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

潘泽清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富人收入比较多，那么，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就会比较高。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和储蓄率现状精准地诠释了这一点。

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相应地，储蓄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通俗地讲，就是富人多储蓄、少花钱；穷人多花钱，少储蓄。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已经达到了严重的程度，占中国人口1%的富裕阶层拥有全国1/3的财富；而占中国人口1/4的最低收入阶层只拥有全国1%的财富。世界储蓄率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卡塔尔、科威特和中国。2010年，中国的总储蓄为50.65%，近年来虽然有所下降，但是，2019仍然高达44.22%，依然跻身世界前三。

储蓄率高在经济起飞阶段，可能是个好事，可以利用储蓄积累的资金进行投资，发展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储蓄率高就有可能困扰经济的发展。

首先，储蓄率高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一个经济体的贸易盈余取决于汇率等因素。实际上，在宏观经济等式中，贸易盈余等于S-I，即储蓄减投资。因此，像美国这类国家，储蓄率很低，在给定的投资水平下，就很容易出现贸易赤字。因此，前两年美国发起贸易战，是开错药方用错药。换句话说，在低储蓄率之下，美国的贸易赤字几乎是无解的。而且，将美国的贸易赤字推到中国身上，也找错了人。中国前些年贸易盈余确实比较多，但是，在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时候，中国已经依靠高水平的投资，将贸易盈余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甚至接近于零。中国对美国出口存在较大盈余不假；但是，对韩国等国家也存在较大的赤字。这种格局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位置决定的，除非全球供应链重构，否则，贸易战不可能有结果。但是，重构全球供应链，对全球各个国家都是一种灾难，美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它所带来的问题，将远远超出它所解决的问题。另外，从中国的角度讲，如果储蓄率继续保持在高水平，同时，又试图降低投资率，就很容易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摩擦，频频掉入贸易战陷阱。

其次，储蓄率高容易被锁定在投资驱动增长路径上。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头10年左右，中国投资平均占GDP的比例为36%，以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看，这是比较高的；但与中国东亚邻国的投资份额最高时相比，还不算太高。1993年投资份额首次进入40%～50%区间，达到GDP的43.4%，这一水平高于中国东亚邻国在高增长时期的份额。2004年，投资份额再度进入40%～50%区间，除了2006年外（39.9%），就再也没有低于40%。最近两年仍然为43.1%。

在中国，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一开始效果非常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GDP年均增长率超过10%，2006年实际GDP约为1978年的13倍。

在进入新常态以后，随着可利用投资机会减少，投资驱动方式的弊端渐显。

第一，在投资驱动增长方式下，居民家庭不能充分享受增长的收益。在经济理论中，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取决于人均消费水平。光增长、不消费，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无法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

第二，在投资驱动增长方式下，不能充分创造就业。扩大投资，将加大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以资本密集产业为中心的经济，与服务业等劳动密集产业较为发达的经济相比，创造就业的能力比较小。

第三，在投资驱动增长方式下，容易出现产能过剩。在中国，产能过剩是个老大难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周而复始地出现，这与投资驱动增长方式有很大关系。投资往往具有一定的惯性，需要连续的投资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的效力。因此，即使经济增速减缓，投资主体也不可能因此大幅度削减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形成过剩产能。

第四，若继续保持投资驱动增长方式，能耗难以降低。从国际标准看，中国的能耗水平很高，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主要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需要投入相对多的资源。因此，投资驱动增长方式与“双碳目标”是不兼容的。

在多年以前，中国政府就强烈意识到在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早在2006～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中，就提出将投资规模控制在合理水平，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但是，在现实中，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投资比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上升；消费比率则进一步下降。随后，一直到“十三五”规划结束，都没能改变这一局面。其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储蓄率过高。如前所述，储蓄率过高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结果。

由此我们不难推断，通过推进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可以降低儲蓄率，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三次分配中，初次分配是基础性的，改进初次分配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提高劳动分配率。在这一过程中，必须确保劳动分配率与劳动生产率同步上升。二是缩小资本收益率和资本成本的差距。在这一过程中，主要通过提高资本成本来缩小这一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