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下知识生产—接受理路 及其辩证省思

王婉婉

【摘要】知识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高级产品，须在物质媒介协力作用下才可能完成人类代际的传播，物性媒介又往往以一种静态、消极的形式常被人们所忽视甚至贬抑。现代技术在改变书籍生产物化模式、丰富知识自身表现空间的同时，拓展了获取知识精神内核的接受路径和思维方式。印刷技术主导下的人类知识纸媒化生产，遵循的是文字符号生产传播—视读接受的主要路径，现代媒介技术强势冲击着文字符号主导知识讯息的一元格局。技术媒介参与知识生产的最初目的与最终效果间可能的差距，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技术媒介撬动的知识编码—解码链式问题，媒介技术及其物性特征讨论对知识生产—接受过程所悬设的传播效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发和参照。

【关键词】技术媒介 知识 生产 接受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11-019-07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11.003

无论苏格拉底言下“自然”之观向“自我”之观的转化，抑或柏拉图建构的完美理式世界，精神价值无不标举着其超越物性存在的崇高性，然而无法忽略的事实是，知识图景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高级产品，必须借助一定的物质媒介并在物化媒介的协力作用下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成员以及人类代际的精神撒播与传承，而物性媒介又往往以一种静态、消极的形式常被人们所忽视甚至贬抑。

现代技术在改变书籍生产物化模式、丰富知识自身表现空间的同时，拓展了人们获取知识精神内核的接受路径和思维方式，正如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所言：“技术产生了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新型装置，机器被应用于流通、交往、视、声、娱乐、计算、工作、‘思维等一切领域”，[1]而这种“新型装置”产生的复杂意义又非其自身所能决定，这一同样的问题还相继在罗兰·巴特对作者性文本、读者性文本的异质分析、费斯克言下生产性文本以及媒介环境学派的诸多概念中得以阐释，文本意义的产生依赖于读者或者观众的积极参与和创造，当然这也与姚斯、伊瑟尔的接受美学形成了某种呼应之势。

知识生产与接受过程出现的现实问题在于作为精神品格的知识图景，从作者、生产者到读者、消费者、受众的传播过程并非直线运动，编码与解码可能的断裂也并非仅仅是斯图亚特·霍尔言下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物”作为讯息传递的载体，其本身蕴藏着深沉而难以知觉的意义，它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改变了人们感觉和实践的行为，现代技术治下的物质载体以一种更具主体性的新姿态、更具实践性的新向度强势影响受众的接受，如果说知识媒介的物质性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学界呼应，①那么受众对物质媒介的解码则关涉知识效度的研究，这也是赓续阅读媒介物质性理性思考知识接受维度的持续性话题延展，尤其是对知识产品编码—解码链条所悬设的传播效度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启发和参照。

一、物化聯结：知识生产的媒介诉求及其工具性

在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影响下，人类对书籍的推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这种媒介所记录的知识性、精神性成果乃至“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品格的充分肯定，这是不同形式的图书制品深层相似之所在。媒介工具视域下，知识需要通过一定的介质加以呈现，从而表征为知识的媒介诉求，介质也因此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呈现出多样化并存与迭代变迁的性质，龟甲兽骨、青铜器皿、竹木纸帛、笔墨纸砚、雕版（活字）印刷乃至现代书籍、报刊以及电子时代的各种存储与读取设备，均是知识要素的物化表征及其结构形态的历史折光。然而作为知识产品的物化形式，书籍阅读的物质维度往往因其媒介工具的认识定位，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考察视野而被重重遮蔽，不同媒介形式对对象化的支持态度也因此被人们有所忽略，[2]事实上，“文本要素不仅表征了人们进行阅读的信息、内容、知识与意义，更在底层向度构置了人们展开阅读实践的基础设施与行动装置”。[3]书籍内容的表意符号、载体材料以及传播与复制技术等均是图书生产的要素，文字、图像等表意符号会随着承载的介质材料的变化以及传播技术的改进呈现出不同的媒介镜像，进而影响到知识的传播与接受。如印刷技术推动了人类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并隐性规约着读者的接受方式。印刷术为文字与图像符号的传播提供了动力马达，印刷媒介推动人类知识生产的专业化成为一种可能。16世纪以来，欧洲印刷图书开始了现代书籍形式的探索，装帧设计、字号字体、插图形制乃至作者、商标、版本等逐渐规范化，现代书籍风格逐渐形成，印刷术也因此被誉为推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文明之母”。总的来说，图书的纸页捕捉了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并促使人类思维活动能够被长期分析，从而奠定了科学兴起的座架，图书的形式媒介与知识内涵恰如一页纸的正反面不可切割，携手走过了同向共证的人类岁月，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书籍大众化的现象意味着更多的信息制造者和更多的信息受众之间有更多的信息流通平台和渠道。”[4]

在图书的社会作用得到普泛化认可的同时，这种知识媒介所形塑的阅读与思考行为也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媒介环境学派学者芒福德认为“存在就意味着在印刷物中存在，学习就意味着学习书本”。[5]沃尔特·翁也认为：“文字确立了所谓的‘脱离语境的语言或所谓‘独立的话语，这样的话语不能像口语那样接受人们的诘问或辩驳，因为书面话语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作者。”[6]文字刺激了知识与主体的分离状态，更鼓励了人类理性的怀疑、批判精神，即纸媒在传递人类文明媒介讯息的同时，本身还在建构符号认知的习惯和独立思考的本领。随着纸媒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现代媒介传播方式的多元化与影响力持续性增长，以文本生产为中心的作者考察逐渐偏向于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评估，斯图亚特·霍尔基于电视编码主导与解码自治间可能产生的矛盾与分歧考察，[7]表明媒介因其物化形态的复杂性而更具现代张力，同时可能导致“传播中的失败”，而由之生发了如何从生产传播与大众接受两种视域诠释知识媒介的现代维度、审美色彩等相关问题，媒介作为一种传播—接受的中间环节，其媒介本体价值以及生产—接受的介质作用随之成为研究的重点。

二、数字编码：技术治下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理路

在以计算机数字技术和网络应用为标志的现代技术媒介时代，图书世界不仅延续了传统纸媒生产与传播的形式，同时出现了数字化形态转化，后者建构了媒介时代图书出版的新景观。数字技术提供了知识海量生产与传播的可能，数字文本更适宜“信息传递的长距离、高速度、大容量、高可靠性，使得文字、声音、图像等文化内容在互联网上可以无障碍同行”，[8]声、光、电、磁等技术元素的加盟，丰富了图书形态转化后的形式语言，为知识传播开拓了新颖、多元的现代渠道，创设了技术媒介环境下知识接受的新愿景。

1. 语言符号的二进制转化与知识传播路径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文明以文字为基础，因为文字是使文化一致的加工过程。”[9]人类知识信息借由语言符号媒介才可能开启生产与传播一致化的时代，避免了口头传播的内容变动性和时空在场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沃尔特·翁将印刷术视为文字符号的“动力马达”，为世界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机械助力。20世纪以来计算机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全球覆盖，强势冲击了传统纸媒的优势传播地位，语言符号二进制转化生产成本低、流通速度快、携带更方便、交互时尚化、更加生态环保等优势，使数字图书已成为目前广受欢迎的图书生产新形式，甚至有学者预言未来的图书出版是以数字平台为中心展开的发行竞争。从书籍印刷来看，语言符号和静态图像复制是一种速度较慢的技术形式，图书生产是借由获取原印刷页面的物理拷贝生产新的复制品，进而实现物理空间的流通，最后到达读者手中。电子文本实现了知识信源的数字化转换，尽可能大规模地将纸质图书电子化，以实现对人类精神财富保护的最大化，既有图书文献经人工整理、光学扫描、数字排版、图像处理、平台发行等系列化环节处理，数字媒介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束之高阁的典籍以更经济、更便捷甚至重复扩散的方式推送到读者面前，节约了以往通过供应链实现的物理产品运输所需要的时间、空间与费用，变更了知识传播的媒介环境。另外，知识产品从纸媒到数字环境的技术转向，同时提供了受众轻易改写、标注、增减媒介内容的便利性，提供了传者与受者主客体间双向奔赴、相互成全的可能，改善了传统印刷时代纸媒传播所造成的对读者的漠视，“书写宣称自己跟读者一对一交流，但实际上它们对读者不加区分，漠视了读者的灵魂”，[10]互联网的开放性、及时性使受众不再缩于书斋一角沉浸于个体化的辩证思考，而是可及时发布个人观点。

文字作为语言陈述的一种视觉编码系统，其二进制转化或许并没有从符号进路上彻底改变文字所建构的受者反应机制，但却提供了一种迥异于传统接受方式之外的新的外在物性方式，这种方式同样是知识建构受众反应的中介。从传播学视域而言，只有当传者与受者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了同样的符号时，传播活动才得以完成，技术治下语言符号编码方式的变化赓续了知识载体的现代化进程，并进而创生了文字符号传播与接受的新平台。技术治下数字化平台伴生的阅读方式的创新、阅读习惯与阅读心理等不易察觉的变化等，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人类知识接受的效度问题，在激发对传统阅读方式进行反思的同时，也令学界不得不正视文字符号数字化这一技术进步的后续接受问题。

2. 有声图书与听觉进路下的知识生产新变

现代技术媒介使声音的记录、保存、保真与传播成为可能，为知识生产由看得见、摸得着的纸质图书转化为无法触及的有声读物，并借助互联网技术以及各APP平台发行创设了现代传播环境。欧美国家有声图书的制作与发行要早于我国，受制于音频技术和录制技术，早期的有声图书主要转化为唱片、磁带、光盘等物质载体。随着技术媒介环境的变化，有声图书逐渐朝数字云端化发展，图书的虚拟性也随之跃上一个新平台。2020年全球有声图书市场规模已快速增长至35亿美元，拥有5亿稳定消费者。“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6%的成年人有听书习惯”，截至2020年，我国有声读物市场“已经连续5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长”，[11]市场规模已近80亿元，中国有声图书生产与欧美国家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有声图书延伸了传统图书的产业链，并将人类对书籍的把握方式由阅读拓宽至耳闻，更高效地利用了时间，这无疑是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状态下获取书籍知识的一种有效途径。其一，相比于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图书阅读机制，耳闻方式可自由切换本能性收听、辨识性收听、理解性收听等多种收听模式以及精神状态，有辨别性地提取图书知识和个人兴趣点，使图书接受机制更具效率。其二，有声图书的接受机制在于人类“无限敞开的耳朵”，这样可有效缝合时间间隙，促成时间的双倍利用，即在健身、做家务、通勤的同时进行知识与文化的补充。其三，有声图书与生俱来的声音元素，更适宜受众贴近图书所承载的精神世界。有声图书的声音主要有三类：人的朗读声音、音乐以及音响，朗读声提供的是一种“热情的世界”，音乐更具“观念性力量”，音响则暗示了场景，这些元素在被人耳捕捉到的瞬间也是其消失的那一刻，但其印象已刻印在心上，“声音的余韵在灵魂深处荡漾，灵魂在它的观念性的主体地位被乐声掌握，也转入运动的状态”，[12]故而声音是更具观念性的媒介，有声图书有着天生的表意和美学优势。

3. 视听文本与知识生产的跨媒介异质转化

在晚近照相术原理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代影视技术，以动态图像叙事的方式使纸媒世界“死”知识“活”了起来，声音、图像、文字三种符号的相辅相成，無疑建构了知识生产的一种跨媒介生产与接受路径。1927年有声电影结束了大屏幕的“失语”状态，1953年彩色影视技术充裕了受众的视觉感知，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数字技术以及互联网终端设备的普及应用，使受众获取视听文本方式更加便捷。人类科技文明的跨媒介转化或者多媒介叙事，对于推广和普及相对晦涩的科技知识，提升社会全体成员科学素养来说，应是行之有效的媒介策略，如《大国重器》以镜头的方式介绍了中国制造业的新成就，《本草中国》以视觉的力量阐释了中医药奥义与悠久的历史等。科技的每一点进步都在促使人类精神世界向其敞开大门，尤其是经典图书自带的经典性和普及性，使其成为影视制作的首选素材，四大名著、《诗经》等由文字符号到影视艺术的跨媒介呈现，“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一种媒介而不失其本质……小说的题材可搬上舞台或银幕，可以用言辞将一部电影复述给没看过的人。这是我们阅读的语词、观看的图像、破译的体态，但通过它们，我们所追踪的是一个故事，而且可以是同一个故事”。[13]

经过影视艺术处理过的知识内容，比文字符号叙事更活泼生动、更鲜明可感、更具体直观。1922年3D电影的制作开始带领观众步入感官沉浸式的观影体验，4D、5D以及弹幕影院的相继问世，更是不断满足着人类的感官需求，可以预料到的是，知识生产的跨媒介转化形式必然越来越丰富，文字符号里的“五觉”在不久的将来也有可能被受众所亲验，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比特技术改变了人类认知世界与把握知识的方式，“从定义式思考进入策略性思考，从静态的表达进入动态的表达。这是通过二进制这一中介系统而产生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的革命”。[14]

三、大众解码：技术媒介及其接受中的视点游移

媒介建构了人类精神活动物质化传播的诸种可能，也使知识物化呈现以及大众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媒介因素的规约，传播介质的现代化、技术化进步必然引发编码—解码序列的诸多问题。20世纪接受学聚焦受众方面的研究，认为接受使作品的意义现实化，作品的价值最终是由受众实现，[15]知识的解码与破译才是生产与传播的真正终点，也是传播意义归于实处的本质之所在。对知识媒介物化形态之表征的考察，其根本用意在于切入书籍所携带的知识讯息与意义世界，新技术媒介下意义世界的接受变化才是研究重点。现代技术导致的知识生产—传播方式变化，使知识接受已不再受文字符号所主导的媒介钳制，动态视觉图像、听觉文本以及视听文本引发了感觉系统接收信息材料的变化，多模态文本表征以及多样化接受路径触发了受众知识解码过程中的视点游移，而这并非技术进步所乐见的接受现象。

1. 技术为王：图书及其形态转化的技术依存性

在图书转化形态方面，印刷文本、声音文本、视听文本等多元共存，新媒介促使文本向平台转化，书籍的技术因子越来越显性化。“近年来所出现的技术，不仅仅是数字技术，是新兴的技术。它们能够实现新的内容，赋予人类新的力量，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影响。改变思想，改变制度，具有解放性，也具有压迫性。”[16]技术意味着新的图书内容、强大的图书生产力，影响人们的感知图书的行为方式和思维逻辑，改变图书生产体制，解放传统的同时又以技术的宰制性力量对图书的生产与接受形成巨大的压迫，图书生产由过去的“内容为王”逐渐转向“平台为王”“技术为王”，图书接受层面的追踪越来越看重用户体验和网络流量。

工业时代印刷术给图书生产带来了新环境、新背景，文本语言符号字体书写、图文搭配的生动编辑，以及刊本装帧形式外观等充分刺激欲望，使图书传播呈现出新景观。而新媒介技术通过数字代码改变了传统的纸本阅读方式，似乎正以一种数字的虚拟性、非物质性代替手指翻过书页、笔端触及纸张的可触摸的感性经验，在互联网技术背景下，各平台的独特创作手法、表现方式、美学风格以及个性化的传播手段等，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卖点。基特勒认为互联网作用在于：“一旦光纤网络将先前各异的数据流转换为标准化的数码序列，各种媒介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一切都与数字息息相关。模块化、变形、同步；延迟、储存、调换；倒频、扫描、绘图。所有这一切都将抹杀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概念。”[17]图书纸张的物感及其阅读体验是虚拟的互联网技术和APP平台所无法提供的，但现代技术媒介提供的是新兴的、处于潮流风头上的图书阅读体验。互联网将不同的图书版式、页面底色、护眼模式、定时提醒甚至新鲜的动态广告嵌入图书生产；将图书内容进行了跨媒介的视听符号转化，如各种影视改编、有声读物、AR/VR文本等，这些都使得我们从媒介技术层面以技术为名阐释图书生产、传播及接受等人类活动都是合情合理的，同时也是图书生产与技术媒介依存的现实所决定的。

2. 瞬时传播：碎片化的阅读及其思考的浅表化

与传统纸媒图书对人类精神文化的信息记录、复制、传播的复杂路径不同，互联网技术平台的图书生产与形态转化受到先天技术因素的制约，一是计算机数字技术，二是互联网技术，前者是图书生产以及跨媒介转化的技术支撑，后者则提供了产品传播的技术平台，二者嵌套式应用使图书可在瞬间复制、传播出成千上万的复制品。本雅明认为“技术革命优于这两点（新内容与新形式）”，[18]技术是具有解放意义的现代性力量。虽然现代技术早已超越本雅明言下的机械复制，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本雅明所阐明的艺术“光韵”范畴同样适用于所有的复制品，图书的无限量复制和瞬时传播，毋庸置疑地削减了图书作为知识与精神载体的崇高性。

所谓碎片化，一是指读者利用个人零零碎碎时间的阅读，二是指阅读内容的零零碎碎，这两种碎片化阅读一般都是指凭借新型阅读媒介（如手机、PAD、电脑等）而展开的随时随地的阅读。[19]碎片化阅读是现代媒介技术下社会大众自发的一种阅读现象，它与技术媒介的联系表现在以三方面。其一，技术媒介提供更多碎片化阅读内容。网络技术下不断打开的网页、超链接、弹幕等，提供了无限量的碎片信息，这与传统纸质图书一本书仅一个主题的设定是截然不同的。其二，技术媒介提供了碎片化阅读的契机，增加了碎片化阅读时间。传统纸媒图书的体积限制了其携带的便利性，而手機等阅读媒介携带方便，图书资源丰富，便于读者利用零碎时间随时随地阅读。其三，碎片化阅读必然导致阅读的浅表化。这种零碎时间、零碎信息的获取，一般并非面向严肃或学术化的内容，阅读时的注意力也容易被外界环境所分散，不具有深入思考的契机和必要性。

图书跨媒介转化为电影电视，画面的流动性使观看者无法集中精神于屏幕某一帧画面而进行深刻思考，因为几乎在凝神观照的瞬间，屏幕画面已快速流动到下一个叙事单元并呈现出新的观看图像，而观众只能被迫接受这种强行输入的视觉符号，这也就是学界所论的现代视觉文化的“暴力机制”。更进一步，技术媒介治下文字符号向影像叙事的转化，以连续、完整的叙事体例将语言符号和静态图像的意义空白点无缝连接起来，观看者亦无须思考、咀嚼以及回味，这样的视觉快餐必然导致观看限于一种粗浅、浮泛、表面化的感官行为。

3. 超链接性：图书世界的无限开放与散点阅读

如果说印刷技术下的图书生产已造成作者与读者间的距离，“（印刷文化）句子的线性排列、页面上的文字的稳定性、白纸黑字系统有序的间隔，出版物的这种空间物质性使读者能够远离作者”，[20]那么数字技术下的超链接式文本彻底破除了个人化的阅读体验，文本阐释的交互性使话语意义与审美演绎呈现出无限生长的态势。过去把书写或印刷出来的有待阐释的东西称作文本，显然现代媒介已改写了文本的定义，保留了文本有待阐释这一核心特征，文字符号不再是文本呈现的唯一介质。文本的阐释指向两个方向，一种是认为文本的意义是有限的，读者可穷尽文本意义；另一种则恰好相反，认为文本意义是无限生长的，文本阐释是没有终点的，文本正是在这两个方向所形构的张力中显示出无穷尽的阐释魅力。

借助超链接文本，读者可随心所欲地参考他人的阅读经验并形构出意义阐释和审美分享的网络机制。实际上，在阅读的过程中参考他人的阅读经验并不是数字时代的新现象，明清小说刊本往往采用小说文本、插图与评点合体呈现的方式，读者在阅读小说的同时，无法避免评点人阅读经验的渗透以及画工审美再创造的影响。电子文本超链接因为克服了纸媒物质平面有限性的短板，使链接文本有始无终、无限延伸，作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间形成了纵横交错的释义与审美分享网络，由此，愈发开放的文本结构就极大地提高了图书的生产力，如同一部嚴谨的宇宙科学论著可快速链接到《三体》小说或者其他的影视作品。诚然，数字时代电子文本及其超链接形式，拓展了书籍的阐释空间，也导致了散点式阅读以及意义世界的消解。无论是纸质图书的电子文本抑或其跨媒介形态转化，都存在着网络平台读者（观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观者与读者、观者与观者间的意义分享。电子文本的超级链接改变了传统图书阅读的线性方式，读者可从任一文本裂块开始阅读，视听文本则可任意拖动进度条。电子文本随时衍生出的无数个子文本以及难以计数的弹幕文本，并列组合成关于母文本的文本裂块，时刻吸引着读者的视知觉注意力，形成了散点式的阅读，阅读的个体性、连续性以及独立性被超链接、弹幕时不时打断，很难形成专注、持续、深入的思考，从而影响对知识本体与图书意义的接受。

4. 皮相审美：图像观看对视觉美追求的片面化

图书生产跨媒介转化的一个明显后果是图像观看取代了书页阅读，视觉图像消解了语言符号潜在的语义空白，同时又以一种图像直观方式以及定格化书写提供了快餐式审美。诚然，印刷时代文字与图像在同一平面空间的共同呈现，使两种符号关系亲密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独立表意能力的消解，只不过由两种符号所提供的不同表意路径更有助于意义的完善与深化，印刷时代的文字与图像远未达到互相牵制、命运共存的捆绑式关系，但这种情况在数字媒介环境下发生了彻底变化，过于充裕的图像已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具有蛊惑力的审美符号。

不论是科学知识的图像转化，还是文学经典的IP制作，把长期以来印刷世界的语言符号转化为视觉影像的饕餮盛宴，新的观看方式重构了有别于文字时代的现代视觉文明，恰如贝尔所论：“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21]半个多世纪前，海德格尔所预言的“世界被把握为图像”，[22]图像符号所带来的感性直观、表征审美、感官享受已然被验证，图像成为人们把握世界（包括书籍）的主要进路。“视觉维度上的‘看成为意义实践中最有竞争力的一种主体参与行为，视觉主导了现实世界的感知方式，也主导了符号表征的意义管道”，[23]然视觉之维的意义管道往往导致大众视觉观看的“皮相审美”，即对视觉表征、视觉审美的过度依赖。各式“小鲜肉”“小清新”“花美男”登场，霸占着荧屏，所谓的“颜值正义”堂而皇之地为以皮相吸引观众和流量的行径进行辩护。宽泛来说，皮相不仅可用来指人，还可泛指一切重形式轻内涵的“花架子”，对“皮相审美”的否定还是针对那些重视觉表征轻意义内涵的产品，对视觉表征美的追求不能以牺牲图书世界的精神性征为代价。

四、结论：知识生产—接受的技术媒介及其反思

正如有论者所言，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框架性转换”，[14]计算机技术推动人类知识获取方式从较为单一的文字符号、纸媒载体进入视听新时代，然而这种看似并非干预人类知识本体的物化媒介变化在创新人类知识接受方式的同时，还牵涉大众知识接受效度的深层问题。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媒介不应仅被当作传播工具而加以研究，还应将其视为“对人类生存发展、人类社会、人的心理的长效影响”[24]的人造环境而予以重视。事实上，作为观念与精神产品的知识在朝向“看得到”“说得出”的实实在在的物性转化过程中，它的生产必然受到技术媒介的规约，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技术效应在观点和概念的层次上是隐藏的，却持续无意识地对感性关系和感知范例进行轮换的象征、思想或幻觉更含蓄更具长效决定性的范例。”[25]媒介技术制约着图书生产，从而规约了大众知识接受的方式、环境和效度，也如费斯克所述：“媒介的技术或物理特性是由可供使用的渠道的特性所决定的，而媒介特性则决定了它可以传递的传播代码的种类。”[26]不同媒介所固有的物性结构、符号特征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媒介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哪些知识被编码—解码，以及如何被编码—解码。

印刷技术主导下的人类知识纸媒化生产，遵循的是文字符号生产传播—视读接受的主要路径，而现代技术对声、光、电的综合利用，正强势冲击着文字符号主导书籍意义的一元格局，图像尤其是动态图像以及声音成为最具活力、吸引力的表意元素，电子图书、有声读物以及图书的跨媒介转化成为技术时代下图书生产的“宁馨儿”。承继知识生产—传播环节的，是对现代技术媒介主导下接受图式的丰裕性、非语言符号接受的解码效度的追问，而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图书生产对技术的依赖性愈发显著，曾经的“内容为王”不得不向用户体验、网络流量妥协；碎片化、散点式阅读，导致了思考的浅表化，而与之相适宜的是视觉表征的“皮相审美”。面对技术媒介参与知识生产的最初目的与最终效果之间的落差，有必要重新审视技术媒介所撬动的知识编码—解码链式问题，人类知识的物化生产与接受过程中“实存”的中介与主体的交流应至少细分为意义的生成与主体的阐释两个有机部分，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提出虽围绕电视媒介而展开，但在媒介融合发展的环境视域下仍有其解读空间。知识编码借助跨媒介叙事将核心观念更加隐蔽地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作为解码的受众试图通过对符码的破译去理解或接近知识真相，斯图亚特·霍尔言下的三重解码效度不仅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还受到媒介物质性征的规约，“从技术阐释视角出发……探究具有天然物质性的阅读载体如何在社会变迁和个人发展中发挥建构和解构作用”，媒介的物质性成为知识接受研究的新视角，为知识接受史学及个体接受行为提供研究的切入点，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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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duction and Acceptance of Knowledge in a Technology-Dominated Environment and the Dialectical Reflection

WANG Wan-wan（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China）

Abstract： Knowledge， as an advanced product of human spiritual activities， can be transmitted between generations only under the cooperative action of material media， while material media is often ignored or even degraded by people in a static and negative form. Modern technology changes the physical model of book production and enriches the space of knowledge， but also expands the acceptance path and thinking mode for people to obtain the spiritual core of knowledge. The paper media production of human knowledge dominated by printing technology follows the main path of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and visual reading acceptance of character symbols. Modern media technology strongly impacts the unitary pattern of knowledge information dominated by character symbols. The possible gap between the initial purpose and the final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media's participation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means humans have to re-examine the knowledge encoding-decoding chain problem. The discussion of media technology and its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can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validity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acceptance.

Key words： technology media; knowledge; production; accep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