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遣明使与明朝文人的诗歌唱和

张瑞敏

内容摘要：自明朝开通勘合贸易以来，有许多汉学功底深厚、诗赋才能突出的五山禅僧作为遣明使出使大明。在出使大明期间，禅僧们与明朝文人举行雅集，唱和诗歌，文化交流十分频繁。这些诗歌唱和成为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与记录者。

关键词：遣明使 汉诗 文人 中日关系 文化交流

日本室町幕府向明朝派遣的官方朝贡使节被称为遣明使。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曾多次发布禁海令并裁撤了自唐以来设置的市舶司。开始实行后世所谓的“片板不得入海”的严厉海禁政策。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以肥富为首的日本使团首次出使大明，明成祖朱棣赐“本”字号勘合符与“日”字号勘合底簿，明朝与日本之间开始进行名为“勘合贸易”的官方贸易往来。但是私人海上贸易仍然被严令禁止，形成了“有勘合以来，使船之外绝无往来”的中日通商交流局面。遣明船自然成为了明朝时期中日交往的独木桥。

随着日本政治局面日趋稳定，足利义满时期，五山官寺體制的确立，不仅在宗教与财政方面给幕府带来了极大好处，同时也成为幕府在外交和文化交流上的中枢。十九次遣明使中，除第一次外，其余十八次的正、副使均由五山禅僧担任。其在中日交流史上重要性不言而喻。多数禅僧的中国文学素养虽然不比绝海中津、瑞溪周凤这类的汉学泰斗，但是也可谓学识渊博，而且在骈体文和诗歌创作上有很高造诣。在中国期间，遣明使们与中国文人、僧侣乃至皇帝都有诗歌唱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中日交流史上可谓是一段佳话。

一.义政期遣明使与明朝文人的诗歌交流

天与清启曾在足利义政时期，分别于景泰三年（1453）、成化四年（1468）两次出使大明。五山文学时期，唯一的敕撰汉诗集《翰林五凤集》对于天与清启与明朝文人僧侣诗歌唱和进行了记载。“大明景泰年中，天与大禅师，伴南使达燕京……与宿衲巨儒赋诗作文，东（束）作巨编，名曰《万里集》。”当天与清启于十四年后第二次出使大明时，“舟达宁波府，一十年前旧友，喜其重来，虚左迎焉。唱酬之作，纪行之篇，倍千（于）景泰《万里集》，号曰《再渡集》。日本遣使者，自两汉三国至隋唐宋元、皇朝，未有如斯星华之盛矣”可以窥见当时天与清启与明朝文人热络的诗歌唱和，以至于有“才学超轶，儿卒颂名氏，王府雅集何可一日无此人”的评价。

九渊龙琛也是景泰年间入明的著名禅僧，于景泰二年（1451）以遣明使随员的身份进入大明，其与明朝的士大夫唱和诗文收录在《九渊诗稿》中。九渊龙琛与明朝的士大夫缔结了深厚的友谊，应士大夫们的要求，题写了大量以柳、菊、鹭为题的诗文于扇子、画轴之上。他的儒学学问、文化修养和诗赋才能迅速得到了士人群体的认可和接纳，从“才辩博识，声闻暄于此邦”的评价，可以一窥九渊龙琛在明朝声名远播的情形。

义政时期，除了天与清启和九渊龙琛，桂庵玄树和笑云瑞訢同样在明朝留下了文化交流的痕迹。桂庵在朝贡的闲暇时光，直接在苏杭书院开始学习朱子学，其学习进步神速，明朝士人称其“内外精蕴，莫不通悟”“有唐人之风”，学成归国后，在肥后（今熊本县）开始讲授宋学。笑云瑞在江南寺院“主持像（僧）空镜和尚对床夜话”，可以想见笑云瑞訢已经在江南寺院的僧侣结下了深厚友谊。

遣明使深厚的汉学功底与诗赋才能，不仅在朝贡过程中与官员得以顺利沟通，还迅速被明朝士人群体所接纳，密切的往来关系得以确立。他们或于王府雅集中展现过人的才学，或于寺院与主持彻夜长话。于雅集交往中进行诗歌唱和更是家常便饭。

二.了庵桂悟和源永春与明朝文人的诗歌交流

足利义澄时期，最为代表性的人物是以八十七岁高龄出使大明的了庵桂悟，在明朝期间，了庵与士大夫阶层互相切磋诗赋，受到明朝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尊重，在明武宗的邀请下，担任中国五山之一的育王山一百零一十任主持。在担任主持期间，曾于正德八年（1513）明朝大儒王阳明与了庵在阿育王寺会面并为纪念了庵回国，题序一首，即《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序中云“予尝过焉，见其法容洁修、律行坚巩，坐一室，左右经书，铅采自陶，皆楚楚可观，非清然乎！……且来得名山水而游，贤士大夫而从，靡曼之色不接于目，淫娃之声不入于耳，而奇邪之行不作于身，故其心日益清，志日益净，偶不期离而自异，尘不待浣而已绝矣”，盛赞了庵桂悟律行严谨，择贤士而交，心志清远的高洁品行。归国时，明朝士大夫杨端夫赠诗一首“拨开云雾灵台湛，著尽工夫漆惮劳。六奖已空无筒事，一身天地自逍遥。文采飘然语意真，盛朝尤重老成人。明朝援节归东国，会见旋王变故频”。诗中高度评价了了庵桂悟的文学修养和人品德行，也从侧面表现了了庵桂悟在明朝诗文交流之频繁。前广平府知府卢瑀有作七绝二首送别，中有“至家解知诗笥重”句，可知当时明朝与了庵桂悟赠诗唱和之人众多，可惜其诗作今多已散佚。

细川家派遣的遣明副使是桂庵玄树的弟子源永春，在明朝期间，有“每出入必造于大夫家，以谈道诗文为事，其士大夫亦莫不喜与之游，而以诗文以赠之”的记述，体现了源永春在明朝士大夫阶层之间文学交流之频繁，常有游山互赠诗文之雅事。当源永春出使任务完毕，启程回国之际“明之士大夫咸作诗歌以褒赠，友梅芳先生蒙器伯行与之相好，裹集成恢”的记录，可见源永春与明士大夫们已经结下了深厚友谊，以致相识的士大夫都撰写送别诗歌以相赠。

三.策彦周良与明各阶层的诗歌交流

足利义晴时期，日本派遣的遣明使的代表性人物便是策彦周良。在大内义隆的支持下策彦周良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作为使团副使出使大明，因出色完成了出使任务，在日本国内声名鹊起，以致出现了“山中阖众，无长无少，迎郊候门，欢跃累日，嘉宾上客，如无虚日”的盛况。嘉靖二十八年担任遣明使团正使第二次出使大明。两次出使，策彦周良都留下了出使日志，即《初渡集》和《再渡集》，其中内容丰富细致，题材多样。既记录了明朝时期中日朝贡官方交往中的具体情形，又有策彦周良在与明朝士人交往的日常生活，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出使是日本在嘉靖二年（1523）发生宁波争贡之役后第一次派遣遣明使。明朝政府对于“犯有前科”的日本使节规制严格，使节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策彦周良的诚恳请求下，到达宁波一月后，日本使节终于被允许在宁波城内活动。起初，由于条例所定，策彦周良尚不敢频繁出访，后来由于官府不加干涉，又加之宁波士人群体极为热情，相互的拜访、酬唱便越发频繁起来。

初渡集中，记载了大量与策彦周良有过交往的士人，这些士人遍布各个阶层，从现任官员，到致仕还乡的官宦，还有解元，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秀才等普通士人，更为特别的是策彦周良与嘉靖帝都互赠过诗文。

与普通士人进行诗文交往，是策彦周良同前代遣明使的一大特点。《初渡集》中记载几名秀才主动拜谒策彦周良，策彦起初有些局促“不敢顾视”。秀才书写：“我辈俱学中人也，闻公有斯文之雅，特来拜，何不我礼也？”策彦方迅速回应伸礼。后面在双方的笔谈中，秀才称曾闻策彦《定海坐雨诗》中“打篷风雨亦诗声”之句甚佳。以此可见，不仅策彦周良其人的文才已经在士人中小有名气，而且策彦周良的诗文在宁波士人中开始传播。

策彦周良在宁波的文化交流方式多样，既有他人拜访，也有主动登门造访，更多的是以有过交往的士人相互介绍而来的。《初渡集》中记载，策彦周良拜访范南冈处时，有秀才代和诗。后此秀才寄来书信并附范南冈诗作和书画，策彦方知道此秀才乃柯雨窗。一月后，便主动来到柯雨窗住处，两人便即兴赋诗。后又介绍了周莲湖、赵月川等人和策彦相识。《初渡集》记录了在周莲湖家与柯雨窗、范南冈和赵月川等一行人宴饮作诗等场面：“莲湖祈余赴其第。偕雨窗往。携以纸一帖，笔一对。……范南冈闻之，携果合及酒来贺，月川、雨窗作辞作诗，以祝以贺”表现了明朝士人文人阶层的文化生活场景，也从侧面表现了策彦周良在宁波丰富的诗歌交往活动。

遣明使入宫，得以受到皇帝亲自接见者寥寥，能与皇帝互赠诗歌，在御苑中唱和诗歌者更是凤毛麟角，迄今为止，在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中，除了明太祖与绝海中津有过关于“熊野古祠”的唱和外，便只有策彦周良与嘉靖帝。由于策彦周良在日本国内享有很高名望，他一到明，就受到了明朝的郑重对待。在进贡贡物后，“应制即席赋诗云：万里使星朝奉天，五云捧上玉楼前。献君唯以无疆寿，我是日东蓬岛仙。帝乃赐御诗：东夷有礼信真緇，远越潮溟明国彝。入宫从今应待汝，归来勿忘朕敦仪。应制于御前涉笔和云：入贡古今无磷緇，我邦久仰大明彝。三千禮乐珠簾捲，紫凤翩翩舞羽仪。”从嘉靖帝的诗文可以看出，有着自古而来的华夷思想，整篇诗文带有浓厚的恩泽四方，皇恩浩荡的大国风范。与之相对，策彦周良的诗文言辞华丽，似有投嘉靖帝所好，歌功颂德的意图极为明显。既有“仙人祝寿”，又有“久仰大明”，连所处大明宫殿亦夸赞一番，无处不体现极为谦逊恭敬的姿态。当然这也符合儒家所倡导的“礼”，策彦周良以“诗”明“礼”，以“礼”主别异。体现了其深厚的汉学与儒学功底。第二次遣明入内朝贡时，策彦周良向嘉靖帝赋诗一首“熟路洋中船翼轻，天书早召验吾诚。禁地再浴恩波水，弊垢裂裟影犹清。今日天恩与海深，凤凰池上洗凡心。回头群卉花犹在，始见青春归禁林。”嘉靖帝和诗一首，“奇哉才业与渊深，佳作一章波澜心。贤衲所栖春色永，禅林花发又诗林”。在表示接受策彦的感谢之情的同时，表达了对其诗文的褒美之情。

正所谓“感君携酒慰烦襟，交义未深恩渥深。预恐归期恼离思，他乡亦有故人心。一献一酬诗兴多，主人能舞客能歌。举杯若罚独醒者，宜满酒泉投汨罗”。频繁的诗歌文化交流，与各阶层的诗歌唱和，无不体现策彦周良深厚的汉学底蕴和高绝的诗歌禀赋，以致有明士人称赞策彦“读其文有班马之遗风，诵其诗有二唐之遗响”。策彦周良还通过诗文寄托对于大明生活的思念之情，“归舟他日海洋上，却指明州是故乡”深切而又朴素地表达了策彦周良对在宁波宾朋满座，流觞曲水的诗歌激荡的生活的依依不舍之情。

明朝开始与日本进行勘合贸易以来，使团大多数由具备汉学功底和诗赋能力的五山禅僧构成，与江南地区的士人交往十分频繁，双方互相举行雅集，唱和诗文。与唐朝时期，中国单向影响日本不同，在明朝时期，实质上中日两国在文化文学交流中是双向影响的。从义政时期的天与清启、九渊龙琛、桂庵玄树和笑云瑞訢在中国以其汉学修养和诗赋才能迅速被中国士人群体接纳，结下深厚友谊，到义澄时期德高望重，以八十七岁高龄出使大明的了庵桂悟，每出入必造于士大夫家，回国时明朝友人裹集成恢的源永春，最后再到与明朝各阶级士人均由交往的策彦周良。五山禅僧们，秉持学习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缩短中日之间文化差距的宏愿，通过与明朝士人阶层的交流，一方面开展在官方交流外的私人交往，可以更好完成出使任务，另一方面也将自己所学习的汉学与诗词付诸实践，精进学问。

在诗文唱和之间，推进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唱和的诗文不但承载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还作为文字史料，默默记录了中日间文化交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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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