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珍贵书信　一段苦学人生

慧鉴堂主人

李可染先生的绘画、书法作品我们经常能见到，而其亲笔所书的信件却极难得见。近见李可染写给黄草予的两封信，引起笔者不少的感慨与遐思。

这两封信均写于1973年，一封于6月22日，另一封则于7月16日。更为难得的是，这绝不是两封互不相干的信，其内容具有相当的关联性，读起来颇有趣味。

与画风一致的“酱当体”

上世纪60年代，为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改掉软弱、柔媚的毛病，李可染反复揣摩汉隶、北碑，甚至用手指研习、临写各种字体。为了锻炼笔力，他有意用钢笔、圆珠笔、毛笔书写各种文字材料，逐渐形成了一种与其画风相一致的“酱当体”风格。这种书风生涩、古拙、沉雄、浑厚，独具特色，自成一家。

在这两封信中，李可染的墨笔小楷书法使人印象深刻，其书写如绘画一般，讲究布局，突出重点。每封信都以浓墨开头，以突出收信人。信中的“ 敬礼”和落款也是字大墨浓，以表恭敬之意。每封信在叙述主要内容之后，都会有附加之语。信中另外加入的人和事，又进一步扩大了内容和意趣。可以说，这两封书信既有设计，又有“另加”，自成体系。

观信洞悉书风之变

这两封信让我们得以见到李可染墨笔小楷的样貌，洞悉其书法的演进路径，而更重要的是其书信充满真情实感的内容和耗费时间所体现出的珍贵性。

两封信（图1、图2）及释文如下，读完必能对李可染的艺术人生有所体悟。

信件一（图1）释文：

图1 李可染致黄草予信（2页） 54厘米×39厘米

草予兄：

电报收到，老友关怀，甚为感激。我已二十四年没有举办画展，不管客观情况如何，总想办得较为严肃隆重些。多年来我深感中国绘画尚未能为外国人真正了解，看来宣传工作实为必要。前寄上彩色画照25张，包括山水、牧牛、人物和吴冠中的文章，希望您能写一篇有分量介绍文压轴。

图版的排列请嘱把不同内容、色调、浓淡相向排列。以取对比益彰的效果。您是专家，不劳多说。画展日期是十月十三日，宣傳品是否可以到达日本等等，这些请与考虑、酌裁。前蒙您为小庚写介绍文章并发表许多作品，这是对他最大的提携和鼓励。这事应向您致谢。

玲麟近况如何？她的艺术猛进，令人吃惊。送我作品和相册，蒙她惦念，望代为致意问候。

匆此 即致

敬礼

可染 六月廿二日

照片《苦吟图》底片偏蓝，看是否可以修正。这期《美术家》希望多寄我一些，效果若好，我想加印五十本，书价照付，不必客气。

照片（本人）三张，请选用。

图2 李可染致黄草予信（1页1封）信30厘米×21厘米 封23厘米×12厘米

信件二（图2）释文：

草予同志：

手书敬悉。关于第一幅《漓江》，既已售出，并无多大关系，也就算了。来书表示过分歉意，反使我不安起来了。第二幅画仍和第一幅一样，即请装潢陈列，目的是宣扬祖国传统文化，同样还可为国家换取一点外汇，其他并没有别的目的，因此不要退回来了。（若退回将使我疑心有什么问题了。）

我近来身体不大好，待将来好些，我还想画点小幅寄去。您写介绍我作品的文章，使我感到光荣、高兴，将来见面可以谈谈。只可惜我的口齿太拙笨了。

匆复、即致

敬礼

李可染 七月十六日

我可能在月底回新居，地址：三里河三区61门8号

彭可兆同志请代为问候，不另。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李可染暂住北京民族饭店招待所，专为外交部作画。那一时期他只创作两类题材：一是漓江，一是井冈山。这两封信，就是他这段时期艺术实践的记录。

信的上款人黄草予，原名黄蒙田（19 19年生），是李可染的一位朋友，广东台山人，19 45 年定居香港。他是当代艺术评论家、画家、作家，与近现代许多著名书画家都有交往。为适应中国改革的需要，黄草予于19 7 8年4月在香港创办《美术家》杂志，向海内外介绍推广内地艺术名家与国外艺术名家的作品，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其刊名即为李可染所题。

信中提及的“小庚”，即李可染的小儿子李庚。从李可染殷切的话语中可知，李庚很小就受到父亲看重，被寄予了很大希望。信中的“玲麟”即张玲麟，艺名钟情，湖南长沙人。她19 4 9年到香港，19 52年开始演艺生涯，前后出演多部电影，曾是香港著名女星。后息影学画，练就了不凡的国画造诣。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也曾见到她收藏的李可染作品释出。彭可兆是香港书画文玩学会会长，原香港集古斋经理。自上世纪70 年代起，他常协助中国内地书画家在香港举办展览、出售画作等事宜，与现当代诸多名家建立了深厚友谊。

小信札 大情怀

比起绘画，书信要先有腹稿，再用蝇头小楷精心书写，完成之后还要重看一遍，再另外补遗加注。李可染晚年时，画他最擅长、最熟练的牧牛图（图3），完成一幅仅需十几分钟。而这两封信共计650多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滞笔慢写，要花费多少时间？绝不是一两幅牧牛图的时间能完成的。由此可见，写信所付出的时间与功力，更见此二信的珍贵。

由此，笔者想到李可染的“苦学派”理论。李可染曾对学生们讲过“苦学派”的内涵：“共同特点是汲取大自然的精华进行创造，治学态度严谨、认真、刻苦、顽强;画风严谨深厚、饱满、凝重;气势博大雄浑;基本功扎实过硬。这也可以说明是‘苦学派的一些特征、个性。”

这两封信就特别能体现他刻苦顽强的“苦学派”奋斗精神，观其书迹，可直达人心深处。令人感慨的是，其信中提到的两幅画，虽是其绘画崭新开拓的代表，更是其艺术生命中难以忽略、令人扼腕叹息的作品：“苦吟图”，正是“ 文革”初期遭到批判的“黑画”，而此次回京刚画“革命山水”的“漓江”，在“文革”中的1974年，又因“ 右倾翻案风、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再次遭到批判。

从1978年开始，李可染先后当选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底当选中國美协副主席。1981年底，中国画研究院成立，李可染出任院长。此后十年，李可染与中国画开始真正创造辉煌，走向世界。

记得2009年，笔者曾发表过一篇《书札漫笔》的短文，指出信札大可关系国家兴亡，小可表述人间悲喜，世间百态尽现其中。究其根源，是信札具有的时间性、真实性、私密性和特指性。见字如见人，读信如读史。书信内，国事、家事，艺事，尽在其中。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辉，一段苦难可见人生不易。“可贵者胆、所要者魂”，李可染以他对祖国的深情、对家人的关爱、对艺术的执着、对朋友的真诚为根本，在不断遭受打击的逆境中，以宽广的胸怀、拳拳爱国之心、顽强奋斗之力，不断拼搏攀登，终使“ 东方既白”，万山红遍，使自己成为享誉世界的书画艺术大师，使作品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国家规定所有作品一律不得出境），实在可敬可叹。

如今，李可染先生逝世已有33年，就连邹佩珠先生仙逝也已7年，李小可也于去年4月离开了我们。“实者慧，仁者寿”，邹佩珠先生曾携李小可、李珠、李庚，一同将李可染作品200余件集中捐赠给国家。他们与可染先生一样，以赤诚的爱国心、责任感和使命感，尽一切努力，使中华民族的书画艺术薪火相传，“为祖国山河立传”。

邹佩珠先生还在世时，每年清明节和金秋时节，我们这些可染先生的家人、朋友们都会一同前去祭奠他。此情此景已再难有，每当思及此，我都忍不住叹息，真是日月如梭、人生易老。

李可染 《春在枝头已十分》 25厘米×35厘米李可染晚年时画最擅长、最熟练的牧牛图，据说完成一幅仅需十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