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同德 济世兴邦

冯身洪

摘要：同济大学百又十五年的历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九个发展阶段，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进程的生动写照。同济大学的坎坷历程启迪我们：大学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大学的发展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大学的文化传承是促进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大学要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实现自身价值。

关键词：同济大学; 教育理念; 传承; 启示

G640 A 0001 11

2022年5月20日，同济大学将迎来建校115周年纪念日。这所从《孙子·九地》中撷取校名的巍巍学府，创校至今校名不改“同济”，从未中断办学，这在中国近现代高教史上可谓凤毛麟角。同济大学从初建时筚路蓝缕、艰难起步，到如今气象蓬勃、蔚为大观，经历了百折不挠、上下求索的光辉历程，描绘了一幅幅为华夏增辉的壮美画卷。百又十五年之路，是一条坎坷之路，更是一条同舟共济、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奋斗之路。同济大学的发展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德人初创和颠沛流离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高校布局调整和“文革”动荡时期、改革开放后持续快速发展时期，每一时期又基本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各时期各阶段的历程给我们诸多启迪。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德人初创和颠沛流离时期

这一时期大体可划分为德人初创、吴淞新生、抗战西迁三个发展阶段，历时约42年。

（一）德人初创阶段（1907—1917年，历时约10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扩大在中国文化教育领域的活动，德皇威廉二世推行“世界政策”，加强与其他大国在中国的文化竞争。1905年，清光绪皇帝废除科举制度后，派大臣到欧美考察教育制度。彼时，中国人向西方寻求先进的科技教育，而德国人向东拓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交汇点上，1907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在德中各界的支持下，在上海创办了“德文医学堂”，翌年更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这就是今天同济大学的肇始。虽然18名创校董事会成员中有中国官员、绅商8人，德方各界人士10人，但创校前10年的同济资产为德国人所有，从学堂总理（校长）到师资都是德国人。“这一时期学校主要由德国人主办和主管，建校之初德国教师的聘用主要由德国政府指派。”①在人才培养层次方面，“医学堂以培养施诊医生为目标，工学堂以培养工程师和技术人员”②。办学标准采用“德籍教授、德文教材、德语教学、德国模式”，具有“学费高、学制长、功课重、学以致用”的鲜明特点。20世纪初叶，德式教育风靡全球，蔡元培先生有这样的评论：“美日之高校，均受德国影响，而日本尤甚，医、工两科则德国之教学法尤全世界所推许也。同济学校发端于德人所设之医学校及其所扩张之医工大学校。”蔡元培：《序》，《国立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国立同济大学出版，1928年，第1页。办学影响力上，“德国承认同济医科授课水准，考试成绩与德国大学具备同等的水平，同济毕业生赴德深造，可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而当时，美国学生赴德深造，则需具备硕士学位”《同济大学百年志》编撰委员会：《同济大学百年志（1907—2007）》上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1917年，华人校董致信教育部：“开创以来……业也造就医士技士甚众，以是各省闻风负笈者日多一日，嘉惠吾国学子实非浅鲜。”翁智远、屠听泉：《同济大学史第一卷（1907—1949）》，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21页。初创前10年，同济秉承了德式严谨务实的特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自主动手能力，在校时“学其所用”，毕业后复能“用其所学”，培养了如江逢治、张近枢等一批中国近代名医，也有放弃医工专业走上了其他道路的各行各业中坚人才。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尚未散尽之时，这所学堂几乎在西方列强博弈的历史洪流中夭折。1914年初，中法两国政府改订上海租界条约，同济校址被划入法租界，这为同济的命运埋下了隐患。1917年3月14日，中国政府正式对德宣战并断交，三天后法租界当局以“同济是德国的产业，为防止德国人利用该校先进的机械制造武器”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上海市宝山区档案馆：《宝山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33页。为借口，当场宣布解散学校。两年后巴黎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第134条规定：“德国……将其在上海法租界内之德国学校财产放弃，以与中、法两国政府。”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个时代北洋政府羸弱不堪，国家尚且任人宰割，区区一所学堂的命运只能自生自灭，随风飘零了。

（二）吴淞新生阶段（1917—1937年，历时约20年）

北洋政府无力拯救，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各阶层的觉醒。经过华人校董和社会各界竭力营救，学校被迫从法租界迁往上海吴淞地区，同济开启了由中国人接办的吴淞新生阶段。接办初期，由华人组成的8人校董会是学校最高领导机构，校董会聘任中国人担任校长全权负责学校日常管理，校名也更名为“同济医工学校”（后于1923年4月24日经国民政府批准，校名改为“同济大学”）。到1927年同济大学跻身首批“国立大学”之时，校董会由决策机构转变为咨询机构，校长由国民政府直接任命，同济大学的性质由私立转变为“国立”。在办学目标上，《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学则》中明确“本校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医工专门人才为宗旨”。特别是1929年曾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胡庶华掌校后，大力主张“大学教育应注重高深的学术，造成专门人才，并鼓励研究，以促进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华人接办后，学校的办学宗旨开始与国家民族命運紧紧联系在一起，首任华人校长提出“以今之世，而言富庶之源，舍科学安归乎”阮尚介：《叙》，《同济》，1918年第1期。。“医以救弱、工以救贫、科教救国”承载着同济先辈救亡图存、济世兴邦的初心使命和家国情怀！

吴淞新生阶段传承了德式医工两科教育模式，医科与工科的教务长一职仍由德籍教授担任，但在培养目标、学制、课程设置和学术活动等方面结合中国实际有了新的发展。根据协约国的规定，大部分德籍教师于1919年被遣送回国，但从1920年起学校又陆续增聘德籍教师。据统计，1921年到1925年，全校教师总数保持在40名左右，其中德籍教师占2/3到3/4。不仅如此，来校工作的德籍教师水平较华人接办前有很大的提高，这源于德国总领事克里贝尔从德方立场做出的建议：“只有真正一流的教师才能选派出去，他们的能力在国外将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他们在那里所获得的经验也将使德国获益。”李乐曾：《德国对华政策中的同济大学（1907—1941）》，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8页。吴淞阶段在校任教的欧根·弗格勒（Eugen Flegler）、埃里希·罗鲁（Erich Reuleaux）、卡尔·哈恩（Karl Hahn）、瓦尔特·费舍尔（Walther Fischer）、阿尔弗雷德·彭得禄（Alfred Buntru）等五位教授，回国后还曾担任亚琛工业大学、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罗斯托克大学、布拉格工业大学等著名大学的校长。正因此，继医科之后，同济工科1923年获得德国教育当局承认，同济毕业生与德国工业大学学生享有同等学力。一战之后，中国到德国留学的人数大幅增加，而留德学生中有半数来自同济，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

华人接办后，学校学术氛围日渐浓厚，《同济》《自觉月刊》《同济杂志》《同济医学月刊》《德文月刊》等学术刊物相继创办。一批高水平教授积极从事科学研究，所发表的论文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学科门类也得到拓展：1930年撤医、工两科改设医学院、工学院;1933年增设高等测量系，成为我国民用测绘学科的策源地;1934年增设造船及飞机机械课程，开创了我国现代造船事业的先河;1937年成立理学院，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支撑医工两科发展。至此，同济大学发展成为具有医、工、理三大学院的实科大学，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呈现顽强发展的势头。

吴淞新生阶段，“同舟共济、振兴中华”的精神逐步形成。在由易韦斋作词、萧友梅作曲的《国立同济大学校歌》中有“同舟共济，振兴工艺！同舟共济，健康身体！同舟共济，格物穷理！”这几句歌词，其凝聚了同济师生工业救国、医学救国、科学救国的情怀。至今重唱起这首老校歌，仍感激情澎湃，荡气回肠！这一阶段也正是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觉醒年代，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深刻地影响了魏时珍、宗白华等同济师生，他们积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筹备工作，并担任《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因有被法租界驱逐的悲惨经历，同济师生反帝反封建的意志尤为坚定：五四运动期间积极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并在上海高校率先成立学生组织，创办刊物《自觉周报》宣传爱国自强精神;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同济学生尹景伊英勇牺牲;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际，同济学生带头组织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次重大革命运动中 ，都可见同济师生为国为民奔走呼号、抛头颅洒热血的身影，在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等革命运动中根植了红色基因。

（三）抗战西迁阶段（1937—1949年，历时约12年）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步伐，“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美丽的吴淞校园被日寇连续两天蓄意轰炸，只剩残垣断壁，同济大学被迫走上前路茫茫的西迁之路。1937年9月3日的《大公报》第二版上刊有这样一段文字：“查该校位置远在吴淞镇北，在军事上实非重要，及我军方面，亦无利用该校作战之事实，日军如此破坏，谓非有计划之阴谋，其谁能信？”事实上，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本军机就曾轰炸同济大学，联想到抗战期间同济师生校友在抗战军工领域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这种狂轰滥炸就不难理解了。

上海已无立锥之地。同济師生先后从上海吴淞迁往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八步，部分师生甚至绕道越南，于1939年春抵达昆明艰难办学。1940年夏，四川宜宾李庄感念同济抗战贡献，接纳了几乎陷入绝境的同济大学，师生终于在万里长江第一镇安放了一张相对平静的书桌。“绅等之所以积极协助同大者，良以该校师生，对抗战建国贡献甚大。盖安定同大，间接即增强国家力量。”四川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下），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96页。战事一起，同济师生在上海建立了红十字临时重伤医院和红十字第十三救护院;迁校途中，医学院教授组建了南京军医署所属第五重伤医院、中国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等，沿浙赣线救治受伤军民;既谙熟德文又精通技术的同济机械专业大批毕业生，在抗战兵工事业中大显身手。据统计，抗战“国防设计委员会”武器制造专门委员中的同济校友占1/4强。同济毕业生以德国工业标准研发了型号先进的牵引式榴弹炮、迫击炮及炮弹、枪榴弹，仿造了德国毛瑟枪即中正式步枪等，在包括鱼水雷、航空、坦克等尖端技术领域都遍布同济毕业生。军工署、第五十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等大型军工企业中高层技术和研发人员很大部分来自同济。抗战时期，学校享有“十军医九同济、十军工九同济、兵工厂的导师”之盛誉。1944年日军兵临独山，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同济大学在校1/3的学生踊跃报名参军，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其中364人体检合格奔赴前线，学校为当时教育部统计参军人数最多的高校。西迁过程颠沛流离，但同济师生在抗战烽火中得到了精神的洗礼。

同济大学在李庄办学期间还担负起开启民智、服务社会的责任。1942年英国人李约瑟来访同济大学，称赞道，“以叶雪安教授为首的同济大学测量系，几乎垄断了中国测量制图人才的培养”。童第周教授在李庄取得了国际瞩目的胚胎学研究成果。医学院两位教授研究发现川南地区流行痹病的病因，救治了成千上万的病人，相关研究成果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学术奖励一等奖。医学院的师生在李庄举办了人体解剖展览普及现代医学知识，在当时封闭落后的川南地区引起轰动，成为川南重大的文化事件而载入史册。比较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德籍教师离开同济，但因此学校也改变了历来只聘留德人员任教的旧规，开始聘请留英、留美人员任教，并选派教师赴美学习。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饱经沧桑的同济师生酝酿回迁上海，这项工作持续到1947年初才基本完成。以乔石同志为书记的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在回迁上海后领导师生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1945年9月，学校成立法学院， 1948年单设文学院。至1948年8月，同济大学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医、工、理、法、文五大学院，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大学，尤其是医学院有“北协和、南同济”之美誉。学校也汇聚了谢毓晋、裘法祖、叶雪安、夏坚白、金经昌、冯至、郭绍虞、熊伟、陈铨等一大批杰出人才。自淞沪抗战爆发，虽然同济大学六次迁校，五年李庄，近十年颠沛流离，但由于学风教风优良，学生饱经历练，其间以吴孟超、陶亨咸、唐有祺等为代表的学子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学部委员（院士）的有10余位，为新中国建设储备了大批栋梁之材。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高校布局调整和“文革”动荡时期

这一时期大体可划分为高校布局调整、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和“文革”重创三个阶段，历时约28年。

（一）高校布局调整阶段（1949—1957年，历时约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教育科技事业百废待兴。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我国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开展了全国范围的高校布局调整。上海甫一解放，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就奉命调整至复旦大学。1952年前后，同济大学医学院整体迁往汉口，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中南同济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同济医科大学”，2000年与华中理工大学等高校合并为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系、物理系调整至复旦大学;化学系调整至复旦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高校;机械系、电机、造船系调整至上海交通大学;动物系和植物系与光华大学生物系合并，组建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土木系水利组调整至华东水利学院。同时，将上海交通大学、大同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之江大学等校的土木、建筑、测量各系、科、组以及中央美术学院建筑组全部集中于同济大学。其后，清华大学工程测量专业、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南京工学院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厦门大学土木专业和浙江大学铁路专业也陆续调整到同济大学，同济大学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土建测量工程类高等学校。1956年下半年，同济大学测量系调往武汉，成立武汉测量制图学院（1985年更名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2000年与武汉大学等高校合并为新的武汉大学）。至此，同济大学由拥有医、工、理、法、文五大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大学，调整为仅有铁路公路、上下水道、结构、建筑、测量5个系10个本科专业、8个专科专业的单科性大学。《同济大学百年志》编撰委员会：《同济大学百年志（1907—2007）》上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23页。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高校布局调整中，同济大学调到兄弟高校的一级教授多达16人，调整结束后同济大学一级教授仅有1人，学校为新中国的高教布局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一阶段，同济师生响应国家号召，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思想教育运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中。1950年，上海组织一千余人应对血吸虫病流行，由同济大学医学院220余名师生组成的第二中队奔赴太仓，他们将死亡率降低在万分之五以下，远低于千分之五的国际参考标准。1951年初，由113名同济师生组建的上海第一批志愿医疗手术队率先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创下了“手术人数第一、教学时数第一、专题学术报告次数第一、编写战地医学教材门类第一、医疗队中知名专家教授数量第一”的历史功勋;当年，学校还先后分两批派出400多名师生参加了治淮工程，体现出一所大学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

高校布局调整阶段，学校管理体制几经变化，先后实行过校务委员会制、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等，学校在探索中前进。同济大学与德国合作交流基本中断，教育教学向苏联模式转变，“苏联的专家陆续来校，担任校、系专业顾问，对学校教学科研工作进行指导”《同济大学百年志》编撰委员会：《同济大学百年志（1907—2007）》上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页。。教师独立、自发的科学研究逐步向服务国家建设的科学研究转换。1955年，学校通过《关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决议》，将科研工作的方针确定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结合教学工作和生产实际，开展科学研究”，并成立科学研究委员会，加强对科研工作的领导。

（二）在探索中曲折前进阶段（1957—1966年，历时约10年）

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家开始了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济大学也在摸索中前进。这一阶段开展了“整风”“反右”“大跃进”“纠左”等政治运动：学校正常教学科研秩序受到影响，特别是反右扩大化做出的一些错误决定，挫伤了一批教师的积极性;“大跃进”运动确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出现瞎指挥、浮夸等现象;片面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也让教学、科研工作走了很多弯路。195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大会，会议纠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的说法，指出全日制学校应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发挥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当年11月召开的首次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会议也明确提出，进行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1962年周恩来总理在广州参加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时，指出：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放在人民的队伍中。196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1962年通过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等文件，解除了教师的思想包袱，调动了同济师生教学科研的积极性。同济大学相继开展国家建设亟需的结构的震动与稳定、混凝土强度理论、路基路面及道路材料、地下建筑工程、废水处理、建筑声学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抽调了140余名教师专职从事科研攻关，承担了上海歌剧院、南京长江大桥等国家科委、建工部和上海市重大科研项目，取得关键技术突破。1960年10月，同济大学被列為全国32所重点院校之一。1961年11月，同济大学管理体制再次调整，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革”前，尽管探索的过程曲曲折折，同济大学仍然培养了一批精英，这一阶段同济学子中走出了许厚泽、郑时龄、项海帆、钱易、潘云鹤等20名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

（三）“文革”重创阶段（1966—1976年，历时约10年）

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中央宣传部组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编：《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206 页。。在这场大动乱中，同济大学与许多兄弟高校一样，在管理体制上“党委会”被“革委会”所取代，成为重灾区，损失惨重。往事不堪回首，即便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也有一批同济师生心系国家建设，情牵社会发展。李国豪教授忍辱负重，在接受劳动改造期间开展了对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晃动问题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

三、改革开放后持续快速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大体可划分为从单科性大学向多科性大学恢复、从多科性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跨越、从综合性大学向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奋进等三个发展阶段，历时约45年。

（一）从单科性大学向多科性大学恢复阶段（1976—1991年，历时约15年）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先后在北京召开，中华大地迎来科学和教育的春天。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为同济大学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李国豪校长带领全校师生，意气风发，开风气之先，倡导并组织实施 “两个转变”，即“恢复对德联系和德语教学传统转变，由土木为主的单科性大学向以理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转变”。

1979年1月，邓小平、方毅等八位副总理批示同意《关于同济大学与西德建立联系并恢复使用德语教学的报告》。李国豪校长旋即带队赴德进行了为期近一个半月的考察，访问了西德有关政府机构、国家科研促进机构、独立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并与波鸿鲁尔大学、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其后全校师生掀起了学习德语的热潮。学校设立了德语教研室、德文资料编译室，成立了留德预备部，开办了科技德语进修班，成为国内最大的留德学生语言培训和科技德语培训基地。1980年，学校近一半的专业将第一外语恢复为德语，学校还先后建立了波尔固体物理研究室，与亚琛、布伦瑞克等工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开展合作研究;联邦德国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业界等方面的领导机关和基金会、著名专家学者相继来校进行学术交流并在德国成立了“同济之友协会”。联邦德国总统卡斯滕斯、总理科尔相继访问同济大学，李国豪校长被联邦德国授予“歌德奖章”，这标志着同济大学对德合作发展到新高度，当之无愧成为国家对德教育科技文化交流的窗口。

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指导下，《同济大学“七五”规划》（1986—1991年）明确提出了五年奋斗目标：“努力把我校办成理工科为主、兼有管、文的、国内第一流、具有一定国际名望的多科性大学。”

同济大学迅速恢复了应用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工程力学系、测量系，新成立了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结构工程学院、机械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环境工程学院以及电气工程系、社会科学系、德语系、联邦德国研究所等院系和研究机构，创办了《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学校本科专业达到42个，硕士专业达到53个，博士专业达到18个，建立了2个博士后流动站，并于1986年试办研究生院。同济大学人才培养积淀了良好的声誉，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可，新生入校平均分数在绝大多省市均在前10名之内。科学研究工作得到重启，1989年学校所获得的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总数在委属高校中名列第三，居上海高校第一位，获奖数占到了上海高校获奖总数的一半。学校管理体制于1984年试点开展了校长负责制，在经历了1986年“学潮”和1989年政治风波后，强化了党的领导，管理体制调整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阶段，学校发展最大的遗憾是虽经不懈的努力，但因种种原因恢复医科建设这一富有远见卓识的办学追求没有得到批准。尽管如此，到1991年，多科性大学的建设目标圆满完成。

（二）从多科性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跨越阶段（1991—2007年，历时约16年）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国家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济大学的发展也迎来黄金时期。《同济大学“八五”规划和十年规划设想》提出：“我校的目标是建成国内第一流的、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以工为主具有理、工、管、文的社会主义的综合大学。” 其后，经过几次全校性的发展战略大讨论，到2001年制定 “十五”规划纲要时，学校的办学目标更加明确坚定，这就是要把同济大学建成一所“文理交融、医工结合、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一流现代大学”。

这一阶段，国家持续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同济大学的发展迎来国家实施“211工程”建设计划、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教育部（1998年3月前为国家教委）和上海市部市共建、“985工程”建设和庆祝建校100周年等五大历史机遇。1996年7月，同济大学被列为国家“211工程”首批启动学校。到2001年初，一期建设圆满收官，并获得“211工程”二期建设政策支持。2001年底，同济大学被批准列入“985工程”一期建设，2004年列入“985工程”二期建设。连续两期的“211工程”“985工程”建设，国家给予同济大学高强度投入，这成为学校发展的加速器。1995年下半年，上海市政府提出将上海城市建设学院和上海市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并入同济大学，这项改革被称为具有示范意义的“同济模式”。2000年初，同济大学与上海鐵道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同济大学，暌违整整半个世纪的同济医科终于得以恢复重建，实现了几代同济人的不懈追求。2003年11月，上海航空工业学校划归同济大学管理。1995年10月，国家教委和上海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共同建设同济大学的意见》，实行国家教委和上海市双重领导、以国家教委为主的体制。为支撑上海国际汽车城建设，2001年4月，上海市政府决定把同济大学与汽车相关的学院和专业机构搬迁到嘉定区。经历几次并校和嘉定校区建设，同济大学实力得到增强，学科结构得到改善，专业方向得到拓宽，占地面积净增2000余亩，发展空间得到很大拓展，这一阶段的同济校园基础设施建设为学校近百年来发展的历史之最。2007年同济大学百年校庆是学校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里程碑。特别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同济大学百年庆典上关于“同济的一百年，是与中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的一百年”“同济的一百年，是与祖国科教事业心手相牵的一百年”“同济的一百年，是与上海城市发展相濡以沫的一百年”罗栋纬、石新明、刘润等：《习书记勉励我们“同舟共济、自强不息”》，《中国青年报》，2022年4月8日，第4版。三个百年的总结，既是对同济大学百年历程的高度概括和充分肯定，也为新的百年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着学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经历跨越阶段的大发展和总结凝练，同济大学初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教学、研究、服务、交流”（Teaching， Research， Service， Communication）的办学理念和“知识、能力、人格”协调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确立了“本科教育是立校之本，研究生教育是强校之路”的办学方针。人才培养建立起“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宽口径专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了本科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加强了精品课程建设，等等。1997年，学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总数位列全国高校第九名;获批“十一五”规划教材149部，名列全国高校第七位;2005年，上海市评出100门精品课程，学校入选数位居第一。学生创新能力得到锻炼，在2003年全国“挑战杯”课外科技大赛中，同济学子总分名列全国高校第九，在2004年全国“挑战杯”创新创意设计大赛中，总分位列全国第五;在全国数学建模大赛、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等竞赛中，同济学子屡获金奖，在全国或上海的英语演讲比赛、日语演讲比赛中也多次获得第一名。这一阶段名师辈出，新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0名，校外调入和柔性引进6名;一批中青年学者入选国家杰出青年人才、长江学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同济大学入选上海“启明星”计划的人数连续多年居上海高校首位。

20世纪90年代初期，同济大学学科发展以“扬优、改旧、扶新”为基本方针，以承接重点课题为目标，处于致力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兼顾基础研究阶段;90年代中后期，学科发展的思路转变为跟踪国际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注重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的交叉、以优势学科带动相关学科发展;进入21世纪，升级成为全面推进以文理为基础、优先发展新兴引领学科、巩固提升传统优势学科、重点鼓励支持交叉学科的学科发展战略。学校提出了“传统学科高新化、新兴学科强势化、弱势学科集约化”，“学科链”对接“产业链”等思路，不仅在“城市建设与防灾”“现代地面交通装备制造”学科群和学科链逐步形成高峰高原，还顺利实现部分学院向嘉定校区搬迁，学科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学科发展成为涵盖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医学、教育学、哲学等九大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博士点增加到17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增加到78个，硕士点增加到209个，博士后流动站增加到13个，形成了由10个国家重点学科和9个上海市重点学科组成的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土木工程、建筑、规划和环境工程等学科领域在全国高校形成明显优势，医科重建后发展迅速，短短几年，博士点从无到有迅速增加至5个，文科、理科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奠定了综合性大学的基本格局。

学校跨越阶段的科研工作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为目标，同业务主管部门共建、联办科研机构，建立稳定的科研基地;注重与大型企业集团合作，为上海城市建设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世纪之交更加强调积极承担国家级基础、应用重大科研项目。学校重点建设了城市建设与防灾国家实验室、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城市发展研究院等八个创新平台和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基地。学校还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发展计划、“863计划”、“973计划”，科研能力大大增强。200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评出21个创新研究群体，同济大学独中两元;重大科研成果硕果累累，这一阶段有3项成果入选“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科研经费节节攀升，“八五”期间的科研经费增长率位居全国高校第一，“九五”期间科研经费居全国高校第五位，1996年到1999年科研经费连续位居上海高校之首;2007年到款科研经费首次实现纵向科研经费超过横向经费，研究型大学标志明显。此外，这一阶段正是上海城市建设管理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阶段，学校承担了上海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内环线、东方明珠电视塔等一系列重大建设工程的科研任务;上海市首批29个科教兴市重大产业攻关项目中，学校主持项目数位居上海高校第一;学校组织全校300多位专家，为上海世博会总体规划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学校知识溢出效应逐步显现，学校周边形成“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不断提升。

国际合作领域持续巩固与德国传统合作优势，深耕欧洲，积极开展全方位对外交流。1996年，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批示同意在同济大学成立中德学院。1993年，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再度来访，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克与约翰内斯·劳、瑞士联邦主席阿道夫·奥吉、奥地利联邦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尔、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克劳斯·托普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等也在2000年前后相继访问学校;2004年，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来校为同济大学中法中心奠基，2006年，意大利总理罗马诺·普罗迪来校见证中意学院的成立。与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合作也得到加强，与美国、日本、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高校以及与联合国所属组织的合作得到拓展，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城市遗产和培训研究院”等机构。主持国际大洋钻探计划IODP184航次等标志着学校在一些领域主导了国际科研合作。国际学术交流蓬勃开展，仅2005年到2006年就有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校讲学，每年都有大批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学校还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高校开展校际学生交流，学校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得到空前提升。至此，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一流现代大学目标基本实现。

（三）从综合性大学向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奋进阶段（2007—2021年，历时约14年）

百年校庆筹备工作和成功举办极大提振和激发了同济师生的发展信心，站在新百年起点上，《同济大学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豪邁地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进入中国最具学科整体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一流大学行列，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经历近十年的持续发展，“十三五”及中长期规划纲要强化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为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的奋斗目标。

这一阶段学校发展的主要背景是全社会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双一流”建设）、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上海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同济大学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要求，也创造了机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强调“深化高校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结合，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健康中国等战略;上海提出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和国际性重大科学发展、原创技术和高新科技产业的重要策源地之一，这些外部环境再次为同济快速发展加装了引擎。2017年，国家发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基于已经取得的建设成果，学校顺利入选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人才培养方面，学校先后提出了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具备坚实专业基础、广阔国际视野、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综合素质的多元化卓越人才”和“大力培养引领可持续发展的专业精英和社会栋梁”的人才培养目标。中国共产党同济大学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将人才培养的目标修正为培养“具有通识基础、专业素质、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全球视野、社会责任等多方面综合特质，成为引领未来的社会栋梁与专业精英”，将“社会栋梁”置于“专业精英”之前，更加凸显立德树人、面向未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导向。学校倡导从“知识传递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向“知识探索为主”变革，逐步建立与中学、企业、国外知名大学间的三大联盟机构，构建起教学—科研—学科、招生—培养—就业、第一课堂—第二课堂—校园文化三线联动的开放式、立体化的人才培养格局，实施卓越生源、卓越师资、卓越环境、卓越课程、卓越管理等行动计划。《高等数学》获得首届全国教材奖高等教育类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全国教材牵头获奖项目总数位居第8名。教学与研究能力兼备的师资队伍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新增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12人，调入和柔性引进12人，特别是2021年新当选两院院士5人（含2名在同济工作的外籍教授），当选人数并列全国高校第一;当年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占专任教师比例达到17.3%。

学科建设进入集群发展阶段，以协同发展为主要途径，以人才和知识集成为核心，建立面向国家战略任务和国际学术前沿的跨学科平台与团队，提升学科整体水平。这一阶段深化了城市建设与防灾、现代地面交通装备制造业两个“强势型跨学科群”以及文理交融的可持续发展学科群、医工结合的医学和生命科学学科群、科学与艺术互动的文化创意学科群三个“交互型跨学科群”，布局了电子信息工程等“优先型学科集成”。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12个学科进入A档，其中土木工程、城乡规划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等4个学科为A+。 2017年，学校被列入首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在2021年教育部首轮“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中，9个一流学科所有指标均获得“显著”的第一档评价，即标志性成果突出、建设成效显著、目标达成度高;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方案也获得论证专家组的充分肯定。

奋进阶段科学研究的显著特点是重大科研平台能级提升，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基础研究取得突破，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技术发明不断涌现，服务上海科创中心的水平整体提升，科学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展。学校牵头建设了国家海底科学观测网、细胞干性与命运编辑科学中心、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等重大科研平台。“南海深海过程演变”重大研究计划取得了改写教科书式的新发现，提出了国际上称为“LiChen”方程的概率密度演化理论，表观遗传修饰在调控基因表达进而影响细胞命运转变的分子机制相关研究成果入选“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年度十大进展”。发表在Nature，Science，Cell，PNAS等国际顶级期刊及子刊上的原创性论文达两百余篇，2020年获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数位列全国高校第7名。遥感空间信息可信度理论和精准激光测量技术为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悬停避障提供了技术支撑，实现全球首例人类自体肺干细胞移植再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原子光刻+软X射线干涉光刻”新方法，等等，学校科研在这些方面取得了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自2015年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以来，同济获批数目居全国高校第6位。秉承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传统，学校取得了包括大跨度桥梁关键技术、燃料电池轿车研发、耦合式城市污水处理、城市交通智能诱导、结构抗震防灾新技术、软土盾构隧道设计等一大批标志性科研成果，在长三角一体化、上海科创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港珠澳大桥、大兴机场等国家重大需求或重大工程中贡献了“同济智慧”。

这一阶段，学校构建主动型国际交流与合作体系，实现“单向接受”到“对等参与”的角色转化，按照“强欧拓美、辐射亚太、联合国际组织”的思路，基本形成了“有特色、全方位、主动型、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交流体系。学校对德合作交流进入顶层谋划、校内协同、整体提升阶段，获批了“中德联合研究中心（同济大学）”;新建了中意（意大利）学院、同济UNESCO中心、中芬（芬兰）中心，并依托学校12个国际合作平台或专业学院，形成了有重点、有聚焦的国际合作格局;海外校际合作交流伙伴大学达270余所，加入16个国际大学联盟，学生出国（境）率超过40%，在校留学生规模达到5000人左右。在一些国际主流的大学排名中，同济大学由2010年前后全球400名开外提升到2021年的200名左右，工程学、材料科学、临床医学等三个学科进入ESI前1‰，已有5个学科进入全球学科排名前50;学校有近30人次教授獲欧洲科学院、国际欧亚科学院、非洲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德国工程院、美国工程院、日本工程院、瑞典皇家工程学院、俄罗斯艺术科学院等外籍院士称号，具有广泛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影响力。至此，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建设取得了决定性成效。

改革开放后持续快速发展时期各阶段性目标完成之后，展望未来，同济大学已经进入扎根中国大地向世界一流大学攀登的新时期，将经历短、中、远三个阶段。短期同济将在五年内迎来建校1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中期到2035年将在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引领下共同发展，远期到本世纪中叶将持续支撑国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8年第6期，第69页。同济大学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十四五”规划确立了到2050年前后，“学校中国特色的办学成效显著，在世界学术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广受重视，形成若干具有引领地位的国际拔尖学科，社会栋梁与专业精英的人才培养声誉卓著，对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贡献突出，为人类知识、文明的积淀与传承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远景目标和发展蓝图。

四、同济大学发展历程的几点启示

纵观同济大学115年来的办学历程，可谓世纪风雨，百年沧桑，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时代为一所大学打下深深的烙印，也给大学的发展以深刻的启迪。

（一）大学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

一部同济大学百又十五年发展的历史，与国家民族的衰荣紧紧相连，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缩影，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程的生动写照。国家弱乱之秋，大学命途多舛、历经坎坷;社会发展之时，大学繁荣兴旺、生机勃勃;民族复兴之际，大学激情澎湃、奋勇争先。同济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复兴紧紧联系在一起，华人接办之初，国家积贫积弱，校董开宗明义地对学生们提出殷切期望：“中国之大患，曰贫曰弱，救弱莫若医，救贫莫若工。务望诸君，各求深造，以养成将来救国之人才。”《袁观澜先生训话》，《同济》，1918年第2期，第233页。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亡，同济师生校友有的投笔从戎，血沃中华;有的刻苦钻研，积蓄力量，成为重建家园的社会栋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同济大学以工程报效国家，以人才推动民族复兴，以科技支撑社会发展，在救国、建国、强国的各阶段与国家、民族、人民风雨同舟，做出了突出贡献。“‘同舟共济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哲理呢？就是要把学校的命运，每一个老师和同学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在困难的时候，还是在顺利时候，都要与国家和民族同舟共济，都要为国家和民族学习、工作。”温家宝：《温家宝谈教育》，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28页。

（二）大学的发展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大学的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大环境和团结进取的校园小环境，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最大政治优势和根本政治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同济大学的领导体制先后经历过校务委员会制、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文革”期间，学校出现“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状况，“文革”结束又探索过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校长负责制试点等，到1989年后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实践来看，弱化党委领导的办学体制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学校事业往往停滞甚至倒退，进而影响发展和稳定，教训极其深刻。纵观最近30多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由于坚持了党的领导，高等教育事业创造了高速高质量发展和持续稳定两个奇迹，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同济等一批高校正在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有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推进大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大學积淀的文化传承是促进大学发展不竭的精神动力

百又十五年来，同济师生校友“与祖国同行，以科教济世”，在历史的风霜中积淀了“同舟共济”的校训，形成了“严谨、求实、团结、创新”的校风;“同舟共济、振兴中华”成为同济师生校友的价值追求;“同心砥砺，同窗求索，为振兴中华而读书;济困扶危，济世兴邦，为富国强民而奉献”吴启迪：《我的大学工作》，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页。成就了同济师生的精神境界;“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成为同济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心同德同舟楫，济人济事济天下”的家国情怀激荡在一代又一代同济人血脉中;近两年凝练的“同济天下、崇尚科学、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同济文化特质镌刻在同济师生心灵里。这些都是同济办学历程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激荡形成的同济精神文化传承。正是这种精神文化传承，使同济成为一所有灵魂的大学。每当危难来临，总有一种力量在支撑，使同济坚忍不拔，负重前行;每逢机遇降临之时，总有一股激情在涌动，使同济一马当先，勇立潮头。这种文化传承，是大学在逆境中百折不挠、在顺境中乘势而上的力量源泉！

（四）大学要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实现自身价值

中国正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民族复兴必然促进大学发展，大学发展也必定支撑民族复兴。一流大学积聚了国之精英，是“第一资源（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和“第一动力（创新）”的汇聚之地，具有基础研究深厚、有利于学科交叉、产生原创成果、培养大师大才的天然优势，是国家重要战略科技力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高校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同济大学创校至今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才，校友中仅中国工程院和科学院院士就有160多位。同济大学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践行了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使命。同济国际合作交流的历程，还说明一流大学理应承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广泛开展与世界著名大学的科技文化合作交流，消弭分歧，增进共识，将基础研究的最早发现、原始创新的创造发明、学科交叉的关键技术、文化交流融合的最新成果集成在校园、推广到社会、造福于人类。唯其如此，一流大学才能不负韶华，不辱使命！

To Serve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with Unity in Thought and Action：

The Journey of Tongji University in the Past 115 Years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It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ENG Shenhong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The 115year history of Tongji University consists of nine stages in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 It showcase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China and witnesses the growth of the country from national independence to an affluent and then a powerful nation. The road Tongji University has taken provides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 The fate of a university echoes with tha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a university should adhere to the CPC lead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its own culture is an inexhaustible dynamic that promotes the universitys development， and the value of a university is reflected in its capacity to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ngji University;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nheritance; enlighte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