李鹏总理兼任主任。

1994年12月14日，长江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在三峡大坝坝址——三斗坪举行，李鹏宣布：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毛泽东的三峡梦想，在他亲自考察过的中堡岛上，拉开了变成现实的序幕。

2006年5月19日凌晨4时起，三峡大坝开始进行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20日下午完成浇筑。至此，长达2309米、海拔高程185米的三峡大坝锁住了奔腾不息的长江之水，标志着三峡工程最核心建筑物——三峡大坝基本完工，是三峡工程建设中的里程碑事件。

如今，西江石壁屹立，巫山云雨截断，高峡平湖出现，神女无恙，百姓安康，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梦想已经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