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矛盾中犹豫

摘  要：嵇康之死以其壮烈的艺术性及复杂的政治性成为历来针对魏晋时期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或云其悲剧乃乱世之殇，或言其命运早由任侠之性格注定，在嵇康之死的大讨论中，玄学作为其指导思想对嵇康几乎每一次关键性的人生选择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一要点却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

关键词：玄学;竹林七贤;嵇康之死;矛盾

延康元年，曹魏取代汉王朝，新旧交替带来的社会动乱与曹魏夺权对传统儒家礼法带来的冲击一起，催生了全新的思想，原有的儒学格局被打破，道家思想全面复兴，魏晋玄谈之风自此而兴。汉末频繁的改朝换代不仅挑战着社会固有的体系，更挑战着士人的内心。自古以来，乱世之中，对新朝的态度以及自身的归属似乎总是没有正确答案的难题。然而，正如宗白华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却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更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在这一时期，七位心有彷徨而又胸怀理想的名士相与交游于竹林之下，诞生了对后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之气质产生重大影响的文人集团——“竹林七贤”。

据《三国志》卷二十一注引魏氏春秋记载：“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嵇康被认为是竹林聚会的东道主，同时也是七贤团体的核心人物[2]52。作为七贤之首，嵇康受玄学影响最为深刻和彻底[3]，这正是嵇康悲剧命运的关键内因。之所以提“内因”一词，是因为导致嵇康之死的原因有其复杂性，其中最为显性、直接的因素是政治，而其背后，玄学思想对嵇康性格与人生选择的影响似乎在无意之中被忽视了，而笔者认为，恰恰是这隐藏的内因，才真正决定了嵇康最终的悲剧命运。

一、外因：动乱社会中的政治事件与士人盛名

杜甫《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诗云：“何必走马来为问，君不见嵇康养生遭杀戮。”千百年来，世人无不为嵇康的结局叹惋。嵇康之死与苏格拉底之死颇有些相似，苏格拉底以“腐蚀雅典青年思想”被判处死刑，而嵇康的罪名中也有一条谓其“乱群，惑众”[4]195。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被判刑的直接原因是他卷入了吕安、吕巽兄弟的诉讼。吕巽因害怕自己奸污弟妻之事被告发，先行诬谮其弟吕安不孝，致吕安被捕。供词中，吕安希望嵇康能为此事作证，气愤的嵇康自然挺身而出，作《与吕长悌绝交书》，怒斥吕巽无耻行径，正式被牵扯进这场纷争;另一边，曾经受到嵇康羞辱的钟会则趁机向当权者司马昭进谗中伤，欲除之而后快，最终嵇康果真因此丧命。尽管三千太学生为其请命，无奈一曲《广陵散》还是成为了他生命的绝响。其实，就吕氏兄弟案件本身而言，嵇康不过是一名知情者、一名证人，为吕安辩言当然不足以致其于死地，真正使得司马昭落定杀康之心的，是三千太学生的求情。也许统治者可以容许当世之士有美名、有情怀、有声望，但绝不能容忍他們拥有如此骇人的号召力，尤其当这位名士以并不归顺的姿态存世的时候。不请则已，三千太学生的请愿进一步激起了司马昭对嵇康的警惕与忌惮，直接促成了嵇康的死亡。然而嵇康之死，仅仅源于这样的政治外因吗？非也。其悲剧的真正内核在于玄学思想本身“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的矛盾性，及其导致的嵇康在人生选择上“欲有为而无为”的犹豫作风。

二、内因：玄学思想影响下的矛盾人格与犹豫作风

（一）矛盾人格

美国汉学家侯思孟曾在《嵇康的生平与思想》中写道：“250-260年，这一时期是针对所有儒教改良企图的彻底抵抗，标志着道家的胜利，代表人物则是‘竹林七贤。”今天看来，这一观点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玄学，论其根源，是一种兼含了儒道两家的哲学，其特征为“引老释儒”，即用道家的观点来谈论儒家的道德，尝试以老庄思想重新注释儒家的经典。可以说，玄学的发展过程，始终是和儒家分不开的。而被侯思孟视为标志着道家胜利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贤”，也不宜被默认贴上纯道家的标签。《论语·泰伯》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试观“竹林七贤”的人生经历，来源儒家经典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八字，恰恰最契合七人的生存状态。应该承认，道家和儒家，都在“竹林七贤”的人生中留下了各自的雕刻痕迹。玄学并不是纯粹的道学，更不是纯粹的儒学，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将玄学归纳为“儒道两家的混合”，而儒道互补也正是深刻流淌于中国文人血液中的精神。对嵇康而言更是如此，《三国志·魏志·嵇康传》注引嵇绍曰：“嵇康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达不群。”出身于经学世家的他，从小在儒学的浸染中成长，“内心有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思想”[5];而长大后的嵇康，面对社会的飘摇与儒学的坍塌，逐渐开始“好老、庄之业”，更有了“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道学理想。曾经的信仰与后来思想的转向在不觉中孕育出了一种渐趋成熟的、在嵇康的人生中起着指导思想作用的新哲学——玄学。儒与道的博弈与融合仍是其内核，而这种思想上的矛盾性也导致了嵇康矛盾的生活选择，比如明明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山涛划清界限，却又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偏偏托孤于山涛而非其他好友，抑或其亲兄弟嵇喜;又如明明在颍川贵公子钟会造访时“不为之礼，而锻不辍”，面对权贵之示好嗤之以鼻、置之不理，却又在《家诫》中告诫子女“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

玄学自诞生之初即于一种似儒而非儒、是道而非道的犹豫性中发展，而这样的犹豫是无法帮助一个名士在混乱的政治中保全其身的。心归玄远、乐于竹林的嵇康，其行为“虽然常常牵涉到政治，但就其主观的追求而言，却是力求摆脱政治的牵制”[6]。可惜的是，他身上所负名士之盛名，已然将他无可奈何地卷入了政治的裹挟之中，因篡权夺位的政治隐痛而急需舆论支持的司马氏步步紧逼地实施着对他的争取。然而，即便对司马集团不赞同而不接受其拉拢，专心于道家纯粹的山中之事或许能多保障他一些时日，糟糕的是，在玄学的思考中，在道家与儒家的拉扯下，虽然道学的理想使他并非有心政治，但儒学的责任感驱使着他无法不去谈论政治——“越名教而任自然”[7]234“非汤、武而薄周、孔”[7]12……这样带有极高政治敏感性的犀利言辞在其名士声望的加持下一同发酵，当达到一定程度与规模之后，只能是被统治者视为挑衅与威胁。

所以，在本文第一部分谈到的，直接导致嵇康死亡的“外因”背后，真正将嵇康卷入政治而致其丧命的，正是他自己“本无心政治，却谈论政治”的极其矛盾的思想与行为。并且，在其中起催化作用、使他享有致他速死之“盛名”的，也正是他精绝的玄学理论，以及玄学影响下“形名之学”逐步引导而来的，他那为世人所称道的名士风度。

（二）犹豫作风

其实，嵇康似乎也曾有过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三国志·王粲传》载：“毌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正元二年（255），儒士出身、心在魏室的大将军毌丘俭起兵讨伐司马师，为曹魏政权做拼死一搏，而譙郡嵇康，似乎也被指与这一次的战争存在一定关联。

针对《三国志》中注引《魏晋世语》的这则记载，学界存在正反两种态度的分歧。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认为该观点可信度不高，首先《世语》并非正史，其本身的史料价值就存在疑问;其次，且不论嵇康官居闲职，手上是否有兵，据《三国志·毌丘俭传》：“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数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吴楚之分。俭、钦喜，以为己祥。遂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举兵反。”毌丘俭最终起兵之日乃偶观天象见彗星临时而定，在罗宗强看来“实甚仓促”，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要与远在洛阳的嵇康取得联络是“极不可能”的。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则认为，《三国志》对于嵇康的评价有“尚奇任侠”一词，这正说明了嵇康是一个“活动分子”，而不仅仅是“好言老庄”的玄虚人物。加之《晋书》曾记载三千太学生为嵇康请愿的事件，更证明了嵇康社会关系的不寻常，嵇康当为“当时一种运动与风会的领导人物”。任明《嵇康的任侠性格及其悲剧人生》也认为，在分析嵇康的作品和行为上，从嵇康锻铁铸剑的爱好与作品中对古代刺客的称颂来看，嵇康意气行侠的个人性格使得他曾欲助力毌丘俭反司马政权的这一说法有其合理性。

虽然这条史料的真实性存疑，也没有其它史料佐证当时作为一个中散大夫的嵇康是否有“起兵应之”的能力，我们仍不难从这则材料中看出，嵇康最终对于司马氏的态度是不认同，却也并非坚决与之对抗的。也许在文章中、言辞上，嵇康对其的批评是激进的，然而实际行动中，嵇康只能算作是“无为”的。作为几乎是唯一一则支持“嵇康积极反对司马氏”这一观点的有关论据，在这次毌丘俭反司马氏的重大政治行动中，嵇康始终表现得十分犹豫，即便所有的假设条件都成立，就算嵇康手中确实握有一定兵权，面对毌丘俭的号召，他也并未果断响应，而是自我内心犹豫不决之下先去询问山涛的意见。最终直至毌丘之师已然惨败，嵇康在此事件中所留下的，也仅仅是“欲起兵应之”这一未付诸实践的想法罢了。

至于当时嵇康中散大夫的职位，《通典·职官十六·光禄大夫以下》记载：“中散大夫，魏、晋无员。”其中“无员”一词，指无固定名额、无固定职守，是种散官、散佚。一般是种优待措施，授予具有一定资格的人[8]。尽管欲从中考证嵇康有调兵之能力与否已不得而知，但类中散大夫之无员散官一般只授予有一定资格的人，单此一点，也再次从侧面说明了嵇康较高的社会地位。正如刘梅在《论嵇康的悲剧命运》中所言，尽管“嵇康以种种方式表示着他在政治上、思想意识上、道德观念上同司马集团格格不入的态度，但是，司马氏仍然对他极尽拉拢之能事”。以嵇康的才华和地位，他在任何一个政治集团，而不仅仅是司马氏的眼中都是有绝对价值的，这也就意味着，当时意图复兴曹魏政权的几股势力确实有很大可能想要争取嵇康，而嵇康本身又是曹家的女婿[4]11，这又使得助力毌丘俭一说更可信了几分。

总之，无论真假，嵇康最终都因自身的犹豫而在这次事件中留下了遗憾，倘若毌丘俭将军举事之时他真的振臂一呼、起兵响应，凭借其可使三千太学生主动为其请愿的号召力，这场战争也未必不会是另一种结局，嵇康自己也可能不会如此令人惋惜地惨死于司马氏荒唐的判决之下，而是给自己的人生换一种方式收尾。

嵇康的矛盾与犹豫还在于其他的方方面面。在他因受吕氏兄弟诉讼牵连而入狱之时，他曾在狱中写下了怀有悔恨之意的《幽愤诗》，其中有“惩难思复，心焉内疚。庶勖将来，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的句子，即言自己对过去之事心有内疚，如果自己还有将来、这次能够免于治罪的话，今后将潜心山林，再无他事了。其同一时期在下狱后所作作品还有《述志诗》二首，在其二中，嵇康承认“往事既已谬，来者犹可追”，同样表示了自己有心悔改之意[2]54。然而嵇康的犹豫在于其既欲保全性命而暂向司马氏妥协，却又欲保留其名士尊严，故诗文中的悔改之意显得收敛含蓄，也从始至终并未表露出愿与新政权站在一处的意思，而只说自己今后将要归隐山林，不问世事，这对一心期待他归顺的司马政权而言显然是远远不足够的。倘若嵇康愿意将所谓悔改之意表现得再赤裸些，同样说不定会有另外一种结局，但无论是循其思想还是照其修养，嵇康都没有会这样选择的可能。

在“竹林七贤”相与交游的前后十五年中，王晓毅《嵇康评传》认为可“以嵇康甘露元年至四年（256-259年）离开河内赴河东学道的三年为界”，将“竹林之游”划分为前期（247-256年）和后期（259-262年）[9]。“前期以嵇康、阮籍和山涛为核心，‘竹林之游的目的是避开洛阳曹爽和司马懿斗争的政治漩涡;后期以嵇康和向秀为核心，目的是消极抵制司马氏的‘名教之治。”[10]在这段文字的归纳中，“消极”一词用得极贴切，嵇康对于司马氏的统治只能称之为消极的抵抗，而并未有过奋起反抗。从一开始毌丘俭一事中，抵抗也抵抗得不彻底;到后来狱中作《幽愤诗》，试图妥协却又妥协得不到位，无论何种态度，嵇康似乎总在徘徊，总在犹豫，总是无法下定决心。而以其名气之大，要于夹缝中生存基本是不可能做到的，司马氏最终予其罪名“负才，乱群，惑众”，其中正以“负才”为首。

于是在七贤各自最终的结局中，矛盾而犹豫的嵇康是最为惨烈的。或者可以说，是嵇康犹豫无为的消极态度和最后的惊世之死，给了其他六人以警示。除嵇康外，其余六人或自愿或被迫地，都于司马氏的朝廷中任职。其中，“后康被诛，秀遂失图”[4]43，在嵇康被杀后，向秀内心不定，失去主张[11]，奉命入洛，文王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4]43向秀最终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司马昭揶揄道：“听说你有隐居箕山的志向，现在却又为何来这里呢？”向秀只好回答：“我认为巢父与许由这样不领君王好意的孤高之人，并不值得羡慕。”《晋书·向秀传》记载，司马昭听罢此语，“甚悦”。有嵇康在前，为保全性命于乱世，向秀只能妥协得更彻底，连怀念好友嵇康的文字也不敢多写，只得草草结尾后，独自于笛声中凄然。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写道：“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阮籍的内心也备受煎熬，四十岁以后的他也不得不效力司马氏，官任步兵校尉，乃至昧心为司马昭写下了《劝进表》，两个月以后抑郁而终，时年五十有四[12]，可悲穷途之哭。

三、结语

静言思之，嵇康之死，并非完全是政治祸乱，而是在当时极有声望的他，在各割据对抗势力的注视下，由于玄学信仰带来的性格矛盾使他不断犹豫，迟迟无法给出任何一方一个满意的答案，最终，他被以一种“世之标杆”的价值杀死，司马氏用嵇康的倒下警告所有如嵇康一般仍在徘徊、犹豫的士人们，不要妄图脱离司马家的统治以实现保全。而事实也同样证明，嵇康当之无愧为名士之首，嵇康之死对于统治者而言达到了“近乎完美”的警示效果。“负才”也许是动乱时代的原罪。其实，“七贤”的一生都在被迫实践着“如何自处”的问题，然而不管如何选择，不难想见，其内心的惶惑终是难以排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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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胡长白.竹林七贤之死[J].中国青年，2017（8）：76-77.

作者简介：胡雅婷，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