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心理学角度探析人物的塑造

陈跃华 王季云

摘要：文章从心理学的角度指出电影可以是导演的造梦工具，可以是观众的造梦工具，还可以是观众和潜意识自我“交换意见”的工具，这种“交换”常常通过银屏上或大或小，或喜或悲的人物来完成。文章着眼于电影表达技巧，从三方面指出这种“交换”除了利用通常意义上的人物对白、独白、旁白等语言之外，还可以利用人物或受制，或推动情节的服饰，利用人物或明或暗，或正或反的关照内心的妆容，以及利用人物或张扬，或细节的动作完成。文章通过分析中外电影中塑造人物的技巧，强调这种贯穿于人物塑造的服饰、妆容及动作的“心理艺术”创作将引领观众产生关于自我、他人、社会的思考，进而得出电影在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的同时更要影响观众心理的结论。

关键词：电影；形象心理；语言心理；肢體心理；人物塑造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10-0231-03

电影和梦有着许多共通之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人类内心欲望的反映。苏珊？朗格认为“电影与梦境在某种程度具有一定的共性”。电影是导演自身觉醒的方式，是梦境呈现方式之一，归根结底，任何艺术创作都是创作者的自我内心观照和自我情感宣泄，电影导演亦是如此。导演不但通过影片构建出一个又一个亦真亦假的、全新的、感人肺腑的故事，更通过影片中的人物、事件，准确而艺术地构建万千似曾相识的梦境。

一、运用形象心理确定人物风格

形象是一个人的外表容貌、仪态，更是一个人内在品质的外显反应。所谓“人靠衣裳马靠鞍”，人的服饰可以“不请自入”地深入对方的内心，令彼此不由自主地产生或好或坏、或褒或贬的第一印象，甚至是刻板印象。电影中的服装也是人物造型的基础，它最先进入观众的观赏视野，直达观众心灵之后还可以起到烘托氛围、凸显背景、衬托形象等心理暗示作用。借助形象心理学，人们可通过视觉、触觉、听觉等感觉器官在大脑中形成不同印象的特点，实现对电影人物的观众“心灵沟通式”的塑造，这也正是电影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类型化人物的原因之一。

（一）服饰造型与人物的刻画

“电影服装是一部电影，尤其是电影中人物形象特征的最直观的外在表现，恰当的电影服装设计有助于塑造完整且丰满的人物形象，有助于推进剧情的发展，也有助于烘托出一定的社会背景，并使一部电影更完整，更具有时代性和真实性，传递出特定的社会价值观”[1]。服装作为电影刻画人物形象的一种重要道具，仿佛拥有自己的“独白”，这些“独白”常常被细心的“寻梦”观众聆听到。电影中服装的设计不仅要从电影人物的角色设定出发，还要符合特定的历史背景，更需要根植于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替人物“发声”，实现人物内在气质与外在形象的高度契合。电影《一九四二》改编自刘震云的调查体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有一段对灾民穿戴和携带物件的描写：“灾民逃出来时，穿的都是他们最好的衣服，中年妇女穿着红颜绿色的旧嫁衣，虽然衣服上已是污迹斑斑；带的是他们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烧饭铁锅、锅盖，有的还有一座老式座钟。这证明灾民对自己的故乡已彻底失去了信心，没有留恋，决心离开家乡热土；连时间——座钟都带走了。”污迹斑斑的嫁衣是最好的衣服，这大概是对灾民最真实的心理观照。

在电影《夜宴》中，人物的服装设计大都以深灰色、黑色、白色三种颜色为主，这也是电影的主题色调。彼时，鼎盛的唐王朝轰然倒塌，混乱的五代十国取而代之，父子兄弟间为谋权彼此大肆杀戮。退隐山林的无鸾及一众追随者着素白轻衣、戴素白面具出场的同时也拉开了电影的序幕。白色指向的正是无鸾纯白、冤屈、似已无争的内心，白色让观众在初见无鸾之时就通过无鸾的服饰感受到了他隐忍的内心世界，观众会不由自主地同情无鸾，并开始期待无鸾的命运转机能够出现。而殷隼的面部采用武生脸谱化的设计，体现了殷隼勇猛的性格。但在服饰上，殷隼的盔甲肩胛两侧绣有国画、刺有书法，巧妙地于冷兵器间体现了他的秀气。与此同时，他的盔甲背部虽可以插刀，却有精雕细刻的细腻纹理，这让盔甲散发着冷静、柔美的“矛盾”光泽。真正身经百战的将士以及将士的盔甲，确实应该是坚硬冰冷、锈迹斑斑的，但观众也看到了殷隼的百转柔肠。

无鸾被流放到西北时的服饰体现出浓郁的西北特色，同时又不失个性。他的服饰颜色上选用米白色，用料上内衣用粗麻，外套用羊皮。“流放装”散发着西北味道——粗麻、羊皮、乱线头，符合他内心渴望自由的不羁形象，结合演员的表演，使无鸾不失贵族气质。这样的服装设计给观众强烈的凄凉、肃杀之感，使电影展现出消沉、阴郁的氛围，推动情节发展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主题。

可以说，电影中的服饰起着至关重要的刻画、表达作用。服饰造型是人物心理外化的视觉语言，通过服饰的颜色、材质及图案等元素的融合，传达出一种与“角色自我”或相同，或不同的信息，用这些相容、相悖的信息刻画人物，就可实现人物与观众，甚至人物服饰与观众的情感交流。

（二）化妆造型与人物的融合

化妆造型是电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定是以人物性格为基础设计的。电影在塑造角色时，要根据不同角色的性格特征对其进行面部装扮，以实现妆容与人物形象的融合。这种融合有时会与观众的期待不谋而合，有时则会大相径庭。

电影《夜宴》中，冯小刚在塑造章子怡扮演的角色婉后时，为了更贴近角色，将章子怡的眉毛剃光，再画上当时女性中流行的蚕眉，蚕眉又粗又圆，使人物显得威严而夸张。化妆造型不仅可以通过外饰塑造人物，还可以使用特效化妆手段改变人物的年龄，让人物形象与妆容跨年龄、跨世纪地融为一体。

在电影《共和国之旗》中，历经五十年风雨岁月的主人公均由王学圻一人扮演。要在银幕上展现一个人物由风华正茂的三十岁成长到耄耋之年，这中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外貌特征发生的变化就需要用特效化妆的手段来体现。无论从外形到气质，王学圻扮演曾联松都比较合适，化妆主要面临的问题是要从面部展现出角色不同年龄的外貌特征。

解放初期的主人公年轻、有活力，所以在外貌上留有短寸发型，用发片制作鬓角，对演员肤色和眉眼进行加工和描绘。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就需要将演员塑造成老年形象，这就需要呈现头发花白稀疏的背头造型，以及对人物面部肌肉进行皱纹化处理，而用油彩绘出皱纹再涂抹乳胶，既保证妆容效果又节省时间。这样，青年时期和老年时期的曾联松就通过化妆造型刻画出来。化妆不仅可以辅助实现角色的年龄跨越，还可以辅助实现角色的性格转变。这种转变可以是从谦谦君子变化为猥琐小人，还可以是外貌与内心的强烈反差。例如，电影《新蝙蝠侠》中小丑的化妆造型相较于较近的两个版本，则更真实地诠释了丑：头发稀疏，斑秃，面部有刀疤及灼伤。导演的用意在于利用酸液腐蚀以及先天疾病的设定让小丑一直保持微笑的表情，以此凸显他内心巨大的心理创伤。

二、运用语言心理衬托人物形象

语言作为电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综合其他艺术手法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而富有魅力的艺術形式。但这里要表达的电影语言并不是“蒙太奇”的概念，而是指电影中角色说出来的话。“语言停顿和逻辑停顿、心理停顿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较好的语言起着揭示人物性格、表达思想感情等不同作用。其中对白是展现两人及两人以上关系的手段，具有多向性的功能。独白是人物心理活动展示的重要手段，是营造人物心境的最佳方式。

（一）对白创造艺术美感

电影艺术要表现世界的方方面面，要刻画林林总总的人物，因此其中包含的电影语言也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和形式。语言可以刻画人物，赋予人物情感，塑造人物形象。在电影《阿甘正传》中，语言创造的艺术美感主要体现为话语表达的地域特色。为了突出阿甘的低智商，影片刻意使用有语法错误的句子，用词也比较个性化。例如，电影中“Beatnik beauty（叛逆美女）”“A duck in water（如鱼得水）”等一些俚语的使用让影片中的人物变得生动幽默起来[2]。

电影《无间道》天台对决片段中，梁朝伟饰演的陈永仁和刘德华饰演的刘建明的对白“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则深刻地揭露了两人的处境。陈永仁是卧底在黑帮的警察，几乎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拆穿，朝不保夕地潜伏着，而刘建明却是卧底在警局的黑帮成员，不但隐藏得天衣无缝，更不断加官晋爵。这恐怕就是“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两句台词的深意所在，需要观众通过拉开的远景镜头用心品。

（二）独白体现人物心境

为了表现电影的艺术性、人物的可塑性以及情节的关联性，电影常常使用不同形式的语言。《阿甘正传》中使用了许多回忆性的语言，并从阿甘的角度描述出来，进一步突出不同人物的心境。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无法预知你会吃到什么口味。”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注定要做的一件事” 这两句话，分别出现在《阿甘正传》这部影片的开始和结束，口味并非指酸甜苦辣，而是指生活的苦涩带来的不同感受。《阿甘正传》中的独白听起来很温馨，也具有厚重感，但在遐想时会与观众产生共鸣，与阿甘这个人物的心境也相匹配。这里的独白其实运用了隐喻的原理，具有审视意义，展现出阿甘的成长之路[3]。

导演王家卫更是善用独白。电影《重庆森林》中，警察在女友走后，时常对着家里的物品自言自语。他对着香皂说“你怎么又瘦了”，对着毛巾说“你不要哭”，对着布偶说“你不要伤心了”。这些独白字字击打观众的内心，观众不但看到他的痛苦，更是听到了他的内心之音。《阿飞正传》中阿飞的那段“我听别人说，这世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一直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落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听起来更像是一段敲打观众心灵之窗的哀婉旋律。

三、运用肢体心理突出人物个性

相关研究表明，“一个人向外界传达完整信息，单纯的语言成分只占7%，而55%的信息都需要非语言的体态来传达”[4]。在日常生活中，肢体反应常常是一个人下意识的动作，是真实心境的不经意袒露。因此在判断他人是否有欺骗行为时，肢体动作是更好的参考工具，电影亦是如此。电影中，肢体语言在主题的表达、前后的对比、情节的推进等方面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种决定性作用常常会令观众恍然大悟。

（一）人物的细节性动作

演员在表演过程中，肢体的细节动作常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较好的细节动作的呈现会使人物的个性特点更加突出。尤其是在悬疑电影中，完善的细节动作的呈现，可以让人物的整体形象更为饱满，个性更为鲜明。

在电影《误杀》中，男主人公李维杰被演员肖央塑造得颇为成功。很多细节动作贯穿了整部电影，以表现李维杰的情绪变化，突出他的个性特点。当李维杰听完妻子阿玉对杀人经过的描述后，他眼睛斜看着妻子，用手摸着下巴，若有所思。在李维杰的眼中、耳中、心中，这平静的生活就要终结了。可是当祖坟掘开时，那里面仅有一只“替罪羊”，而外面的村民一哄而起、愤怒反抗的时候，他望着天上的雨滴，闭上了眼睛，流下了眼泪。自己精心筹划、天衣无缝的蒙太奇作案手法终于“骗”过了所有人，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的内心是紧张之后的放松。导演通过展现电影中人物一个个细微的动作，将人物的细微心理变化充分地表现出来，用独特的细节撑起了饱满而丰富的人性。宋佳玲提到过，“在电影叙事中，情节因细节而增光添彩，人物更是因细节而血肉丰满”[5]。不同的动作细节在刻画人物时有不同的侧重，需要演员根据人物的个性特征合理使用细节性动作。

（二）人物的关键性动作

动作是电影艺术的生命，其中发挥丰富人物形象、揭示作品主题、推动情节发展作用的肢体动作就被称为关键性动作。关键性动作在凸显人物的个性上有妙笔生花的作用，也许还能够唤起观众对多年以前某个动作的回忆。

电影《1921》片尾有一组镜头：李达打开窗，开始爬窗，最终爬到屋顶，在屋顶上看着太阳，慢慢张开双臂，同时脸上的笑容越来越舒展。这时的肢体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暗喻，表示胜利即将来临。还有另一个淋雨的场景：搬家时遇到巡捕的李达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危，而是担心《共产党》杂志，不愿让杂志被雨水淋湿一丁点儿。李达把这些杂志视为最好、最有价值的珍藏物，为剧情的后续发展作了铺垫。在这里，演员的一系列身体动作都是关键性的。演员在扮演角色的过程中，不仅要与角色保持形象一致，还要有丰富的内心体验，演员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是塑造人物性格的关键。

四、结语

“每一种情感，每一种思想，都具有最适合它们的形式”。不论是服饰、语言，还是动作，都可以是表达情感、塑造人物最好的方式。导演可适当运用形象心理、语言心理、肢体心理创作电影，引导观众认识角色，进而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取得更好地与观众共同演绎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张万象.淡妆浓抹总相宜：电影化妆与造型[J].电视通讯，2000（5）：28-29.

[2] 李鹏敏.电影《阿甘正传》的艺术鉴赏[J].声屏世界，2021（7）：125-126.

[3] 王晓驷.《阿甘正传》中的场景、人物及台词的隐喻分析[J].安阳工学院学报，2021，20（5）：85-87.

[4] 金夏.论表演者的肢体动作对剧本人物思想传递的作用：以川剧《死水微澜》为例[J].戏剧之家，2021（29）：38-39.

[5] 朱贺.论影视叙事策略中的细节元素：以电影《看不见的客人》为例[J].采写编，2018（1）：167-168.

作者简介 陈跃华，学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电视画面拍摄与编辑艺术。王季云，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