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苗人入迁云南概述

2022-05-30 10:48李和
炎黄地理 2022年11期
关键词:苗族移民云南

李和

苗族先民移居云南集中于元明清时期,清朝时期最多。从民族史研究的角度出发,通过文献史料、苗族民间传说和民族学调查资料,分析了清代苗族迁入云南的历史进程、动因和特点。认为清代苗族大量迁入云南的原因,主要有军事政治、原居地人口的急剧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等。清代迁入云南的苗族在数量上远多于元、明时期,整体上还是以生存型为主。其迁移体现出的特征主要有迁入云南的线路不同、新入迁苗人主要分布在山区和半山区,再迁徙现象突出。

苗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同统一多民族的中华大家庭中的其他各兄弟民族一起,共同劳动、生息、繁衍,为创造灿烂辉煌的中华历史文化做出了不朽贡献。人们普遍认为,苗族的族属渊源与“九黎”“三苗”“南蛮”等在远古时代有很大的关联。对于苗族何时入迁云南,专家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其一,一些苗族先民在战国时期已随楚庄王之苗裔、楚国将军庄蹻入滇迁移到了云南。其二,《云南民族史》依据唐代樊绰的《蛮书》所载内容指出,苗族是在唐初移民到云南的。然而,更多观点认为苗族先民移居云南主要是在元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中期。对清代苗人入迁云南的历史过程及动因特点进行了探讨。

清代苗人入迁云南的历史过程

在明代,苗人主要分布在重庆、湖北、湖南、贵州交接地区,四川的南部、东南部、广西柳州府北部及云南临安府(今云南文山州)东部等地也有苗人分布。在清代,为大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发展,在行政体系上完全继承了明朝的土司制度,即“以夷治夷”的政策。同时,为消除不利于边疆统治的因素和税收增收等问题,雍正初期朝廷开始在西南各民族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历史文献在此时主要以服饰颜色为标志记载了苗族为“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等,以此区别苗人内部的不同支系。也从此时起,大批苗族先民从川、黔等地逐渐向云南迁徙。云南苗人显著增加,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主要在云南的东北、东部、东南、南部和滇西等地“随各属土流兼辖”。

康熙初年,贵州水西土官安坤叛乱,吴三桂奉命从四川南部调苗兵三千人前往征讨平叛。许多原来居住在普定、郎岱等地的苗族人为躲避战乱,纷纷移居云南文山一带[1]。在清代魏源的《圣武记》中,卷七《土司苗瑶回民·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就西南地区土司统治下的各地土民做了详细记载,当地土司权力过大不受约束,他们对土民征收的徭役赋税是“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而且征税极其沉重,即“小派计(铜)钱,大派计(银)两”。此外,当土司家娶亲的时候,“则土民三载不敢婚”。更有甚者,统治残暴,滥杀土民,其家人还得“出垫刀数十金”,以致土司统治下的土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这对当地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苗疆人民的社会生活状况,当时任云南道监察御史、贵州学政的邹一桂也作了详细记载,他说在贵州苗疆“不论军民人等”经常欺压苗民,平常对待苗民“不善”又“過甚”。进入雍正初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为加强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明确提出“翦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在西南各民族地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统治阶级除了对苗疆“剿抚兼施”治理,还纵容汉族地主阶级势力进入苗疆,他们对苗民进行各种欺压盘剥,“苗民数十年血垦之田,尽为绅矜所有”,当地部分流官不仅没有解决苗民被欺凌的问题,反而不分是非曲直,以“纳粮印串为凭”,使苗民无业可居[2]。被压迫和剥削的苗民忍无可忍,不断造反,掀起苗民史上著名的三大起义,即“雍乾”“乾嘉”“咸同”,起义遭清王朝残酷镇压后,大批苗人不甘欺凌压迫,也不愿坐以待毙,他们开始扶老携幼翻山越岭迁徙到云南等地,对此,各地志书多有记载。例如,20世纪50年代,颜恩泉先生在考察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金厂区苗族时了解到,该地区苗民搬迁与张广泗在贵州残酷镇压苗族人民的时间大体相符[3]。当代文山州的民族志总结当地苗人来源时也说,清代三大起义后为苗人“大批流入文山州”。红河州的调查材料也有描述,苗族于嘉庆十一年(1806)在铜仁府(今贵州省铜仁市)“逐客民、复故地”起义失败后,逃往云南东南部的蒙自、屏边、河口一带[4]。1958年,宋恩常先生在红河州考察苗族,指出苗族迁入当地约150年左右,均有五六代历史。从以上所记事件来看,苗民迁入文山州和红河州的时间,正是贵州苗族三大起义相继失败之时。

除以上文献资料的记述外,苗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文化习俗特点也说明清代有大量苗人迁移到云南。李中清指出,移民及其对西南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主要发生在元明两代,清代则为第二阶段。清代的移民与第一阶段的元、明时期不同,主要是自发性移民。因此,在官方文献记录中很难找到此时期移民的材料。其实,清代的人口流动在规模上大大超过了以往[5]。因清政府积极鼓励扩大可耕地,再加上被认为是“山区作物”的玉米和甜薯等在山坡上的广泛种植,推动了移民人口的大量扩张[6]。苗族历史上形成的刀耕火种不是“原始残余”,更非原始“陋习”,而是一种生计,一种适应方式。为了适应,他们必须经常迁徙以便寻找更好的土地。如乾隆《东川府志》卷八就记载,当地苗民在山区“树栅为墙,削树皮为壁,编叶为瓦”,主要进行着刀耕火种式的农业生产方式。金平县苗族史诗《苗族祖先过江记》传说“以前苗家不住高山顶,以前苗家住在大平原”,后来父母年老了,人口增长了,土地一年比一年贫瘠,日子过得像吃马鞭烧(野草)一样艰苦,大哥(熊山)只好外出逃荒,来到现在居住的红水河边过上了新日子,很多年后,熊山回家看爹娘,并把自己的事情对兄弟讲:“一个芦笙有个头,一窝竹子有根长,一个寨子有个促佬,促佬就是寨子里的家长。山坡地收得苞谷,山沟里流着溪水,寨子边的地里好栽麻,寨子里的平地好盖房,山上有的是柴火,树林里有的是野物,到那里日子可以过,土地肥得淌油,树林多得像麻塘。不有青菜吃,背起背蔸向新菜园讨;不有水喝,砍几块竹片接到新灶房;不有柴烧,扛上砍刀上老林。我劝你和我一起走呀,水流向矮处,人应该搬到好地方!”乡亲们就这样被吸引着跟随熊山来到了红水河边,“传下人烟一大帮,他成了苗家的先辈人”[7],地处滇中楚雄州武定县西部的“卯繁州”(今武定县环州乡五谷箐一带),在1821年前后,贵州省威宁县牛棚区的彝族土目禄贞样与武定县环州土司李坤恒结亲,嫁女儿到环州来。经过挑选,有六对苗族青年男女被选中作为该土目的农奴被迫担负起护送和陪嫁的任务。男的负责护送,女的来到环州服侍。这六对苗族青年出来后半年返回老家探亲,他们绘声绘色地向乡亲们讲述在“卯繁州”的见闻,说什么“一包苞谷被熊吃了一半还够一家人吃一顿”“南瓜被熊掏空了人可以钻进去隐身”等,纷纷引起了家乡人的兴趣,人们通过向土司请求,获得单独居住的一块地方的机会,从此通过种地打猎,在这里生活繁衍下去,这就是后来的“苗子弯”[8]。

清代苗人入迁云南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移民史》中,作者葛剑雄指出,历史上的移民主要是以迁出地的推力为基础,并以迁入地的拉力作用为结果。包括生存型移民、强制性移民、开发性移民等。美国人类学家James C.Scott也提出,包括苗族在内的“山地人群”发生迁移的主要原因是脆弱的生态环境导致作物歉收,国家空间“拥挤”,而“拥挤是致命的”,除了人口的集中,也意味着传染疾病的集中,这样,一部分人们开始进行迁移,离开了原居之地[9]。从以上观点出发分析,清代苗民入滇的原因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军事政治原因。明朝以羁縻制度控制西南民族地区,清初选择展开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当地世袭的土司制度逐渐被废除。此举无疑强化了中央对偏远民族地区的管治力度。同样,土司制度的废除使得流官、汉人有可能迁入那些昔日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苗乡侗寨。斯科特也注意到中国西南族群持续迁徙的现象。他指出,明清时期政府的残酷压榨及所引发的包括山地民族在内的起义浪潮,都引发了迁移,“他们成功逃避了谷地国家建设工程的压迫——奴役、征募、赋税、劳役、瘟疫和战争”,认为他们因持续迁徙而采取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为他们寻找新的栖身处“碎片区(shatter zones)或避难区”[10]。汉族客民得以大量迁入,以及他们对土地的经营使得汉苗矛盾逐渐尖锐,湖南苗民提出“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从乾隆至道光年间,湘西及贵州地区相继爆发苗民起义,起义和镇压给当地的汉苗人口都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和深刻的影响。战争将一些区域的人口扫荡一空,甚至将以前的移民史迹也扫荡一空,遂导致战后发生新的移民运动。今云南文山州的“白苗”、屏边的部分苗人即是此时迁移而来的。

第二,人口急剧增长。贵州苗疆历来地广人稀,粮轻产贱,又有学额可考,雍正改土归流以来,引起邻近各省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乾隆时期就解除“请禁汉(民)苗(人)结亲”,汉人对苗地的渗透日益加强,使得贵州人口激增,尤其是黔东南、黔西北变成狭乡。据研究,清中期贵州人口增至870多万,而清初人口仅五六十万,此时贵州已开始出现人口压力。为解决人口压力问题,当时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种植旱地高产农作物马铃薯、苞谷、荞麦、番薯等。可这无法解决本因人口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地少人多的问题,因此苗民最终决定向外迁徙。云南红河州屏边县的苗族就有传说,其先祖迁离贵州到云南的原因是其原居地贵州的土地资源不能够养活因社会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大量人口。

第三,经济原因。较之明时,清代苗族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苗族已经普遍处在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之中。明朝时期大量汉族人口迁入苗族聚居区,清朝时人口持续迁入,对苗族各个聚居区的冲击很大,使苗族中各個聚居区的人口开始向其他人口较少而有可垦殖土地的区域流动。此外,18世纪以来,番薯、玉米及土豆三种外来作物传入中国西南地区后,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类型,使得可利用土地的范围扩大,大片丘陵乃至山地,甚至高寒山地都成为垦殖的对象。这些新作物的广泛传播种植,促进了人口增长,导致部分山地民族如苗族发生持续性的群体迁徙。斯科特就指出玉米显著地增强了人们在“国家空间”之外的生存能力。“玉米使得那些想离开低地人口聚集的中心或高地村庄的人群或个人,可以在迄今为止人口稀少的山区生存甚至繁荣。”人口发生迁徙的原因各不相同,差异也很大,但是玉米的种植为潜在的逃跑者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的工具[11]。民国《新编麻栗坡特别区地志资料》中卷记载,当地苗族“多由贵州而来,喜居高山,以种玉蜀黍(即玉米)为业……”,民国《中甸县志稿》下卷亦载苗族群众的粮食“以苞谷、荞麦、燕麦为主……”。总之,经济因素引起的迁移,一般都是不明显的、小规模的,也不见于史书记载,往往仅流传于迁徙着的苗民群体中,然而它却是全局性的。无数次小的迁徙,演变成地理和历史上的大迁徙。

清代苗人入迁云南的特点

清代迁入云南的苗民远多于元、明时期。新迁入云南的苗族人,整体上还是以生存型为主。其迁移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迁入云南的线路不同。《中国苗族通史》的研究认为,苗族迁入云南主要经过三条路线,一是途径黔西北威宁地区迁入滇东北;一是由安顺、兴义等地向滇东南、滇南地区迁移;另一条是途经川南的筠连、叙永等地区进入云南的威信、彝良。

第二,云南新迁入的苗人主要分布在山区和半山区。历史上云南的河谷坝区已有以农业为主的壮、傣族等原住民,耕地基本上已被开垦完毕。而山区半山区范围广阔,当时多是尚未开垦的荒山,可开垦以种植玉米等新作物为生。如云南地方政府最早于1823年发现开化府安平厅有来自贵州、广西的苗族移民时,这些苗族移民就是“移居崖箐”“散在沿边烟瘴之区”[12]。

第三,再迁徙现象突出。因种种原因,特别是人口增长、土地开发殆尽等因素,苗族中的许多人在入滇后进行了再次迁移。再次迁移的范围主要在云南省范围内,但也有迁移到云南省外和中国境外的东南亚国家如越南、老挝等地的案例。

参考文献

[1]《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修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3]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五)[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4]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编写办公室.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

[5][6]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M].林文勋,秦树才,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下)[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

[8]云南省民族学会苗学研究委员会.苗族的迁徙与文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

[9][10][11]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M].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12]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九[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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