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故宫三段历史

2022-05-30 00:38许晓迪
环球人物 2022年17期
关键词:故宫纪录片香港

许晓迪

周兵

香港有个荷里活。

它是香港开埠后的第一条街,早年这一带种满冬青树(hollywood),因此得名——和好莱坞没半点关系,却是古玩爱好者的打卡之地。一本旅游指南如此描述它的氛围:“微微发黄的墙面,开间房顶挂着老式的大风扇,明代红木太师椅旁边墙壁上是手写的出货单……在这里,你可以如旧日秀才般把玩爱物,老板就在一侧的大木桌上读马经,头都不会抬一下。”附近的摩罗街相对接地气,从鼻烟壶、留声机、瓦当到明星相片、铁皮玩具、芭比娃娃,五花八门。

周兵经常来这一区转,有一种在北京逛潘家园的感觉。货有古有新,即便新,也不便宜,他只看不买,过过眼瘾。

这位拍摄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导演,对一切旧东西有着天然的迷恋。最近六七年,香港是他的“驻地”之一。作为受港片启蒙,热爱吴宇森、徐克、杜琪峰的一代人,当那些著名的电影场景变为日常的生活背景,“还是蛮有意思的”。“我看很多东西都很新鲜、很好奇,有一种冲动,想去记录这个城市发生的一些故事。”

航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周兵(左二)和团队在拍摄现场调试设备。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下简称“香港故宫”)的诞生,正是其中一个故事。继《故宫》(2005)、《台北故宫》(2009)后,《见证香港故宫》是周兵拍摄的第三个故宫。“这是一个发生在香港的故事,记录着现代人如何热爱文化与对艺术美感的追求;记录着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内心的情感和想法。”

见证香港故宫

香港故宫的故事,要从2015年的秋天说起。

当时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迎来了一批来自香港的客人,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兼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主席的林郑月娥,也在其中。即将离京时,航班由于天气原因而延误,就在这段计划之外的时间里,发生了一段意想不到的对话。

“我跟他在故宫里面走,当时已经没什么游客,很宁静的环境。我们走在一起,他就问:‘林太太,香港有没有地?”《见证香港故宫》中,林郑月娥饶有兴味地回忆起这一幕。

她口中的“他”,是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而他“要地”的目的,是想在那里建一座展示故宫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博物馆。

2016年12月,香港特区政府在北京正式宣布,香港故宫将落户在西九文化区。5年后,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一座“上宽下聚,顶虚底实”的方形建筑在这里拔地而起。这是一个全新的故宫。它有现代建筑的气质——11000平方米清水墙面,15米高的玻璃落地窗,6800多件天花顶金属挂件悬挂于38米高的中庭;也有与传统的遥相呼应——9个展厅、3个中庭的伸展相连暗含着“三”和“九”的空间布局,4022块不规则的金色曲面铝板是对琉璃瓦的现代诠释,朱红色大门上的九路81颗门钉与午门如出一辙……

2021年11月,当周兵带着团队开始拍摄时,这座建筑体的大部分已经完成,进入收尾阶段。以往,他都是坐在导演的位置;这一次,他扛起摄像机,亲自跟进一些重要的拍摄。

2021年12月10日,香港故宫工作人员搬离临时办公室,正式入驻博物馆的“新家”。设计部的人正忙着,周兵把他们召集起来,面对镜头站成一排。他问:“感觉怎么样?”“这是我们流浪的最后一站。”“你们搬了几次家?”“5次。”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构图不重要,问题也很随机。关键是他们搬进香港故宫的这一刻,留在了画面里。”

时间久了,馆里人和他们混熟了,面对镜头也不再防备。有一次,周兵正在拍摄,和一位工作人员闲聊了几句,对方说有一天她“足不出馆”,一看手机,走了18000步。

开馆前,周兵作为嘉宾,被邀请去看一场内部展览。那天,同事看见他一人在大厅里默默坐了很长时间,有点担心:“周老师,你没事吧?”那一刻,他内心正激动着。200天的拍摄,他见证了香港故宫从一个粗糙混乱的工地,变成一个精美梦幻的艺术场,也见证了“宫里人”的变化,“有人白发越来越多,有人从精神抖擞变得疲惫不堪,有人常常半夜回家,用香港话讲,不停地“OT”(over time,加班)”。

这8个月,他也在超负荷地工作。纪录片7月1日播出,剪辑只有20天时间,“其中十来天,我们都是通宵工作,干到天亮”。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几近崩溃。更不用说那些意外,硬件和软件都不省心,这在他的导演生涯里还是头一遭。

好在一切挺过来了。“我已经50多岁了,至少七八年没有这样连续高强度的工作。”周兵回忆起心理生理上的种种折磨,“做这个片子,真是拿命换来的,不知道少活多少天。”

为了理想的日子

20年前,“連轴转”是他的常态。

1991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周兵分配回兰州老家,在电视台工作。那段日子,生活优越,工作清闲,但他内心苦闷,觉得干的不是自己想干的电视——提问水平和工作能力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喝酒,会跟人打交道。

199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推出一档早间新闻节目《东方时空》,下设4个子栏目,《东方之子》《生活空间》《金曲榜》《焦点时刻》。中国的电视新闻自此开始变得亲切、热乎、平易近人,让广大老百姓看得如痴如醉,大清早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在《东方晨曲》的背景音乐中梳洗。

一天,周兵早早爬起来,看完节目,内心有点震撼,“这才是真正的干电视”。不久,《东方之子》来兰州做节目,他全程陪同。大学同学在栏目组,撺掇他来。他犹豫再三,丢掉铁饭碗,交了7000块罚款。父亲送他上火车的时候,他说了句豪言壮语:“我一定要做中国最好的导演之一。”

周兵(右)采访学者季羡林。

1999年,周兵(左三)与纪录片《记忆》的团队在北京长城合影。

然而到了《东方之子》,他才知道,这里的竞争完全是“地狱模式”。编导按照业务量每月进行投票排名,第十一名以后的人,自动卷铺盖回家。作为临时工,他们去食堂打饭,不能站到正式工的队伍里;去图书馆、磁带资料室,只能当场阅览,不能外借。

有段时间,周兵和王志、张朝夕、张洁、徐欢等临时工,加上白岩松夫妇,住在六里桥一个地下室里。七八间房子,长长的走廊,一头是机房,一头是宿舍,还有一张乒乓球桌。每天,大家在白岩松放的迪斯科中醒来,采访、做素材,回来就两件事,睡觉和剪片子。“干着干着,窗外就由黑到白,经常能看到北京的清晨。”有一年,周兵做了100期节目,平均3天一期。压力是巨大的,公职已经辞了,只能背水一战。

有一年春节做特别节目,拍“东方之子”过年三十,第二天初一就播。周兵被分配去拍国际象棋冠军谢军,饿着肚子剪完片,回到六里桥已是半夜。一进门,白岩松夫妇坐在圆桌前,摆了一桌菜。同事一个接一个回来,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吃大喝,酒足饭饱,各自睡去。这一幕,周兵终身难忘。

那段日子留给他几个终身遗产:热爱,理想,不断创新,做高质量的片子,还有家人、兄弟般的情谊。

在《东方之子》,周兵和白岩松搭档最多,白岩松提问,他拍摄、剪辑,采访了100多位当时泰斗级的人物,从丁聪、季羡林、张中行到费孝通、周谷城、冰心。他从白岩松那里“偷学”了不少东西,后来不带主持人,自己做采访,又拍了不少艺术家,像关山月、黄胄等。

1995年,《东方之子》开始新节目形态的探索。在制片人时间的带领下,周兵和同事们编导制作了《忘不了》,尝试用影视剧的运作方式呈现历史场景,被传媒界认为是中国第一部以“真实再现”为手法的纪录片。

2000年,周兵接手了纪录片栏目《纪事》,延续《生活空间》的风格,“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作为制片人,那时的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记录当下的中国。

“平庸而常见的画面就意味着失败”

3年后,SARS到来,《东方时空》开始新一轮调整改革。在这次变化中,周兵从新闻大战、收视率竞争的喧闹中,来到了寂静的故宫宫墙内。

在与各家机构的激烈角逐中,他赢得了拍摄紫禁城的机会。在此之前,获得过这个机会的,有大导演安东尼奥尼和贝托鲁奇,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以及日本NHK。2003年10月27日,《故宫》开拍仪式在故宫举行,那个傍晚成为周兵人生中最美的记忆之一,夕阳照在太和殿的檐角,金碧辉煌。

在这个巨大的宫殿里,他想完成一次实验。“我二三十岁的时候,中国纪录片有两种基本样态,一种强调纯客观、原生态,一种是文献纪录片,基本是解说词+空镜+采访。纪录片不好看、不吸引人,是一直被诟病的问题。积累了这么多年,我想在《故宫》里来一次集大成的融合,改变纪录片的创作生态。”周兵说,“现在想来还挺大胆的,无知者无畏,心里没有条条框框。”

访谈、纪实内容、建筑和风光空镜、定点摄影、延时摄影、真实再现,甚至是三维动画,都被运用到《故宫》中,为此周兵集结了一支“梦之队”:动画制作有来自好莱坞的专业技术人员,摄影指导有日本“再现鬼才”赤平勉和张艺谋御用摄影赵晓丁,音乐创作有为《末代皇帝》作曲的苏聪。

在文本上,几乎每一集解说词都经历了痛苦漫长的创作期,第一集《肇建紫禁城》就查阅了100多万字的资料,一年过去,仍没达到理想效果,周兵自己动手,从两万字缩减到12000字,最终播出时只剩下6000多字。

在拍摄上,“平庸而常见的画面就意味着失败”。团队建立了故宫植物生长的档案,文华殿前的海棠、慈宁宫里的牡丹、钟萃宫的玉兰、承乾宫的梨花、断虹桥的18棵古槐,拍摄下它们冬季的枯枝、春天的发芽、夏天的茂盛、秋天的落叶;他们选择了20个典型建筑进行定点拍摄,角楼的四季变化,断虹桥畔从枯枝、绿叶再到白雪纷飞,体现着时间流转、世事变幻;他们使用了大量延时摄影,记录宫殿上空云层的移动、宫墙上光影的变幻。冬至那一天,阳光会反射到太和殿正中的匾额上,周兵坚持要拍到这一幕,“第一年是阴天,没拍到,第二年才成功”。

《故宫》中,周兵坚持“平庸而常见的画面就意味着失败”。

拍攝对象是位几百岁的“老人”,一切都要小心翼翼。每件文物都是从库房里取一件、拍一件、还一件,像帝王传膳一样。布置灯光就要花3个小时,有时每天只能拍摄两件,而当摄影师把长长的摇臂对准文物时,现场常有工作人员发出尖叫,生怕那大家伙掉下来砸到了字画,散发的热量损害了器皿。

作为总编导,周兵还要操心更琐碎的后勤,当同事们在拍摄某件珍宝时,他常在台阶上发愁今天去哪儿订盒饭;拍摄总在游人散尽后开始,一个疏忽忘了和行政部门打好招呼,几十个人没地方上厕所。

他形容那时的自己,“热情、强势,有时也和大家吵,总之不是一个很可爱的形象”。有同事在博客分享往事,当年进行后期剪辑,正欣赏自己精彩的画面时,总会不幸迎来周兵亲临现场,遭到大声批评。一天深夜,因为一个叠画处理得不好,他发了很大火,摔门而去,留下一屋人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有人从外面进来,说看见周兵一个人耷拉着脑袋蹲在墙角,问他怎么了,他抬起头,半天说了一句:“我好痛苦啊!”所有人都绷不住笑起来。

“要做出一个优秀作品,就没办法做一个好人。”这是周兵的体会。从3天一期片子到一上午3个镜头,骤慢的节奏让他适应了一段时间。拍摄常在早上开馆前和下午闭馆后,两年里,他见识了一个不一样的紫禁城。“清晨阳光洒在空荡荡的太和殿广场,极度的震撼;傍晚所有游客走后,一切安静了,夕阳很美,每走几步都会发现古代建筑精妙和谐的美;晚上也会拍摄,在漆黑一片的故宫,更能感到人的渺小。”

2005年,12集纪录片《故宫》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好评如潮,至今在豆瓣保持9.1的高分,国内外市场收入达数千万元人民币。

对周兵来说,工作多年的游荡感和焦虑感也在慢慢退去,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可以安心做的一件事,“用电视的方式梳理传播中国最经典的传统文化”。

创造、传承、创新

《故宫》里讲到了一段“国宝大流迁”的往事。抗战中,故宫65万件文物分三路南迁,行程数万公里,转移至大后方。1949年,它们被运往台湾,紫禁城的国宝从此分藏海峡两岸。

周兵曾联系过台北故宫,希望去拍摄馆藏文物。那时正是陈水扁主政,他用了近一年联系,最终还是没成。

2006年,周兵得到了拍摄《台北故宫》的机会。此后两年,摄制组采访了文物迁台的亲历者,许倬云、林怀民、余光中等文化学者,文物专家和研究者;还有不少非专业人士,比如请方文山谈瓷器,请周杰伦谈“青花瓷”,请桂纶镁谈小时候去台北故宫的印象。

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进入展厅拍摄,周兵的摄制组只能进到花园,在里面晃荡拍了一些镜头。这是用再尖端的设备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2009年1月12日,《台北故宫》在中央一套开播。12集里,有历史和文物的展示,有社会民生的种种细节,还有随文物迁移流转的人和故事。他们有的骨肉分离至死未见,有的在清苦寂寞中默默守护国宝,于命运的翻覆重压下,坚守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化有阴阳的比喻。拍北京故宫,我追求的是阳刚、大气、沧桑的历史感;拍台北故宫,则是细腻、抒情、生活化的,讲文物背后人的命运和情感。”周兵说。

这些年来,他拍《敦煌》《千年菩提路》《千年国医》,致力于用镜头语言呈现古典中国。这一次拍《见证香港故宫》,则给了他一个重温“《东方时空》时代”的机会——那些年纪实性拍摄的训练,让他能扛着摄像机在工地来来回回,虽然累得够呛。

香港故宫的开幕展上,来自北京故宫的914件珍贵文物集体亮相,这是北京故宫建院以来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次文物出境展覽。2022年5月28日,这批神秘而尊贵的“客人”抵达香港。周兵和另一位摄像跟拍了一路。从下午4点到晚上9点,拍摄结束,他都快站不住了。“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特别激动的一天。”他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国宝大迁移”,也想到了70多年前,流散在外的《中秋帖》《伯远帖》等国宝,正是经由香港回归北京故宫。

17年前,在《故宫》的开篇词中,周兵写道:“是谁创造了历史,又是谁在历史中创造了我们的文明?”13年前,在《台北故宫》的开篇词中,他写道:“是谁创造了历史,又是谁在历史中使我们的文明薪火相传?”这一次,在《见证香港故宫》中,他还是执着地用了这个句式:“是谁创造了历史?又是谁在历史中创新地诠释着人类的文明?”

创造、传承、创新,文明正是如此向前流淌,绵延不绝,星火不熄。

周兵

1968年生,纪录片导演,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编导专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艺术史博士。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20年,代表作有《故宫》《台北故宫》《敦煌》《千年菩提路》等。2022年7月1日,由其执导的纪录片《见证香港故宫》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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