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色电影的文学审美表达与历史价值

高靓阳

(无锡太湖学院艺术学院，江苏 无锡 214064)

一、红色电影的发展历史

中国红色电影也称为红色经典影片，此类影片主要是以某一个固定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人物形象作为叙事线索。具体来说，红色影片能让人联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为民族独立、民族富强，为革命、为国家做出丰功伟绩的仁人志士所具备的英雄形象。红色经典影视作品具有丰富且深远的政治寓意，在我国影视行业中具备较高的政治地位。但是红色经典影片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并且相关影片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到苏俄红色文化价值观输入的影响。我国红色电影在20世纪的“十七年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该时期，红色经典影片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受到后来“文革”的清洗，相关影片也逐渐步入了文化凋零阶段。当前的中国红色影片在经历过漫长的探索、发展之后，其展现出的文体形式具备多样化的特征，选用的题材也更加广泛、全面，符合“新文学时期”文艺的表现特征。

在不同的阶段，中国红色经典影片也被观众以及国家赋予了不同的地位，但是其讲述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在时时刻刻弘扬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电影的主题始终围绕着爱国、爱党、爱民，是现当代影视文化行业中的“政治风向标”。当然，在对中国红色电影的文学审美表达和所具备的历史性价值进行探讨时，应该抛开政治层面上的因素，尽可能以文学作品本身所具备的审美情趣，以及相关影视作品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来对其进行审视，不带有任何政治偏袒和文学偏见，对其做出最中肯的评价。

二、中国红色电影的文学审美表达

(一)含蓄蕴藉的文学审美

将中国红色经典影片所具备的红色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红色文化还存在底蕴不足的现象，但是中国红色经典影片其蕴含的哲学思想却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红色影片中均流露出了含蓄蕴藉的儒家思想。含蓄蕴藉体现出沉稳、内敛、和平、谦恭，但又不失庄重和典雅，充分地诠释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在含蓄蕴藉传统美学的影响下，中国红色电影也逐渐传承了此类艺术表达风格。在相关影片中无论是人物的言语表达、行为举止还是影片的细节刻画，都在时刻流露出含蓄隽永的韵致、言近旨远的艺术展示效果，例如在经典红色影片《开国大典》结尾处，导演沿用了含蓄蕴藉的表现手法，采用慢镜头对向上延伸的台阶，以及革命先辈踏上台阶的缓慢步伐进行了刻画，含蓄地表达了革命道路的艰辛和漫长，之后再向其中穿插了为民族独立进行的一系列艰苦抗争的英雄镜头影像，来预示着“革命胜利的台阶是由英雄的骨肉所筑成，台阶上的红地毯则是由英雄的鲜血所浸染”，影片以这种收尾方式给予观众连绵无尽的韵味，实现了观众与影片的共鸣并进行反思；而在《开天辟地》中“在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也巧妙地借用了阳光穿透乌云，以及一叶扁舟驶向光明的镜头”，均体现出导演追求含蓄蕴藉的艺术审美思想。

含蓄蕴藉的美学表达形式，将红色电影中的美学精神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借用影片的细微之处，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形式，展现出丰富的人生、革命哲理，给予观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中国红色电影作为一种对大众文化的宣传工具，其应当具备大众化的思想内涵、价值，因此，含蓄蕴藉的美学表现形式在红色文化中并不适用，但是在对应的红色电影拍摄技巧中却具备较大的现实意义，能够将红色电影中缺乏的传统文化底蕴补齐。

(二)抑人本性的文学审美

人的本性在宏观层面上包含六个字，即“真善美，假恶丑”，正是由于社会对“善”与“恶”进行了诠释，人们才能通过“假恶丑”反衬出“真善美”；进一步对人的本性进行考量，将“真善美，假恶丑”放置在人性的最高层面上可以看出，对人性的“善”与“恶”均是围绕个体或集体的利益来进行评判、考量的，在革命政治的理性时期，人的本性所存在的个人利益要让步于政治利益，因此，“抑人本性”是一种在红色政治理性下所产生出的一种“有限时代”人性。

红色经典影视作品需要依托真实的历史事件、人物形象，才能够进一步阐释出红色经典影片所具备的政治意义和审美意义。在红色经典影片中，展现出了个体本性与政治理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人的本性包含了善与恶，而人的本性的重要思想是“生存”，在一系列的斗争面前，人的本性要让位于革命、阶级、信仰。具体来说，在红色经典影视作品中，主要展示了人的本性与政治理想之间的矛盾、冲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内在张力，正是由于红色经典文学影视作品讲述了人们在选择“人性”和“理性”时毫无保留地选择“理性”，而抛弃了自身的人的本性，因此，对应的影视文学创作具备较强的励志功能，相关影视作品不但能够实现对党员群体、干部的教学，还能够引导人民群众形成正确的人生信仰。

红色影片自始至终都在讲述着革命先辈为取得革命成功，以及民族的富强所付出的努力，将人的本性进行着不断的诠释，面对阶级、革命、理想，就算是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在红色经典影片的文学审美中，阐述了革命先辈压抑自身的本性，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革命奇迹的事例，例如在经典红色电影《赵一曼》中就细致地揭露了人的本性与政治理性、革命理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与冲突。赵一曼面对日本人的酷刑也没透露出任何的信息，站在理性、革命的高度痛斥日军的侵略暴行，在其创作的《滨江述怀》中“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以小家还原大家，以生命成就革命，塑造了永垂不朽的抗日民族英雄形象。

(三)平民文化的文学审美

红色经典文学承载了观众的时代心声，也是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精神粮食，在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奉行精英文学的传统，在传统的文学体系中传承了太多教化功能，而普通的人民群众往往也很难接触到精英文学部分，并且在我国几千年以来的小农思想中，普通人民群众也不具备学习精英文学的机会；红色经典影片以平易近人的文学审美展现形式，将精英文学从我国现有文学体系的主流地位中剥离出来，但这并不是在否认精英文学不具备人文寓意以及文化价值。由于精英文学具备较强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从而不适合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而红色经典文学的出现，使得刚处于解放时期的工农群体更容易接受学习，红色经典影片作为大众文学作品将文学艺术与群众进行了紧密的关联，相关影片结合通俗易懂的故事线索迎合了广大读者的审美趣味，借助最朴素的电影艺术展现形式，以真挚的人物情感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具备大众化的审美特征。在拍摄红色经典影片期间，创作者不能再以高高在上的精英文学的思想对剧本所展示出的人文精神内涵进行复杂化、多元化处理，而是要借助通俗易懂的人文思想，融合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文情怀，站在人民的角度，以最朴素的方式来叙述革命历史以及整个社会主义的红色文化价值观念。

一种大众化的文学展现形式能在相关区域得到推广和宣传，一方面需要借助文化本身通俗易懂的内涵，另一方面也需要政治力量的帮助。好比在我国传统的小农思想文化观念中，虽然广大人民群众不具备接触精英文学的机会，却对宗教文化信奉不疑。这离不开在相关时期政治家对宗教文化的推崇，相同的案例可以参考在中世纪时期欧洲诸国采取政教合一的治国模式，通过政治的手段、力量来使得大众文化与宗教文化之间能够画上等号。我国红色经典文学承载了政治信仰必然将受到我国政府所推崇，其作为引领广大人民群众正确三观意识，构建人民群众文化认同的重要部分，国家也必然需要实现对红色经典文学平民化、大众化的打造，例如在《小兵张嘎》中涉及的抗日主题教育元素以及影片中的叙事手段和叙事技巧均相对较为简单，以单纯故事叙述的方式，使得各年龄段的观众群体均能够完成对影片的观赏；而在《创业史》中，通过写实题材展现出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村区域真实的民风、民貌以及丰富的民族精神内涵，以朴实无华的共产党人梁生宝的形象，将时代精神进行了有效的展示。年轻群体在感受到梁生宝精神的强大之后，也能够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正确的选择，提升自身的人格。相关影片颇具教育意义。

三、中国红色电影的历史性价值

我国电影工业起步相对较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部分电影工作者对于影视所具备的功能性和思想性都还存在认知不充分和把握不恰当的现象，并且部分观众将影视作品单纯地当作休闲娱乐的工具，或者在新时期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资本将影视作品作为谋取利益的商品和工具，从而使得影视作品的创作具备较强的娱乐性和商业性。红色电影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红色影片注重思想性和教育性，在影片中蕴含着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民族的精神信仰。在拍摄红色影片的过程中，相应的影视工作者需要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从历史层面上对当前红色电影进行分析、考量，其所具备的价值和意义如下。

(一)稳固国家的意识形态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再是以商品、货物的单一输出为主，各个国家的语言、文化、价值、风俗、思想也会搭乘贸易的便车对外输出。长期以来，我们对国外文化持有开放、包容、接纳的思想，但是并不意味着国外文化、思想能够根植于我国现有的文化体系中，或改变我国现有的意识形态，而文化的传承和意识形态的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人们的思想、信仰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为了进一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引导民族意识形态的形成，我国在各行各业均有效地渗透了红色文化元素。红色电影作为红色文化宣传的载体也具备较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孤立、围剿、文化输出、渗透，国家在“十七年时期”创作了大量的红色电影。在该时期，红色经典影片的题材向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进行了大胆突破，将时代精神融入对应的革命题材影片中。

在新时期，国家广电总局也以杨善洲人物原型筹拍了经典红色影片《杨善洲》，以人物传记的形式还原了共产党干部具备的时代精神以及意识形态，向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献礼。该影片借助朴实无华的基层干部生活、工作的常态，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在困难的环境中，带领村民艰苦奋斗，通过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体现出共产党基层干部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经典形象。从该影片叙事背景的选取以及拍摄手法的选用上可以看出，此类红色经典影片与“十七年时期”所创作的红色电影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主要是为了顺应新时期国家对人民精神、思想引导的新需求。因此，红色电影的拍摄手法、主题选取需要贴合时代发展的特征，根据现阶段的国家内部环境以及外部环境选取出不一样的创作主题，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达出不同的思想价值。

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离不开文化的持续输出，而艺术作为文化、文明的基石，也应在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中得到广泛的使用。红色电影艺术在历史长河中无时无刻不在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引领人民的意识形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对于稳固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实现民族文化的表达

长期以来，我国在发展历史中一直在寻求国际社会对我国文化的认可，增进国外对我们的了解。影视是作为对文化直观表达的一种形式，在影视创作中植入了一个国家所具备的审美观、价值观、思想观，尤其是红色经典影片，从多方面反映了整个时代文化以及国家人民的生存状态，在红色影片中寄托了人们的情感和愿望。红色电影在经历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也俨然成为一种红色文化，使得国际社会加大了对我国民族精神在情感方面的认同，增强了我国民族自信心。纵观当今的世界电影工业，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影视资料，能够真正成为国际电影史上里程碑以及航向标的创作，必然能够真切地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主体价值观和审美观。简而言之，优秀的民族电影需要具备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审美认同。

红色电影在当今国际电影领域也俨然成为我国民族电影的一种展现形式，也是我国对外输出文化、价值的重要形式之一。我国红色电影走在世界电影的主体发展道路上，彰显了我国文化自信、文化觉醒以及文化担当，通过艺术化、审美化、真实化的影视展现风格，来反映我国在不同时期的实际发展状况，同时也是记录人类发展历史的一种重要方式。红色文化电影之所以能够代表我国影视行业是在于“它不具备功利性和商业性，其主要是实现对受众精神思想的引领”，具备较大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

在西方国家的影视创作中，侧重强调个人英雄主义，中国红色电影凭借其不畏牺牲、舍小家为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弥补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所欠缺的集体文化。在2018年的中美电影节，美国城市卫视也展播了诸如《地道战》《南征北战》《林海雪原》等红色主题经典影片。相关影片的播放无论是出于政治上的需求还是商业上的利益追逐，最终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的人文交流。我国红色主题经典电影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我们通过红色经典影片，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民族精神、信仰文化向世界进行了展现，增进了国外对我们的了解，提高了我国影视文化的竞争力。

(三)增强历史警示性

新时期随着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以及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在基础物质富足的时代，人民逐渐放松了精神上的警惕，在部分新生代人群中也逐渐淡化了那一段民族的屈辱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艰苦奋斗的光景。历史的车轮永远在前进，今后的发展也需要以史为鉴。“中国红色电影已俨然成为一种红色文化”，在此类红色文化中，具备历史阶段性的主题。为了实现对新生代人群的有效指引，提高民族的警惕性，增强民族的危机意识，国家需要加大对红色电影的宣传力度。时至今日，“十七年时期”的红色影视资源并不因为年代长远、制作手法粗糙而遭到国家人民的抛弃，例如在201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我国各大影视平台大量播放了诸如《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地雷战》《铁道游击队》等抗日主题影片，一方面揭露日军的残暴行为来起到对人民时刻警醒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通过此类红色经典影片表达出我国渴望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心。

历史总是容易被人所遗忘，时至今日，在公共场合或特殊的抗战纪念日，我国公民还犯着意识形态上的错误，例如在2021年九一八纪念日，我国某高校女生“穿着和服”事件产生了较为恶劣的影响，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新生代人群忘记了历史、淡化了历史，国家以及相关影视机构应当合理地借用红色经典电影，来实现对那一段屈辱历史的展示，使新生代人群树立危机意识、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

结 语

中国红色电影文学审美表达与历史性价值存在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在不同时期中国红色电影具备不同的表达寓意。笔者根据红色电影题材将其大致进行分类，可将其划分为解放前的时期、解放后到“文革”的时期、“文革”后到新时期。在不同的阶段红色电影的创作在大体上也具备不同的主题，但是其始终以国家繁荣富强、民族独立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为核心，具备显著的教育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