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周心秀

摘 要：环境规制是协同我国推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双重保护任务的关键所在。从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兼顾经济效应与环境效应的综合指标，其深入研究也更符合当代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本文力图探讨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得出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这两方面的因素对绿色全要素产生影响。

关键词：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

一、引言

Solow（1956）首次提出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他把经济增长中扣除资本和劳动后的投入要素叫做全要素，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它能够实际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总体质量。随着环境污染的恶化，环境质量已逐渐发展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另一关键性因素，环境不只是是经济的内生变量，也是经济发展程度的政策刚性约束。Chung等（1997）指出利用DDF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定量的测度了瑞典纸浆厂的全要素生产率，将非期望产出纳入框架，首次从方法上拟合了污染排放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本文有必要充分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产生的损耗和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刚性约束，考虑非期望产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讨论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对现阶段面临着污染治理和经济绿色转型双重压力的中国而言，探讨这一问题十分重要。

二、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作用，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些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发挥阻碍作用。如孙玉环，刘宁宁等（2018）指出，厂商在生产环节尾端的治理成本和效率配置的环境成本会由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行而上升，这样一来的话就会对厂商的生产性投资产生挤占作用，致使企业会减少科研的创新投入和技术改良投入;也有许多学者持相反的观点，即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路径发挥促进效应。Poter（1995）等提出“波特假说”有力的论证了这一观点。波特认为，在短期内厂商不可避免的会受限于环境规制政策所带来的额外成本增加，而削减创新投入。但站在长期发展的视角来看，技术进步最终会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主要体现在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行，会倒逼企业进行生产创新，由此带来的创新补偿效益会对冲或者超过环境的遵循成本。吕康娟，程余等（2017）的研究也都力证了“波特假说”的合理之处，认为环境规制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体的作用机制如下：

（一）投资挤出效应

传统新古典理论认为，环境保护势必会以厂商的生产成本增加为代价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这样的话则会抑制厂商内部的创新与研发能力。在诸多假定不变的条件下，如消费需求和企业技术水平，环境管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不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创新资金的挤出效应。原始投入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必不可少，而环境规制会增加污染的治理技术成本，从而会减少企业的研发投入;二是投资需求的挤出效应。一些企业在环境规制的严格政策背景下，会倾向于选择规制程度相对低的地区进行生产和投资，这样会导致规制程度稍低的地区成为“污染天堂”。而且，高环境规制约束下的厂商往往背负着更多的税收负担，这会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企业则会偏向于重新选择环境规制成本稍低的地区进行投资，进行低污染产业的梯度转移。

（二）创新补偿效应

也有学者从动态角度分析，提出了捍卫绿色环保的理念（Porter，1995）。他们认为一方面环境规制会加重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也会激励企业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政府通过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对生产厂商污染物的排放量进行限制，如工业废气、废水及附属品等，要求各厂商通过执行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或者进行污染治理技术的改良，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我们都知道，厂商是逐利的，因而在面临环境规制时会通过改良生产工艺或者技术水平，以求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一过程最终会减弱甚至抵消环境规制给企业增加的环境成本，这就是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虽然这一过程可能会增加污染物的排放量，但由于企业创新技术的研发水平的提高则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三、环境规制通过结构优化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通过结构优化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路径如下：一是产业转移效应，二是产业转型效应。具体作用机制如下：

（一）产业转移效应

产业转移本质上来看是国家或地区间的资源或需求的空间移动现象（李虹，邹庆，2018）。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的规定，环境政策的规制将会导致一些具有较高排放污染率的企业由过去相对发达地区逐步转向其它经济欠发达地区（FANG等，2020）。相反，经济发达地区则会更注重本区域的生态环境，环境规制的强度会更高。同时，欠发达城市也会实行相对宽松的环境政策来吸引高污染产业的转移，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随着整个城市经济的加速发展，重污染的产业会逐渐被淘汰掉，部分产业则会开始创新转型的升级，产业结构就必然地会的随之的逐步地优化。钱争鸣和刘晓晨（2014）发现，环境规制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是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总的来说，随着环境规制程度的加强，高耗能和高污染型的企业会由进行环境规制相对宽松地区的转移，而且环境规制程度高的地区会着重发展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

（二）产业转型效应

微观层面所指的产业经济转型是指行业内部资源和行业内要素的交换和再配置，从而导致其从原来衰退性产业转向新兴战略性产业（杜龙政，赵云辉等2019）。根据“波特假说”原则，环境经济规制通过创新技术的研发带来企业经营效益提高，从而实现企业自身结构的优化调整（陈素梅，李钢，2019）。经济相对发达稳定的地区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对企业和生产设施的生产环境标准，部分技术落后的企业将会选择被关停出局;另一些在原有生产效益高的企业可能会重新进行产品技术工艺革新改进以逐步达到企业新设计的技术环境标准要求，从而仍然可以安全继续生产。企业本身进行技术创新获取的最终收益必然会显著大于企业创新研发产生带来的运营成本，这是新环境下规制政策引起企业的新产业转型。同时，由于生态环保理念的不断践行，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也相应的转向环保品。需求结构的变动也会使企业调整产业结构进行转型，来更好的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此外，环境规制严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会不断上升，耗能高和污染重的产业比重会逐步下降。因此，环境规制通过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促進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及合理化，因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四、结论

总的来说，环境规制主要将通过产业技术创新效应和技术产业结构效应这两个主要方面来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是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大体上呈“U”型关系，即前期主要是规制的挤出效应作用于技术创新降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后期主要是技术创新的补偿效益来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二是随着环境规制严厉程度的增强，通过产业结构更高级化发展及经济合理化都趋于积极有利的调控机制来有效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各企业或各地区在环境规制背景下想要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首先，各地区可以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强度，加大创新成果的转化力度，政府也应该增加对创新投入的补贴，来促进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产生，增强技术进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石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自发的进行产业转型升级，降低高污染产业的比重，逐渐淘汰传统的“三高”企业，为一些低耗能和高附加值的产业腾挪部分空间，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的效率，充分发挥结构优化的绿色增长作用。

参考文献：

[1]Solow R.M.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1）：65-94.

[2]Chung，Yangho，Rolf Fare Shawna Grosskopf.Productivity and Undesirable Outputs： A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7（51）：229-240.

[3]孙玉环，刘宁宁，张银花.中国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区域比较[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8（1）：33-40.

[4]Porter M E，Linde C V D.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 relationship[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9（4）：97-118.

[5]呂康娟，程余，范冰洁.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J].生态经济，2017，33（4）：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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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钱争鸣，刘晓晨.环境管制.产业结构调整与地区经济发展[J].经济学家，2014（7）：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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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素梅，李钢.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影响研究进展[J].当代经济管理，2020，42（4）：4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