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律师周立太

韩茹雪 贺伟彧

从那几千份牛皮纸包好的农民工案件材料中，能看到法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探索前进。

代理过几千例农民工维权相关案件，曾以“文盲律师”的标签登上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台，也曾获得我国司法部授予的“第二届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称号，一度被誉为“民工的保护神”;也曾状告诸多没有支付律师费的农民工当事人，引发社会关于诚信的大讨论，并被写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申论题……

他，就是律师周立太。

像炒股一样被套上

盛夏时节，周立太要去赶赴一场饭局，请客吃饭的是这场官司的对立方—— 一个公司的老板。他带了七个断手的农民工一起去吃，落座后，老板问，怎么带了这么多断手的来？

“我没吃，他们也没有吃。”周立太回答。

那样的饭局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识树立在蒸蒸日上的特区，来自天南海北的打工人来到这里挣前程，个人命运即将随着时代浪潮而起伏，不知何时触上暗礁——在当时，一旦劳工权益受损，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一个找上律师周立太的是同乡。1996年4月，来自开县（现为重庆市开州区）的徐昌文夫婦在下班路上被一辆货柜车撞死，交警认定该车负事故主要责任。

家属找到当时在开县小有名气的周立太，请他去深圳代理此案。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这属于工伤，但在实践中没有先例。经过仲裁、民事诉讼等，一年半时间，周立太为当事人争取到了除交通事故赔偿外的工伤赔偿，总额35万余元。这是全国因交通事故引发工伤双赔的第一案，开了深圳因交通事故获得工伤赔偿的先例。

如同一块石头掷入河流，类似劳工官司的涟漪缓慢又必然地荡开了。很快，买好车票准备返回重庆的周立太再次被拦下，这是他的第二个劳工维权官司——彭刚中案。

彭刚中从四川到深圳的工厂打工，上班时被机器截断左上臂，但所在厂未给他办理工伤保险。此前，类似案例的赔偿以当时深圳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79元为计发基数，工厂赔偿38000元。当时，彭刚中在老家请了律师，律师认为这样的依“惯性”赔偿的数额，只能勉强支付律师费和差旅费，打官司意义不大。

经朋友介绍，彭刚中找到周立太。周立太认为，彭刚中需要安装假肢，假肢有一定的使用周期，到期必须更换才能对伤残的劳动者起到辅助作用，故企业应该支付假肢更换费。

此案历时两年多，周立太赢了，彭刚中获赔178000元，创造了中国工伤赔偿假肢更换费一次性支付的先例，这让周立太在深圳名声大噪。

“像炒股一样被套牢。”时隔多年，周立太回忆往事，从他代理第一起劳工案件开始，不容许更多思考，一个接一个案子找上了他，开启了在这条路上数十年的奔波。

“农民工”律师

与许多律师的常规路径不同，周立太只上到小学二年级，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学培训。但他有天生的律师底色——苦难的童年、执拗的性格和因之生长出的对应然秩序的渴求。

1956年，他出生在重庆开县的一个村庄，家里祖祖辈辈是农民。七个兄弟姐妹中，周立太排行老二。“反正农民就是干活的，”这是他从小形成的朴素观念，也在日后和农民工打交道的过程中成为自己独到的心得体验。

小时候缺衣少食是寻常事。1974年，18岁的周立太参军入伍，被分配到西藏当兵。边疆条件艰苦，但终于吃饱肚子，每个月还有10元钱拿。这样的安稳持续到1979年，23岁的周立太退伍回家，回到了靠工分生活的日子。

退伍回家后，周立太不过二十多岁，还有大把的力气和光阴供他选择如何度过余生——尽管当时陷于重回原点的苦闷中。他想起自己在部队看过的一部电影《风暴》，讲述了一名律师仗义执言、不畏强权为底层群众打官司的故事。他决定去做一个法律工作者。

回家不久，周立太就出去跑江湖，到附近的砖瓦厂打工。这期间他办理了县图书馆的借书证，还去新华书店买了很多法律相关的书，开始了自学法律。

1986年，第一次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开始。据统计，当年全国共有2.9万人报名参加考试，最终有1134人成绩合格，取得律师资格，周立太是其中之一，从此成为一名有证的执业律师。

半路出家的草根色彩给周立太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无意深究学理与专业，更关注实务，凭借一腔热血为他代理的民工振臂高呼;另一方面，他也更懂得如何与农民工打交道，甚至他本身就是一个“农民工”。

他身上独有的 “刁民气质”最大限度成就了当时要做的事。比如，在彭刚中案中，按照工伤案件中仲裁在先的程序，他找到劳动仲裁部门，对方回复从来不受理这样的案子。“你从来不受理不等于对我不受理，”周立太去找局长，局长正在五楼开会，周直接走进去，说“局长，有人找”。局长出来了，周说完，局长心里不是滋味，但还是受理了案子。

周立太总结这样的江湖招数：他不知道我有多大的来头，叫他出来就出来了。他曾经把为讨回律师证而送了两条烟一事白纸黑字写进公开的回忆材料中，试问以后还有谁敢收他的礼？有小心思也有真性情，周立太挨过冷眼也受过赞誉，很难从好坏角度简单评价他的为人，但说到做事，他的“死磕”原则明确——不管用什么方法，把事情做到底。

数千卷牛皮纸里的命运

在一些官司中，周立太没有收到钱，但收到了更多的名气与更大的舞台。恰恰是后者让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一度站上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席，成就了某种“传奇”色彩。

周立太曾说，自己不为打官司而打官司，从为第一个伤残民工做代理起，就把每一片纸都收集起来。做了档案馆后，他最新的想法是建博物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不同，面向公众开放。那些浩如烟海的牛皮纸会因此变得生动，从偏居一隅走向更广大的人群。

周立太几十年打官司的历程，也是法治进步的历程。他的代理人总是弱势的一方，他的诉讼对象总是相对的强者。无论是谁，他不考虑太多，死磕到底，在深圳、在重庆，很难说这仅仅是为了保障同为农民出身的人的利益，抑或也想要更多的镜头与关注。但几十年一晃而过，到最后只有周立太坚持做了下来。

在周立太的律师事务所有两层，其中二层尽头的一间房子被拿来存放那些牛皮纸包裹着的数千份案件资料，那里记录着他几十年来代理过的劳工官司，是一个时代的农民工往事。这相当于一个“档案馆”。如今，周立太正筹备在这里申办个人博物馆。

他希望这些档案能面向公众开放，让人群中的故事回到人群中去。不同于一般的律师事务所，这里充满个人记录的色彩，这些案件资料和当年的媒体报道，共同勾勒出属于农民工的时代图景。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第7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