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石刻佛像艺术形象分析

摘要：中国的石窟艺术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灿烂的瑰宝。从长安（今西安）、洛阳起，至河西走廊到敦煌，再由此去往新疆、印度、中亚、欧洲等地区，最终形成辉煌的丝绸之路。经历两千多年的沧桑巨变，丝绸之路至今仍是经贸和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敦煌石窟处于丝绸之路的东端，这三个石窟对于促进丝绸之路沿线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中华石窟文化包含了欧洲雕塑文化、印度宗教文化以及中华民族本土文化。其中，欧洲文化以古希腊为基础，印度文化以佛教信仰为基础，两种不同的文化与历史悠久的儒家思想、汉唐文化杂糅在一起，演变、孕育出了中华民族优秀的石窟文化。三大石窟中开窟最晚的是龙门石窟，其于488年开始建造[1]。龙门石窟佛像造像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稍有区别，其以古阳洞、宾阳洞和奉先寺等为代表，石刻佛像及其艺术形象的价值值得探讨。

关键词：佛像；石刻；宗教文化；艺术形象

一、龙门石窟石刻佛像的艺术形象变化

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继承了北魏的优秀传统，又汲取了汉族文化，创造了雄健生动而又纯朴自然的写实作风，达到了佛雕艺术的顶峰。

龙门石窟的艺术形象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进入盛唐前的北魏时期，这时的石窟艺术延续了云冈石窟的佛像造型风格，佛教还没有与皇家大一统思想完全融合。二是进入盛唐之后，佛像与皇家文化思想融合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体现在龙门石窟的建造与形制上，朝代更迭背后的政治、文化、经济因素对龙门石窟建造有深远影响。三是盛唐之后，佛像形象发生了显著变化，佛教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龙门石窟建造的起源以及早期石刻佛像艺术形象分析

首先，佛教进入中原后，与中国传统汉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佛教文化。至北魏迁都洛阳，西方佛教文化流入我国，龙门石窟开始开凿[2]。龙门石窟开窟于488年，此时的龙门石窟被称为“伊阙”。开凿前期的窟龛风格延续云冈石窟的建造风格，即佛像造型风格为过大的肉髻、过小的耳朵、不正确的手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至二十三年（499年），这个时期的佛像艺术形象为右肩袒袈裟，左领斜下的部分带有折带纹，里面的僧祇支镶着印串珠，双手作禅定印，双脚坐菩萨像，斜披络腋且有折带纹，两条带子从宝缯处斜下而出。在北魏宣武帝前期，龙门石窟的建造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此新的龙门风格开始形成。孝文帝改制以及南朝文人雅士“秀骨清像”派画风的传入[3]，使龙门石窟建造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龙门石刻的佛像造型相较于之前敦煌云冈的风格，开始演变为身躯修长、两肩削窄、面貌清瘦、眉目舒朗的形象，随着北魏的逐步汉化，佛像的衣服也演变成宽袍大袖式的“褒衣博带”风格。最早开凿的古阳洞、宾阳中洞是北魏造像的代表性作品。例如佛像建造淘汰了原来双領下垂式袈裟及袒右肩式袈裟服饰，取消了交脚坐菩萨像的斜披络腋，飞天形象变瘦，流行阴刻或浮雕弟子及文殊、维摩对坐说法的形式。这一变化也为北魏龙门石窟的建造风格定下了基调。北魏后期，建立了五尊像格局，分别由一老一少两个弟子担任夹侍，非禅定印佛、主项立式菩萨、长鬃毛的胖狮等都很受欢迎。这时的佛教艺术，在继承北魏前期云冈石窟的风格基础上，有了与过去不同的发展。相比之下，其风格比较活泼，生活气息渐渐加强，这也说明此时的佛教艺术风格逐渐汉化，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融合。

北魏时期，大部分石窟供养人为皇家王公贵族、朝廷高官，他们乐于开凿石窟、建造壁龛，虔诚进行朝拜、祭祀等活动。北魏末年前后，整体造像活动呈现衰退趋势，主要改变为龛形简化，取消了华丽对称的伎乐飞天布局，佛像、菩萨像、弟子和力士像均有简化或成式化的倾向，说法和闻法图也被取消了部分。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石窟艺术的衰败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北魏王朝战乱四起，朝廷局势动荡不安的局面，暗示着王朝由繁盛统一转向衰败和分裂。虽然艺术发展在当时有所衰退，但是在前期的发展糅合中，有些部分仍在不断地进步。衰败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的风格，其表现为，药方洞都邑师道兴龛的八角束腰莲座，菩萨披帛横过胸，腹间两道，龛形简化（图1），取消了细密华丽的装饰纹样等装饰方法，这些都被隋唐初期的佛龛形象所承袭。

（二）北魏到隋唐过渡期龙门石窟石刻佛像艺术形象的变化及分析

北魏衰败之后，我国进入隋唐时期。据古文资料考证，隋炀帝在登邙山时看到伊阙，有感而发“此非龙门也”。遂，伊阙改名为龙门。这一时期，龙门石窟的建造开始进入繁盛阶段。

唐朝营造石窟的供养人群体十分复杂。北魏时期，窟龛基本为皇室和贵族所营造，其他阶层的供养人少之又少，但是在唐朝，这些功德主基本覆盖了各个阶层。其中，宾阳南洞正壁大像、敬善寺石像龛、卢舍那大佛皆属于皇室营造；极南洞、阿弥陀像属于百官营造；惠简洞、万佛洞属于僧尼营造；北市丝行像龛、净土堂则由行会营造；思顺坊老幼造像龛属于街坊营造；新罗人像龛、吐火罗僧宝隆像龛等为外国人营造；奉先寺家人造像龛为奴婢阶层营造。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庶民阶层营造的石窟尤其多。从营造的功德主阶层涵盖面之广便可看出唐代的繁华。佛教经过与汉文化融合已经成为上至皇家贵族，下达庶民奴婢的普遍的宗教信仰，同时也成为皇帝统治集权的重要手段。

唐代佛像造像风格的整个过程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佛像艺术形象都有所变化不同。

初唐时期，佛像的造型大都面相方圆，颈部有三条横纹且直而短，头部硕大，凸显了唐代佛像建造开始复兴印度的犍陀罗风格。其佛像衣纹多采用贴泥条的技法，不足之处是身躯僵直，胸腹和腰部没有大的起伏，菩萨像头戴高宝冠，腰间束一条垂至足部的腰带，身上有一条或者两条璎珞，唐代石窟风格在这时基本确立。

首先，永徽元年（650年）至永隆年，初唐的风格开始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佛像造像身材变得丰满，肩膀和胸部变得圆润。唐代以肥为美，佛像与本土的审美相互融合，多少会受到影响。雕刻的肌肉、动作等形体已全无之前的呆板之状，相对生动形象。41372784-3064-4BCD-B34E-287221EC7471

其次，永隆元年（680年）至长安末年，也就是唐高宗晚期至武则天时期，是唐代造像的繁荣期。盛唐时期的佛像建造风格有重回印度佛像的感觉，其代表是卢舍那大佛的艺术形象。这个时期的造像风格开始追求人体美。原来的印度佛像都为男性，印度宗教故事大多为讲述其本生、苦修和说法、闻法的故事。我国这一时期的佛像充滿了女性丰满华丽的特征，雕刻技艺愈发成熟，如男性发达健硕的肌肉、女性胸腹的丰满等都刻画得逼真生动。其中，随着盛唐经济、文化的繁荣，在石窟刻画中，伎乐人像也被大量使用，被刻于坛壁或者佛像的背光中，这一特征在卢舍那大佛身上可以清晰看到。

最后，佛像的背光由原来的包含头光转变为采用舟形内包含头光的形式。莲座部分的八角束腰莲座更强调叠涩部分。束腰圆莲座束腰部分的上下，增加了一匝凸箍，莲瓣纹翘尖或宝装莲瓣式代替了单式莲瓣，这种做法被普遍采用。飞天由卧式转变成张臂式，力士逐渐取消了项圈和璎珞，夜叉多有长发，以手抱住天王腿部，并且蹄有二趾。

这一时期，石窟代表为奉先寺，建于咸亨三年（670年），历时三年多完工。据史料记载，此窟龛由唐高宗主持开凿，武则天曾捐赠两万贯脂粉钱供养。卢舍那大佛身体高大，威严瞩目，慈眉善目，那微微一笑的神秘感被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图2）。卢舍那大佛的面貌充满女性化特征[4]。后有说法为其是以武则天的面貌所建，但是幷没有相关记载。然而，奉先寺的造像形制方面，却对后世佛像的建造起了定型作用，主要表现为：

（1）坐佛穿通肩式袈裟，坐于八角束腰莲座上；（2）壶门的采用；（3）供养人列入正壁一铺造像之中；（4）弟子穿交领衫。

这些特征常常被之后的造像所吸收，并影响到唐玄宗时代的造像活动。这一时期，从石刻佛像的变化可以看出“礼帝为佛”的皇家主导思想，也突出了“皇帝就是如来”的思想。

（三）唐代龙门石窟鼎盛时期石刻佛像造像艺术形象变化及分析

唐中宗至玄宗时期，是唐代风格的鼎盛期，这一时期，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高度统一，形成了极富人文意味的“唐代古典型”造像高峰。但是从这之后，龙门石窟造像开始走向衰落，北齐雕刻技艺纯熟，刀法简练，主要变化为装饰性纹样呈简化趋势，其中复杂的座式，例如双重束腰方座、长方形八角束腰莲座也逐渐被简化成束腰圆莲座式。

此后，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唐玄宗逃离洛阳，龙门石窟走向衰退。后来便再没有新的大型、精美的石窟被建造出来，只开凿了一些小型石窟。唐朝的繁荣富贵，造像繁琐的衣着、珠宝、项链都随着唐朝的衰败一并消亡了。可见石窟文化的繁荣衰败与朝代的更迭息息相关，社会条件决定宗教特点。继唐太宗后，唐朝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发展，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提倡，使得龙门石窟石刻造像活动的发展达到顶峰。从北魏到隋唐，佛像形象从以前的严谨单一，发展为后来的丰富多样，佛像造型开始接近真实的人类相貌，衣饰也开始变得繁复，出现伎乐、夜叉等人物形象，体现了佛教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

二、结语

首先，唐朝丝绸之路的开发，与欧洲、印度的经济、文化来往频繁，东西方佛教经书的交流互通，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龙门石窟造像的繁荣发展。其次，佛教成为皇室控制权力、彰显皇家天威的重要手段。皇帝与佛相连，产生了“皇帝即如来”的说法，皇家贵族以及平民的供奉、朝拜使石窟不断发展。唐代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发展，使石窟的雕刻技术不断提升，石窟佛像的造型逐渐生动逼真，使石窟佛像建造取得了很大进步，成为后世莫大的宝藏。

作者简介

李琪，1996年生，女，河南许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龙门石窟。

参考文献

[1]张楚晗.龙门石窟：穿越千年来见你[J].中国地名，2020（10）：44.

[2]宁可.龙门石窟 千年石镌的佛都烙印[J].西南航空，2008（11）：62-66.

[3]胡秀珍.《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 洞窟测绘图的绘制[J].敦煌研究，2021（5）：65-70.

[4]束新水，刘珂馨.秀骨清像与褒衣博带—论南北朝绘画艺术对佛教的影响[J].书画世界，2021（12）：16-18.41372784-3064-4BCD-B34E-287221EC7471