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东盟区域国际学生流动的特征分析

李望梅

摘   要：东盟一体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也逐步走向融合，但区域内部学生流动既非期望的“平衡流动”，也非无序流动，而是表现为围绕在主导中心的集群内部流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库，基于“流”的区域多中心，文章采用学生流动功能多中心的测度方法进行研究，发现东盟是学生流动的区域多中心结构，泰国和马来西亚是东盟区域学生流入的主导中心。东盟各国的平衡流动指数表明：东盟区域内部学生流动在各国平衡程度不一，存在地区分布不均衡的特征。学生围绕“海属中心”马来西亚和“陆属中心”泰国形成的区域内部流动，区域间鲜少流动。地缘相近、区域一体化政策、马泰两国为吸引国际学生的政策、高校的国际化战略等因素推动了东盟区域国际学生流动多中心结构的形成。

关键词：多中心 东盟学生流动 平衡流动指数 区域一体化

2014年，阿特巴赫提出“学生流动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核心”。未来国际学生数量增长空间较大的来源地预计在亚洲，如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等国家。[1]这些国家对高等教育仍有需求，但自身尚未有足够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供学生选择，因此，这些国家的学生往往会结合留学成本优先考虑赴邻国深造。东盟一体化背景下，各国致力于打造区域高等教育共同空间。然而，尽管“亚洲国际学生流动”（Asian International Mobility for Students，AIMS）计划旨在促进区域学生的平衡流动，东盟内部学生流动却并非期望的“平衡流动”，反而受多种因素影响呈现区域多中心结构。本文将验证东盟内部国际学生流动是否呈现多中心结构，探寻其测量方法与影响因素，并归纳对区域学生流动的启示。

作为理解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的新手段和新视角，“多中心性”和“多中心主义”近年来得到城市区域研究和规划界较多关注。[2][3]多中心概念在欧盟区域发展基金出资开展“欧洲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管理”（POLYNET）国际合作项目之后得到广泛研究。李（Li）等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知识多中心性及其演化进行了探讨，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合作正走向更加多中心的空间结构，在城市群尺度承担起了知识孵化器的作用，而在国家尺度又展示出知识合作枢纽的角色。[4]马海涛等使用基尼系数测度属性和功能多中心性的方法，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属性多中心和不同空间尺度的功能多中心的演化特征。[5]知识多中心被定义为一个区域的知识生产及区域内外知识合作的多中心结构[6]，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属性多中心和功能多中心。以城市群的知识多中心为例，属性多中心性反映城市群内部知识生产在各城市间分布的差异;而功能多中心性则反映各城市同城市群内外城市开展知识合作的分布差异，表示不同地理尺度上城市外部连通性的分布不平等，一般有城市群尺度、国家尺度、全球尺度三种功能性尺度。已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欧洲城市之间的学生流动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城市网络，其中的互连和整合模式都是网状的和对称的。[7]

据此，本文提出“学生流动多中心”的概念，表示一个区域及区域内外学生流动的多中心结构。由于国际学生流动本身就是跨国家行为，因此该“区域”指超越国家层面的空间范围，如东盟、欧盟。

一、区域国际学生流动的多中心测度

功能多中心的测度研究的逻辑起点为，将空间集合体概念化为一个由节点或地域单元及其之间联系构成的系统。[8]雷姆塔纳库尔（Limtanakool）等[9]在《基于“流”的荷兰城市系统的发展》中指出，区域多中心可以通过分析区域系统的结构（structure）、强度（strength）和對称性（symmetry）进行。本文以东盟区域内学生流动数据为基础，分析东盟区域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强度，以此论证东盟是学生流动的区域多中心结构。

（一）区域系统的网络结构

网络的结构维度用流熵指数（E）表征多中心区域各节点间的整体联系程度：

E=-

其中：n代表网络中节点的数量;Zi代表节点i的总通勤里程占网络总通勤里程的比重。E值介于0到1之间。E越接近于0，表示所有的流动都越发朝向单一节点，区域是完全单中心的结构;相反，E 越接近于1，表明E越强，节点间的联系也越强，区域应看作多中心结构。

采用此公式计算东盟区域内国际学生流动的分布差异，十个国家分别为十个节点，每个节点的总通勤里程指各个国家一年内接收的其他九国学生人数与输出到其他九国的学生人数之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UIS）发现基于东盟区域内国际学生的流动，E在0.8左右，接近1，且逐年递增（见图1）。这表明东盟十国间学生流动越来越频繁且多向，区域的多中心结构特征愈显。

（二）区域系统的网络强度

强度反映了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就某节点 i（i = 1，2，……，n）而言，其在网络中的地位通过主导指数（D）来度量：

D=

式中：Ii为从其他中心流入 i 中心的总行程，Ij 为其他中心流向 j 中心的总行程，m为节点数量。D旨在测度相对区域的平均吸引水平，某节点吸引其他中心的流的强度。D的值介于0与∞之间，D值越大，此中心的强度就越大。若区域内D-1的中心数越多，则该区域越呈现“多中心”趋势，同时也表示区域流的均衡，没有极化现象。

根据UIS的数据，计算各个国家国际学生流动的主导指数D，Ii表示各个国家一年内接收的其他九国学生人数（见图2）。

从图2可看出，泰国和马来西亚学生流入的主导指数D>2，这说明这两国常年在东盟网络中保持主导地位，作为东盟区域学生流入的主导中心，特别是马来西亚，吸引学生留学的强度大大高于其他国家。此外，D>1的国家还有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作为“附属中心”的吸引水平较稳定，然而近年越南作为“附属中心”的强度越来越大，2016年其中心流的强度几乎要赶上泰国。

二、区域国际学生流动的“多中心”

不平衡表征

关于平衡流动，乌尔里希·泰希勒（Ulrich Teichler）[10]等人认为国际学生的流入人数与流出人数代表了一个国家国际学生流动的发展状况。在他看来，平衡流动不是国际学生流入人数与流出人数的绝对对等，而是流入人数与流出人数的差异小于10%，即可以认定为实现了学生的平衡流动。或者说，当一个国家国际学生的流入人数与流出人数的比率（平衡流动指数）在0.9～1.1之间，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国际学生平衡流动的国家;平衡流动指数高于1.1的国家为国际学生流入型的国家，且平衡流动指数越高，其国际学生流入的趋势越显著;平衡流动指数低于0.9的国家为国际学生流出型的国家，且平衡流动指数越低，其國际学生流出的趋势越显著。

在东盟区域内，地理位置处于半岛的国家有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和泰国，大部分处于海洋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中泰国和马来西亚边界接壤，地理位置特殊，刚好连接上述处于半岛的国家和大部分处于海洋的国家。因此，从地理位置和学生流动的角度，本文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定义为“海属国家”，其中马来西亚为东盟内国际学生流动的“海属中心”;将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定义为“陆属国家”，其中泰国为“陆属中心”，与“海属中心”马来西亚接壤。

基于如上划分，可以将东盟分为以泰国为“陆属中心”的“陆属国家”区域和以马来西亚为“海属中心”的“海属国家”区域。本文考察两区域在东盟内部的国际学生流动情况，并分别从两区域内部和区域间分析学生流动的区域性差异和区域间学生流动的不均衡。

（一）学生流动的区域性差异

将东盟作为一个区域整体，可以发现2010—2016年学生平衡流动指数从0.64上升到0.76，越来越接近0.9～1.1平衡流动区间（见图3），且2010—2016六年间流入东盟的国际学生数增长了近56%。这表明东盟国家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强。同时，平衡流动指数小于0.9，这表明此区域依然以学生流出为主导。

东盟学生流动受地缘政治影响，表现为“陆属国家”和“海属国家”的学生流动存在区域性差异。从UIS数据库选取3年东盟内部学生流动的完整数据，计算出“陆属国家”和“海属国家”的平衡流动指数（见图4）。

整体上，“海属国家”区域平衡流动指数>1，学生流入人数大于流出人数，“陆属国家”区域平衡流动指数<0.9，学生流入人数小于流出人数，可见前者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强于后者。印度尼西亚作为东盟内部最大的留学生逆差国（流出大于流入），每年流出的学生数占“海属国家”流出学生总数的60%以上，有些年份甚至接近85%（见图5）。相比“海属国家”的学生流出集中于印度尼西亚，“陆属国家”的学生流出在区域内分布更为均衡，除老挝每年流出的学生数占“陆属国家”流出数的30%左右，其他四国各占比15%上下。

尽管缺乏新加坡和菲律宾两个留学生输入大国，在东盟内部学生主要还是流入“海属国家”区域。其中马来西亚接收东盟内部学生数最多，占东盟区域学生流入总量的50%以上，占“海属国家”区域的90%以上，是“海属国家”区域内名副其实的区域学生流入中心。而泰国作为接收国，接收东盟学生数占“陆属国家”区域的60%以上（见图6），可以称得上是“陆属国家”区域的学生流入中心。但近年来越南接收区域内学生流入数逐渐增多，这表明越南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强。

总而言之，“海属国家”的学生流动较“陆属国家”活跃，且“海属国家”吸引力远高于“陆属国家”。在留学生输出上，“海属国家”的学生流出集中于印度尼西亚，“陆属国家”的学生流出在区域内分布均衡;在留学生输入上，马来西亚是“海属国家”区域学生流入中心，泰国是“陆属国家”区域的学生流入主导中心，但近年越南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在逐步提升。

（二）区域间学生流动的不均衡

从UIS数据库中选取2010、2015、2016三年完整数据，剔除新加坡和菲律宾的缺失数据，又因为柬埔寨和缅甸为区域内学生净流出国，同样不做统计。从而得到以下6国的区域内学生平衡流动指数（见下图7）。观察区域内学生平衡流动指数，可以发现马来西亚、泰国学生平衡流动指数远高于1.1，为典型的国际学生流入型国家;越南近年国际学生流入趋势显著，同为国际学生流入型国家;文莱、印度尼西亚和老挝学生平衡流动指数大大低于0.9，是典型的国际学生流出型国家。

由下图8、图9可知，“陆属国家”学生流向本区域的比例常年为90%以上，“海属国家”学生流向本区域的比例也大多超过70%，而流向“陆属国家”区域的比例微乎其微。这表明东盟内部学生流动并没有实现地区间均衡，反而集中在主导中心（“海属中心”马来西亚和“陆属中心”泰国）周围实现集群内部的流动，两区域间的学生流动并不活跃。尽管东盟内外学生流动渐趋平衡，部分“陆属国家”学生流向“海属国家”区域，但绝大部分学生都只在本区域内流动，形成围绕主导中心的集群内部流动，并没有实现东盟内部区域间的流动。

三、区域国际学生流动多中心的影响因素

区域“流”的多中心的形成与“流”的方向和数量有关，以及与中心之间的整体联系程度、吸引力相关。国际学生流动受地理空间、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质量、国际化政策等推拉因素影响。通过对东盟区域国际学生流动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东盟是学生流动的区域多中心结构。国际学生集中在主导中心（“海属中心”马来西亚和“陆属中心”泰国）周围实现集群内部的流动，两区域间的学生流动并不活跃。除了地缘相近因素，东盟内部国际学生流动还受“自上而下”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和“自下而上”的高校自主行为的影响，且中心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措施促进了区域内学生流动的多中心。

（一）地缘相近促进区域学生流动的“多中心”

马来西亚为东盟内国际学生流动的“海属中心”。地理空间上，马来西亚处于东盟区域的中心，位于马来半岛的西马来西亚北接泰国、南邻新加坡，东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接壤，起到空间联结的作用。研究发现东盟内部留学马来西亚的学生人数最多，截至2021年6月19日，UIS数据表示2019年东盟内部留学马来西亚的学生人数达到11，259人，占留学生总数的50%以上。留学马来西亚的学生主要来源于与之接壤或邻近的海洋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文莱、越南。半岛或内陆国家的学生留学马来西亚较少，特别是完全处于内陆的国家——老挝。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马来西亚接收来自菲律宾的学生比来自缅甸的少，但在东盟内部，菲律宾的学生外向流动排名第一的国家是马来西亚。在东盟内部，马来西亚学生集中流向印度尼西亞，其次流向泰国和文莱（新加坡和菲律宾数据缺失），此三国都与马来西亚在地理位置上接壤。值得注意的是，在文莱接收的东盟十国的学生中，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人数最多。文莱北邻南海，另外三面与马来西亚接壤，再加上两国具有历史文化渊源，为学生流动提供了基础条件。

泰国为东盟内国际学生流动的“陆属中心”，处于马来半岛的中心，被缅甸、柬埔寨、老挝围绕，南部延伸与马来西亚接壤，沟通“陆属国家”和“海属国家”两区域。东盟内部，泰国的国际学生主要来源于邻近的半岛或内陆国家——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接收来自海洋国家的学生数量反而较少。尽管马来西亚具备相对高的高等教育质量、留学生政策支持与补贴等拉力，但UIS数据显示2015—2016年从缅甸流向泰国的学生比流向马来西亚的学生高出3倍以上，且柬埔寨的学生主要流向泰国，老挝的学生输出也集中于邻国越南和泰国。可见地理位置邻近对区域学生流动的影响很大，为区域学生流动的多中心提供了基础。

因此，地缘相近为国际学生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区域层面易形成多中心形态。但这并不是形成区域学生流动多中心的关键要素，区域的一体化政策与中心国家为吸引国际学生所作出的努力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

（二）区域一体化政策促进国际学生流动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东盟区域一体化发展策略的导向作用，东盟区域内的学生流动变得更加频繁。《东盟宪章》把高等教育政策提到政治高度，其目的是“开辟东盟统一市场，实现商品、服务、投资、资本与人员的自由流动”“使东盟人民从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中受益……培养东盟意识，促进东盟认同”。东盟质量保障网络（ASEAN Quality Assurance Network）强调2015年通过的《吉隆坡高等教育宣言》和2016年批准的《协议实施框架》建立东盟共同的高等教育空间，该网络构建的东盟质量保证框架（ASEAN Quality Assurance Framework，AQAF）为东盟各国建立自己的质量保证条款提供了参考，促进了高等教育机构内部质量体系的完善。[11]东盟大学网络质量保障（ASEAN University Network Quality Assurance）联盟始于1998年第4次东盟大学网络董事会会议，旨在协调东盟地区大学的教育标准和提高学术质量。1995年11月，东盟各国高等教育部长会晤并签署了《东盟大学联盟宪章》（Charter of the ASEAN University Network），各参会大学签署了建立东盟大学联盟的协议框架，并成立了董事会。至此，东盟大学网络（ASEAN University Network，AUN）正式成立，AUN的所有活动都是在AUN宪章和协议框架下开展。目前已有东盟十国的30所大学加入AUN，其发起的东盟学分转换系统有效地促进了东盟地区的学生和学术流动。在欧盟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中，自主权（autonomy）和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在促进高等教育协调方面不可或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12]而在东盟，自主权和自决权普遍出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协调的讨论中，这是东盟高等教育协调的优势之一。例如，东盟国际学生流动计划为成员国提供充分的自治权。上述因素都有利于增加学生、项目、研究人员的流动性，并显著地缩小国家之间的差距。

区域层面的学生流动项目在促进平衡流动的同时，也间接推动了学生流动多中心的形成。为缩小差距，促进区域的平衡流动，东盟构建了多样化的流动项目，如东盟大学网络下的学生交换和大学教师交换项目，其中影响最广的是AIMS计划，它起源于2009年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学生流动试点项目（Malaysia-Indonesia-Thailand Student Mobility Pilot Project，MIT），是三个国家政府与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Southeast Asian Ministers of Education Organization，SEAMEO）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心之间的合作，旨在为所有 SEAMEO 成员国的公民创建充满活力的学生流动计划。目前，AIMS计划成员国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文莱、菲律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9个成员国。截至2019年，AIMS 有78所成员大学参与，已为4950多名学生提供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该计划为成员国提供了自治权，同时坚持平衡的流动性与互惠性原则，侧重该地区的本科生，采用平衡流动的方法，在最大程度地保障国际学生流动活力的基础上，促进区域内国际学生的平衡流动。由于该计划只关注成员国之间的学生流动，对东盟其他非AIMS计划的非成员国——缅甸、柬埔寨、老挝的学生流动没有直接影响，因此东盟内学生的平衡流动是部分地区的均衡。“海属国家”和泰国、越南学生流动频繁，高等教育质量相对低的“陆属国家”（缅甸、柬埔寨、老挝）间学生流动很少，学生基本流向邻近的泰国和越南等高等教育质量较高的“陆属国家”，这促进了东盟高等教育第一梯队——马来西亚、泰国成为区域学生流动的中心。

（三）中心国家的优势和措施吸引区域学生流入

马来西亚通过较高的政府高等教育支出、亚洲高等教育枢纽①建设、引进国际分校等措施吸引周边国家的学生前往马来西亚留学。马来西亚每年的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及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在东盟十国中拥有明显优势。在东盟十国中，马来西亚政府每年高等教育支出经费最多，2011—2013年超过50亿美元，近年降低至30多亿美元，但依然保有优势。高等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也最大，2013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支出占GDP的1.67%，2019年占比0.95%，虽然近年高等教育支出占GDP比重降低，但仍然远高于其他东盟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占比。这表明马来西亚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也为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国际化、吸引国际学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了加大对高等教育资金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投入，马来西亚政府正积极致力于亚洲高等教育枢纽 建设，即巩固学生枢纽地位，并向高技能人才枢纽层次努力。吸引国际留学生是马来西亚建设亚洲学生枢纽的重要举措，建设吉隆坡教育城也推动马来西亚在世界教育市场占据更多份额，吸引很多周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学生申请入读，且东盟国家中有超过40%的人使用马来语，这为东盟学生留学马来西亚提供了便利的语言条件。此外，政府支持国际化大学来马来西亚办分校，其中包括2021年QS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如澳大利亚的莫纳什大学、英国的南安普敦大学和诺丁汉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形成强大“拉力”，吸引了来自同源宗教与地缘相近的东南亚等地区的学生，是东盟区域国际学生流动的中心。

泰国保持着高等教育“第一梯队”的优势，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仍然较强，在“陆属国家”中，泰国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占绝对优势。新加坡与泰国的高等教育支出仅次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一直保持在30亿美元左右。2013年泰国高等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达到0.64%，同年越南占比0.85%，但越南的高等教育支出为14.52亿美元，远低于泰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泰国因其相对独立、成熟的高等教育体系，较早地吸纳了周边国家的学生来泰国高校深造学习。与此同时，泰国的高等院校利用政府提供奖学金、创建高质量的国际化大学等举措吸引东南亚区域内的国际学生，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东南亚地区的高等教育地位。国际化是在泰国皇家政府的支持下教育部未来发展政策的重要方面。东盟内部，泰国学生主要流向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与三国间学生流动的政策历史背景紧密相關。2009年，马来西亚、泰国与印度尼西亚三国为加强学生的地区与国际意识，构建了MIT学生交流试验项目，旨在推动三国间一些具体专业学生培养的合作与交流。2010—2013年9月，AIMS项目泰国的国际学生人数总量为326人，其中162名学生流入，164名学生流出，流入学生包括60名马来西亚学生和102名印度尼西亚学生。[13]泰国的大部分交换学生对提供的机会感到非常满意，且学生们已经认识到AIMS交流项目与东盟一体化的整合之间的一致性。该项目后来发展成覆盖东盟3/5国家的AIMS计划，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国际学生的流动。在比较了欧盟高等教育一体化和2015年前东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欧盟专家达伦·麦克德莫特（Darren McDermott）又对泰国7所大学的国际化方案的主要利益攸关方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查，并得出结论：国际化是提高泰国和东盟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的关键，泰国有巨大的潜力将自身规划成为区域高等教育中心。[14]

（四）高校自主行为促进多中心的形成

受199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马来西亚私立大学数量激增，进入21世纪后，马来西亚的私立大学开始在他国设立分校，逐步完成私立大学从“引进来”至“走出去”的国际化历程。马来西亚私立大学国际化主要通过引进国际课程和设立海外分校两种方式发展。其中“双联课程”是其主要特色措施。例如，泰莱大学的每一个学位都有双联课程，泰莱大学的工程学专业与一些世界顶尖的学校合作，完成课程后既可以获得泰莱大学的学位还可以获得如墨尔本大学、南威尔士大学、悉尼大学或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的学位;酒店管理专业则可同时获得泰莱大学和法国图鲁兹大学的学位。[15]马来西亚的私立大学更多的集中于本科国际化教育，而公立大学例如马来西亚大学，更加侧重于研究生国际化教育，两者在马来西亚高等教育体系中相得益彰。马来西亚高校的自主国际化战略也增强其吸引力。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与外国大学签订了190多份谅解备忘录（MoU），以促进学生流动计划，每年都有数百名国际学生从世界各地来到博特拉;还制定了以“博特拉全球200”（Putra Global 200，PG 200）为主题的“博特拉2014—2020年战略计划”，旨在2020年前成功跻身QS世界大学前200名。[16]

泰国的高等院校通过主动对接公立大学转制改革、构建质量保障体系等举措提升国际化水平，吸引东南亚区域内的国际学生，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泰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高等教育地位。推动泰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公立大学改革。公立大学转制成自主大学，是国家权力下放的过程，也是实现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过程，更是推动大学国际化的重要一步。1999年泰国颁布的《自主大学系统性原则及指引》强调，自主大学是西方大学的主要模式，行政体系与框架可以自行建构与实施，政府的行政干预将大大减少。[17]自主大学是一种相对自由的高校管理机制，转制后的公立大学在管理和财务方面享有更大的自主权。21世纪以来，朱拉隆功大学（Chulalongkorn University）制定和实施了多项发展战略和规划政策，体现了其主动推进国际化的追求。大学自主地位的探索，是朱大探索国际化发展道路中寻求自主特色发展的一种表现，直接影响了朱大国际化发展的办学特色和自我发展定位。朱大的《第九个五年规划》（The 9th University Development Plan）和2012—2016年朱拉隆功大学发展战略规划提出应着眼于“一流大学”的建设，在管理上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在财政上拥有更多的资源配置，同时在人才招聘和教学等方面拥有更多的空间。[18]朱拉隆功大学在2000—2008年间构建起了全校范围内的质量保障体系、内部评估标准和外部质量评估标准，为追求高等教育国际化和现代化提供支撑。

四、结论

借鉴城市规划中对区域多中心的研究，本文发现东盟学生流动是区域尺度的功能多中心的体现，又基于“流”的功能多中心测量，得出东盟是学生流动的区域多中心结构，且泰国和马来西亚是东盟区域学生流入的主导中心的结论。在区域内部，东盟内部学生流动并没有实现地区间均衡，反而集中在主导中心（“海属中心”马来西亚和“陆属中心”泰国）周围实现集群内部的流动，两区域间的学生流动并不活跃。另外，“海属国家”区域和“陆属国家”区域内部学生流动存在差异性，在留学生输出上，印度尼西亚是“海属国家”主要的学生输出国，而“陆属国家”的学生输出各国占比较均衡;在留学生输入上，马来西亚是“海属国家”区域学生流入中心，泰国是“陆属国家”区域的学生流入主导中心，但近年越南高等教育吸引力逐步提升，形成削弱泰国区域主导中心地位的趋势。

究其原因，地缘相近是导致学生流动形成“陆属国家”和“海属国家”两区域，且两区域间的学生流动并不活跃的重要因素。此外，东盟区域一体化政策要求打造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促进国际学生的流动，马来西亚和泰国作为东盟高等教育的“第一梯队”，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区域学生的流入。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私立大学国际化、高校自主国际战略的实施及泰国自主大学的发展、高校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等高校自主性措施，增强了大学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吸引了来自东盟其他国家的学生。

注释：

①国际高等教育专家简·奈特（Jane Knight）将教育枢纽分为学生枢纽、高技能人才枢纽和知识创新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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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EICHLER U，FERENCZ I，WACHTER B. Mapping mobility in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volume Ⅱ： case Studies[J]. A study produced for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Education and Culture（DG EAC），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Brussle，2011：69-70.

[11]ASEAN Quality Assurance Network. AQAN Strategic plan （2018-2022）[R/OL]. （2017-09-26）[2021-10-10]. https：//aqan.org/？page_id=266.

[12][13][14]European Union and the Office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 Report on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sation Policy and Strategy[R]. Bang kok： OHEC，2013：6-7，9，28.

[15]曹尔寅，宋然然，董德. 马来西亚私立大学雄心勃勃——专访泰莱大学常务副校长Dr. Pradeep Nair[J]. 留学，2015（5）：28-32.

[16]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UPM Strategic Plan 2014-2020[EB/OL]. （2013-07-29）[2021-11-19]. https：//coscomm.upm.edu.my/upload/dokumen/PPSK_1_Buku_Pelan_Strategik_UPM_2014-2020. pdf.

[17]Ministry of University Affairs. Principals and Guidelines for an Autonomous University System[M]. Bangkok：Ministry of University Affairs，1998：10.

[18]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朱拉隆功大學发展战略规划（2012-2016）[EB/OL].（2011-10-11）[2021-10-08]. http：//www.chula.ac.th/en/.

编辑 王亭亭   校对 朱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