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和生命连成的圆

想起一个人

多年的行走，使我结识了国内一些资深旅者和探险家，可首先跳到我脑海里的，却是一个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熟悉的名字：徐力群。在我眼里，他是我国不多的真正具有旅行者和探险者气质的人。

我和徐力群是在1995年参与北极科考松花江训练选拔时候认识的。有几天我们同住一屋，晚上促膝长谈，甚觉投机。那个时候他已经是颇有经历的传奇探险人物，而我当时在这方面还只是初出茅庐。我们之所以一见如故，可能是因为都喜欢荒野。以茶会友，称为茶友。以文会友，称为文友。都喜欢荒野，或许可以称为“野友”吧。“野友”徐力群邀请我从江上出来后一起去鄂伦春人那里过春节，我很期待，可惜最后未能成行。

徐力群当过记者，搞摄影，后来辞职，专门在路上走。他一人一骑环绕国内边疆的时候，以“在路上”为主要生存方式的人，在国内还十分罕见。大名鼎鼎的余纯顺也是在徐力群走了两年之后，才开始了八年风雨路。当时社会对徐力群的行为有太多的不理解，有误读，也有褒奖。其实，徐力群本人不喜欢别人说他是探险家，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摆弄相机的人，一个喜欢走路、喜欢自然的人。

而我觉得他是个单纯的人，一个用足迹和生命在大地上画圆的人。他独自完成了一个小圆，后来和妻子潘蓉努力完成一个大圆。从这两个圆的轨迹中，也许可以对徐力群多一些了解，对生活或者生命多一些理解。

第一个圆

1986年，徐力群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沿黑龙江采访。一天清晨，船靠在一个村庄的简陋码头上。小村普通、偏僻，村名却挺庄重，叫御史大夫村。许多村民聚集在岸边，晨光中的他们十分安静。他们不是来接送人的，这里很少人来，也很少有人走出去。

徐力群靠在船头看着，心里在揣摩他们究竟在看什么。船要开了，晨雾渐散，他在岸上人群中看到的是一片渴望的目光。客船是小村与外地联系的唯一通道，村民们不是来接送人，而是一早赶来专为看看村外的人。

这片渴望的目光使徐力群按下了相机快门，同时也启动了他心中的另一个快门。在御史大夫村的码头上，徐力群萌发了一个想法，围绕国内边陲走上一圈。这天正是他40岁的生日。

1986年9月19日，他驾着一辆摩托车，带一个睡袋、相机和很少的钱，单人独骑，在不惑之年踏上了寻找埋在心底多年诱惑的漫漫路途。

一走就是5年。

1991年9月9日，徐力群回到黑龙江的黑河。用了5年时光，他完成了当时许多人说不可能完成的这个计划，从内蒙古草原到西北沙漠，从喜马拉雅到南沙群岛，围绕国境线绕了一个数万公里的圆。

为了完成这个圆，他失去了很多，比如对成年人来说如金子般宝贵的5个春秋，比如大城市的户口和工作，甚至为此失去家庭。同时他也得到了很多，他带回了大漠冰山在脸上蚀刻出的皱褶和在心灵上蚀刻出的成熟，带回了6万张不同民族、自然景观的照片和百万字的采访笔记，出版了大型摄影文集《边陲中国》，得到了一些荣誉，同时还收获了爱情。记者潘蓉正是在采访他的边陲行时，由敬生爱，由心灵相通到成为灵魂伴侣。

随着现代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球正在越变越“小”。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处于闭塞偏僻地区的民族正在融入现代社会，在接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许多民族文化和传统也在消失。徐力群通过相机和文字，记录和浓缩了45个民族的这一转变过程。他为此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以及全国优秀业务能手称号。于光远先生曾感叹地说：后来的民俗学者会感谢徐力群的劳动。

这些也许都是表面的，我们通常习惯给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多少能被社会理解的理由。除了民俗学的收获之外，徐力群认为更重要的收获，也许来自心中的沧桑感和生命的味道。在这期间他十余次遇险，有一次在巴丹吉林沙漠上陷车断水，几经尝试后他几乎放弃生存努力。在他精疲力竭地躺下去的地方，有一株名叫梭梭的渺小甚至丑陋的植物，唤回了他的生命感觉。在他的摄影作品中，黑色天幕下的草原，暮色中的闪电，凝望炊烟的黄狗背影，风雪中的朦胧马群，普兰树的几缕枝条，珠峰顶的一抹斜阳，雕像般的改则藏民，都在演奏着同一生命的不同乐章。

第二个圆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徐力群就一头钻进大兴安岭采访鄂伦春人，他和鄂伦春人一起进林子打猎，江上捕鱼，一口锅里喝汤，一个窝棚里睡觉，从1971年起整整拍了15年，记录了有关这个渔猎民族生活和生产的大量图片和资料，其丰富和珍贵程度在国内难有与其比肩者。

对鄂伦春人的多年采访，使他对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居民——爱斯基摩人与鄂伦春人产生了兴趣，并进行了比照研究。这两个渔猎民族有许多相近或相同的地方。两个民族都是剽悍骁勇的民族，凭借最原始的工具在林海雪原或极地冰原生活生产，与黑熊或北极熊相伴。不但如此，两个民族体貌相近，习俗相仿，都善渔猎，都信仰萨满教。据说有位鄂族老人在看介绍爱族人的电视片时竟能听懂少数爱族人语言，甚至两个民族还玩一模一样的游戏。相隔重山大洋，在交通闭塞的年代，两个民族竟有众多相同之处，这实在很有意思。更有学者认为爱斯基摩人源出亚洲，与我们有先天渊源，他们认为在地球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时候，我国先民曾追逐猎物，沿北极圈越过白令海峡，举族进入北极地区。

徐力群认为爱斯基摩人与鄂伦春人可能是同一个大树上的枝叶，由此产生采访爱斯基摩人的想法，希望凭借熟悉鄂伦春人的优势，将两个民族进行文化意义上的比较研究。在此之前，国内外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徐力群拿起地球仪，指着北纬66°33′（北极圈）以上的地区对潘蓉说：咱们到那里去走一圈吧。

“狂言”既出，駟马难追。

在当时，这个计划显而易见的困难太多，且不说手续、装备、后援、危险性、语言、时间等方面都存在问题，仅所需经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与人们的习惯想法相反，有个现象是去过北极的人的共识：越往北物价越高。特别是北纬70度以上的地区，尽管这些地区多是荒凉之地，人烟稀少，可东西贵得让你每次往外掏腰包时都会发怵，用“心惊胆战”这词形容绝不为过。

徐力群、潘蓉这对夫妇在精神生活方面是“富人”，在物资生活方面是“穷人”。面对所需的高额考察经费和重重困难，两人付出了大量劳动和精力。最后，他们终于争取到了国内外有关部门的支持，使这个想法由内心深处飘忽的一朵云彩化为可以操作的现实。

1995年初，徐力群和潘蓉踏上了冰雪之途，开始在北极地区划出人生的第二个圆。如果说，10年前那个圆，主要画在黄褐色的高原沙漠上，10年后这个圆，主要画在银白色的冰海雪原上。

在两年多的时光里，他们4次前往北极地区，途经美国、加拿大、丹麦（格陵兰）、冰岛、挪威、瑞典和芬兰等7个在北极圈内有领土的国家，对北极地区生活的爱斯基摩、萨米和印第安等民族进行了摄影采访和考察。他们的足迹印上了北极大部分地区，仅在格陵兰岛就采访了保留爱斯基摩人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比较好的格陵兰克鲁苏克、阿玛撒力克、图勒、卡纳克等地，还考察了公认有人定居的全球最北村庄肖瓦帕鲁克，成为第一次到过这个村庄的中国人。

他们与爱斯基摩人同吃同住，同歌同舞，同乘雪橇上北冰洋猎雪豹，生吃腐鸟，拍到了爱斯基摩人日常生活和劳动的大量照片，拍到了许多奇特自然景观。他们在丹麦国家博物馆和格陵兰的戈特霍布市政大厅分别举办了专题展览。其中一部分考察成果已作为摄影文集《在地球顶部——风雪格陵兰》出版。

另一种圆满

1998年初，就在他们准备走完最后一段圆弧，完成北极这个大圆之际，徐力群得了一种罕见的神经萎缩疾病——橄榄桥小脑萎缩、多系统神经细胞持续性消失。患者神经系统会缓慢退化，肌肉萎缩，肢体活动能力逐渐丧失，然后连呼吸或吞咽也感到困难，直至丧失工作、生活能力和生命。这个过程中最残酷的是，患者大脑一直清楚，知道病情进展和自身的无奈。这是一种人类尚无应对之策的疾病。

徐力群和潘蓉被迫停止的这个大圆，只剩白令海峡这个小缺口需要填补。这个缺口曾是从东北亚通向北美的大陆桥，是数千年前亚洲人类向北美进行大迁徙的过渡地带，北亚人正是从这里踏上阿拉斯加的土地，伴着浮冰走遍了整个北极地区。徐力群和潘蓉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又去了阿拉斯加，那里是美洲大陆离白令海峡最近的地方。潘蓉说，“我们总想去看看白令海，力群患病后它始终像一道情结困扰着我们。”这次他们多了一个人——女儿小星星，也多了一个东西——徐力群是坐着轮椅去的。

后来，他们定居在温哥华。徐力群肌肉逐渐萎缩，四肢变得很细，行走困难，视力和体力下降，但思维依然清晰。我和他们靠电子邮件保持着联系。开始一段时间，徐力群做别的事情已有困难，但尚可敲键盘，他坚持敲出两篇随笔，发来给我。思路和文字平和，干净，但能看出已有些吃力。再后来，都是潘蓉给我发邮件了。潘蓉需照顾重病的丈夫，带年幼的女儿，曾经有一段时间同时打几份工，但她每发邮件来，我只看见轻松好心情。

2002年11月，我得到机会去加拿大，并途径温哥华。能见到多年老友了，心情之高兴和兴奋不言而喻。我问潘蓉需要带什么东西，什么药物。潘蓉说什么都不用。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她话中的意思，应该是什么都用不着了。

抵达温哥华时，放下行李，我立即与潘蓉通了电话，她说晚上来接我去家里。她是和小星星一起来的。她们进屋后，我聊了几句，就急切地说，赶紧走吧，去见力群。潘蓉明显有些犹豫，我从她的表情上看出了端倪。她说，你先坐下，我慢慢告诉你。她缓缓告诉我，力群已经在4月份去世了。她担心徐力群体迈高龄的父母，精神和身体都难以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所以，没有告诉国内任何人。

我呆住。过了一会儿，走进卫生间，瞬间泪流满面。

潘蓉带我去家里看了。墙上有一幅力群的照片，不是遗像，而是他穿着红色羽绒服登山的照片。我想，这应该是力群希望留下的影像。潘蓉告诉我，力群走前的一个多月，已经基本不能动了，但是头脑仍清楚。于是，潘蓉就给他读一些书，其中包括我写的有关北极的书，里面有关于徐力群的片段内容。听这些描述时，他还能时时面露微笑。潘蓉找出那本书，书中有个折页。她告诉我，就是读到这里的时候，力群走了。我看了一眼，那已经是书的尾声了，那一章的标题是：极地整夜是黄昏。

他们在踏上路途的时候，直接动机是进行不同民族的文化比较。到了后来，我相信，他们的收获已经远远不止这些具体目标。力群后来在一本摄影集的《后记》中充满深情地说：“我迷恋生命。”他说，无论走到哪里，都“怀着对生命的感激”。我能感受到，徐力群和潘蓉，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生命，对于生活，已经有了更加接近本原的体验和感悟。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这个现实的大圆没有走完，但是，在精神上已经接近圆满。

文章开始时我说，我和力群是“野友”，我只对极少的朋友用这个词。关于荒野，著名的荒野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有个说法，他说，据词源学解释，wild land（荒芜之地）这个词，具有独立、摆脱束缚之意。荒野中，花开叶落，云卷云舒，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天地。

特定的环境会影响和产生特定的思维，正如自然探险作家约翰·缪尔所言：“我们在往外走的时候，其实也是往内心去。”人在荒野，有时会产生深深的疏离感，会觉得其实什么都不很重要，甚至会怀疑“意义”这个词的意义。其实，过程本身也许就是全部。走在路上，接触自然，接触荒野，不需要什么理由，不需要更多意義。正如罗伯特·麦克法伦说过的另一段话，我只记得大概意思了——他说，当我们与自然相遇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更深刻或者更高贵。

欧陆：长期在科技领域工作，主要从事科技政策研究，学术交流、学术社团和学术期刊管理，组织科学考察等活动。业余爱好饮茶品酒、写作摄影和户外探险等。

编辑 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