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传播与空间之辩证关系研究

摘要：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乡村中的“闲话”传播现象与空间的辩证关系，阐述现代主义的空间性如何对闲话生产的日常空间与正式空间进行替换与切割。同时，也描述基于闲话传播的需要，村民们如何对局部空间秩序进行重构，以及这一重构空间内涵的解放性。由此可见，现代性的空间正是通过门户、楼道和单元形成空间切割，并以工业建筑替代象征性建筑实现自身的宰制性，而行动者则不得不通过局部的空间秩序重构来实现抵抗。借助针对安置小区这一非典型的乡村空间中的传播现象的研究，文章试图打开乡村传播学研究的新视角，通过强调对拆迁农人的传播现象而非传播效果的观察进一步实践传播学本土化的要求，但由于田野资料的局限性本研究依然存在以点概全的问题。

关键词：闲话；空间；关系；乡村传播学；社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10-0016-03

纵观传播史的发展，能看到主流学派的学者以沉默的方式，将空间概念，隔绝于历史的外围。他们将空间视为一种纯客观的存在，而不具有自主性。“在人类传播的历史上，很长时间内，地域空间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信息系统，距离是封闭、隔离社会的手段”[1]，空间的权力被忽视，或是矮化成单一的阻隔功能，而看不见空间本身所拥有的解放性。但是，笔者在以乡村“闲话”为中心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了空间的复权。这种复权具有两义性，或者说闲话传播与社区空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

一、空间、闲话与乡村

（一）空间

空间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已被广泛研究，而且研究的终极价值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社会关系。其中的代表是學者英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一书当中阐述的媒介的时间或空间偏向与社会发展之间某种必然的联系。而笔者拟讨论空间的角度涉及两方面，既从空间的角度探讨媒介，又从媒介的角度剖析空间。因此，笔者所讨论的空间既包含物理空间，同时也囊括虚拟空间。所谓的物理空间是有形的，能借助感官直接感知。而虚拟空间则是指人与人或人与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状态，它既可以以实在空间为基础进行建构，也可以以自身为基础进行重构[2]。

（二）闲话

对于闲话的定义，在狭义上是指“对不在现场的人进行评价的一种社会性谈话，通常发生在两个人谈论第三方的时候”[3]，这一定义着眼于人际传播层面。而闲话在广义上是指“所有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闲聊和谈话”[4]，主要着眼于社会群体信息交流的宏观层面，同时也确认了闲话现象无论在私人场合还是公共场合都可以发生。学者李永萍则从关系建构的角度认为“闲话是发生于村落熟人社会中、以村庄中的人和事为谈论对象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

而以上定义分别肯定了闲话交流双方在意义空间上的高度重合性，在社会交往关系上的紧密性，以及闲话对象的统一性和发生场合的随意性。基于此，笔者结合本次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将闲话定义为“发生于村落熟人社会中，以当时不在场的村庄中的人和事为谈论对象，可以发生在任何场合中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

（三）乡村

闲话的实地调查地点——董家村，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长丰街道，20世纪集体经济时期隶属于长丰卫星大队。它的历史依据研究需要大致可以划分为三段，在2000年之前其作为自然村存在，村中以董氏为主要姓氏，并建有董氏祠堂，但同时有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租住。2000年由于城市建设而拆迁随后经历了5年的临时房阶段，在这个阶段外来务工人员搬离，董家村村民统一居住于政府所建的临时房内，直至2005年董家村村民陆续搬出临时房，搬入董家小区。新建成的董家小区共7幢，其中第五幢以外来租户为主，其余6幢的主要住户则为董家村的原村民。同时，董家小区与芝兰新城小区共用一个进出口。尽管目前董家村村民已入住小区房15年，但村民在谈话中依然习惯称其为“村”，而非“社区”“小区”。 董家村目前有344户人家，其中98户为外来购房者，在246户董家村的原住民当中董姓为主姓，另有王、李、张、谢为少数姓，且在整个社区的人际关系中处于较边缘的地位。

二、现代主义空间对闲话传播的影响

（一）门户、楼道与单元：闲话之“日常空间”的消解

学者汪民安认为“现代城市，其空间形式，不是让人确立家园感，而是不断地毁掉家园感，不是让人的身体和空间发生体验关系，而是让人的身体和空间发生错置关系”[5]。董家小区（董家村）的建筑空间是科布西埃式的，“在这样的效率和功能至上的城市中，僵硬而明快的空间是决定性的，它完全忽视了人和人的交流，忽视了人同空间的细微体验，忽视了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忽视了人的内在性”[5]。

首先，将人从空间的主宰地位脱离进而形成依附的是小区的门户设置。在走访中，村民董GF说：“现在阿拉（我们）都不太说闲话了，不像以前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把桌子架在家门口，吃完了就说说话，闲聊一下子。用我们的话说现在是‘十门九闭，意思就是说现在走出去看到人家门都是关着的，那还说什么闲话嘛，各管各的就好了。”这种“十门九闭”的说法是村民对于现在社区空间的直观感受。因此，门户的设置将村民过去在乡村空间中人与人的自然连接切断了。

其次，楼道的设计仅仅连接了户与户，而不能沟通人与人。单元楼内部的楼道设计替代了过去乡村小巷的交通功能，但是却侵蚀了闲话蔓延的空间。乡村的小巷是自由的，它没有明确的目的性，是反效率的，村民毛YF回忆说：“以前路上碰到人就扯点话，反正大家没什么事情。”正如学者薛亚利在谢村的调查中所言，谢村居民的打招呼和户外闲暇习惯，对他们的出行方式有很大的影响，使得他们的出行成为耗时的消遣。民谚中“不怕慢，就怕站，站一站，二里半”所形容的情形，村民们无意识的“站”形式的闲聊资讯交换耗费的时间可以用来行走二里半的路程[4]。

另外，单元楼增加了人口的密度，但拉开了人与人的距离。在“格子屋”内，人口的密度高，但是钢筋水泥的结构疏远了人与人的关系，以至于人们习惯于在一个隔绝的空间中生活，甚至将他人的进入视为一种入侵。相对于过去乡村中连片的自建房，单元楼使得人们不得不共享一个公共的空间，但又在潜移默化地培育“容器人”，进一步挤占闲话产生的心理空间。

（二）活动室与祠堂：闲话产生之“正式空间”的衰退与转换

人的社会活动被传统习俗组织在一定的公共空间中，这些公共空间又是由建筑、公共设施、装饰雕塑等可见元素所构成，综合形成了社会显性形态[6]。尽管有学者认为，闲话不会发生在严肃的宗祠祭祀等相关活动中，但是根据笔者的观察，祭祀等传统宗族活动中村民们尽管很少说闲话，但是宗族活动中所发生的事件却经常成为闲话的内容。董氏祠堂在拆迁前承担了村中的祭祀、丧葬和会议等多种功能，每家都会将先人的牌位置于祠堂的上梁，这种仪式性的活动使得董家村村民产生了强烈的“我们”意识。而工业主义催生的现代大都市，颠倒了乡村的空间主宰地位，它们把乡村推向社会的边缘并且需要依附于都市。如今的祠堂就其本质来说是将人的丰富性压缩到一个固定的空间内，以这种空间的围栏形塑村民的文化活动，以期实现正式“公共空间”的某种功能性。于是，过去作为村庄中正式公共空间的祠堂失去了其为闲话的产生提供物料的能力，而闲话的参与者也不得不由正式公共空间中隐退，转而向非正式的公共空间寻求更多的连接。在非正式的公共空间中，不仅仅是空间在物理上的转移，而且是情境从整体上的变换，或者说空间本身就是情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为闲话在内容、形式与渠道等方面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性。

三、闲话对社区空间的形塑

（一）位移：一种空间秩序重构的方式

如果说现代性要求的是直接性、简单性和精确性，那么乡村或后现代主义的追求则是矛盾性、不对称性和复杂性，它要求空间与环境必须满足人的多样性。

2020年5月宁波市政府出台《宁波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在发布的名单中共78个老旧小区获得改造资格，董家村在列。改造从2020年6月起动工，而其中的一个改造细节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依据工程规划，工程队在1幢、2幢和4幢的单元楼下设置了长椅，3幢、5幢、6幢和7幢由于单元门前面积不足而未设置，每一幢有5个单元门，每个单元门的右侧设置了一把长椅。但是这些长椅的摆放并没有事先做好“民意调查”，导致长椅悉数被村民拆去底部膨胀螺丝并转移。9月初笔者离开董家村时这些长椅还是完好地摆放在单元楼之间，而10月中旬回访时原放置于1幢与2幢每个单元楼右侧的共计10把长椅已经被村民“挪用”，并放置于村民们经常聚集的“闲话点”，也就是1幢与2幢之间的交汇点，此处为一片较为开阔的平地，位于1幢5单元和2幢1单元1楼用户的地下杂物间门口。

笔者认为闲话这一传播形式也为村民们建构了一个“自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有着强烈的“拿来主义”倾向，他们愿意为人与人之间的再次连接而去破坏现代化的空间秩序与规则。村民们对于傍晚时分坐在家门口闲聊的记忆是由长时间的生活所形塑的，以至于他们会按照过去的记忆来重构社区的空间。这一重构的空间与现代主义的社区空间形成了所谓的“半都市化”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其在质性上以乡村逻辑为主导，在形式上又为现代主义的空间结构所包围。

（二）开辟：闲话点——一个解放性空间的建立

在董家村的4幢5单元楼下有一个村民的聚集点——此聚集点本为公共车库，而由于其面积仅约25平方米，又缺乏明确归属人，并处于4幢、5幢、6幢和7幢之间，人流量较大，遂逐渐发展为一个村民聚集的闲话点，但其具体的发展史目前难以考究。其主要的功能是为村民们提供打牌的场所，同时也有村民只是坐在里面讲闲话而不参与打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闲话点实际上代替了村中活动室的部分功能，成为一部分村民日常娱乐交流的场所。如果说长椅与石凳为村民提供了偶然性的连接，那么闲话点的连接则是日常的、规律性的。

借用学者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中提出的观点，将人的关系分为现代关系和传统关系，“现代关系是指建立在利益和契约基础上的关系；传统关系则指那些基于信任、友谊、亲情和习惯的关系”[7]。在闲话点，村民们似乎在进行着基于现代关系的娱乐行为，但同时村民只和熟人打牌，这里的熟人之所以熟悉不是因为他参与活动的频率有多高，而是熟人在村庄内是否与其他村民拥有天然的亲缘或地缘上的连接。换句话说，无论是娱乐还是闲话，在村庄中其内在的行为逻辑依然是传统的。

这种行为逻辑在打牌地点这个场域中，规训着在场的村民。无论是在牌桌上打牌的村民，还是坐在沙发上闲聊的村民，尽管有介绍人向他们解释来意，村民对于笔者的进入依然带有强烈的戒备心，而直到介绍人向他们介绍说笔者是“阿五的儿子”“阿秀姐外甥”“住在阿米姐家楼上”，他们才又自顾自地开始打牌闲聊。也就是说，村民们在一个被现代性所充斥的城市空间中，开辟了一个在物理空间上逼仄，但在虚拟空间上囊括整个村庄人际关系的场域。这个场域中的活动和现代城市制度下的生活都是村民必须经验的事实。

现代城市制度下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是村民被动的选择，因为整个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完全超出了农民的适应速度，以至于他们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可靠的现代关系的情况下，就从过去那种不断连接的空间中抽离，身体先一步进入了现代主义的空间当中，并成为马克思笔下的“一袋马铃薯”。但是，人是拥有主体性的存在，尽管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村民代表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滞后者”，他们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广泛调动社会关系的能力，没有优渥的社会经济地位。可是，他们依然能够开辟一个空间、一个场域，从现代性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城市的顽疾，而从村民的角度看则是一个得以连接的“自由空间”。通过对现代城市的空间改造，村民们得以重新连接，获得一致行动的能力。

四、结语

文章以闲话这一传播现象，或者说以闲话传播的底层行为逻辑—传统关系下的行为规训—作为线索，以探讨董家村城市化的过程中，现代性空间本身对于村民之传播行为的影响，并认为现代性正是通过门户、楼道和单元形成空间切割，并以工业建筑替代作为宗族象征的祠堂实现了自身的宰制性。但与此同时，村民们也在开辟自己的空间，以重新实现连接，而正是这些空间的存在使得原子化的村民重新获得了一致行动的能力。因此，空间在这里拥有了一种和现代性相制衡的解放性。文章在学理层面欲说明空间在传播层面不仅具有阻隔性，同时也拥有解放性，而传播行为本身正是空间获得解放性的一种途径。在现实层面，欲说明随着拆迁农户群体的扩大，应放下对该群体标签化的认识，而关切其具有矛盾性的日常生活。

参考文献：

[1] 王斌.从技术逻辑到实践逻辑：媒介演化的空间历程与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18（3）：58-67，112.

[2] 李彬，关琮严.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论媒介进化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J].国际新闻界，2012，34（5）：38-42.

[3] 约瑟夫·A .德维托.人际传播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3.

[4] 薛亞利.村庄里的闲话[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24-25.

[5]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5，72.

[6] 阮仪三，顾晓伟.对于我国历史街区保护实践模式的剖析[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6.

[7]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1.

作者简介？屠晨皓，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传播政治经济学、乡村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